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梅子，小心日本敌军

总体而言，在这一辈子中，好运气好像一直都在眷顾着我。比如与我一道离开冉家坝的弟兄以及后来认识的那些弟兄，能够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除了我以外，还真难找到其他的人。但是，话说回来，在我的这些好运气中，许多的不幸和偶尔的霉运好像始终与好运气同行。比如，我至死都是形单影只、孤苦伶仃一人。再比如，我在离开梅子以后，在前往湖北枣阳的途中，竟然鬼使神差般被日本人抓了民夫，差点丢了小命。

湖北枣阳这个地方，我确实闻所未闻。自离开梅子以后，我几乎是盲人骑瞎马般往这个已经牢牢刻在我记忆中的地方一路跋涉。好在路上逃难的人群络绎不绝，再加之我始终坚信“路在嘴上”这句话，所以，一路上在许多好心人的指点下，我几乎没走多少冤枉路，一直都在往正确的方向走着。开始时，我是由正北往正南方向走，先后经过河南的苏村、杜关和卢氏，然后，折向东南方向，经过栾川、南召、南阳，最后从一个叫湖阳的地方进入湖北境内。

从离开梅子到进入湖北境内这段时间，我竟然走了整整两个半月。刚开始出发时，路边的桃花、梨花正开得如火如荼，而当我进入湖北境内时，路两边的桃子早已经熟透了，红红的如同星星点点的火苗一样燃放在绿叶之中。梨子也一个个变得小孩的拳头大小了，吃在嘴里虽然有点青涩，但仍可以充饥。

至于在这两个半月中我所经历的那些艰难和苦楚，在这里我就不赘述了。但是我仍想将进入湖北后自己的模样简单描述一下。那个时候我已经完全是一身叫花子装束，头发像揉乱的茅草一样披散在肩头，里面趴满了大大小小的虱子。原本没有多少的胡须，在这段时间里仿佛受到什么东西刺激似的，一天比一天长得快，长得密。有人说，人若是死了，他的头发、胡须和指甲在一段时间内仍会生长，但我倒是感觉，人在饥寒交迫的穷途末路中咬牙坚持时，这头发和胡须倒是比平时长得快。我好像一连十多天都没有洗澡也没有洗脸了，汗水湿了干，干了湿，整个身上像被一层油腻腻的茧壳紧紧包裹着，憋得人难受。身上的衣服在日晒雨淋中，早已经分不出什么颜色了，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破洞。布扎的扣子全部脱落，我只能用一根结实的草绳紧紧地扎在腰间，否则就像一块脏兮兮的破布披在身上一样。裤子在南阳时被一只野狗撕了一条一尺长的大口子，膝盖以下的小腿全露在外面。梅子给我做的那双结实的布鞋早就穿烂了，像条鲇鱼一样大张着口，所以，我像一年以前从宜昌到长治的途中那样，捡了些破布将鞋子和脚紧紧包裹起来。至于眼镜连长他们留给我的那支半新不旧的三八式步枪，在到达苏村以前，我就偷偷给扔了。这东西在战场上虽然有作用，但当你混杂在逃难的人群中时，就显得特别不协调了，甚至有可能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尴尬。试想想，当你扛着一杆扎眼的步枪，可怜兮兮地到路边老百姓家里讨水喝时，他们肯定要么会警惕地看着你，要么远远地躲着你。还有，当你和衣躺在破庙或者野地里睡觉时，你肯定会因为惦着身边的这杆枪而睡得不踏实，时时担心这枪会被人偷了去。

老话说了，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正是因为我这蓬头垢面、穷困潦倒的可怜模样，最终在进入湖北境内不久，救了我一命。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个村子叫大黄庄，是枣阳北面一个只有三十来户人家的小村落。从那天下午开始，瓢泼大雨没住点地一直下到第二天凌晨。由于越往南走，战争的气氛越发显得浓烈，所以在赶路的过程中，我就更加小心了。大路是绝对不敢走的，即使是小路，如果遇到情况稍稍有些复杂，我也像只老鼠一样，尽量绕开。那天晚上十来点钟时，我走到大黄庄。因为又饿又累，加之正南方向的枪炮声越来越密集，搞不清哪个方向是日本人，哪个方向是自己的弟兄们，我就决定在这个庄子里休息一下，待天明后，再决定如何行动。我进到村子里时，整个村子黑咕隆咚的，没有一星灯火，也看不到一个人影，感觉所有的人都逃难去了。我进到村边一家屋子里，在门边的一堆柴草里躺下来。开始时，我还竖着耳朵留心周围的一些动静，生怕因一丝疏忽将自己陷入险境，但是在巨大的疲劳压迫下，没过多久，我就沉沉地睡着了。

在沉睡中，我突然被一阵剧烈的刺痛惊醒了。没待我弄清是怎么回事，我感觉有人紧紧地抓着我的衣服领口，将我整个人从地上了提了起来。

“八格。”一个粗重的声音在大声骂着。

待在地上稍稍站稳后，我才慢慢看清面前的一切。这时天已经大亮了。一个身材粗壮、穿一身黄色军服的日本人，正龇牙咧嘴地瞪着我。步枪上明晃晃的刺刀正正地对着我的胸膛。刚才那一阵剧烈的刺痛就是日本人用枪托砸在我的肋骨上所导致的。几乎在一刹那间，我就明白自己竟然被日本人抓住了。与此同时，一股无法抑制的恐惧陡地一下充斥了我的全身，一股热流从我的下身几乎是毫无感觉地喷射出来，浸湿了裤子，又流到我的脚背上。

“八格。”日本人又骂了一声，抡起枪托狠狠地砸在我的肩膀上。

我趔趄了一下，痛得差点栽倒在地上。我浑身哆嗦着看着眼前像尊凶神似的日本人，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接着，那个日本人用刺刀在我身上使劲拨拉了一下，我才最终明白他的意思。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几乎毫无意识地在日本人刺刀的威逼下，战战兢兢地走到屋子的外面。

村子中间不大的空地上停着十多辆汽车和马车。车箱上堆满了草绿色的弹药箱和装得满满的麻袋。从场面上看，这应该是日本人的一支辎重部队。

日本人的这支辎重部队有三十多人。此刻，他们有一半人守着马车，另外一半人端着步枪，将十几个如我一般难民装束的老百姓围在一棵老槐树下面。一个满脸皱纹、身材矮小、蓄着一撮仁丹胡子的小队长，挥舞着一把明晃晃的指挥刀，朝那十几个难民装束的老百姓叽里哇啦地吼叫着什么。于是，有几个日本人冲进人群，像从羊群里挑出几头中意的羊一样，连拉带拽地将几个长相稍觉年轻和壮实的男人从人群里抓了出来，连踢带踹地赶到我所在的那个墙角处。我还没从混乱的状态中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见那鬼子小队长大声说了声什么，其他的日本人立时发一声喊，端着手里的刺刀直朝剩下的那些老百姓刺去……

