回家的路：成为中国驻印军人的

真所谓人算不如天算。人世间的一切看似杂乱无章、混乱无序，但是，事情的发生却始终遵循一定的规律，好像命运在你毫不知晓的情况下，将一切都井然有序地安排好了。这不，我竟然在那种环境下遇到了冷莽子，进而在时隔两年多以后，最终与眼镜连长和莫先生他们劫后重逢了。其时，他们所属部队为国民党军队第九十四军。

眼镜连长这时已经升任营长了，眼镜后面那双又细又长的眼睛，笑起来仍是几乎眯成一条缝。莫先生更黑更瘦了，见到我时兴奋得一下将我抱了起来，感觉力气比以前大了许多。倒是冷莽子除了稍稍比以前显得黑了一点，以及下巴上的胡须留得比以前长了许多，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变化。他们却异口同声地说我长高了不少，也长结实了，由一个弱不禁风的少年，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大小伙子。

“真的没想到你能够活过来。”眼镜连长感慨道。他说话的时候将眼镜取下来，用一条脏兮兮的手绢不停地擦拭着光滑明净的镜片。他虽然已经升任营长了，但是我仍习惯地称呼他眼镜连长。即使若干年以后，在台湾的那些蹉跎岁月里，我也这么称呼他。我觉得这样称呼他，不仅亲切、自然，并且最能够表达我内心的感情。

“这有什么奇怪的，祸害心善。老话说了，吉人自有天相。所谓吉人，也就是心地善良的人。”莫先生文绉绉地说。

“我认为还是他那名字起得好。祸害、祸害，千年不败。他能活一千年哩，怎会那么轻易地死了呢。”冷莽子说起话来仍是那么直来直去，才不管我听着舒服不舒服。

“我也没有想到自己就这么活过来了。”我有点腼腆地说。当然，在这种场合下，我肯定不敢告诉他们我之所以能够活过来，主要得亏梅子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他们那副德行我太清楚了，如果知道了原因，在以后的日子里，肯定会时不时拿这件事来取笑我。

在闲扯了一通以后，眼镜连长问我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我说我能有什么打算呢，既然大家好不容易又聚到一起了，那就死活跟着大家一道呗。眼镜连长又问了所在的部队情况，我就将我们特务连几十号弟兄的结局告诉了他，说既然整个连队都打没了，预四师也死了那么多的弟兄，他们不在乎多一个或者少一个我这样的小兵。说不定预四师那些活着的弟兄早就认为我已经死在战场上了。

眼镜连长想了想，慎重地对我说：“既然你决定了大家在一起，那就得准备走远路。”

我说：“死都死过几次了，还怕走远路？”

眼镜连长最后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那好，我们一道去昆明。”

“去昆明干什么？”我知道昆明在云南，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宜昌非常遥远。

“这你就不要管了，反正不是让你到那儿去娶媳妇。”冷莽子朝我做了个怪相，故弄玄虚地说。但看他们一个个胸有成竹的模样，估计对于这一决定他们早就商量好了。

“不管去昆明干什么，反正我跟你们一道走。”我已经在心里下了决心，死活都不会离开他们。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离开了预四师，与眼镜连长他们一道去了昆明。只是当时我完全没有料到，到了昆明以后我们竟然又去了印度，最后又在缅甸与鬼子打了近一年的仗。

杨大哥确实是一个讲义气的人。那天从战场上撤下来后，他发现我没有跟上，就返回死人堆里来找我，结果发现我与眼镜连长他们聚到了一起。他为我们这几位生死与共的弟兄能够再次相逢，同样感到无比的高兴。最后，他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就决定与我一道，随眼镜连长他们去昆明。

眼镜连长去昆明的原因，包括莫先生在内，其实大家都不甚清楚。我只是依稀听冷莽子说了一句，说眼镜连长的一位以前的老上级在昆明办了一个什么训练处，点名让眼镜连长带上他所在的这个营的全部弟兄一道去昆明。当然，在战况如此紧张的情况下，眼镜连长的那位老上级肯定征得了眼镜连长所在部队长官的同意。以前我在心里始终都觉得眼镜连长是一个有能耐的人，现在看来，他不仅是有能耐，并且能耐非常大。

我们是11月下旬离开的宜昌上面不远处的石牌，经湖北巴东、恩施、咸丰后进入四川。然后经由四川的黔江、彭水、南川、綦江到达泸州。在这一段漫长的行程中，除了从石牌到巴东我们坐了两天船，剩下的路程我们全是靠一双脚走完的。虽然在路上走得非常辛苦，但大家并没有多少怨言，毕竟在走路过程中承受的辛苦，与炮火连天的战场上的死亡相比，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理，不知要轻松多少。

在我们这一行的三百多弟兄中，将近有五分之一是四川人。所以自湖北进入四川境内后，我们这些四川人就显得特别激动、特别自豪，而特别激动和特别自豪的表现方式就是毫无遮拦地自夸自擂。这不，有的对天发誓地自诩我们四川妹子天底下长得最漂亮，也有的口水滴嗒地夸赞我们川菜的味道天下无双。更有甚者，捶胸顿足地认为我们四川出产的白酒也是世上最醇厚最好喝的。那份得意劲，直刺激得其他省份的弟兄们一个个愤愤不平。但是，不管其他省份的那些弟兄们愤愤不平也好，还是不服气也罢，到泸州后，他们才真正全面见识了我们四川为什么会被称为天府之国。

其实涉及酒的争议是冷莽子与杨大哥在路上的打赌而引起的。冷莽子一路上都说四川的酒如何如何好，比如他列举了宜宾的五粮液、泸州的老窖，还有绵竹的剑南春，他甚至将贵州的茅台酒和董酒也算到我们四川了。当然，其他省份的弟兄们并不知晓冷莽子这句外行话。作为四川人，我们肯定清楚，但谁都没有点破他，只是在内心里暗暗好笑，期待着这一出关公战秦琼的好戏出现一个精彩的结局。

冷莽子如数家珍般地列出如此多的好酒名称，当时就将杨大哥搞蒙了。他不知如何反驳，只是粗着脖子说了句：“你们四川的酒有武松武二爷在景阳冈喝的酒好吗？”

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反而一下将冷莽子弄糊涂了，他想了半天才一脸不屑地说：“武松喝的那酒连名字都没有，估计是米酒，喝着像水一样，没劲。要不，他能一口气喝下十八碗吗？”

杨大哥倒是不着急，不慌不忙地说：“你就吹牛吧。只是你所说的那些四川好酒，你都喝过吗？”

“这——”这下轮到冷莽子哑口无言了。毫无疑问，他对这些好酒也只是听说而已，并没有亲口喝过。

“我说你吹牛不是，这下无话可说了吧。”杨大哥乐得嘴巴咧得塞得下个拳头。

冷莽子并不认输，红着脸说：“谁吹牛了，不信有机会咱们比试比试。”

“比试什么？”杨大哥一点不示弱。

“比试喝酒。”冷莽子说。

“喝酒？”杨大哥拿眼角瞅了冷莽子一眼，“连酒都没喝过，你还敢比试？”

“不敢了吗？”冷莽子问。

“谁不敢了？”杨大哥硬着脖子说。

“那好，哪天找着机会比试一下。输了的就当着弟兄们的面在地上爬！”冷莽子信心满满地说。

“可以。为了防止反悔，那得找个人作证。”杨大哥说。

他们俩还真的一本正经地在弟兄们中找人作证。但要么是冷莽子不同意，要么是杨大哥不中意。最后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了，只有找到眼镜连长。眼镜连长就是一个随和的人，二话没说，就笑着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从黔江到綦江这一段路程中，他们俩始终没有找到比试的机会，因为要忙着赶路，哪个地方都不能久留。再说沿途经过的那些地方，也没有冷莽子所说的那些好酒。但是到泸州后，机会就来了。

我们所有的弟兄都没料到，到泸州后，我们这些普通士兵竟然受到全城老百姓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渡船还没过沱江，我们就看到对面的河岸上黑压压站满了打着横幅、举着彩旗的欢迎人群。那些老百姓不仅将我们当作英雄看待，还将我们当成久别的亲人了。他们有的往我们衣袋里装煮熟的鸡蛋，有的往我们手里塞崭新的布鞋，还有许多漂亮的姑娘将五颜六色的绢花笑眯眯地插在我们的背包上。当天傍晚时分，地方上将我们安排在长江边一座干净的教堂里休息，在我们还未将背包打开时，教堂的大门口就响起一阵清脆的鞭炮声。原来是地方上的乡绅来慰问我们了。领头的是一位留着山羊胡、穿着长袍马褂的老先生，后面跟着五六位同样衣着光鲜、绅士模样的男男女女，再后面是十来个精壮的年轻小伙子。在那位老先生与眼镜连长寒暄的时候，那些年轻的小伙子将抬来的东西一溜摆放在教堂的院子里，一共是三个油光水滑的大缸和两个小口的坛子。不用猜，三个大缸里一定装着吃的东西，而那两个小口的坛子里不定装着闻名遐迩的泸州特产——泸州老窖酒。乡绅们并没有做过多的停留，临走时向眼镜连长保证，生活上若有什么困难，尽管向他们开口。那些乡绅们刚走出教堂的大门，就有人急不可耐地将那些大缸和坛子全部开启了。那三个大缸里果然是吃的东西，一缸是红灿灿的红烧牛肉，一缸是香气扑鼻的大蒜烧江鲇，还有一缸是绿中透红的青菜头炒腊肉。至于那两个小口的坛子里装着的，果然是泸州老窖酒。面对这些久违了的美食、美酒，弟兄们一个个欢呼雀跃。

冷莽子倒是没有忘记他与杨大哥之间的约定，找了一张长条桌，两人面对面地坐着，在教堂的大厅里摆开了架式。其他的弟兄端着各自的饭碗或者酒杯，围在四周，齐声呐喊着，为他们俩助威。

长这样大，我第一次见到如此不要命喝酒的人。两人面前各摆着一只可装二两酒的黑色瓷碗，装满酒后同时豪气万丈地端起来，不服气地对视一眼后，一仰脖子，哗地一口倒下肚去。在喝前三碗时，双方的表情始终像是斗红眼的公鸡，即使在吃菜的时候，眼睛也红红地像锥子一样盯视着对方，生怕错过对方脸上的一丝丝胆怯或者退缩。在第四碗下肚以后，我发现双方的眼神就有点儿散了，原本凶巴巴的慢慢变得软绵绵了。到第五碗时，他们已经丧失了一口喝干的豪气，而只能一口一口地艰难抿下去。第六碗喝下去后，我感觉两人的表情已经有点呆傻了，整个身子只能靠仅剩下的一点儿意识在努力支撑着。我知道两人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果不其然，冷莽子在颤悠悠地将第七碗酒刚挨近嘴边时，突然表情怪异地冲大家笑了笑，然后整个人就软软地趴伏到桌子上面，手上的酒碗被摔得粉碎。

“我——我——说，这——小子吹——吹牛吧。”杨大哥指着已经人事不省的冷莽子哈哈大笑起来，然后一仰脖子，将第七碗酒全部倒进了嘴里。然而，没待我们的欢呼声喊出来，他突然眼睛往前一瞪，身子猛地一抽搐，哗啦一声，将肚子里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整个人也慢慢地像摊泥一样无声无息地瘫软在地上。

这场赌赛最终的结果是眼镜连长判杨大哥赢了。他的理由颇能服众，毕竟冷莽子比杨大哥先趴下。

第二天杨大哥酒醒后，逢人就说，他一辈子从没有喝过这么好的酒。

“我没有吹牛吧。”冷莽子眼睛仍是肿的，自豪地说。

“没吹牛。四川确实出好酒。不愧是天府之国！”杨大哥将手搭在冷莽子的肩膀上，两人笑成一团。

冷莽子是个守信用的人，既然喝酒输了，那就得照说好的规矩办。他还真的挽起袖子，准备在教堂的院子里爬。但最终被杨大哥制止了。杨大哥说了，弟兄之间喝酒是真的，至于在地上爬，那都是闹着玩的，目的是为了喝酒喝得更开心。

我们在泸州确实过了五天神仙般的轻松日子。城里的老百姓尽心尽力给我们提供好吃好喝的就不说了，还热情地邀请我们参加各种联欢、演出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老百姓们最感兴趣的是让我们讲述战场上英勇杀日本人的各种英雄事迹，当然，有时也生拉硬拽地邀请我们到台子上即兴表演一些自认为可以拿得出手的节目。不是假话，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在人前大声说过话，更别提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演节目了。但那天上午在一所学校里联欢时，我拗不过他们的盛情，当着那些年轻学生的面，还真的放开嗓子唱了小时候幺姑教给我的那首知名的川东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唱得怎样，但唱完以后台下响起的热烈的掌声却让我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众目睽睽之下，一个蓄着一根又粗又长辫子的漂亮女学生走上台来，在送给我一大束香气扑鼻的梅花后，又在我脸上轻轻亲了一下。那一刻，我真的感觉自己是飘在云里似的。

老话说了，人抬人高。泸州的老百姓将我们当英雄看待，我们一个个还真的觉得自己是英雄了。既然觉得自己像英雄，那言行举止谁都不敢有丝毫的马虎，生怕因自己的一时疏忽或者懈怠而影响自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英雄形象。

我们的良好表现深得泸州老百姓的好评。在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泸州那天，那个穿着长袍马褂的老先生拉着眼镜连长的手，表情深重地说：“仁义之师呀。有你们这样的中国军人在，中国就不会灭亡！”

听到这样高的评价，内心里我非常自豪。我相信我们这三百多个弟兄，个个心里也都充满了自豪。以前我们谁都没有想到过，自己在战场上的出生入死、流血牺牲，竟然有如此重大的意义，竟然能够引得如此多素不相识的人敬重。