虽然在战场上与日本人肉搏时，我多次见过弟兄们刺死日本人以及日本人刺死弟兄们的场面，但那种场面呈现的更多是生与死之间的搏杀，在不依不饶的殊死较量中，所谓的平等在鲜血飞溅中得到了最大的体现。你是强者，则理所当然地将对方置于死地，否则，你就会被对方置于死地。但是我现在看到的场面则完全是一场没有丝毫反抗的杀戮，随着一团团浓浓的血雾腾起，在一阵惨绝人寰的惨叫过后，剩下的那十几个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全都横七竖八地倒在汩汩的血泊之中。

我从没有见过这种无缘无故的杀戮场面，原本脆弱的精神在刹那间崩溃了，整个人有如一摊稀泥般瘫软在地上。然而，在我瘫在地上的那一刻，我模糊地感觉到有一个日本人大喊了一声，端着刺刀直朝我奔了过来。我知道自己的生命在顷刻间将烟消云散。我的脑子里没有想过如何躲避那把朝我刺过来的刺刀，我也无能力及时躲避那把刺刀。在我感觉那把冷冰冰的刺刀即将刺进我的身体那一刻，一只有力的手突然揪住了我的衣服，随着那只有力的手往上拽了一下，我整个身子一下站了起来。

“不能倒下！”一个声音在我的耳边低声说道。

亏得这位从未谋面的弟兄在危急时刻的使劲一拽，我竟奇迹般从日本人的刺刀下捡回了自己的小命。祸害祸害，千年不败。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再次印证了这句话的正确。

这位救了我性命的弟兄姓杨，名字叫作杨再兴。自认识他以后，我就一直称呼他杨大哥。杨大哥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家住河南新郑。日本人占领他的家乡前夕，他带着一家六口随着逃难的人流一直往西南方向跑。父母亲因为年纪大并且有病，双双死在逃难的途中，媳妇和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在渡黄河的时候，因船舶翻沉，也全部葬身鱼腹。他也与我一样，因过于疲劳，在大黄庄做短暂停留时，被日本人给逮住了。

“一家六口，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了。”杨大哥长长叹了一口气。接着抡起结实的拳头在那面土墙上使劲擂了一下，圆睁着又黑又亮的眼睛，咬牙切齿地说：“这都是鬼子给害的。这笔账，老子一定要他们还。”

我不知如何安慰杨大哥，我的脑子里始终回想着日本人穷凶极恶地刺死那十来个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的场面。从这个场面中，我知道与杨大哥有同样经历的人大有人在，也就是说要找日本人算账的人也大有人在。在我所接触和认识的那些老百姓中，他们一个个像绵羊一样善良，但是在遭到无端的屠杀之后，复仇之火在他们那颗善良的心中也会熊熊燃起。

在杨大哥问我怎么跑到这儿来时，我向他撒了个谎，说自己原本准备到河南走亲戚的，谁知亲戚没找到，就随着逃难的人流跑到了现在这个地方，结果糊里糊涂地被日本人逮住了。

杨大哥没有丝毫怀疑我的假话，很认真地说：“自第一眼看到你，我就知道你是一个没出过远门的，要不怎会被鬼子吓瘫在地呢？”

我不好意思地朝杨大哥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其实内心里我也非常痛恨自己，每次到要死要活的关键时刻，我总是不能控制那些丢人现眼、让人不齿的坏习惯，比如会小便失禁，会翻江倒海般地呕吐，会打摆子一样不停地哆嗦。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缘于我自小胆小怕事的性格，更是缘于我的怕死。别人总说，真正的男人要视死如归，就像老兵李大槐和朱连副他们那样，面对死亡时非但不会逃避，而是勇敢地迎着死亡冲上去。别说胆怯，简直连眼睛也没有看到他们眨一下。我为什么不能像一个真正的男人那样呢？在以后的生死岁月中，我虽然努力像一个真正的男人那样面对生死，但我始终没有达到那种视死如归的英雄境界。久而久之，我的心境就逐渐变得淡然了，我知道，胆怯、怕死是我的本能，是与生俱来的，我无法改变。再则，我就是一个胆怯、怕死的普通人，命中注定我不可能成为一个顶天立地、视死如归的英雄。

…………

我当然无法知道围绕着枣阳周边展开的这场战斗是为了什么战略目的而开始的，但是我仍感觉到这场战斗比我们一年前在黄河北面进行的那场战斗在规模上要大许多，这不仅体现在日本人的人数以及动用的飞机、坦克上面，更在于这场战斗所涉及的范围和地域要广泛得多。这从日本人这支规模不大的辎重队，在一个多月时间里的行进路线可以看得出端倪。在这段时间里，我随着日本人的这支辎重队马不停蹄地先后到过枣阳、襄樊、宜城。如果不是最后在离宜昌不远处一个叫花林寺的地方逃脱，我还不知道会被日本人挟持到什么地方。

与日本人相处的这一个多月时间里，我感到日本人所进行的每一次战斗在计划上都比我们要周密和严谨。这从日本人的这支小型辎重队的行动效率上同样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们几乎是一步不落地紧跟着前面的战斗部队往前推进，随时将弹药提供给那些弹药即将用完的日本人。日本人单兵作战的能力比我们强得多，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源源不断的弹药供应和充实的后勤保障，却是日本人拥有强大战斗力的基本保证。这是一个再浅显不过的道理，如果徒有血肉之躯，而没有强大的弹药支持，那你面对的肯定只是一场惨不忍睹的屠杀。

我记得非常清楚，日本人在围攻枣阳时，他们用刺刀威逼我们将弹药直接送到最前沿，使我有机会目睹了日本人在弹药使用上的奢侈。

日本人的十多门山炮沿着一条干涸的河堤排开，周边是趴在堤后等待冲锋的士兵，其间还夹杂着十几辆已经启动了的坦克。战斗打响以前，这十多门山炮不歇气地朝三百多米远处我们构筑的那些醒目的碉堡和工事进行猛烈轰击。在日本人的山炮轰击的同时，还有十几架日本人的飞机在我们的阵地上空不断俯冲轰炸。只是十几分钟时间，我们的十几座碉堡就在日本人的轰击下全被炸飞。整个阵地完全被浓烟和灰尘严严实实地遮蔽了。站在日本人这边看我们惨不忍睹的阵地，我的心不由自主地揪紧了。

在日本人的山炮轰击过程中，可以看出我们也尽全力对日本人进行了一定的火力压制，但是那些落在日本人阵地上的炮弹更多是杀伤力并不强大的迫击炮炮弹，不仅稀少，并且弹着点也不集中。从稀稀落落腾起的烟尘中，感觉犹如偌大一个池塘中，不经意冒起几个无声无息的水泡。仅凭这犹如隔靴搔痒般的弱小火力，不仅不能有效压制日本人的炮火，也无法阻止日本人下一步如潮水般的进攻。

果不其然，无数日本人在坦克的支持下，在第一拨冲锋中就突破了我们防守的前沿阵地。四下里，弟兄们残缺不全的尸体横七竖八地散落在地面上。

日本人并没有做丝毫的喘息，立即用刺刀威逼我们将那十几门山炮连同几十个炮弹箱全部拖到被他们刚刚占领的阵地上。那些光着膀子的日本炮兵，一看个个都是训练有素，在山炮刚刚进入选定的炮位以后，接下来的诸如目标选定、炮弹上膛、瞄准目标、射击等动作，几乎是一气呵成。我这个对炮兵一窍不通的门外汉看得目瞪口呆，并且有一股不寒而栗的感觉陡地从脊背中悄然升起。

“我们怎就挡不住鬼子呢？”杨大哥扛着一个沉重的炮弹箱，边往前跑，边抱怨道。

“没用的。我们的火力太差，挡不住的。”我也扛着一个炮弹箱吃力地跟在杨大哥后面。

“那也不能这样白挨鬼子的揍呀。”他说。

“只能在以后找机会了。”我说。

“日后有机会老子一定弄门炮，轰死这小鬼子。”他咬着牙骂道。

“八格。”站在路边监视我们这些民夫往前送炮弹的那个蓄着一撮仁丹胡的小队长，发现杨大哥在与我说话，挥舞着手上的一根胳臂粗细的木棍，朝杨大哥劈头盖脸地打过来。

杨大哥虽然扛着沉重的炮弹箱，腿脚却非常灵活，一闪身就躲过了打过来的木棍，加快脚步往前面跑去。我也不敢怠慢，紧紧跟在他的身后。

“日后有机会，老子一定弄死这个王八蛋。”那天晚上我们躺在战壕里休息时，杨大哥狠狠地说道。

我咬着牙说：“是的，得亲手弄死这杂种。”

不仅杨大哥和我，我们前后一块儿被日本人抓住的三十多位弟兄，个个对这小队长恨得咬牙切齿，恨不能生吞活剥了他。这主要是因为这个日本人太凶残，杀人不眨眼不说，而且完全没有将我们当作人看待。在大黄庄被日本人逮住的十多位弟兄，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里，就只剩下我、杨大哥和其他两位弟兄了，其他的全被这日本人命令手下给处死了。他们处死这些弟兄的理由非常简单，要么你生病了，无力气给他们背弹药了，要么你在背弹药过程中，动作稍稍迟缓了一下，更甚者，山东一位长得五大三粗的弟兄，竟然因食量过大也被他们处死了。至于我和杨大哥能够在日本人的屠刀下活过来，现在想来，确实是一个奇迹。

虽然日本人时不时处死我们那些弟兄，但我们在人数上并没有减少，始终保持在三十人左右。这主要缘于日本人不时抓些逃难的老百姓补充进来。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日本人“抓夫”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只抓那些老实巴交、身体略显强壮的普通老百姓，而对于在战场上捕获的俘虏，即使身体特别强健，也绝不留下。至于那些身着普通老百姓服装被抓来的弟兄，如果被发现曾经当过兵，日本人同样会一个不留，全都用刺刀活活捅死。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日本人打下宜城后不久。有天晚上，这个辎重队在一个叫作杨郭庄的小村子里宿夜。半夜时分，数量不明的国民党军队弟兄与日本人在这个村子里发生了遭遇战。开始时，国民党军队弟兄明显占了上风，所有的日本人惊慌失措地押着我们，在那个小队长的指挥下只得龟缩在一座结实的教堂里拼死抵抗。日本人虽然监视得非常严密，但是我们这帮民夫中仍有十来位弟兄趁着混乱逃跑了。眼看着这帮日本人快要支撑不住了，谁知日本人的支援部队及时赶了过来。双方的力量对比在瞬间发生了逆转，进攻的国民党军队弟兄们被日本人打得落荒而逃，并且有二十来位弟兄被俘虏了。那些趁乱逃跑的十来个弟兄，也有七个被抓了回来，与那些被俘虏的弟兄关押在一起。

我在教堂的窗户里看到，日本人像驱赶一群温顺的羊群一样，将这帮弟兄赶到教堂旁边一家农户的院子里，然后在四周架上机枪。那个小队长站在低矮的院墙上，挥了一下手里的指挥刀，凶狠地说了声：“统统的死拉死拉的。”没待话声落下，四周日本人的机枪就哒哒地响了起来。几乎是眨眼工夫，密集的火舌像狂风般立时将这帮弟兄全部扫倒在地。在枪声响起以前，有几位弟兄可能预见到自己将面临的结局，大声喊叫着，想努力往四下里逃散，但是在日本人即刻编织的这张死亡之网里面，他们所有的挣扎都是徒劳无益的。还有几位在血泊中呻吟的弟兄，也被日本人的刺刀扎得最终无声无息了。

死亡的气息像漆黑的夜空一样笼罩着大地上的一切。我背靠着教堂冰冷的墙背，无法抑制地低声哭了起来。同时，我也听到其他弟兄的低低的饮泣声。

“狗日的鬼子！”黑暗中，我听到杨大哥悲愤地大骂了一句，并且感觉到他用拳头使劲砸在那面冰冷的墙面上。

不知是因为善良，还是因为麻木，感觉我们这些人，好像只有被人逼到绝境以后，才会想起奋起反击。所以，发生在杨郭庄的这惨绝人寰的血腥一幕，最终让我、杨大哥及其他弟兄下定了找机会逃跑的决心。