…………

从四川泸州到云南昆明，我们没有再步行，而是乘坐汽车。在冉家坝时，我从来没有见过汽车，当兵以后虽然偶尔见过，但乘坐的机会非常少。但有一件事我是弄明白了的，那就是这些汽车无须像人一样吃饭喝水，而烧的都是汽油。如果看到一辆汽车趴在路边不能动弹了，我知道要么是因为出了故障，要么是没有油了。让我长见识的是，从泸州到昆明的那段路上，我们所乘的汽车竟然烧的全是木炭。远看这些烧木炭的汽车与烧油的汽车并无二致，但近看差别就大了。这些汽车的车头侧面装有一个像炸弹似的特制炉子，与今天我们用的开水锅炉相似。在炉子的底部装有一个手摇鼓风机。木炭燃烧时，若火力不足，坐旁边的副驾驶员还得大力摇动鼓风机的手柄，待蒸汽充足后，车子才能缓缓地驶动。有一件让坐车厢里的我们目瞪口呆的事情是，每逢车子爬坡时，那长着一脸横肉的副驾驶员总是向炉底泼一杯凉水。在腾起的水蒸气中，原本有气无力的汽车立马像打了鸡血一样浑身是劲了，吭哧吭哧很快就爬上坡去。

那副驾驶员一看就是一个吊儿郎当的散漫人，除了睡着，嘴巴上始终叼着一根香烟，从没间断的青烟将他那一脸横肉熏得像我们冉家坝冬天各家各户腌制的腊肉一样，焦黄焦黄的。

车子离开泸州时，这副驾驶员做起事来还很认真，到后来就显出懒惰的本性了，时不时让我们坐在他的位置上，帮着添木炭、摇鼓风机或者往炉子里泼水。好在这些事情既没技术含量，也不费什么力气，大家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也一个个乐呵呵地听从他的使唤。

懒惰就懒惰吧，只是这家伙还不时有意使坏捉弄我们。那天行驶到云南昭通一段又长又陡的山路上时，眼见着车子冒着黑烟，哼哼叽叽地就要走不动了。这家伙在驾驶室里大声吆喝着，要我们去弄些水来。我们四下里看了一下，周围全是一望无际的高山，到哪儿去弄水呢？

“那你们就只能受点儿罪了。”那家伙将头从驾驶室里探出来，一副坏样地笑着对我们说。

不一会儿，一股浓烈的尿臊味从那个炉子里散发出来，顺着山风，直熏得车厢里的我们一个个赶紧捂紧了鼻子。那气味比鬼子的毒气弹还难闻。原来在没有水的情况下，那家伙竟然往炉子里撒了一泡尿。

我们在车厢里直骂那家伙缺德，日后生了儿子一定没有屁眼。他倒是一点不恼怒，咧着两片又肥又厚的嘴唇直乐，还不停地责怪我们，说谁让我们不到路边去找些水呢……

从泸州到昆明我们整整坐了二十天车，心境都非常轻松。

到昆明后，我们被安排在城南一个偏远的营地里，除了离城区较远外，生活方面都非常舒适。到第三天的时候，有位瘦高个的教官将我们召集到营地的操场上，点完名后，将我们带到一座青砖黑瓦的大房子前面排队等候体检。这个时候我才注意到，除了我们营的三百多号人排了一个长队外，在靠近营地大门那边，还有几个比我们更长的队。这说明从四面八方、千里迢迢赶到这个营地里来的弟兄，远不止我们这三百多号人。为什么费这么大的周折将我们召集到这个地方呢？我当时确实是一头雾水。

体检的内容非常简单，就是量血压、身高、胸围、体重和肺活量等。在检查完这些简单的项目以后，我们又被安排到一个小房间里，有个戴眼镜的年轻医生用听诊器在我们的胸部两边细细地倾听。当时我不知道这听诊器是什么玩意儿，但贴在胸部上冰凉冰凉的，感觉特不适应、特不舒服。

通过简单的体检，我对自己当时的身体状况第一次有了了解。我的身高一百六十五厘米，体重五十七公斤，胸围八十二厘米。至于肺活量是多少，我已经记不清楚了。莫先生虽然比我高了七厘米，但体重几乎与我一样。倒是冷莽子人高马大，我依稀记得他当时的身高是一百七十五厘米，体重是七十六公斤。

检查完身体以后，教官又命令我们到操场上集合。他要求我们所有的人若被喊到名字，即刻出列，在十米开外的地方重新列队。我们不知道被喊到名字的人会有什么结果，所以一个个都忐忑不安。还好，我、莫先生、冷莽子和杨大哥都被喊到了名字。大家站在新的队列里，表情都有点儿轻松。当兵的都这样，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只要几个平时要好的能够聚到一起，心里就会感到踏实。

这次简单的体检竟然将我们三百多人的队伍从此一分为二。被点到名字的约有两百人，仍留在这个训练营里。剩下的那一百多号人，则被另一位教官带出了营地。在与我们擦肩而过时，我看得出许多人的眼神里充满了困惑和伤感。困惑，主要是因为这样分开的结果到底是什么，大家心里谁也不清楚。伤感，则是担心这些生死与共的弟兄可能就是因为现在的分开，以后再也难以相见。

自我们这两百来人重新回到营地以后，眼镜连长始终跟在那位教官的身后。眼镜连长的表情非常奇怪，紧板着的面孔上面始终流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悲戚，仿佛正用十万分的努力在克制自己内心的情绪。他不与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说话，即使我们中有人主动与他打招呼，他也一副充耳不闻的样子。

中午过后，冷莽子终于按捺不住地偷偷问眼镜连长：“为什么让那些弟兄与我们分开呢？”

“为什么？”眼镜连长没好气地瞪了冷莽子一眼，“他们体检不过关，被淘汰了。”

“被淘汰了？”冷莽子不知是不懂“淘汰”这个词的含义，还是不懂被淘汰的原因，张大着嘴巴，疑惑地看着眼镜连长。

眼镜连长朝大家看了一眼，摇了摇头，然后背着手离开了，身后丢下一句话：“等着吧，下午还要淘汰一部分。”

眼镜连长最后丢下的这句没头没脑的话让弟兄们的心一个个全悬到嗓子眼上了。大家不知道下一步营地里会搞什么名堂，更不知道会有多少弟兄被强制性地分开。

其实下午只是进行文化测试。每人发了一张白纸，一支铅笔。要求在白纸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籍贯以及当兵的目的。我毕竟是读过几年私塾的，所以这些事情难不住我。但是，在写当兵的目的时，我还是颇费了一番心思。说来惭愧，即使在我提着笔不知往纸上写什么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仍不知道我从冉家坝到队伍上当兵到底图的是什么。也就是说，我还真的不知道自己当兵的目的是什么。

眼镜连长背着双手在我们之间漫不经心地踱来踱去。踱到我的旁边时，他停了下来，突然猛地一拍我的桌子，大声骂道：“你他妈真是个糊涂蛋。我们当兵的目的不知道吗？不就是为了将鬼子赶出我们中国吗？”

眼镜连长这一骂，一下让我犹如醍醐灌顶似的清醒了。我飞快地在纸上写下“当兵的目的是为了将鬼子赶出我们中国”这几个字。我知道眼镜连长不是有意骂我，他只是通过骂这种方式在提醒我以及其他正在抓耳挠腮的弟兄们，该如何写当兵的目的。写完这几个字后，我抬起头，这时眼镜连长已经走到冷莽子那儿了。所以，我只能感激地看了看他。

文化测试的结果是剩下的两百来名弟兄又有八十三位弟兄被淘汰了。他们列队走出营地时，我看见许多人的眼睛红红的，里面盛满了泪水。

冷莽子虽然没有被淘汰，但对这种残酷的方式仍非常不满，晚上睡在地铺上，他不停地捶打着冰冷的水泥地面：“不就是打鬼子吗？还要什么身体强壮、识文断字。老话说了，秀才造反，三年不中。我就不相信仅靠能够识几个字就能将鬼子赶出中国去。”

“你说得没错，仅靠能够识几个字肯定不能将鬼子赶出中国去。但是，今天如果不是能够识几个字，那我们可能就分开了哟。”靠在被子上用一根竹条剔着牙缝的杨大哥阴阳怪气地说。

我们几个都知道杨大哥的话是在故意笑话冷莽子。因为在我们这几个人中唯有他书读得最少，除了能够费力地将自己的名字写下来，其他的字几乎无法动笔。最后还是莫先生趁眼镜连长和监考的教官不注意，偷偷帮他将其他内容填了上去。

冷莽子倒是没生杨大哥的气，嘿嘿笑了笑，最后解嘲地说：“没办法哟，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今天我可是张飞绣花——人强货扎手了。”

接下来，营地里将全部剩下的弟兄进行了重新整编，总共被分成了三个大队，每个大队两百人。我们被编为三大队，大队长是眼镜连长。大队以下又分四个中队，莫先生被任命为我们大队下面第一中队的中队长。整编完了以后，我们配发了新的制服，从湖北宜昌穿过来的破烂冬衣全换成了崭新的春秋制服。制服的质地虽然仍是粗布缝制，但穿在身上感觉特合身，也显得特精神。

跑操和列队训练仍是我们每天少不了的必修课，其间也时不时让我们熟悉一下各种轻武器的拆解和使用。这些轻武器我们都非常熟悉，主要是重机枪、轻机枪以及迫击炮和掷弹筒等。至于实弹射击，可能是弹药不足的原因，几乎从没有进行过。

在四个多月的训练后期，我们还进行了近十来天让我们瞠目结舌的文化学习。这种文化学习之所以让我们瞠目结舌，主要是那个年轻的女教官给我们讲述的是到印度后应该如何尊重当地人的风俗习惯。

我们所有人心里直犯嘀咕，难道上面要将我们调派到印度去吗？还有，我们到印度去干什么呢？课间休息时，有几个胆大的弟兄就上面那些疑惑问那位女教官。她不置可否地回答说，上面只是让她教这些东西，去不去印度她不知道，至于去印度会干什么，她更是无法回答。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所有的人还是粗略记住了那位女教官给我们讲述的那些东西。比如，若与印度人一起吃饭时，只准用右手递接食物，千万别用左手。与印度人接触时，也切忌用左手递东西给他。因为印度人认为左手肮脏，右手干净。在吃饭时，不管是米饭还是稀粥，只能用右手抓入口中。在与人交往时，伸左手是对别人的侮辱，弄不好他们会把你用左手递的东西砸烂，盛怒之下，还有可能臭骂你一通。总之，在印度，除上洗手间外均不得使用左手。还有，你若要进入寺庙，身上绝不能穿以牛皮制作的东西，否则会被视为犯了禁戒。皮鞋、皮表带、皮带、手提包等牛皮制品，也都不得带入寺庙里。在进入寺庙或厨房之前，不论男女老幼，统统把鞋放在门口，赤脚进去。他们认为，若穿鞋进去，既不礼貌，也不圣洁。

那位女教官讲得非常仔细，也非常详尽，所以我们没费多大力气就记住了上述那些简单的东西。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我们确实没办法将她讲的所有东西都记在脑子里，因为在听她讲述的过程中，我们的脑子里始终浮现出《西游记》里所描述的那个金碧辉煌、气象万千的西方极乐世界。对于那里的一切，好像我们在娘胎里就熟悉了，无须她做详细的介绍。

在文化学习的最后两天，我们还学习了一些简单的英语。比如长官称为Commanding officer，放下武器称为Lay down arms，卧倒称为Lie down等。

在刚开始学习英语时，发生的一件事不仅让我也让全部弟兄更加目瞪口呆。那天上完第一节英语课后，莫先生竟然走到讲台上与那位皮肤细嫩的英语教官聊了起来，因为隔得较远，他们聊的什么我们不清楚，但从他们俩的表情上看，他们聊得非常愉快，好像很久以前他们就认识似的。但是，待那位英语教官走出教室后，前排一位大眼睛的弟兄神秘兮兮地告诉大家，莫先生竟然是用外语与那位教官聊天的。

“是外语吗？”有人不相信。

“不是外语我能一句也听不懂吗？”大眼睛弟兄反驳道。

冷莽子也觉得奇怪，上前拦住莫先生：“你是用外语跟教官交谈的吗？”

这下轮到莫先生有点吃惊了，他看看冷莽子，又看看疑惑的弟兄们：“是呀，我是用英语跟教官交谈的。这有什么奇怪的呢？”

冷莽子围着莫先生像看一只陌生的猴子一样，细细地打量了一番：“你跟我们一样长得黑不溜秋的，什么时候学会说英语了？”

“在东北老家时，我本来就是教英语的嘛。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莫先生不再理睬冷莽子，自顾自收拾自己的东西。

“你也是的，莫先生原本就是教书的先生嘛，会讲英语没什么奇怪的。”我拉了冷莽子一下，帮着莫先生说话。其实我也只知道莫先生曾经是教书的，他教的是什么，我一点不知道。至于他能讲英语，我更是闻所未闻。但是，凭借能够讲英语这一优势，在我们以后的缅甸战场以及更后面的朝鲜战场上，莫先生发挥了我们其他人都不能代替的重要作用。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7月下旬，二十多辆汽车开进了训练营，将我们六百多人全部拉到了昆明巫家坝机场。在上车之前，许多弟兄还与训练营的教官发生了冲突。引起冲突的原因在于那些教官命令我们上车之前，必须将各自的枪支以及个人物品全部留下来。枪支留下来谁也没多大的意见，个人物品一件不剩地留下来，肯定会引起大家的不满。在外面九死一生地闯荡这么些年，谁不会攒下一点点自个儿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呢。钱肯定是没有多少的，但是其他有纪念意义的东西，有时比钱更有价值。比如，我离开冉家坝时幺姑送给我的那双布鞋，我始终认为是我的无价之宝，如果让我留下来，我肯定会不依。在双方闹得不可开交时，最后是眼镜连长出面才使矛盾得到了化解。那些教官做了让步，但前提条件是不能带走那些体积太大也太重的东西。这样，幺姑送给我的那双布鞋最终还是紧紧跟在我的身边。但是，许多人仍为留下的诸如大刀、缴获的鬼子的指挥刀以及其他不允许携带的东西而情绪怅然。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我们到达了机场。巨大的机场坐落在一望无际的稻田中间，宽阔、笔直的水泥跑道从眼前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山峦深处。跑道两边停满了大大小小的飞机。明晃晃的太阳光照在飞机的机身上，反射出的明亮光泽直耀人的眼睛。在跑道的尽头有一架大飞机正在缓缓降落，巨大的轰鸣声震耳欲聋。