在接下来的十多天时间里，从表面上看，弟兄们好像比以往更加顺从鬼子了。见着日本人时，不管是当兵的还是当官的，大家一个个点头哈腰、毕恭毕敬，那奴颜婢膝的模样几乎下贱到极点。干活时，大家更是一个个争先恐后，唯恐有哪方面做得不好会惹日本人不高兴。那个小队长也感觉到我们的变化，时不时向我们竖起大拇指，连连夸赞我们是大大的良民。但是，私底下我们一直在商量逃跑的方法。有人提议趁日本人不注意时，夺过日本人的武器，与他们拼了。也有的提议，在晚上休息时，趁着夜色，偷偷地溜到外面的野地里。更有的提出，将日本人大车上装的军火点燃，然后趁混乱逃出去。但是，所有的这些建议都被我和杨大哥否定了，我们的理由很简单，日本人的防范仍非常严密，上述建议其实只是拼命，弄不好逃跑不成不说，还会将大家的性命全部搭进去，所以我们只能继续忍受，耐心寻找有利的机会。

“我们得争取多活几个出去。只有活下去，才能找鬼子报仇。”杨大哥小声告诫大家。

其实最后的机会是在不经意中出现的。

日本人在占领宜城以后，开始大举向宜昌进攻。这支辎重部队，紧随着他们的进攻部队，夜以继日地向前进发。时值初夏季节，雨水显得特别多。从宜城出发后，我们几乎是一路冒雨往前跋涉，身上穿的破烂衣服从没有干透过。由于道路泥泞，日本人的那些马车以及少部分汽车经常陷在淤泥里不能动弹。所有的日本人都像是疯了一样，想尽各种办法让车辆从泥坑里挣脱出来，缓慢而坚定地继续前进。我亲眼看到，一个戴眼镜的日本人由于不能将陷在泥泞里熄火的汽车及时启动起来，被那个小队长一连扇了好几个耳光。在这里，我不得不在内心里佩服这些日本人为了执行命令而不要命的精神。当然，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我们的境遇比那些拉车的牲口更加悲惨。我们得将系在车身上的绳子套在自己的肩膀上，与那些牲口一道，在泥泞的道路上一寸一寸地朝前蠕动。如果车子确实陷得不能动弹了，我们得将沉重的弹药箱一箱箱从车上卸下来，再一箱一箱背到远处稍稍硬实的道路上，待车子从泥泞里挣脱出来后，再一箱一箱地装到车上。一路上，许多车辆因故障不能动弹了，车上的弹药就靠我们一箱一箱地背在背上，慢慢地往宜昌方向挪动。即使我们咬紧牙关、不遗余力地坚持着，忍受着，但那些日本人仍用刺刀和枪托威逼我们加快行进的速度。如果我们的动作在他们的眼里显得稍稍慢了一点，刀背和枪托就会雨点般落到我们的头上或者身上。一位山东的弟兄在推一辆陷进泥泞的马车时，因过度劳累导致脑袋一阵眩晕，结果整个右小腿被车轮轧断了，白森森的骨头像根折断的树枝般从满是泥泞的裤腿里露了出来。站在旁边的那个小队长，恶狠狠地骂了一句“八格”，一脚将这位虚弱得连呻吟的力气都没有的可怜弟兄踹到路边积满泥水的水沟里。

一连几天，我感觉自己累得几乎要瘫软下去，但求生的欲望仍在脑子里不停地激励着我：坚持下去，否则你就有可能死在脚下的泥泞里。

好在第五天以后天气放晴了。虽然热辣辣的太阳将整个大地烘烤得像座巨大的蒸笼，但是由于路面的情况稍稍变得好了一点，整个车队往宜昌方向进发的速度也明显快了许多。浑身泥泞，已经没有一点儿人形的弟兄们大张着嘴巴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好像从死亡的边缘看到了一丝生的希望。

那天我们走到宜昌东北方向一个叫花林寺的小镇时，天已经擦黑了。灰白色的石子路像一条死蛇一样从我们的脚下曲里拐弯地向愈来愈黑的远方延伸着。路的右边是长满树木的黑黝黝的高山，左边则是一条三十多米宽的不知名的小河。这时节河水涨得厉害，浊浪翻滚，发出阵阵沉闷的波涛声。

我与杨大哥汗涔涔地拉着一辆马车。一个年纪较大的日本人坐在车上的弹药箱上面，悠闲地抽着香烟。

看着眼前的地势，我悄悄对杨大哥说：“这儿若埋伏一支队伍，前后一堵，这三十多个鬼子就是插翅也难飞。”

杨大哥擦了把汗，四下瞧了瞧，说：“你尽想好事吧。”

我说：“想想也不是坏事呀。”

杨大哥没再搭理我，只是摇着头苦笑了一下。

就在这时，前面的山崖上突然响起一声清脆的枪声。我看到坐在最前面那辆车上的一个日本人身子晃了两下，直挺挺地从车上栽到地上。与此同时，右边山林里的枪声如炒豆般响了起来，雨点般的子弹带着尖厉的啸声，打在石子路面上火星四溅。从震耳欲聋的枪声中，我分辨出有三八式，也有中正式，甚至还有一挺捷克式机枪。坐在我们这辆车上的日本人也被一颗子弹打中了肩膀，惊慌失措地跳到地上，痛得哇哇直叫。正在往前行进的队伍一下乱了起来，特别是那些没有经历战斗场面的弟兄们更像是掐了头的苍蝇一样，大声喊叫着，四下里乱窜。当时就有几个弟兄被四处横飞的子弹给打中了，痛得在地上不停地翻滚、惨叫。那个小队长倒是临危不乱，抽出指挥刀，哇哩哇啦地喊了一通，于是那些略显惊慌的日本人开始各自寻找有利的地形，拼命朝山上的树林里射击。

杨大哥被突然的变故惊呆了，站在路中间竟然一动不动。我四下打量了一下，伸手拉住杨大哥的胳膊，弓下身子往河边紧跑几步，然后将他紧紧按在一个小土坎下面。“趴在这儿别动！”我大声对他说。雨点般的子弹从我们头顶呼啸而过，直打得身后的河面水花四溅。

没曾想一个端着机枪的日本人竟然紧跟着我们跳到这个小土坎下面，与我们相隔不到两米远的距离。这个长着一脸络腮胡的日本人非常利索地将那挺歪把子机枪架在一块大石头上，朝山上树林里隐隐约约的人影哒哒地开始射击起来。看来伏击日本人的那帮弟兄人数并不多，火力也不是十分猛烈，在日本人有组织的反击下，山上的枪声逐渐变得稀疏起来。