汽车将我们直接送到一架灰白色的大型运输机旁边。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此近地面对一架真正的飞机，并且为飞机的巨大而吃惊得瞠目结舌。我无法相信眼前这个灰白色的巨大金属怪物，能够像小鸟一样在天空中自由飞翔。内心里我一直在想，这个大家伙能够飞上天空吗？那我们冉家坝的那些土坯房子更容易飞上天空了。

在我们成单列队形排队等候登机的时候，我看到几个身材高大、皮肤白皙、穿着皮质衣服的外国人正悠闲地站在机头旁边抽烟。有人悄声说，这些人是美国人，眼前这些飞机也是他们从美国开过来的。我有点儿纳闷，这美国人跑这儿来干什么呢？有人就笑话我孤陋寡闻，连美国人一直在帮我们一道打鬼子都不知道。但他们说的这些事情我确实没有听说过。为了避免更多的尴尬，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都在努力控制自己的言语，做到尽可能少说话。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带着复杂的心情与其他弟兄一道，最终登上了这架由美国人驾驶的运输机。像农村里堆码的柴禾一样挤在机舱里的弟兄们，一个个使劲控制住自己内心的紧张，努力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在飞机发动机的巨大轰鸣声中，随着机身陡地一下拔地而起，我的心也一下提到了嗓子眼上。

千真万确，我不知道《西游记》里描写的那个神秘国度，将会以怎样的真实面目迎接我们的到来。

我们确实到达的是印度，并且从落地那一刻起，我们就成了一名货真价实的中国驻印军。

从飞机的舷梯下到坚实的机场跑道后，我就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周围的一切。让我十分失望的是，除了周边有更多的高鼻梁、蓝眼睛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四周的景致与国内并无二致。广袤的天空同样是那样深远蔚蓝，远处的田地仍是那样坚实厚重，郁郁葱葱的树木一样在和煦的微风中摇曳起伏。唯一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北边遥远的天际中，连绵不绝的雪山像一条神奇的银白色缎带一样，在飘渺的云雾中若隐若现，好似有一位轻盈欢快的仙女，始终在碧玉般的天空下翩翩起舞。我并没有见到《西游记》中所描述的那些金碧辉煌、庄严肃穆的庙宇，也没有看到那些从容祥和的善男信女，更没有看到流金淌银的西方极乐世界。内心里我情不自禁地苦笑了一下。确实，《西游记》毕竟只是一部神话小说，所以，它里面所描述的一切肯定也只是神话而已，我们大可不必将里面的一切当真，更不能为眼前的一切而感到失落。

从飞机上下来，我们又被直接塞进一辆盖着黄色帆布车篷的汽车。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颠簸以后，我们最终到达了一个四周围着细密铁丝网的巨大军营。这座军营坐落在一片一望无际的丘陵地带中，一条小溪像一条游动的蓝色小蛇一样，从北边遥远的雪山中蜿蜒而至。小溪的两岸长满了一丛丛低矮的树木和颜色斑斓的荆棘，其间夹杂着一排排整齐雪白的帐篷。在更远处一片高大茂密的松树林中，一幢幢有着红色砖墙的房屋若隐若现地露出一片片青灰色的屋顶。黑色的沥青路像蛛网一样遍布整个营地，大大小小、各色各样的军车在沥青路上往来驰骋，像欢快的虫子一样，在散发着浓郁泥土气息的空气中，发出一阵阵单调的轰鸣声。

后来我才知道，这座巨大的军营叫作兰姆伽训练基地，早年由英国人所建。1942年9月，为了消灭占领缅甸的日本人，我们中国人与美国人、英国人协商以后，这里成了中国驻印军的训练基地。这个基地位于印度加尔各答西北两百余公里的比哈尔邦，方圆有三十多平方公里，因基地中间有一个隶属于兰溪县名叫兰姆伽的小镇而得名。

车子进入营地后往左边行驶了二十来分钟，在一幢高大的淡红色房子前面停了下来。大家从车上下来后，根据军官的要求在房子前面列队站好，然后一个接着一个进到房子里面。让我吃惊的是，大房子里面用木板隔成了一个挨着一个的白色小隔间，每个隔间里都有一位穿着白色大褂、面无表情的外国军医。像在昆明一样，他们像对待即将出栏的猪羊一样，对我们进行认真的体检，测量血压、身高、胸围、体重和肺活量等，一样不落。只是他们检查的内容比昆明时更多更复杂。比如，他们不仅检查我们是否平脚板，是否有虫牙，而且让我们尴尬地脱掉裤子，检查我们是否有痔疮，以及下面那玩意儿是否有包皮。这些外国军医虽然一个个面无表情，但做起事来一丝不苟，将每个人的检查结果认真地填写在表格上。

从那些白色小隔间里出来后，我们进入了一个水泥地面像仓库一样的稍大房间。一位穿着整齐制服、留着一撮小胡子的军官站在门口，命令我们将身上的衣服全部脱掉。我们虽然心里直犯嘀咕，但仍只得硬着头皮照办。有几位害羞的弟兄将身上的制服脱光后，想只留着件裤衩，结果被那个军官大声呵斥了一顿，最后只得不好意思地笑着，将仅剩的一点儿遮羞布也扯了下来。然后，我们按照那位军官的命令，十人一排地走到靠墙的地方，赤条条地站着。没待我们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头顶上的莲蓬头喷洒出的含有浓浓药水味的温水，就劈头盖脑地淋在我们的头上和身上。三分钟后，水停了。那位军官命令我们列队从对面的一扇门里走出去。

门外是一个长廊，两边堆满了印着英文的帆布袋子，十几位身着漂亮军服的弟兄站在一溜长条桌后面，机械地依照顺序向我们分发不同的东西。我记得非常清楚，衣服总共发了四套，两套夏装，两套春秋装，外加四件裤衩；鞋子发了三双，一双土黄色的大皮靴，两双草绿色的轻便胶底鞋。此外，还发了用帆布制作的绑腿、腰带，棉质的袜子、毛巾等。让我开眼界的是，他们甚至还给我们分发了牙刷、牙膏和香皂。

在我们按要求穿好一身夏制服后，有人想起刚才脱下的那些从国内穿来的粗布军服。一位留着背头的军官告诉我们，除了个人物品可以拿回来以外，那些衣服全不要了。全不要了？我们一个个面面相觑，那些脱下的衣服还是新的呀。这位军官咧嘴笑了起来，说我们在国内是穷习惯了，以后在这儿就不需要过那些穷日子了。

在穿着崭新、笔挺的卡其布料的制服在操场上列队站好后，我们一个个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老话说得真对，佛靠金装，人靠衣装。确实，人还是这些人，但看上去不管是外表还是精神面貌都有了本质的变化，仿佛《西游记》里的唐三藏，在到达西天后，经过那条圣河的洗礼，一下就脱胎换骨了。

随后，我们列队走到河边那一排排整齐的帐篷那儿。带队的军官告诉我们，由于从国内过来的弟兄日渐增多，导致营地里的住房严重不足，所以我们这些新来的弟兄只能委屈一下，全部住在帐篷里。这位军官确实讲得客气，但在我们住进帐篷里后，一个个犹如住进宫殿里一样感觉开心、舒适。我粗略数了一下，河两边整齐排列的大小帐篷起码不少于一百多顶，大的帐篷住十位弟兄，小的帐篷则是连长以上的军官单独居住。帐篷里面除了排列整齐的帆布床以外，还配有简单的桌子以及折叠板凳。帆布床上摆放着折叠得方方正正的草绿色毛毯，床下则整齐地摆放着洗漱用的脸盆和瓷缸。离帐篷五十来米远的小树林里有几间小木屋，那位军官告诉我们，那些小木屋是作厕所用的。

“这是当兵吗？感觉像当皇帝一样。”冷莽子在帐篷里东瞅瞅，西看看，兴奋的眼神里充满了惊喜。

“是呀，这软绵绵的帆布床比我们老家的土炕睡着舒服多了。”杨大哥躺在帆布床上，翘着二郎腿，快活地颠着。

我被那把小巧的帆布凳子吸引住了，收拢起来，摊开，又收拢起来，又摊开，然后才小心地坐在上面。

莫先生则皱着眉头，仔细地看着帐篷上印着的英文商标，嘴里不停地念叨着：“美国人就是美国人，不仅有钱，也懂得享受。”

不管怎么说，面对眼前的一切，我们所有的人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感到新鲜、有趣。但是，眼前的这一切还仅仅只是开了一个头，后面遇到的更多事情，更是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觉得匪夷所思。

在帐篷里住下来后的头五天时间里，由于需要等待从国内坐飞机过来的弟兄全部到齐，所以我们这些先来的弟兄基本上没有什么活动，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间我们要么待在帐篷里吹牛谈天，要么在帐篷周边五百米范围内溜达一下。这里的一切都管理得非常严格和规范，吃饭得排队，早晚打水洗漱得排队，即使上厕所也得排队。着装也有严格要求，四颗扣子的夏服，每一颗都得扣得严严实实，不能落下一颗。此外，下级见到上级，不管职位大小，都得立正敬礼。那些军官们警告我们，如果有哪一位违反了纪律，会随时被关禁闭。有人说环境会改变一个人的习惯，这话确实不假，在初来乍到的这些天里，我们这些平时散漫惯了的弟兄们，还真的没有一位被那些军官们训斥过，更没有一位被关过禁闭。

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将军营里的伙食向大家介绍一下。

在国内，不管吃什么东西，能够将自己的肚皮填饱就是我们的最大奢望。但是到营地里以后，填饱肚子已经不是问题了，关键是拿来填饱肚子的那些好东西，让我们时时怀念以前那些让我们皱眉头的诸如苞谷面、窝窝头以及红苕干什么的。在营地里，一日三餐几乎少不了罐头，有牛肉的、猪肉的、羊肉的，甚至还有马肉的，敞开供应，管吃管饱。开始吃这些油腻腻的东西时，基于新鲜感，大家还能应付着，但时间不长，许多人别说吃这些东西，就是闻到那油腻腻的气味就禁不住作呕。大家都知道这些东西有营养，但是吃多了，以前没有出现过的许多怪毛病也接二连三地出现了。比如，有的人隔三差五地口里长疮，痛得说话时也像含着个什么东西似的，不敢大声声张。也有的人一连几天拉不出大便，在那木头小屋里一蹲就是大半天，直憋得脸色发黑。还有的人吃了那东西就习惯性地拉肚子，几乎是不歇气地往厕所里跑。偶尔厨房里弄了一些蔬菜，大家一个个吃得津津有味，比以前吃上一顿红烧肉还要香甜，还要贪婪。毕竟我们这些人大多数在家里都种过地，后来就有人偷偷地在河边的树林子里种了几棵豆苗，想等到这些豆苗长大以后结一些豆角，借以改善一下眼前这让人痛苦不堪的伙食。谁知这事不知怎么就让那位长着鹰钩鼻子的美国教官给发现了，当下就涨红着脸，三下五除二地将那些才长到齐膝高的豆苗全扯了起来，口里还用英语不停地骂我们，说我们命中注定像猪一样，是吃糠的命。当然，这鹰钩鼻子骂我们的话是莫先生偷偷翻译给我们听的。但是话说回来，这美国人强迫我们吃这些东西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在日后的缅甸战场上，还唯有这些东西能够填饱我们的肚子。那时候，如果我们因为不习惯而不吃这些东西，那么结果只有两种：要么自己饿死自己，要么在饿得精疲力尽的情况下被日本人打死。

待陆续从国内乘飞机到达兰姆伽的一万多名弟兄到齐以后，我们被整编为国民革命军新一军下属的新三十师。我们所在的团为八十九团，眼镜连长被任命为一营营长。因当兵时间较长，同时也多亏眼镜连长的关照，我们几个人除了杨大哥仍是普通士兵以外，其他的大大小小都有了一官半职。比如，莫先生担任了排长，我和冷莽子也都当上了班长。

在接下来的半年多时间里，我们每天的任务主要是进行军事训练。每天早上的跑操以及队列训练是雷打不动的固定训练科目，主要由我们中国的教官负责。而上午和下午进行的装备使用以及战术训练则全部由美国教官负责。

自认为当兵时间长了，见识的东西也就多了。但是，在看到美国教官的训练方法和战术理念后，我们仍深感孤陋寡闻，或者直白地说，还真有点匪夷所思。比如，他们对步兵的单兵作战技能的训练可以称得上是机械、呆板。步兵只教步枪、冲锋枪的使用和射击。而步兵中的机枪手，则只教机枪的使用和射击。如果你是一个使用步枪、冲锋枪的士兵，他们不会允许你接近机枪。如果你是一个使用机枪的士兵，他们同样不会允许你接近步枪、冲锋枪。至于你想接近或者了解一下迫击炮或者山炮的使用和射击技能，更是想都别想。这种机械、呆板的训练方式给我们后来在反攻缅甸的战斗中带来许多困难和尴尬。因为在许多战斗中，由于机枪手和迫击炮、山炮的射手是日本人的重点攻击目标，他们在战斗中伤亡的概率相对于普通士兵要大得多。在这些射手出现伤亡的情况下，而其他的士兵又不能正确地使用这些火力较强的武器时，导致我们不能有效压制日本人的火力，使部队的伤亡进一步加大。

还有，美国教官在训练中特别强调火力的使用，即应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各种武器的火力充分发挥出来，避免与日本人短兵相接。在这种指导思想的的影响下，美国教官在训练时根本没有教我们那些拼刺技能和徒手搏斗技能。这种片面的训练方式同样使我们在以后的战斗中，每每与日本人进行短兵相接的肉搏时吃了不少的亏。我记得有一次眼镜连长曾向那位美国教官建议，能否教一点我们拼刺技能和徒手搏斗的技能。眼镜连长在向美国教官提建议时，特别强调日本人在这方面的能力非常强。但那位美国教官却连连摆手，做出一副冲锋枪射击的模样，口里发出一阵嗒嗒声。然后向眼镜连长摊开双手，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就这样，全部消灭干净！”他表达的意思非常清楚，仅凭冲锋枪就可将日本人消灭干净，根本轮不上用刺刀收拾他们。

但是美国教官的训练并非一无是处，最起码在进行实弹射击时我们一个个像小孩过年一样兴奋。即使是训练，美国人提供的弹药似乎用之不竭，取之不尽，我们可以尽着性子使劲挥霍。那位美国教官对我们说：“干什么事都要不惜血本，好的射手就是堆成山的弹壳训练出来的。”他还反复向我们强调一个奇怪的理论，那就是在训练中多消耗弹药，在战场上就可以少消耗弹药而有效地消灭敌人，因为战场上的弹药补充是困难的。这个理论粗看确实有点奇怪，但若仔细一想，还是非常有道理的。

此外，为了准备以后反攻缅甸，美国教官还特别对我们进行了山地和丛林作战训练，经常向模拟的山地和丛林敌人做攻防演习。在具体的演习过程中，美国教官还顺带着教了我们许多野外生存、防蚊虫叮咬、战场救护以及车辆驾驶等技能。平心而论，这些东西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学习过。现在我们不仅知道了这些技能，并且能够熟练运用这些技能，这为我们以后在反攻缅甸的战斗中能够克服形形色色的困难，最终消灭穷凶极恶的日本人，奠定了极好的基础。

在整个训练的后期，美国教官还专门组织我们八十九团进行了机降训练。机降训练与跳伞训练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士兵们乘坐运输机或者滑翔机突然降落到敌人的机场后，在最短时间内消灭机场的敌人，进而占领机场。而后者则是伞兵们通过跳伞降落到地面后，即时消灭一定区域内的敌人，最终达到占领该区域的目的。不管是机降还是伞降，由于都是出其不意地孤军深入到敌人的中心地带，所以面临的风险都非常大。为了能够尽可能多地掌握机降技能，美国教官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不仅带领我们熟悉各种不同的运输机和滑翔机，同时在武器配备上也力求与机降任务相匹配。在机降训练结束时，我们全团再没有一名弟兄使用步枪，而全部是清一色的美制汤姆逊冲锋枪。那位长着一头卷曲头发的美国教官在我们机降训练结业典礼上对我们说：“你们是盟军铸就的一把锋利尖刀。当这把尖刀出鞘的时候，将直插敌人的心脏！”他这句话说得不错，在后来进行的密支那战役中，我们团还确实起到了尖刀的作用。

…………

严格来讲，在兰姆伽半年多的军事训练不仅内容丰富，并且时间也非常紧迫，但弟兄们没有一个喊苦喊累，更没有出现一个逃兵。而这一切，均得益于美国人在训练过程中的充分合理化和人性化，使弟兄们在紧张、疲劳的训练之余，身心都能够得到充分的调整和放松。与在国内时相比，我们在兰姆伽的业余生活是相当丰富的。在周末的休息时间，我们不仅经常举行唱歌比赛等娱乐活动，时不时还可以驾驶美式吉普车到基地周边的名胜古迹去游玩。

开始时，我们周末去得更多的是兰溪县城，主要是买些日常用品以及到一些华侨开的中餐馆里吃些在基地里难得吃到口的中式饭菜。但自从发生了与美国兵打架那件事以后，我们转而更多是去一个叫卡牙的佛教圣地。

兰溪是距兰姆伽将近一百里地的一个小县城。县城虽小，但经过英国人的多年经营，仍显得十分繁华。在县城里，不仅有饭店和商店，而且电影院、戏院、舞厅、咖啡馆等一应俱全。每到星期天，整个县城就成了军人的世界，除了中国军人以外，还有英国、美国、印度和尼泊尔的军人。各式军装成了街道上的主要颜色，其他颜色的服装反而成了点缀。大量装满军人的吉普车、小轿车甚至敞篷大卡车在狭窄的街道里穿梭来往，不仅扬起满天的灰尘，还时不时导致交通堵塞。在各种国籍的军人中，中国军人的纪律最好，既不大声嚷嚷，又不强买强卖，深受老百姓的欢迎。在当地老百姓的眼里，美国军人的形象最差，他们经常带着花枝招展的不正经女人坐在风驰电掣的吉普车里招摇过市，引起老百姓的厌恶。尤其是他们经常酗酒滋事，更为老百姓所痛恨。

平日里我们知道美国兵非常霸道蛮横，从不将我们中国士兵放在眼里。基于避免发生矛盾考虑，我们从来不主动招惹他们，能躲则躲，确实躲不开了，也只得硬着头皮逆来顺受。但与美国兵打架这件事，我们确实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动手的。那天上午，我、莫先生、冷莽子和杨大哥开着一辆小型吉普车到兰溪县城里，我们原计划先到电影院看场电影，再到一家中式餐馆好生吃一顿。然而我们刚到城中那条丁字路口时，就看到两个喝得醉醺醺的美国兵正哇里哇啦地大声喊叫着，顺着街道追赶一名惊慌失措的印度妇女。街道两边站满了老百姓以及军人，但没有一个人敢上前阻止这两个已经变得癫狂的美国兵。眼见那印度妇女被逼到一个走投无路的墙角那儿时，正开车的莫先生骂了一句什么，然后一踩油门，很快追了上去。待超过那两个美国兵后，他猛地一踩刹车，将车子挡在那两个美国兵和印度妇女之间。车子还没有真正停稳，我们四个人就从车上跳了下来。莫先生朝我和冷莽子打了个手势，意思是让我们俩将那印度妇女弄上车。然后，他与杨大哥一道，迎着那两个美国兵走了过去。

当我们的车子突然挡在面前时，那两个美国兵着实吓了一大跳，然而当他们看清敢挡他们道的只是四个普通的中国士兵时，立时勃然大怒，挥舞着手上的酒瓶，气急败坏地朝我们冲了过来。确实，在这个美国兵一手遮天的地方，竟然有人敢阻止他们，要么是吃了豹子胆，要么是活得腻烦了。

杨大哥生怕莫先生吃亏，一个大跨步挡在莫先生的前面，随即摆出一副准备格斗的武术动作。那两个美国兵已经醉得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哪里将虎视眈眈的杨大哥当一回事，像两头疯了的野牛一样直冲过来。

倒是莫先生沉得住气，轻轻地将杨大哥推到一边，笑眯眯地迎着美国兵走了过去。

也不知莫先生叽里哇啦地对这两个美国兵说了些什么，那两个美国兵开始时只是怔了一下，然后将一直高举着的酒瓶放了下来，到最后竟然像做了错事的孩子一样满脸歉疚地与莫先生聊了起来。趁这个机会，我和冷莽子将那个吓得脸色煞白的印度妇女扶上车，然后冷莽子坐到驾驶员的位置上，小心地将车子调转头。待车子挨近莫先生和杨大哥时，我大喊一声：“快上车！”

其实杨大哥一直在留意车子。这时候他猛地拉了莫先生一把，两人飞快地跨进了车厢。在还没有坐稳的时候，我听到莫先生还扯着嗓子对那两个美国兵说了一句“Goodbye”。

那两个美国兵在突然的变故面前一下变得呆若木鸡，眼睁睁地看着我们载着那位印度妇女风驰电掣般疾驶而去。

在出县城不远处我们让那位印度妇女下了车。她不住地对我们拱手作揖。

我们不敢再回县城了，就开着车慢悠悠地往返回兰姆伽基地的路上走。

一路上我们为今天能够做一件英雄救美般的善事而特开心。我问莫先生对那两个美国兵说了些什么，竟然一下让他们变得温文尔雅了。

莫先生的脸上笑成了一朵花，得意地说道：“能够说什么呢？我告诉那两个家伙，我们中国军人与美国军人是好朋友。这女人是我的妻子。中国有句老话，叫作朋友妻不可欺。美国军人作为世界上最有教养也最有绅士风度的军人，肯定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做这些为人不齿的不文明行为。仅此而已。谁知我这一番胡吹的话，还真的将那两个家伙吹迷糊了……”

莫先生正说得高兴，开车的冷莽子看着车子的后视镜突然惊呼起来：“不好了，那两个美国兵追上来了。”

我们急忙回过头去。可不是，那两个美国兵开着一辆与我们一样的吉普车从后面追了过来，其中那个站在副驾驶座上的家伙，挥舞着手中的手枪，开始不停地朝我们射击。

由于相隔太近，看来是没办法甩脱这两个家伙了。大家不由得紧张起来。

“管他的，今天是一不做二不休了，得好好收拾一下这两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家伙。”莫先生狠狠地说道。

于是在急速转过一个长满杂树的小山包以后，我们将车子横在了路中间。大家从车上跳下来，很快隐藏在路两边的荆棘之中。当那两个美国兵在我们车子前面紧急刹车时，没待车子停稳，我们四个人犹如下山的猛虎一样扑到他们的车子上，三下五除二就将他们的枪缴了下来。看来这两个美国兵是目空一切惯了，并没有将我们放在眼里，虽然被缴了枪，但仍挥舞着拳头劈头盖脸地朝我们打来。这次这两个家伙可是错看我们了。我们四个人发一声喊，一阵扎扎实实的拳脚过后，这两个家伙被打得鼻青脸肿地瘫倒在地上，除了一连声地哼哼，连动都不能动了。只有这样，我们才最终摆脱这两个家伙的纠缠，加大马力，风急火燎地逃回兰姆伽。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第二天上午，美军司令部的两位军官就找到我们师里，将师里的长官好一顿训斥，说美国人出枪出炮帮我们打日本人，我们非但不感谢，还将他们的士兵打伤了。严令我们师部必须找到打人凶手，交军法处严惩。这个时候眼镜连长已经知道是我们惹的祸，他向我们了解清楚事情的原委后，并没有责怪我们什么，而是自个儿到团里向团长作了汇报。然后又与团长一道到师部向师长作了说明。听说最后是通过中国驻印军的最高长官与美军驻印度的最高长官交涉以后，美国人才最终没有追究我们四个人的责任。但是美国人也放下了狠话，说下不为例，否则将严惩不贷，决不姑息。

后来，眼镜连长当着全营的面将我们四个人臭骂了一顿，说我们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并且严令全营自此以后，谁也不许去兰溪县城这个是非之地。

“美国人要闹就让他在兰溪县城闹个够、烂个够，关我们屁事。”眼镜连长一脸怒气地骂道。但没过几分钟时间，他又和颜悦色地告诉大家：“如果大家想出去散心，建议你们去去卡牙。那地方确实不错。至于为什么不错，你们去看看后就会明白的。”

结果正是因为眼镜连长的这番话，我们才知道卡牙这个佛教圣地，并且在身临其境后，让我们一直以来始终躁动的灵魂得到慰藉的同时，也变得更加安宁和坚忍。

传说中，卡牙是佛祖释迦牟尼悟道的地方，一千多年以前，《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型唐朝高僧玄奘，曾在这里翻译过佛经。这个地方由兰姆伽出发，一天就可以往返。在眼镜连长的提醒下，开始只有部分弟兄相约而去。后来，一传十，十传百，有更多的弟兄接二连三地去到这个地方。

卡牙其实是由一大片年代久远的寺庙组成，位于一片低矮的丘陵之中，四周溪流环绕，绿树成荫。这里有一座方形的七层佛塔，塔体周身刻满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佛像。穿着各式服装的善男信女，在塔座下面脱掉鞋子以后，光着脚板蹬上塔座，然后虔诚地绕塔而拜。若有若无的檀香味在塔间、林木间四处飘忽，让原本燥热异常的空气在这种肃穆的氛围中一下变得凉爽起来。塔的正前方有一个面积不大的红莲池，池的四周砌着半人高的青灰色砖墙。这时节，满池的荷花开得如火如荼，犹如生命之火在碧波荡漾的池水中熊熊燃烧。离红莲池二十米远的地方，有一棵两人合抱的菩提树，枝叶繁茂，伞盖巍峨。树根处绿色的青苔以及树干上遒劲的枝丫，仿佛在向每一个人昭示这棵树蕴含的精神不仅长远，并且始终精气勃发。在这棵菩提树下有一块一米见方的方形石板，据说佛祖释迦牟尼就是在这块石板上绝食静坐七昼夜后，终于悟出了人生的真谛。

第一次来卡牙时，我在这块浅红色的石板前面凝神闭目站了许久。我始终感觉这块石板在散发出一股让我无法抗拒的力量，将我的心灵和肉体紧紧地吸附在石板的上面。那一刻，我的眼前竟然浮现出祥光萦绕的佛祖正端坐在石板上慈祥地看着我，仿佛在轻声安慰我，说我遭受的一切苦难都将会得到好的回报。即使事隔多年，我仍认为当时每一个与我一样在这石板前凝神闭目的弟兄，都有与我一样的奇怪感受。毕竟我们都是善良正直的人，义无反顾地以自己的鲜血和牺牲，努力去战胜那些邪恶的日本人，最终实现整个世界的安宁和祥和。对于我们这样的人，佛祖肯定无时无刻不在庇佑我们。

卡牙确实是一个让人心灵震撼的地方，那肃穆的氛围、凝重的气息，一辈子都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灵深处。

但是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我竟然还记得佛塔侧面那座年代较近的大殿里的那位圆头大耳的和尚。他自称是中国河南省的人，至于为什么会辗转万里来到这个神圣的地方，他却始终不告诉我们。这位慈眉善目的河南和尚的佛教道行到底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借佛祖敛财的道行却让我们目瞪口呆。他在晒干的菩提树树叶上印上浅红色的佛像，然后高价卖给那些络绎不绝的善男信女。在当时，这是佛塔周围唯一出售纪念品的地方，所以生意特别兴隆。虽然感觉价格高得有点离谱，但是我们这些到卡牙游玩的弟兄们还是趋之若鹜地购买。我理解大家的心情，那就是希望在佛祖那儿求得一份真正的平安。

只有杨大哥一个人对这河南和尚的行为感到不齿。他学着河南腔调问道：“你作为一个出家和尚，竟然借佛祖敛财，这样能够得道成佛吗？”

这和尚倒是坦然，嘿嘿一笑说：“敛财是今世的事，不能马虎。至于能否得道，那是后世的事，管不了那么多。”(www.xing528.com)