看着眼前的情景，我急得全身汗水直淌。这时已经从刚才的惊吓中回过神来的杨大哥突然拉了我一下。我扭头看了他一眼，他正双眼瞪着我，右手指了指我们身边堆满河滩的鹅卵石，又指了指身边那个咬着牙、正疯狂射击的日本人。我一下明白了杨大哥的意思，于是心领神会地朝他点了点头。

我和杨大哥的配合简直称得上是天衣无缝。在我紧紧压在那个日本人的背上时，杨大哥手上那块海碗大小的黑色鹅卵石就重重地砸在日本人的钢盔上。这个日本人连哼都没哼一声，头一歪，软软地瘫在了地上。杨大哥弯下身子，操起机枪，朝不远处那些躲在车箱后面或者趴在河沿上的日本人开始射击。现在回想起杨大哥当时的窘态，我仍会时不时笑出声。从手中的枪声响起开始，他的身子就在强烈的抖动中不住地往后仰，平端在手里的机枪也不住地往上抬起，越抬越高，最后射出的子弹全射到天上去了。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杨大哥的手仍紧紧地扣在扳机上，脸涨得通红。

我这才想起他压根儿就没有使过枪，当然不知道如何射击。“让我来。”我说着，一把夺过他手里的机枪，然后紧紧趴在河沿上，瞄准那些正在朝山上射击的日本人，像队伍里点名一样，有条不紊地开始点射起来……

没想到我和杨大哥关键时刻的突然出手，竟然使这场伏击战最终取得了预期的结果。不，如果谦虚一点说，最起码使预期的结果提前到来。这三十多个日本人在设伏的弟兄们和我们的共同打击下，全部被消灭了。在这里我必须告诉大家的是，那个凶残的小队长最终是被我和杨大哥两人共同打死的。当时杨大哥端着一支步枪正在与挥舞着指挥刀的小队长拼杀得难解难分，从小队长逐渐慌乱的步法上看，杨大哥已经占了上风。最后，在杨大哥大吼一声将刺刀捅进小队长胸膛的同时，我手上机枪里的子弹也哒哒地打进小队长的身体。我们俩同时实现了弄死这个小队长的诺言。

在帮着那些打埋伏的弟兄们一道打扫战场时，一直闷声不响的杨大哥突然捶了我一拳：“你小子蔫不拉叽的，怎么会使机枪呢？”

我得意地朝他笑了笑，说：“机枪有什么了不起，我还会使炮哩。”

…………

从严格意义上讲，上面这段经历只是我漫长人生中的一个小插曲。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将这段经历写下来，主要是有些人在听完我的一生讲述后，竟然嘲笑我这一生中当了三次俘虏。我并不讳言在后来的东北战场上我当过共产党的俘虏，也不讳言在更后来的朝鲜战场上当过美国人的俘虏，但是，我从没有当过日本人的俘虏！

通过上面的故事，大家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在花林寺打日本人伏击的队伍是国民党军队预四师十团下属的一个七十多人的特务连。通过那个叫覃金运的连长介绍，这次伏击战的发生其实非常偶然。覃连长原本是在宜城方向执行护送任务，在任务完成后的返回途中，发现了这支人数较少的日本辎重队。由于沿途日本人戒备非常森严，加之找不到理想的伏击地点，他们不敢贸然出手，就一直尾随着这支辎重队。到花林寺这个适合伏击的地方后，他们才最终动手。也就是说，我们能够从日本人的魔爪里逃脱出来，也是出于偶然。

在伏击过程中，虽然伤了十多位弟兄，但与消灭三十多个日本人以及缴获的弹药相比较，无疑是捡了大便宜。难怪在返回驻地的途中，覃连长始终咧着缺了一颗门牙的大嘴，乐个不停。

“看着嘴边的肥肉不吃那才是苕货。”覃连长带着浓浓的湖北口音，得意扬扬地说。

单就长相来看，覃连长就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他身材结实，长着一张白白净净的娃娃脸，圆圆的脸上始终洋溢着浅浅的笑意。在路上，覃连长好像有点不经意地问了一下我、杨大哥及其他弟兄的情况。他们的回答非常简单，无非家是哪儿，如何被日本人抓了夫什么的。只有我一个人说得最多，不仅将他们说的那些事情详细说了一遍，并且强调自己是国民党军队四十七军的，之所以沦落到被日本人抓夫的地步，主要是部队在中条山被日本人打散了。

在听我讲述时，覃连长开始一直是一脸怀疑的表情，后来就变得非常亲切了。他说：“难怪你这家伙会使机枪。”

“这些你都看见了？”我有一点受宠若惊的感觉，问道。

“怎么没看见呢？在山上我们看得一清二楚哩。话说回来，还确实亏得你夺过鬼子的机枪，否则我们会伤更多的弟兄。”覃连长肯定地说。

“是我先夺过鬼子机枪的。”杨大哥生怕覃连长埋没了他的功劳，抢着更正道。

“但你不会用呀。你知道不，你当时将子弹全打到天上去了。”我笑话他道。

杨大哥倒是没有计较我抢功劳的小心眼，嘿嘿地笑了笑，说：“不管怎么说，我有胆子抢鬼子的机枪。”

覃连长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又拍拍杨大哥的肩膀，说：“你们都不错，是有胆有识的人。老话说了，乱拳打死师傅。紧急关头，关键看你有没有拼命的胆子了。”

杨大哥在覃连长的表扬下显得非常兴奋，连连挥着拳头，说：“是的，是的，我其他没什么，就是有胆子。还有，在家里时，我自小就学过拳脚，三两个鬼子肯定不在话下。”

我细细一想，感觉杨大哥后面那句话确实没有掺杂一点儿水分，这从他与那个日本小队长拼刺刀时的动作上可以看出。如果没扎实的武术基础，肯定难以制服那个凶神恶煞的日本小队长。只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杨大哥凭这身扎实的功夫，不仅在后来消灭汉奸谭大麻子以及活捉那个日本飞行员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且在后来的缅甸战场上，消灭了不少的日本人。

虽然一路上我们谈得非常投机，但覃连长仍是一个很尊重人的人，不会轻易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这不，快到部队驻地时，他试探着问我们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比如回家？还是投亲靠友？或者是留在他们预四师？

这个时候杨大哥还真的将自己当成我们所有人的带头大哥了，他拍着胸脯，抢着代表我们这十来个弟兄表态，一脸豪情地说要留在队伍里打日本人。其他的弟兄都异口同声地赞同杨大哥的意见，唯独我一个人没有吭声。杨大哥好像有点不高兴了，使劲拍了下我的肩膀，瞪大眼睛说：“怎么了？你小子怕死了？”