这和尚的话听起来虽然感觉有点不舒服，但细细一想还是有一定道理。毕竟每一个活在世上的人，都有不同的追求和不同的活法，其他人无权干涉也干涉不了。

只是那和尚的话让我的心里竟然有点惴惴然。我知道，成佛不成佛肯定与我无关，毕竟自己成天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以杀死别人换取自己的活着。但是，那个始终深埋在我心底的强烈愿望，却让我始终不敢有丝毫亵渎佛祖的念头。

当时，我在心里虔诚地祈求佛祖，保佑我们尽早消灭万恶不赦的日本人，让我能够早点儿回到冉家坝！

其实，我们中国驻印军对缅甸日军的反攻在1943年12月份就开始了，只是当时参加反攻的部队主要由新二十二师和新三十八师担当。这两个师是1942年由中国远征军第一次进攻缅甸失败后的残存部队组成。这两年在兰姆伽经过美国人的武装和训练，技战术水平已经有了显著的提高，精神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据战役计划，中国驻印军以协助从云南反攻的中国远征军歼灭敌人为目的，于1943年12月中旬先行向驻守缅甸北部的日本人进攻，夺取孟拱、密支那等战略要点，然后经八莫向曼德勒前进，将日本人压迫于曼德勒附近地区，包围而歼灭之。

我所在的新三十师是1943年初夏时节陆续从国内各地抽调而来，学生兵所占比例较大，并且训练时间严重不足，所以，在新二十二师和新三十八师在缅北对敌人展开反攻后，我们仍留在兰姆伽基地抓紧时间训练，并没有参加前期的对敌进攻。

老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随着训练强度的不断加强和训练时间的日趋紧张，弟兄们谁都知道，我们离走上战场的那一刻也越来越近了。不定哪一天，我们随时可能像其他部队的弟兄们那样，被紧急投入到血肉横飞、尸横遍野的战场之中。每到万籁俱寂、夜深人静的时候，只要一想到那狰狞可怖的战场，一股从心灵深处陡然升起的寒气就会在瞬间传遍我的全身。我知道，这是我那与生俱来，并且始终无法克服的胆怯心理所致。但是，由于眼镜连长告诉我们，这次反攻缅甸北部，除了消灭盘踞缅北的日本人，还可以直接打回国内去。所以，在回国和回家这一梦想的强烈诱惑下，我在内心里时时祈祷，竟然希望走上战场的那一天能够早点儿到来。这时候，我心里对死亡的恐惧一下子烟消云散了。

3月上旬的时候，我们八十九团接到命令，从兰姆伽基地出发，到印度东部靠近缅甸的伊姆法尔布防，目的是防止日本人有可能对印度发动的进攻。但是，我们在伊姆法尔布防的两个月时间里，这儿竟然一丝战争的气息都没有，显得异常安静。后来我们才弄清原委，原来新二十二师和新三十八师的提前进攻，彻底打乱了日本人原先的进攻部署，使他们只能拼尽全力加强对孟拱等地的防守，进而完全丧失了向印度进攻的能力。

5月上旬的时候，我们全团开始集结于阿萨密省的马鲁和乔哈特空军基地，做好了出发准备。这是两个临近前线的机场，从机场上不分白天黑夜不停起降的各种飞机，以及机场地勤人员忙碌的身影可以看出，前方的战斗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有天上午，我们坐在机场不远处的营房里休息时，看到一架冒着浓烟的战斗机，在降落时一头栽在跑道上，瞬间被炸得支离破碎，火光冲天。还有一次，一架道格拉斯运输机因左边发动机失灵，整个机身竟然歪斜着冲到跑道外面。巨大的螺旋桨将跑道旁边的一幢小房子削掉了半边，几个在房间休息的美国军人吓得像受惊的兔子一样，一下跑出老远。

在难耐的等待中，期待中的那一刻终于来临了。

5月17日中午，我们刚吃完午饭，接到紧急登机的命令。全团一千多人在十分钟不到的时间内，就全装满员地在跑道旁边列队站好，准备根据事前的布置分别登上不同的运输机和滑翔机。

让我哭笑不得的是，根据上面一层接着一层的命令，我们营成了全团的先头部队，我们连成了全营的尖刀连，而莫先生所带的包括我在内的三十二个弟兄则成了全连这把尖刀的刀尖。这都是命哟！每次遇到这样的结局，我别无他法，只能自叹时运不济，自己命苦。接下来，我们全排在美国军官的大声吆喝下，汗流浃背地挤进并不宽敞的道格拉斯飞机的机舱。我是最后一个从狭窄的舱门挤进机舱的，如果不侧过身子，恐怕连机舱门都关不上。密闭的机舱里混杂着浓烈的汽油味和汗臭味，熏得人几乎要闭过气去。我的左边是杨大哥，他正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不停地咒骂美国人，说不应该将大家像装土豆一样塞进这个狭窄的机舱。我的右手边是一个长着一脸青春疙瘩的学生兵，正费力地将背在背上的冲锋枪挪转到胸前。几乎与我胸贴着胸的是我们班最小的弟兄陶成达。他是云南大理人，刚满十六岁，是从学校里自愿报名当兵的，除了能够写诗，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此刻，他双手紧紧地抱着冲锋枪，双目紧闭，雪白的脸上渗满了一颗颗黄豆大小的汗珠。我感觉他有点紧张，就用手轻轻将他脸上的汗水拂去。他陡地睁开眼睛，看清是我以后，有点害羞地朝我笑了笑。

几乎在关上舱门的那一刻，飞机就开始在跑道上快速地滑行起来。透过舱门上碗口大小的舷窗，我看到跑道旁边的浅红色的房屋和郁郁葱葱的树木，像闪电似的从我的眼前滑过。随着飞机巨大的机身陡地拔地而起，我感觉自己如突然一下坠入万丈深渊似的，在眼前的一切在脑子里变成一片空白的同时，却又不可抑制地浮现出爷爷、幺姑以及梅子的形象，甚至冉家坝村前那棵巨大的黄桷树，也清清楚楚地呈现在我的脑海里。有人说，所有的人即将面临死亡时，他会对眼前的一切视而不见，而只会看见那些对他的整个人生有着重大影响和重大意义的人或者事情。对这种观点，我从不敢当面做出对与错的评判，因为每次临近残酷的战斗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总会记起爷爷、幺姑和梅子他们。这一奇怪的感觉让我对自己可能面临的悲惨结局惊恐不已。但是，让我不敢相信的是，历经无数次的恐惧以后，我竟然都能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个中原因，我无法解释清楚。只是在每次九死一生地活下来以后，我又继续为“逃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这句老话而惶惶不可终日。确实，我不知道我命运中的那个“十五”是什么时候，是哪场战斗……

机舱里突然响起的刺耳警报声一下将我拉回到现实之中。我知道飞机要不了多久就要强行降落了。我将身子往后缩了缩，腾出双手将胸前的冲锋枪、弹匣、手雷以及别在腰间的匕首仔细检查了一遍。我甚至费力地将手伸进背后背包里的夹层，在真实地触摸到幺姑送给我的那双布鞋以后，我的心跳才慢慢开始平稳下来。这时，飞机因开始盘旋导致机身大幅度倾斜，机舱里发出一阵惊呼声。透过舷窗，我看到飞机在冲天的烟尘中越来越接近地面，那条火光冲天的跑道像一条燃烧着的白色毛巾一样，清楚地横亘在覆盖着绿色树木的地面上。四架涂着稀奇古怪图案的小型战斗机，一架紧跟着一架，在舷窗前一闪而过，然后像四只巨大的铁鸟一样，喷射着密集的弹雨，相继吼叫着扑向熊熊燃烧着的地面。突然，道格拉斯巨大的机身像被日本人的炮弹击中了一样，剧烈地抖动了一下。机舱后面随即有人大声惨叫起来：“妈哟，飞机被击中了，飞机被击中了。”与此同时，一股灼人的热浪从机舱后面往机头方向直逼过来。弟兄们在拥挤的机舱里出现了骚动，有人开始尖着嗓子哭泣起来。然而，没待我们从巨大的恐惧中清醒过来，飞机发动机发出刺耳的轰鸣声，在剧烈的抖动中，像一只中枪的野牛一样，轰的一声降落在跑道上，然后不停地撞击着散落在跑道上的各种障碍物，磕磕碰碰地朝跑道的尽头冲去。

没待飞机停稳，我已经费力地拉开了机舱的舱门，然后，一个前滚翻，就从仍在向前滑跑的飞机上跳到机场跑道上。四下里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灼人的热浪炙烤得人头昏目眩。这种情况下，我根本没办法在短时间内发现日本人藏在什么地方，所以只能出于感觉和本能，不停地向跑道两边日本人有可能藏身的房屋、车辆以及堆码的沙袋射击。同时，我几乎是条件反射一样，适时地借助身边每一处可以隐藏自己的东西，跳跃着尽快离开空旷的跑道。这个时候我已经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顾及身后的其他弟兄了，但我仍感觉得到他们就紧紧跟在我的身后，像我一样疯狂地向日本人喷射着密不透风的弹雨。这些都是美国教官在兰姆伽教给我们的技能，应该在第一时间以最猛烈的火力消灭或压制那些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日本人，只有这样，才可以尽可能地减少自己的伤亡。

我和杨大哥一道很快冲到那座两层楼高的塔台前面。塔台的第二层已经完全被炸弹炸塌了，但日本人的一挺九二式重机枪仍从一层的废墟中不断向跑道上的弟兄们射击。有几位从第二架飞机上下来的弟兄被子弹打中了，躺在跑道上痛苦地惨叫着。趴在一大堆正在燃烧的轮胎后面，我朝杨大哥使了个眼色，然后打了个从后面迂回的手势。杨大哥心领神会地欠起身子，大声吼叫着不停地向日本人的重机枪射击，借以吸引日本人的火力。趁这个机会，我猫着腰，飞快地冲到塔台的后面，然后从敞开的窗口里，向里面投了一颗手雷。随着轰的一声巨响，日本人的机枪戛然而止，爆炸掀起的砖瓦碎石雨点般落在我的身上。有三个被手雷震昏了头的日本人从烟尘里惊慌失措地逃出来，很快就被杨大哥给打倒了。

我们毫不顾及塔台里还有没有残存的日本人，就朝塔台右后方一幢屋顶正在熊熊燃烧的大房子扑去。在离房子还有三十来米的距离时，我看到有个日本人屈腿蹲在地上正用步枪朝我瞄准。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往旁边闪了一下，在日本人射出的子弹带着风声从我的耳边呼啸而过的同时，我手中的冲锋枪响了，那个日本人立时像一个沙袋似的抽搐着扑倒在地上。待我们冲到那幢大房子的门口时，我们为看到的一切惊呆了。原来这是日本人的一个机库，三架崭新的零式战斗机整齐地排列在一起，巨大的螺旋桨带起强烈的呼啸声，越转越快，将地上的尘土吹得满天飞扬。由于房顶上落下的燃烧着的房梁将机库的大门堵住了，有十来个日本人正在手忙脚乱地清理着。没待这些日本人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我们手中的冲锋枪子弹就咆哮着向他们倾泄而去，顷刻间将他们全都打倒在地。这时，有人大声喊道，说飞机的座舱里还有飞行员。混乱中莫先生大声喊道：“管他娘的，连飞机带人全给报销了。”于是，我们像在农村的野地里围捕走投无路的野猪似的，有的用枪打，有的用手雷炸，很快就将这三架飞机打成了三堆火光冲天的破铜烂铁，飞行员也被打死了。没多久，整座房子的屋顶就被烧塌了。

这次空降密支那机场的战斗完全出乎日本人的意料，加之我们的火力异常强大，在经过不到半个小时的激烈交火以后，我们就将据守机场的一百多名日本人全部消灭了，占领了整座机场。我们排虽然是第一个降落到机场的，但是，让我们不敢相信的是，全排三十二个弟兄，除了那个长着一脸青春疙瘩的学生兵被日本人的一颗流弹擦伤了额头，竟然没有一个弟兄伤亡。如此好的运气，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

当我们重新回到跑道上时，我看到一架接着一架的道格拉斯运输机和滑翔机在跑道上依次降落。从飞机上下来的弟兄们，看上去一个个精神饱满，信心十足。而我们乘坐的那架最先降落的运输机的整个机尾全被日本人的炮火掀掉了，此刻，像一个受伤的巨大怪物一样趴在机场尽头的草地里，冒出一股股浓浓的黑烟。当时，我的心里仍感到后怕，如果不是在降落过程中被日本人的炮火打中，那我们一个个肯定早就见阎王去了。

“鬼子怎么这样不经打呀？感觉我们还没使上劲，就将他们全部消灭了。”杨大哥将冲锋枪斜挎在屁股上，咧着嘴巴乐呵呵地说。

“知道鬼子的对手是谁吗？是美国人武装起来的驻印军。”冷莽子朝一具躺在地上的鬼子尸体踹了一脚，自豪地说。

“美国人的武器就是厉害。”莫先生拍了拍手中瓦蓝瓦蓝的冲锋枪。

“是的。现在有了美国人这些厉害的武器，以后对付起鬼子就像砍瓜切菜般利索了。”冷莽子说。

“照这样下去，鬼子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我帮那个长着一脸青春疙瘩的学生兵包扎好额头上的伤口，看着一个个扬眉吐气的弟兄们，由衷地感慨道。

在清点完阵亡和受伤的弟兄们以后，我们营在机场没有做更多的停留。在适当补充了一些弹药以后，全营根据上级的命令，往西北方向开拔，配合兄弟部队对驻守密支那市区的日本人发动进攻。

…………

虽然在奇袭密支那机场的战斗中，我们取得了引以为荣的胜利，但在后面进攻密支那城区的战斗中，由于美国人的判断失误，加之随团美军联络官临阵脱逃，导致我们团以及其他兄弟部队承受了巨大的损失。通过这次战斗，我不仅第一次见识了美军的作战能力，同时也第一次见识了美军在死亡面前的懦弱和无能。确实，如果撇开强大的火力和后勤支援，单就战术能力而言，美军的战斗能力我是绝对不敢恭维的。我的这一判断不仅在我们正面临的攻打密支那城区的战斗中得到了充分证实，而且在后来的朝鲜战争中也得到了充分证实。

在夺取密支那机场之后，我们团与兄弟部队在当天晚上几乎同时展开了对密支那城区的进攻。由于出其不意，并且有强大的空军支援，在进攻开始阶段，我们的进展非常顺利，很快就从外围突入了城区。但是，在接近密支那火车站以后，我们遭到了日本人的顽强抵抗，双方在城市的废墟中几进几退，直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从火车站西边的进攻是在我们占领密支那机场后的第三天早上开始的。进攻开始前，眼镜连长提着一支冲锋枪来到我们连。跟随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长着一脸雀斑的美国联络官和一名背着无线电话机的年轻中国翻译。我已经好久没有如此近地看到眼镜连长了，感觉他瘦了不少，脸上胡子拉碴，镜片后的眼睛里布满了红红的血丝。当看到蹲在一堆沙袋后面的莫先生、冷莽子和我时，他并没有说什么，只是会意地朝我们点了点头。

站在一堵矮墙后面，眼镜连长拿着望远镜朝不远处浓烟滚滚的火车站观察了一会儿，然后小声地对那名翻译说了些什么。那名翻译又将眼镜连长的话翻译给那位美国联络官。那位美国联络官听完翻译的话后，连连对眼镜连长说了几声“OK”。然后他一手拿着望远镜朝车站方向观察着，一手拿着无线电话机的话筒开始呼叫起来。十分钟不到，我们的头顶上就出现了四架美国轰炸机。它们在车站上空盘旋了一圈后，开始呼啸着，一架跟着一架朝车站周边那些高低错落的建筑物进行轰炸和扫射。刹那间，巨大的爆炸声震得天摇地动，冲天的火光和浓烟瞬间就遮蔽了我们眼前的一切。

说实在话，对于蹲在沙袋后面的我而言，眼前这炮火横飞、硝烟弥漫的一幕比我小时候在冉家坝看社火时更加让我兴奋。而这一切，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在山西以及宜昌时的战斗经历。那时候，我们是硬着头皮挨日本人的飞机轰炸，现在倒过来了，是日本人硬着头皮挨我们的飞机轰炸了。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小鬼子，你们也有今天呀！”我在心里大声喊道。

整个轰炸持续了将近半个小时。在飞机飞走以后，那个美国联络官面无表情地不知对眼镜连长说了些什么，然后好像履行完公事似的，扭头往阵地后面走去。

我们对火车站的进攻随即开始。

我们完全按照在兰姆伽基地训练时，美国人教给我们的进攻队形，在断垣残壁间小心翼翼地朝火车站方向逼近。如果从我们经过的地方来看，美国飞机的轰炸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因为我们不时看到半边身子被压在砖瓦碎石下的日本人尸体，以及散落在各处的胳膊、大腿。当然，也有些穿着老百姓服饰的尸体，但所占的比例非常小。在一间被炸塌的民房里，我甚至看到一尊完好无损、在昏黄的太阳光下熠熠生辉的镏金菩萨。毫无疑问，这尊菩萨原本被老百姓供奉在家里的神龛里，现在却被无情地抛在这充满尸臭味的垃圾堆中。紧跟在我身后的杨大哥用手指轻轻弹了一下菩萨的身子，竟然发出敦实的响声。

“不定是真金哩！”杨大哥小声说。

“看着还真有点像。”我说。

杨大哥没有再说什么，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搜索前进了近三百米的距离，我们没有遇到一点儿异常情况。大家紧绷着的神经开始有点松弛了。陶成达猫着腰，自言自语地说：“怪了，鬼子都被炸死绝了吗？”

没有人回答他的话，但在心底谁都希望他的这句话是真的。这时，我想起在兰姆伽时，那个美国教官说的那句俏皮话：“我们美国人有的是炸弹。等我们将日本人的阵地炸平了，你们中国人就可以像平时逛街一样，慢悠悠地逛到日本人的阵地上去。”此刻，我在内心里默默祈祷，希望这美国教官的话是真的。

然而事实证明美国人的话是在吹牛。在我们离火车站还有两个街口时，无数的日本人像突然从地底下钻出来的恶鬼一样，从隐藏在马路下面的地堡里，从高大坚实的楼房上，甚至在锈迹斑斑的铁皮车箱中，用密不透风的火力将我们死死地阻止在原地，无法前进半步。一年半以前在宜昌我见识了日本人火力的猛烈、凶狠，但与今天比较而言，那也只是小巫见大巫。因为在宜昌时，我们时不时还有大炮一类的重火器压制一下日本人的火力，但在今天，由于重火器无法通过飞机运过来，所以我们只能用手中的冲锋枪、机枪以及火焰喷射器一类轻武器来反击日本人了。而冲锋枪、机枪的火力虽然密集，但不能穿透厚实的混凝土碉堡，更无法打中躲藏在碉堡里的日本人。这种感觉犹如手中拿着一根苞谷秆抵挡对手手中势大力沉的大砍刀。

在这种被动挨打的窘境中，我第一次感觉到手中的汤姆逊冲锋枪像一根无用的烧火棍。日本人手中三八步枪的有效射程在五百米内，而我们手中汤姆逊冲锋枪的有效射程只有区区一百米。在超过一百米的距离以后，在日本人的眼里我们就成了一个个活靶子，只要稍稍一露头，就会被日本人的子弹击中。这不，我身边有几个麻痹大意的学生兵的头就接二连三地被日本人给打爆了。还有几位弟兄伸在外面的大腿和胳膊也被日本人准确击中，痛得蜷缩在墙角里不停地呻吟。趴在我旁边的杨大哥急得大骂，但这能解决什么问题呢？确实，在这种情况下，越急就越容易出问题。我虽然大声喊叫要大家稳住神，不要急，但感觉一点效果都没有，仍有几个按捺不住的弟兄叫喊着，奋不顾身地冲出藏身的地方，企图尽可能地接近日本人。然而，他们还没跑上几步，就被日本人打倒在瓦砾堆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们班里那个长着一双对眼的喷火兵，他悄没声息地从一堆瓦砾后面跃起，顺着街道旁边的断墙，慢慢地想接近靠近街角的那个日本人地堡。我和其他的弟兄想制止他，但已经来不急了。情急之下，只得欠起身子，操起手中的冲锋枪、机枪，疯了一样朝日本人的地堡不停地射击，想借此吸引日本人的火力。他妈的日本人就是缺德，他们并不瞄准这位弟兄的身子射击，而是有意瞄着这位弟兄背上背着的油罐射击。在密集的枪声中，我只看到这个弟兄的背上火光一闪，然后发出一声剧烈的爆炸声，整个人瞬间就被一团耀眼的火球全部吞噬了。

在我们进退不能的时候，那位美国联络官又将美国人的飞机招来了。这次一共来了八架，像走马灯似的在低空盘旋、俯冲、投弹。看着冲天而起的火光和烟尘，许多弟兄从藏身的地方忍不住跳起来欢呼雀跃。

爆炸掀起的烟尘还没有完全飘散，我们又相互吆喝着开始了新一轮进攻。然而，藏在那些断垣残壁下的日本人就像是打不死的魔鬼一样，一俟我们露头，密集的弹雨就劈头盖脸地朝我们直泼过来。我们硬着头皮往前冲了不到三十米，就有十多位弟兄被日本人的子弹打中了。没被打中的弟兄赶紧寻找能够藏身的地方像老鼠一样将自己隐藏起来。杨大哥也被日本人的子弹打中了肩头，好在没伤着骨头。我在帮他包扎时，他痛得头上冷汗直冒，口里也不停地大声咒骂着。

傍晚时分，美国人的飞机又例行公事似的飞过来轰炸了一轮，但仍似隔靴搔痒般没起到什么作用。眼见着天渐渐黑了下来，我们这些还活着的弟兄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只得蜷缩在黑暗中，犹如关在笼子里等待宰杀的羔羊一样苦挨难熬的时光。晚上的战场比白天显得更加恐怖，而这恐怖并不是由枪林弹雨编织成，而是由那忽明忽暗的照明弹编织而成。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充斥着浓浓死亡气息的暗夜中，陡地有一颗惨白的照明弹在墨黑的夜空中燃起，然后又拖着长长的尾巴在你的头顶晃晃悠悠地滑过，最后以一种心有不甘的模样重新融入深不见底的暗夜之中。而在这愈来愈暗的光线下，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阴森森的断壁残垣以及夹杂在其间的残缺不全的尸体。这该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

然而，心理的恐怖与现实的残酷相比，在这个时候只能是小菜一碟了。半夜时分，日本人突然一改龟缩不动的防守态势，用小股部队频繁地向我们坚守的阵地进行突袭。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要不惜一切代价将我们赶出城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轻武器密集的火力发挥了非常大的优势，眼前的日本人像被农村收割的小麦一样，被成片成片扫倒在我们的阵地前面。此时的日本人已经变得疯狂了，仍大声呐喊着踩着同伴的尸体前仆后继地往我们的阵地上涌。我在很短的时间内打空了五个弹匣，日本人的尸体在我的面前堆得像谷场上的草堆一样，密密麻麻一大片。

在我急着换第六个弹匣的时候，有个日本人闷声不响地端着刺刀凶狠地朝我刺了过来。我往旁边一闪，在躲开日本人的刺刀的同时，顺势抱住了日本人的身子。怎奈这日本人比我壮实多了，没多会儿工夫，他就重重地将我压在身子下面，双手紧紧卡住了我的脖子。日本人像狗一样粗重地喘息着，一股股浓浓的酒臭味径直喷在我的面孔上，熏得我一阵阵作呕。我的身子虽然动弹不得，但手还可以活动自如。我悄悄拔出别在腰间的匕首，使劲插进日本人的左腹部。我一下一下地推着匕首的手柄，在整把匕首全部捅进日本人的身体以后，我感觉到这个日本人的身子逐渐变得松弛起来，然后一股热流喷洒在我紧握着匕首的手上。这时候，我一使劲，猛地将压在身上的日本人掀到一边。

我手忙脚乱地从地上爬起来，操起冲锋枪，朝黑暗中更多的日本人猛烈射击。这时，我听到右边那堵矮墙后面的杨大哥憋着嗓子大声喊着：“祸害，帮我一下。祸害，帮我一下。”我扭过头去，看到五六个日本人像叠罗汉一样紧紧将杨大哥压在身下。我正准备朝趴在上面的日本人开枪时，听到杨大哥大骂一声：“小鬼子，老子与你们拼了。”随着火光一闪，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在这个人堆的底部响起，剧烈的冲击力将那几个日本人的身子撕得支离破碎，然后天女散花般四散飞去。

在打退日本人的这次进攻以后，我曾到那堆血肉模糊的尸体堆里翻寻了半天，希望能够找到杨大哥的尸体，但除了在血迹斑斑的瓦砾中找到那枚在宜昌晓溪塔获得的勋章，其他一无所获……

我们虽然做了殊死抵抗，但在天亮时仍被蜂拥而来的日本人从城里挤了出来。眼镜连长戴在头上的钢盔不知扔哪儿去了，长长的头发被火燎得焦黄。他大睁着布满血丝的眼睛，狠狠地盯着远处在清晨的薄雾和烟尘中显得朦朦胧胧的火车站，心有不甘的表情溢于言表。莫先生的左大腿被日本人的刺刀捅了一个窟窿，流出的鲜血已经结成一块黑黑的硬痂。冷莽子缴获了一支日本人的三八式步枪，正用一块石头使劲磨着原本已经白得刺眼的刺刀。陶成达的脸被熏得像一块黑炭，双眼痴呆地看着不远处一具被烧得焦黑的日本人尸体。更多的弟兄表情茫然，神情恍惚，好像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似的。在伤亡了如此多的弟兄以后，我们仍没能守住阵地，大家一个个显得异常失落和沮丧。

“那个联络官呢？”眼镜连长突然大声喊起来。

于是大家分头去找那位美国联络官。但四下里全找遍了，仍没见着那家伙的影子。后来有位弟兄说，在后半夜战斗最紧张、最激烈的时候，这家伙开着一辆吉普车跑了。

“懦夫！”眼镜连长气得大声骂道。

大家看着眼镜连长，谁也没敢吭声。

“除了靠我们自己，谁也指望不上了。”眼镜连长咬着牙，狠狠地说。

接下来，我们硬着头皮重新开始了对火车站的进攻。

由于没有美国飞机的支援，也没有其他重型武器的帮助，我们的进攻再次以失败告终。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进攻失败除了上述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对日本人的兵力情况一无所知，因为在进攻以前我们掌握的情报是据守密支那城区的日本人只有区区三百多人，但是实际却有三千多人，并且全是异常强悍的精锐部队。

但是，我们进攻的受挫并没有得到美国人的丝毫同情，他们反而责怪我们中国士兵无能。说他们美国人给我们提供最好的飞机大炮，而我们却不能打垮日本人。听说我们师长对美国人的这些言行非常不满，为此还与美国人大吵了一架。吵架的结果当然还是我们中国人吃亏。我们那位敢于仗义执言的师长最终被美国人以莫须有的理由从缅甸战场调回国内去了。

对密支那城区的进攻开始呈胶着状态，并且一直延续了两个多月，直到这年的8月5日，我们才最终占领密支那全城，消灭了守城的全部日本人。

在进攻密支那的这两个多月里，我虽然经历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战斗，但是，这些战斗的细节和过程留在我脑子里的却始终是一片空白。这既不能归责于我的健忘，也不能归责于我的冷漠，而应该归责于战场的血腥和残酷。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完全变成了一台冰冷的战争机器，没有思想，没有思维，也没有感觉，所有杀死日本人的行为以及避免被日本人杀死的行为，几乎全是一种无知觉的机械动作。面对那些遍地的尸体以及令人作呕的尸臭，我竟失去了视觉和嗅觉，仿佛自己就是一只翻滚在死尸堆中的蛆虫，没有一丝一毫的不适。更让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是，对于那些曾经朝夕相处的弟兄们的死亡，我同样表现得漠不关心和无动于衷。他们在我的面前被日本人的子弹打得千疮百孔，就像日本人在我的面前被我们的子弹打得千疮百孔一样，没有丝毫的不同。