我怕他一不留神，会说出那些让我尴尬的事情，急忙说：“我怎怕死了？”我在日本人面前被吓得尿裤子的事，只有杨大哥一个人知道。

“那你怎么不吭声呢？”杨大哥不满地看着我。

“我是惦着其他几位弟兄。”我怕他们不相信，就将自己从黄河北边逃到黄河南边的经过简单地讲了一遍。最后，我有点动感情地说：“真的，眼镜连长、莫先生，还有冷莽子他们就是这样交代的，要我病好以后，在湖北枣阳这一带与他们会合。”

大家听了我的讲述，就没再吭声了。我从他们的表情上分明看出，他们谁都没有怀疑我所说的话的真实性，并且相信我是一个重感情、讲信用的人。最后还是覃连长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办法。他皱了皱眉头，对我说：“这样吧，你跟他们一样，先在我们连里待着。若找到你那几位生死与共的弟兄，你就跟他们走。只是——”覃连长顿了一下，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仗打到现在这般地步，谁知道你的那几位弟兄还会不会像你一样活着呢！”

我一时无语，并且感觉眼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了。我虽然时时想到眼镜连长和莫先生他们的生死问题，但我从不敢轻易将这个问题讲出来，仿佛我若将这个问题直白地讲出来，就有可能一语成谶似的。

我就这样身在曹营心在汉似的待在了预四师，并且一直待到我最终找到眼镜连长和莫先生他们。

…………

其实我们在花林寺那个地方从日本人手里逃出来的时候，整个宜昌城就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时间好像是那年的6月中下旬。

前年夏天我从万州乘船到宜昌时，从水流湍急的窄狭江面到船两边一眼看不到尽头的万仞高山，我就对宜昌与我们四川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个奇怪的想法。我总感觉宜昌就是我们四川的大门，如果宜昌失守了，就像我们四川的大门一下被日本人踹开了似的，日本人就可以沿着长江往西长驱直入，万州、重庆、成都什么的，就如探囊取物一般容易。如果万州不保了，那离万州只有两天多路程的冉家坝将会怎样呢？我的脑子里立时浮现出黄河北边那些空无一人、只剩下断壁残垣的大小村落。一种强烈的恐惧感几乎是无法抑制地涌上我的心头。近两年血与火的战斗生涯，使我不仅对日本人的凶残有了充分的认识，同时也对日本人人心不足蛇吞象的胃口有了足够的了解。日本人的凶残就无须多谈了，至于日本人欲壑难填的胃口，那不是明摆着的吗？大半个中国都被他们占了，他们还想着攻占我们整个四川，整个中国。我始终不明白，那些日本人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自个儿在那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狭长海岛上不是生活得好好的吗？为什么偏要漂洋过海到我们中国的地盘上杀人放火、强抢豪夺。面对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强盗，如果骨子里还有一点儿属于正常人的血性，谁都不会逆来顺受、束手就擒。正如老话说的，兔子急了还会咬人哩。通过这两年与日本人拼死搏杀的经历，我坚信有血性的中国人大有人在。只是在现实面前我还确实有点担心，因为我总感觉我们与日本人之间的战斗，就像是一个瘦弱的病人正在拼死抵抗一个身强力壮的强盗一样。在被打得遍体鳞伤、鲜血淋漓的情况下，虽然我们一直在咬牙坚持，但是，长久下去，我们会不会被这个凶残的强盗打死呢？也就是说，大半个中国都被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四川能够守得住吗？每每想到这个完全有可能出现的事实，我就不敢再往下想了。

虽然战局像绷紧的弓弦一样仍然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但在跟随覃连长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的日子过得较为平淡，很少参加那种血肉横飞的大规模战斗。主要原因在于特务连不像其他战斗部队，必须经常与敌人进行大规模的作战。我们的任务更多的是为战斗部队的大规模作战扫清障碍，并且任务形式也较为隐蔽，比如在战斗前摸清敌人的兵力及火力部署，以此作为战斗部队战前决策的参考。此外，我们还参加许多的锄奸工作，以防止日本人对整个防区的渗透，确保群众基础的稳定。

为了保证所有行动的迅速和及时，特务连驻扎的地点与敌人非常接近，相互之间仅隔着一条叫作黄柏河的小河。黄柏河是长江的一条支流，离宜昌只有十公里不到的距离。这条小河的河水清澈得像一大块凝固的碧玉似的，水下游动的小鱼在碧绿的水草之间若隐若现。河的西面，一座长着茂密松树的小山的背后，就是我们连驻扎的村子，名字叫作晓溪塔。谁都知道，村子得名于那座小山顶上不知建于哪个年代的石砌宝塔。河的东面就是日本人的据点，青灰色炮楼上黑洞洞的枪眼和炮楼顶上那面迎风招展的太阳旗清晰可见。沿着河一直往北，大概有六里路远近一个叫沙坝店子的地方，日本人同样设有一个据点，里面长期驻扎着一个大队的日本人，目的是守卫位于宜昌西北方向的铁路坝机场。

在驻扎晓溪塔一年多的时间里，有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那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感觉只有我们时不时摸过黄柏河骚扰一下日本人，而日本人却只是一味在防守，从没见他们越过黄柏河一步。时间长了，对这个一直困惑我的问题，我逐渐找到了一些自认为正确的答案：日本人就那么点儿兵力，占了全国那么多地方，现在肯定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可不是，一个胃口再好的人，在他吃饱喝足以后，无论如何都得抽出一段时间进行充分的消化。所以，在日本人充分消化肚子里的食物这段时间里，我们特务连的那些小打小敲的行动就显得非常频繁。其中在我印象里最为深刻的是在七里峡抓捕维持会长谭大麻子那次行动。

那时候已经是立秋季节了，我们的短袖夏装已经换成薄薄的春秋装。漫山遍野的橘子、柑子已经熟透了，四下里弥漫着一股沁人肺腑的酸香味。

天黑以后，覃连长在全连挑选出三十五弟兄，在村头一棵歪脖子桑树下开了一个简单的碰头会，告知大家当天晚上的任务是到七里峡抓捕维持会长谭大麻子。

“团里已经交代了，争取抓活的。”覃连长在出发前再一次强调。

自随覃连长参加到特务连以后，我就时时听到大家在议论谭大麻子这个人。听说这家伙原本是土匪出身，方圆几十里，只要说到他谭大麻子的名字，即使是闹夜的小孩，也会被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这家伙之所以让老百姓闻之色变，除了心狠手辣，还有一身了不得的功夫。特别是在日本人占领宜昌以后，他不仅投靠日本人当上了七里峡镇的维持会长，而且与时任宜昌城伪市长的蒯大富攀上了儿女亲家。这一切，更是让其在四邻八乡有恃无恐，横行霸道。

我们是在晚上十点多钟出发的。七里峡在黄柏河的东边，我们沿着河岸往北走了近两个小时，找了一个水浅的地方悄悄趟过河。又往东走了近一个小时，爬上一个小山包，我们就看到山包下的七里峡了。七里峡是一个有五十多户人家的小镇，此刻像睡着了一样，静悄悄地躺在洁净如洗的月光之下。在一棵巨大的老松树下面，给我们带路的一位又黑又瘦的老乡，指着镇子中间一片亮着灯光的房子告诉我们，说那儿就是谭大麻子的家。今天他过五十大寿，请了四周有头有脸的人物以及宜昌城里的戏班子，准备热热闹闹地闹腾一个通宵。

我们从镇的西头悄无声息地摸了进去。那谭大麻子是一个警惕性非常高的家伙，他在镇子关键的几个路口都设了岗哨。只是那些喝多了酒的岗哨全都形同虚设，在得知我们是预四师特务连的弟兄后，全都吓得将手中的步枪扔到地上，不住地向我们磕头，乞求饶命。很快，我们就将谭大麻子家那座有着两米多高院墙的大院子给围得水泄不通。

不知是覃连长艺高人胆大，还是他对谭大麻子手下的那些家伙过于了解，我们既没有使诈，也没有翻墙入室，而是端着枪，从容不迫地从院子的大门直接冲了进去。那个院子确实有点儿大，我一冲进大门就被院子正中戏台上面的三盏又明又亮的汽灯照得有点恍惚了。戏台上好像正在上演《定军山》，戏台下黑压压坐了好几十号男男女女。对于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的突然到来，他们一点儿没有觉察，精气神全被戏中的情节吸引了，一个个仍聚精会神、如痴如醉。覃连长带了三个弟兄直接冲到了戏台上面，其他的弟兄则端着枪，将院子里的人全围在中间。我站在大门后的阴影里，将步枪的准星瞄准了前排座位中间偏右一个穿黑色伪军制服的军官模样的大个子。他的旁边还坐着几个穿白色便服的人。我不认识谭大麻子，所以只能盯着自己认为最为危险的人物。

“都给我坐着不许动！”覃连长挥舞着驳壳枪，站在戏台中间大声喊道。

台上台下的人全都惊呆了，原本热热闹闹的场面一下变得鸦雀无声。

“你他妈的覃豁嘴，老子与你无怨无仇，你凭什么搅我的场子？”让人心惊胆战的寂静中，前排正中有个留着花白头发的矮个子突然猛地拍了下桌子，粗哑着嗓子骂道。只有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覃连长的绰号叫作覃豁嘴，这大概是因为他的嘴巴里缺了颗门牙的缘故。

随着骂声，有人朝台上放了一枪，一下将左边的一盏汽灯给打灭了。紧接着又在几声“八格”的叫骂声中，有人朝另外两盏汽灯放了几枪，但没有打中，只是子弹带起的气流将汽灯拽得左右不停地摇晃。我们谁都没有料到谭大麻子还请了日本人参加他的寿宴。

“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了。”覃连长往旁边闪了一下，躲开下面射过来的子弹，大声喊道，“给老子打。”

刹那间，雨点般的子弹向这群惊恐不已的人群泼洒过去。只见着血肉横飞，桌上的水果、茶水四下飞溅，惨叫声、怒骂声、哭泣声响成一片。我第一枪就打中了那个穿黑色制服的高个子的脑袋，他立时像个米袋子一样软软地栽倒在桌子旁边。后来几枪好像打中了那几个穿白色便服的人。

一阵硝烟过后，我发现前排坐着的人倒下了一大片。几个没打死的男男女女哀号着在死尸堆里不住地挣扎。其他的人全吓得抱着脑袋，趴在地上一动不敢动。

我们端着枪将剩下的人赶到一块儿时，发现那个有着一头白发的矮个子，正抱着那个穿黑色制服的人的尸体悲声痛哭。我放的那一枪打得奇准，竟然将那人的半边脑袋打飞了，白色的脑浆混杂着少许的污血溅满了他那身崭新的黑色制服。只有这个时候我才知道，那个穿黑色制服的人竟然是谭大麻子的儿子。至于那几个穿白色便服的人，正是谭大麻子从宜昌城里请来喝酒助兴的日本人。有时候歪打正着，还真能解决大问题。

有人低声说，那个有着一头白发的矮个子正是谭大麻子。

看到我们围了过来，谭大麻子竟然没有一点恐惧，仍抱着儿子的尸体，双眼仇恨地盯着覃连长。

“将这汉奸带走。”覃连长朝谭大麻子呸了一口，大声命令道。(www.xing528.com)

有两个弟兄答应了一声，上前揪住谭大麻子的胳膊。就在这时，谭大麻子突然大吼一声，猛地抽出扎在小腿上的一把短刀，在我们还未看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眨眼之间就将那两位毫无防备的弟兄刺倒在地。其他的弟兄被突然的变故一下惊呆了。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谭大麻子嗥叫着扑向覃连长时，一直站在覃连长旁边的杨大哥一个旱地拔葱，随之扬起左腿，直直地朝谭大麻子的胸部踹了过去。谭大麻子一个侧身，在躲过杨大哥那致命一腿的同时，顺势抡起手中的短刀，直朝杨大哥的腹部刺了过去。谁知杨大哥并不躲闪，眼见着那把短刀就要刺中他时，他陡地一个后仰，右腿犹如突然卸去压力的弹簧一样，嘭的一声，重重地踢在谭大麻子的小腹上。紧接着，两人拳脚并用地厮打在一起。

“他妈的，你这汉奸还真是不想活了。”眼见着一时难以制服谭大麻子，覃连长抡起手中的驳壳枪，啪啪啪，将弹匣里的子弹一口气全部打在谭大麻子的身上。

虽然身上已经被打成了筛子眼，但谭大麻子并没有立时咽气。他斜歪在儿子的尸体上，嘴角淌着血水，血红的眼睛狠狠地盯着覃连长，憋足最后一口气骂了句：“覃豁嘴，我操你先人！”