有人说，是人改变了战争。我认为这话不对，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战争改变了人。试想想，如果这个时候我仍生活在远离战争的冉家坝，我会变成这样吗？

这个时候我倒是非常羡慕那个临阵脱逃的美国联络官，因为他在这残酷的杀戮面前最起码还知道害怕。

骄横自负的美国人，确实与众不同！

中国驻印军攻占密支那以后，盘踞在缅甸北部的日本人已成强弩之末，我们接下来需要做的是一鼓作气，与从国内打过来的中国远征军一道，两面夹击，彻底消灭缅甸北部剩下的全部日本人。

有些事情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却是困难重重。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下密支那后，我们在精神上虽然信心满满、斗志昂扬，但在体力上却有如一盏即将耗尽灯油的油灯，只能强打精神，准备迎接接踵而来的更加惨烈的战斗。

像每次大的战斗结束后一样，在短时间内我们都要进行一次小规模的整编，也就是将那些在战斗后没剩多少人的班、排或者连队，编入那些损失较小的队伍之中，使这些整编后的队伍在人员编制以及战斗力等方面能够得到足够的保证。我们排在战斗中损失非常惨重，全排三十二人，阵亡十三人，重伤八人，剩下的十一人，除了我毫发无损以外，其他的十个人都受了不同程度的轻伤。结果我们这个排被另一个排收编了，莫先生由排长降为副排长，而作为班长的冷莽子和我则被降为了普通士兵。为此，冷莽子显得非常不高兴，说别人是官越当越大，我们倒好，官越当越小了。

“这仗是白打了。”他不停地抱怨着，一连几天都黑着脸。

我倒是一点不在乎这些变化，我觉得当一个最普通的士兵要比当那芝麻官轻松多了，在战场上我只需管好自己就行了，用不着吆五喝六地时刻关照那些才上战场的新兵。

“就你没追求。”冷莽子对上面无可奈何，却将满肚子的怨气向我发泄。

“谁说我没追求？”我不满冷莽子拿我做出气筒。

“那你告诉我，你的追求是啥子？”冷莽子说。

“我的追求是早点儿回冉家坝。”我懒得再搭理他，直截了当地将想说的话说了出来。

谁知冷莽子听了我的话竟然大声笑了起来，直笑得手舞足蹈、前仰后合，连眼泪都笑出来了。末了，他指着我说：“祸害呀，祸害，你这也算追求吗？”

“怎么不算追求呢？”我坚持着。

“你怎么离开冉家坝，又怎么回去，这也算追求吗？”冷莽子擦了擦眼角笑出来的泪水，接着说，“人背井离乡图的是光宗耀祖、衣锦还乡。像你这样两手空空地回去，你们村里的人不笑掉大牙才怪。”

“我才不管别人笑不笑掉大牙哩，能活着回去就不错了。”我一本正经地说。

冷莽子知道没办法说服我，于是叹了一口气，说：“人各有志，谁也不能强求谁。”

确实，自冉家坝出来当兵开始，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当什么官。冷莽子不知道我的心思，所以笑话我、挖苦我，我才懒得当作一回事。

在攻占密支那的第二天，上面突然下了一道命令，要求清点各部队阵亡的弟兄，并且要求将那些阵亡弟兄的遗骸进行统一掩埋。这看似一道简单的命令，但在落实过程中却比攻打密支那轻松不了多少。主要的困难在于在战斗中死亡的弟兄太多，并且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没谁顾得上将死在不同地方的弟兄的遗骸集中在一起，这样你就不得不四处搜寻。还有一个难题是，许多弟兄要么已经被炮火炸得尸骨无存了，要么受伤后被美国人的飞机直接从密支那机场运到印度的后方医院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根本没办法确定这些弟兄是死是活。但是，上面既然将这件事作为一项命令下达下来，我们只得不折不扣地去执行。

我们排在战斗中死亡的那十三位弟兄，找到完整尸体的只有5位，还有4位的尸体已经被炮火炸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了，我们只能借助一只手、一只脚或者身子上留着的一小块胎记，凭感觉判断是哪一位的。其中两位弟兄在死后被活着的弟兄匆匆掩埋了，现在怎么找也找不着了。至于杨大哥和那个喷火兵的遗骸，我们根本没办法寻找。

美国人确实财大气粗，不仅装备的武器精良，而且专门用来装尸体的袋子也做得特别奢侈。这些袋子将近一米八长短，全由结实的薄帆布做成，中间有一道长长的拉链，将尸体装进去后，将拉链一拉，则封得严严实实。只是这些袋子原本是专为身材高大的美国人做的，现在装进我们这些身材瘦小的弟兄，就显得空空荡荡的。特别是在装那些残缺不全的弟兄尸体时，更是显得里面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装进去一样。眼镜连长感觉这样有点对不住那些尸骨不全的弟兄，就要求我们找些能够充重量和体积的东西填到袋子里。结果我们还真的往有些空荡荡的袋子里装了许多的石头或者木块。

我们团在战斗中被打死的三百多位弟兄以及部分其他兄弟部队的弟兄，全埋在密支那西郊不远处的一座长满茂密热带树木的小山上。有名有姓的弟兄被埋在单独挖好的小土坑里，无名无姓的弟兄则被统一埋在处于那些小土坑正中间靠前的一个大土坑里。在坟堆垒起以后，那些有名有姓的弟兄们的名字被刻在坟堆前的一块小木牌上，而那些无名无姓的弟兄们所在的那个巨大坟堆前则立着一块比门板还要大的木牌，上面用毛笔写着“中国驻印军将士之墓”这几个醒目大字。团里那位负责制作木牌的年轻军官歉意地告诉我们，原本应该立上石头做的墓碑的，但时间来不及了，只能等到以后再更换。所有的坟堆都整齐划一地朝向正北方，也就是国内的方向，寓意这些弟兄即使死在异国他乡，但他们仍然心系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乡。我不知道是谁出的这个好主意，但是我们在这里仍向出这主意的人表达万分的敬意，因为这不仅代表了那些死去弟兄的心愿，也代表了所有我们这些还活着的弟兄们的心愿。

在那个巨大的坟茔封土之前，我将在杨大哥与日本人同归于尽的地方找到的那枚金光灿灿的宝鼎勋章悄悄地放进墓穴之中。在我的心里，我感觉杨大哥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全部浓缩在这枚勋章之中。我无以表达自己对杨大哥的怀念，在他尸骨无存的情况下，这枚勋章不仅证明了他的生命永存，同时，也让他在黄泉路上并不孤单。

在埋葬完所有死去的弟兄们以后，我们在坟堆前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讲话的是我们团那位身材魁梧、带着浓浓广东口音的团长。即便是现在，我仍记得这位广东团长最后所讲的那几句慷慨激昂的话。他说：

“……我们应该永远记住这些掩埋在异国土地上的弟兄。他们用他们的牺牲，不仅证明了我们誓死将万恶的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的决心，同时证明了我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他们用他们的牺牲，鞭策着我们每一个活着的弟兄，要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彻底、干净地消灭所有的日本鬼子！”

团长讲完话后，有人带头喊起了口号并朝天鸣枪：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回国内去！”

“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

“……”

惊天动地的口号声和密集的枪声，在异国他乡郁郁葱葱的群山之间久久回荡。

这样悲壮的场面任何人都会为之动容、为之动情。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没甚激情的人，但是在这天我仍被实实在在地感动了。我随着弟兄们的口号声忘情地振臂高呼，并且不可抑制地流下了许多的热泪。人活在世上，必须有一种精神支撑，而作为士兵，精神的支撑尤其重要。

一直站在我身后的学生兵陶成达突然拉了我一把。他将一张沾满泪水的纸条递给我，说这上面是他才写的一首诗。我虽只是粗略看了一眼，但至今我仍记得这首诗的内容：

生当为人杰，

死亦为鬼雄；

今为抗日死，

自有后来人！

在所有的弟兄们散去后，我远远地看到陶成达独自一人走到那座最大的坟茔前面，将那张写着诗的纸条放在那块木牌下面，又用一捧泥土紧紧地压住。在做完这一切后，他往后退了几步，然后双膝跪下，对着眼前那一大片庄严肃穆的坟茔，虔诚地磕了三个头。

…………

我们下一步的进攻重点是缅甸北部的重镇八莫。在进攻开始前，美国人对我们的武器装备进行了进一步加强，不仅通过密支那机场运来了大量的重炮，而且通过已经打通了的缅印公路运来了一定数量的美制谢尔曼坦克。至于在战斗中消耗最大的弹药和食品，美国人确实做到了有求必应。更多时候是通过密支那机场用汽车直接送到前线，在特殊情况下，则通过运输机进行不间断地空投。在你深陷弹尽粮绝的绝境中时，你眼见着一顶顶像天女散花般飘然而至的降落伞轻盈地落在自己的面前，在你的心里升起的不仅是一股踏实，而且还有胜利的信心。

在向八莫方向移动的时候，我们看到那条泥土路上停着一溜十辆巨大的美制重型坦克。坦克上用树枝扎着几乎可以以假乱真的伪装，宽大厚实的履带将松软的泥地犁出两道深深的沟槽。每辆坦克的炮塔上都有一个负责观察的坦克兵，他们戴着黑色的皮帽子，正志得意满地看着前方。这些美国制造的坦克在体积上要比日本坦克至少大两倍，笔直向前伸出去的炮管显得又粗又长。

“这坦克看上去好大哟。鬼子的坦克在这坦克面前简直像个儿子。”冷莽子边往前走边打量着眼前的坦克，口里不停地惊叹道。

“儿子不听话，老子就得好生教训。”莫先生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水，调侃地说道。

“我敢肯定，如果这坦克辗到鬼子的坦克上面，肯定会将鬼子的坦克压垮。”冷莽子说。

“岂止是压垮，肯定会被压成铁饼子。”我信心百倍地纠正冷莽子的说法。

“以前在国内战场我们有这些坦克就好了。”莫先生突然感慨道。

“可不是，那就轮到我们像赶羊一样将鬼子撵得四处跑了。”冷莽子说。

大家一时无语。接下来，我的脑子里一下回想起与日本人的坦克同归于尽的老兵李大槐，以及在攻打张店的战斗中，我们被日本人的坦克恣意蹂躏的狼狈场面。

八莫是横亘在中国驻印军与中国远征军之间的唯一一座城市。如果攻下这座城市，就能实现中国驻印军与中国远征军大会师这一战略目的。而一旦失去八莫，整个缅甸北部的日本人将彻底失去依托，势必陷入全面崩溃的境地。所以，能否攻占八莫，事关整个缅甸北部的战事结果，敌我双方都特别重视。面对我们大军压境的强大态势，日本人几乎倾其所有，竭力进行据守。他们不仅纠集了在缅甸北部能够集中的所有兵力，并且将整座城市构建成一座巨大的堡垒，层层设防，处处固守，企图将蜂拥而至的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全部阻止在城市周边，彻底粉碎我们的战略意图。

几乎所有的弟兄都知道这次对八莫的进攻，是我们在缅甸北部对日本人进行的最后一次战斗。如果能够顺利攻占八莫，那我们打回国内的梦想就指日可待了。在这一梦想的强力感召下，我们所有的驻印军，不管是军官还是普通士兵，个个士气高昂，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对八莫的进攻在这年的10月中旬开始。虽然志在必得，但我们仍充分吸取了强攻密支那的教训，在以工兵作业法逐渐推进的同时，用密集的炮火对日本人的表面阵地进行毁灭性的轰击。

据说工兵作业法是中国远征军在攻打鬼子松山据点时广泛采取的一种进攻方法。这种战法主要是针对日本人修建的牢固防御阵地，通过挖堑壕以及坑道等办法，不断逼近敌人的防御工事，最后像一根根绞索一样，将被围困的日本人慢慢勒死、绞死。听说就是否应该采用这种战法，负责指挥的美国军官与中国军官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美国军官认为据守八莫的日本人已经是惊弓之鸟了，只需借助美国人的飞机大炮，用猛烈的炮火摧毁鬼子的全部工事，八莫也就唾手可得了。而我们中国军官深知日本人的强悍，并且深刻了解困兽犹斗的后果，所以强烈反对进行强攻。在争执不下的情况下，最后双方只得采取了折中的方法，即在以工兵作业法逐渐推进的同时，用优势的炮火摧毁鬼子的表面阵地。

弟兄们将工兵作业法戏称为老鼠打洞。在上级军官的严令之下，我们这些拿惯了枪杆的弟兄，不得不像农民一样拿起了铁锹、铁镐，没日没夜地往前掘进。美国人做事确实精明，对我们所挖的堑壕在走向、深度和宽度等方面有着严格的要求。在我们挖掘过程中，他们会时不时拿着皮尺到现场进行检查，稍有不符合规定，不仅要重新挖，还会换来一顿责骂。在城市外围的作业过程中，我们并没有受到多少日本人的袭扰，但是随着愈来愈接近城市的边缘，日本人的袭扰也就变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弟兄们不得不分成两班，一班负责不间断地进行土工作业，一班负责反击日本人的袭扰。即使大家一个个小心翼翼，谨慎提防，但在日本人神出鬼没的袭扰面前我们仍吃了不少亏。最大的一次亏被二连的那帮弟兄摊上了。那是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由于负责警戒的弟兄不知什么原因竟然睡着了，一个中队的日本人趁着夜色突然摸进了我们正在施工的堑壕。日本人鬼精得很，既不喊叫，也不放枪，闷声不响地用刺刀刺和木棍砸，很快将正埋头作业的十多位弟兄全部打死了。待负责警戒的弟兄发现时，他们已经冲到了堑壕的中段，与我们的人混杂在一起。眼镜连长急得直跺脚，一面命令剩下两个连的弟兄火速阻击冲进堑壕里的日本人，一面要人赶快往夜空中发射照明弹。这确实是一场糊里糊涂的混战，敌我双方混杂在狭窄的堑壕里，并且都敞着头，光着膀子，根本无法分清彼此。一颗接着一颗的照明弹虽然不断地在夜空中升起，将堑壕外面的地面照得恍如白昼，但是，由于双方都挤在深深的堑壕里面，反而更加难以区分。

“给我打，给我打。”眼见着情势越来越危急，眼镜连长大声命令道。

“里面还有我们自己的弟兄。”有人提醒眼镜连长。

“管他娘的，顾不了那么多了。”眼镜连长声嘶力竭地喊道。

我们在犹豫了一刻以后，还是咬牙朝黑暗中的人影疯狂地开火了。在狭窄的堑壕里厮杀，相对于步枪而言，冲锋枪的优势要明显得多，不仅火力凶猛，并且攻防转换也非常灵活。夹杂着接二连三的手榴弹爆炸声，在一阵风卷残云般地射击以后，冲进堑壕里的近百名日本人以及混杂在日本人中间的30多位弟兄全被打死了。我与莫先生他们一道小心地踏着堆满堑壕的尸体往前面搜索时，心里始终战战兢兢的，特别是满地黏稠的血水，更加有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感觉。

随着我们的土工作业离城区越来越近，日本人预感到他们的末日即将来临，也就变得越来越癫狂了。12月上旬，日本人竟然集中了两个联队的兵力，向我们驻守的康马一线阵地发起了疯狂的自杀式进攻。这时的日本人已经一改以前强悍的单兵作战模式，而是以人浪方式一波接着一波往我们的阵地上冲。前面的被我们的密集火力打倒了，后面的踏着前面的尸体继续往前涌，没有间隙，也没有一刻的停顿。其实对于日本人的垂死挣扎我们早就做好了准备，所以在日本人近似疯狂的自杀式进攻面前，大家一点儿没有慌乱，有条不紊地运用手中的各式自动武器，像割麦子一样将蜂拥而至的日本人成片成片地扫倒在阵地的前面。阵地后面的炮兵和天上从没有间断过的飞机，在反击日本人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无数的炮弹、炸弹雨点般落在日本人的进攻队形中间，巨大的爆炸将无数的日本人撕得粉碎。炙热的气流四处撞击回荡，空气里充斥着让人窒息的血腥味和浓烈的死亡气息。

面对日本人的疯狂进攻，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镇静过，感觉自己就像一台专事射击的冰冷机器，面对出现在自己视野中的每一个日本人，始终在机械有序地完成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我不知道打空了多少个弹匣，也不知道扔出了多少颗手榴弹，更不知道有多少日本人丧命在我的枪口之下。虽然我身边仍时不时有弟兄被日本人的子弹击中，躺在我的脚边挣扎、惨叫，但对于这些我始终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只知道毫无意识地扣动着扳机，尽可能快地将每一个逼近阵地的日本人打倒在地。

在此期间，日本人虽然不止一次突破我们的防守阵地，并且想以肉搏的方式与我们绞杀到一起。但是，我们早就识破了他们的伎俩，充分运用火力上的优势，没待端着刺刀、嗥叫着冲上来的日本人接近我们，就用手中的轻重机枪和冲锋枪，将他们打成了千疮百孔的筛子了。千真万确，在我们强大的火力面前，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真正成了一只只能唬人的纸老虎了，瞬间就被我们打得原形毕露、狼狈不堪。其穷凶极恶、横行霸道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

在我前前后后与日本人搏杀的七个年头中，这是我以及许多弟兄，第一次痛快淋漓地消灭那么多的日本人。反击结束后，随军的记者在报道中说，被我们打死在阵地前的日本人竟然有一千二百六十三名。我不知道记者的这一具体数字是如何得来的，但是看着阵地前堆积如山的日本人尸体，我毫不怀疑这一数字的准确性。

在12月中旬开始的对八莫城区的全面进攻中，我们几乎没有遇到日本人的有力抵抗。眼见着我们的坦克怒吼着越过堑壕，碾过腐臭不堪的日本人尸体，风驰电掣般向城区里面冲去时，紧跟在坦克后面的弟兄们，心里都荡漾着一股酣畅淋漓的兴奋情愫。我们一个不剩地打死那些负隅顽抗以及还在苟延残喘的日本人，并且谁也没有心情去抓一个日本俘虏。

在八莫城区里我们攻下的最后一座建筑是一座几乎被炸塌的银行。

当我们将银行团团围住以后，里面的日本人仍在零星地朝外面放着枪。这时，眼镜连长突然心血来潮，竟然想抓几个俘虏。他挥舞着手中的冲锋枪，大声吆喝着，要一个懂日本话的弟兄朝大楼里喊话，限定日本人必须在十分钟内投降，否则我们定将大楼夷为平地。

那个懂日本话的弟兄藏在一只被炸变形的油桶后面叽里哇啦地喊了一通以后，大楼里的枪声竟然停了下来。四下里顿时陷入死一般的沉寂。我们一个个大睁着眼睛，紧张地盯着大楼的出口，期待着那让人鼓舞的一幕出现。

过了不到五分钟，大楼里突然传出女人的尖叫声。接着一个留着长发，穿着一身白色衣服的赤脚女人，大声喊叫着，疯了一样从大楼的出口里冲了出来。

“怎有女人呢？”冷莽子惊诧地喊道。

“这不稀奇，在宜昌时我就见到过。”我说着，将枪口瞄准了那个女人。

然而，那女人没跑出十来米远，从后面突然追出一个挥舞着指挥刀的日本人。没容我们弄清楚是怎么回事，那个日本人快步追上了那女人，并挥刀砍在那女人的脖子上。我们看得清清楚楚，那女人的脖子几乎整个被砍断了，喷出的鲜血像泉水一样从脖颈处喷洒出来。她趔趄了一下，大张着双手，直直地扑倒在满地的废墟之中。

“打死这狗日的。”在冷莽子大喊一声的同时，我们手里的枪几乎同时响了起来。那穷凶极恶的日本人在霎那间被密集的弹雨打得整个飞了起来，然后四仰八叉地摔倒在地上。

四下里再次陷入死一样的沉寂之中。我们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道是应该继续向这幢大楼进攻，还是应该继续等待大楼里面日本人的投降。

在我们犹豫的当儿，大楼里面又有了动静。先是传出一阵凄厉的惨叫声，接着又传来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一股浓浓的黑烟夹杂着浅白色的灰尘，从大楼的窗户里缓缓飘了出来。

眼镜连长对着浓烟滚滚的大楼凝视了好一刻，然后一挥手，阴沉地喊了一声：“给我冲！”

我们并没有遇到大楼里面日本人的丝毫抵抗。在我们呐喊着冲进大楼时，大家都为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大楼左侧一个近五十平方米的大厅里，几乎躺满了形态各异的日本人尸体。地板上以及四周的墙壁上，溅满了仍在汩汩流淌的血水。这些日本人有的是被刀劈死的，有的是被炸弹炸死的，而更多的则是被子弹打死的。大厅正中的水泥地面上，留有一个脸盆大小、正在冒着青烟的弹坑，四周呈扇形散布着近二十多具被炸得血肉模糊的尸体，其中一多半竟然是穿着长衫的女人尸体。毫无疑问，这二十多人是自杀死亡的，在死前他们曾围着放在地上的一堆手榴弹，然后由其中一人拉了引弦，最后在剧烈的爆炸中同时命赴黄泉。靠近大门那儿躺着一个身材瘦小的女人，她腹部被炸开了碗口大小的一个洞，青灰色的肠子流了一地。但她还没有完全咽气，大睁着的双眼木然地看着被烟熏黑的屋顶。那双木然的眼睛让我的心里一阵发悚，于是，我扯过旁边一块没有烧尽的夹板，轻轻盖在她的头上。右边靠近墙角的最里端，一个年纪较大、留着仁丹胡子的日本人将一把指挥刀深深插进了自己的腹部，流出的血水染红了一大片地面。但这家伙并没有死，斜靠在墙上，痛苦地呻吟着。陶成达厌恶地朝他的胸部开了一枪，说他那模样看着让人恶心。

“这些女人是些什么人呢？”我屏住呼吸，小声地问旁边的莫先生。

“可能是些随军的军妓。他们称之为慰安妇。”莫先生神情肃然地告诉我。

“那她们为什么不投降呢？”我确实不理解这些人的行为。

“与鬼子打了这些年仗，你见过有几个主动投降的日本人？”莫先生狠狠地朝地上日本人的尸体吐了一口唾沫，脸上堆满了仇恨的表情，“这日本民族确实是一个禽兽不如的变态民族！”

虽然事隔几十年了，但我现在仍记得莫先生说的后面那句话。这不仅是因为莫先生的这句话是在这个让我刻骨铭心的场景中说的，更因为在以后的岁月中，我确实体会到莫先生这句话的无比正确。不是吗？历经上千年，我们中国人什么时候招惹过日本人呢？倒是日本人从过去到现在抑或在可能的将来，从来没有忘记招惹我们中国人。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无耻，并且没有一点人性。

在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将在后面几天里我亲眼看见的那件事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因为那件事同样印证了莫先生前面所说的那句话。

那是在攻占八莫后不久的一天，我们正往南追击溃逃中的日本人。行进到伊洛瓦底江一处有着强大回流的河湾时，我们突然发现宽阔的江面上漂浮着大量肿胀、发黑的日本人尸体。在艳阳高照的天空下，这些密集的尸体在暗红色的江水中翻腾起伏，无数不知名的黑色大鸟或在尸体上空悠闲地盘旋，或站在尸体上惬意地啄食着尸体上的腐肉。虽然站在远远的江岸上，但随着江风吹拂而至的死老鼠般的尸臭味仍熏得我们不停地反胃、作呕。

如果是零星的几具尸体并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但眼前这些尸体着实太多了，以至于弟兄们开始议论纷纷，因为这些日本人显然不是在战场上被我们直接打死的。一直皱着眉头的眼镜连长这时让人找了几个附近的老百姓，下决心对眼前这奇怪的一幕探个究竟。不问不知道，在那几个长得又黑又瘦的老百姓告诉我们事情的真相以后，我们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原来这些漂浮在江中的尸体，生前全是日本人从八莫方向撤下来的伤兵，总共有一千多人。在狼狈不堪地撤到伊洛瓦底江边以后，日本人再也无力将伤兵往南边转移了，就将周边村子里的强壮劳力全部赶到江边，强迫他们在最短时间内扎了几十个竹筏。然后将这些伤兵全部抬到竹筏上面，并在每一个伤兵的身上绑上一块大石头。老百姓的想法很简单，以为日本人会利用这些竹筏让伤兵们顺江而下，进而顺利地逃离战场。至于绑在每个伤兵身上的石头也有其自身的作用，起码可以防止那些仍在挣扎的伤兵不至于滚落到江水之中。但是，同样让岸边那些老百姓目瞪口呆的是，当那些竹筏顺着水流漂到江中间时，竹筏上那些手脚健全的日本人竟然将那些不能动弹的伤兵全部推入滚滚的江水之中。日本人原以为绑了石头的伤兵沉入江底以后不会再浮起来，谁知没过几日，那些尸体在发胀以后，仍有相当一部分浮到了水面之上。正所谓欲盖弥彰，日本人的兽行最终大白于天下。

十恶不赦的日本人竟然沦落到现在这种禽兽不如的地步，真正应验了我们中国那句“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的古训！

…………

我一辈子都记得这一天，1945年1月20日。因为正是在这一天，历经无数生死磨难的中国驻印军与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北部一个叫猛卯的地方胜利会师了。

从严格意义上讲，军人并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特别是那些在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的军人更是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但是，当我们这两支饱受战争蹂躏和摧残的部队在异国他乡相逢时，所有的弟兄们不仅忘记了战争的冷酷和残忍，同时也忘记了男人应有的稳重和内敛。双方呐喊着，跳跃着，像两股激情万丈的浪花一样，忘情地扑向对方。不管是军官，还是普通士兵，大家都像孩子一样泪流满面地拥抱在一起，在地上翻滚、厮闹。东北话、山东话、河北话、山西话、四川话、广东话、云南话以及许多无法及时辨别的其他省份的话，都在述说着同一个让人血脉贲张的话题：我们终于胜利了！

狂欢结束以后，我们举行了简单的阅兵式。在一座废弃的小学操场上，中国驻印军与中国远征军相向列队而立。虽然双方士兵的脸上都呈现出果敢和坚毅，但是，双方士兵的着装却有天壤之别。我们驻印军全身上下全部是美式服装和装备，显得既精神又整齐，而中国远征军仍是国内配发的那些简陋的服装和装备，不仅显得杂乱无章，甚至有点寒碜。

“他们一个个像叫花子。”站在队列里，冷莽子悄悄调侃对面的远征军。

谁知冷莽子这句话竟然被站在旁边的眼镜连长听到了，他劈头盖脸地对冷莽子大声骂道：“放屁！他们比我们更伟大！”

冷莽子这句话确实没丁点头脑。对面的远征军用我们曾经用过的最简陋的武器，能够从云南直接打到我们会师的地方，这充分说明他们比我们吃了更多的苦，付出了更多的牺牲，也取得了更多的胜利。我们驻印军在服装和装备上虽然看上去风光，但是这些风光却全部是美国人装点的。试想想，如果没有美国人提供的武器装备，我们驻印军能够像现在这样精神抖擞地站在这里吗？现在想来，美国人确实够精明。在死亡和金钱之间，为了避免死亡，他们任何时候都舍得花更多的钱。并且他们还可以大言不惭地告诉我们，没有他们提供的武器和装备，我们就不能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但是，我们穿着破烂的中国远征军却以他们所取得的辉煌胜利，彻底戳穿了美国人自私自利的虚伪本性！

不管你相信与否，我始终认为我们中国军人是伟大的。这不仅表现在他们的纯朴、自律和聪明，而且表现在他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受，特别能牺牲。我们之所以在战争初期被日本人打得狼狈不堪、节节败退，其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手中的武器装备过于欠缺和落后。我相信，在以后可能发生的战争中，如果有更加先进的武器装备支撑，我们中国军人将会无敌于天下！

我的这一观点最终在五年后的朝鲜战争中得到了有力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