见这谭大麻子临死前还在逞凶，我一瞪眼，将手里的刺刀使劲扎进了他的胸部……

这次偷袭谭大麻子我们大获成功，不仅打死了谭大麻子本人，还打死了四个日本人。至于谭大麻子的儿子以及其他十多个伪军，则成了我们这次偷袭行动收获的“副产品”。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又一鼓作气将宜昌周边凡是投靠日本人的维持会长杀了几个。我记得的有古老背的胥常青、赤板河的苟世贵，以及孙家坳的鲍天旺等。不管是月黑风高的夜晚，还是艳阳高照的白天，感觉杀这些卖国求荣的汉奸，像用脚踩死野地里的一只只蚂蚁那样简单。但是，除了杀谭大麻子让我觉得轻松解气以外，杀其他几个维持会长时，我总觉得心里沉甸甸的，下手时也始终有点犹豫。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虽然这些家伙都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的汉奸，但是每次面对那一张张可怜巴巴的面孔时，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恻隐之心会陡地涌上我的心头。在历经多次这样的锄奸行动以后，我开始变得沉默寡言起来，并且每次行动时，我都尽可能回避对那些人亲自动手。杀敌人，应该是一个军人实现自己价值的方式之一。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我确实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但是，在历经更多的生死以后，我总算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那就是我的心肠始终太软。与生俱来的本性，最终导致我不敢近距离看那些临死者可怜巴巴的眼神，更怕听到他们的妻子儿女可怜巴巴的求饶声。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他们与我一样，都是黄皮肤、黑头发，并且说着彼此都能够听得懂的语言的中国人。所以，我自认为自己更适合在战场上与敌人进行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杀，因为只有在那种血肉横飞、尸横遍野的场合下，我要么因为惊慌和恐惧，无暇顾及对方的眼神，要么因为无法抑制的仇恨，而对对方的眼神视而不见。

…………

千真万确，在特务连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所参加的更多是这些让我备感压抑的所谓锄奸行动。在此期间，唯一让我觉得有价值的一件事，是在第二年的春天，我与杨大哥一道抓住了一个日本飞行员。要知道，能够抓着一个活着的日本人，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更何况是一个活生生的日本飞行员呢。直到今天，当时发生的一切仍让我感觉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所有的细节都显得无比地清晰，并且每每想到这些细节时，我都兴奋异常。

前面我已经说过，在宜昌城东北方向有一个日本人的大机场。在我们驻扎晓溪塔期间，只要是天气晴好的时候，清晨几乎总能看到日本人的飞机从我们的头顶往西南方向飞去，而到傍晚时分，又能看到这些飞机沿原路从我们的头顶返回。大家都知道这些飞机是去轰炸重庆的，却始终一点儿办法都没有。有段时间，我们预四师与其他兄弟部队一道，曾经试着想将这个机场给端掉，怎奈日本人的防守特别严密，每次还没挨着机场的边沿，就被日本人给打了回来。为此损失了不少的弟兄。所以，我们每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的飞机从头顶上气势汹汹地飞过去，又大摇大摆地飞回来。

看着日本飞机趾高气扬、目空一切的样子，弟兄们的肺都气炸了，私底下咬牙切齿地说，若能逮着日本飞行员，一定要生吞活剥了他。但是说归说，气归气，大家始终没有办法逮住一个日本飞行员。

但是，没曾想好运气竟然被我和杨大哥撞上了。说来也巧，那天原本是由其他弟兄在那座石塔那儿站岗的，不知是什么原因，覃连长临时安排我和杨大哥接替了其他的弟兄。

这天的天气特别好，暖暖的太阳光像一只无形的手掌一样，温柔地轻抚着大地上的一切。漫山漫坡的杜鹃花及许多我们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开得正艳，五颜六色的色彩将眼前的一切点缀得生机盎然。山下的黄柏河仍像一条凝固的玉带一样，从花丛中蜿蜒而行，悄然无息地流入南面浩浩荡荡的长江。在这样的季节和这样的天气下，只要你能静下心来认真倾听，你就一定能听到春天的舞步正随着生命的鼓点，在大地上上下翻飞、翩翩起舞。

我和杨大哥在上午十点钟准时到了哨位上。我们背依着古老的石塔，惬意地享受着大自然对我们的无私赠予。没想到杨大哥竟然是一个非常有情趣的人，他不仅能够用不同的树叶吹奏出不同的鸟叫声，而且能够将一种粉红色的野花摘下来后，天衣无缝地嫁接到那些野毛竹的枝条上。乍一看，青翠欲滴的毛竹上还真的开满了灿烂的鲜花。现在想来，我小时在冉家坝玩的那些捉螃蟹、掏鸟窝等游戏，还真的有点像不入流的小儿科了。

下午三点多钟时，我躺在一棵桅子花树下迷迷糊糊地打着瞌睡，突然被一阵奇怪的飞机马达声惊醒。杨大哥扯着嗓子在喊：“快看，快看，鬼子的飞机要掉下来了。”

我从草地上跳了起来。顺着杨大哥手指的方向，发现在西边蔚蓝色的天空上，一架飞机拖着又黑又长的尾巴，像一只受伤的大鸟一样挣扎着往我们头顶这边飞过来。低沉的马达声，像临死前无助的喘息，听上去让人的嗓子一阵阵发紧。

“看样子这飞机无法飞回去了。”杨大哥盯着飞机，肯定地说。

我感觉自己的心突突地跳得厉害起来，目不转睛地紧盯着这架受伤的飞机。那飞机飞到西北方向那座光秃秃的石头山上时，感觉明显顿了一下，那让人嗓子发紧的马达声也突然停了下来。紧接着飞机的尾部腾起一股耀眼的火焰，霎时，整架飞机像一个巨大的火球似的直往地下掉。

“鬼子跳伞了。”在杨大哥惊呼的同时，我看到一个白色的东西从浓烟中弹了出来，随后突然变成一朵巨大的白色伞花。那日本飞行员像个小黑点似的吊在这伞花的下面，正晃悠悠地随着微弱的西南风往那座石头山的背后飘去。至于那架已经变成火球的鬼子飞机，则翻滚着摔在石头山的南面。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浓浓的黑烟像一团巨大的蘑菇云一样从远处的树梢上腾起。

“快去抓飞行员。”我提起枪就往山下跑。

“需不需要报告覃连长他们？”杨大哥问道。

我停住脚步想了想，然后斩钉截铁地说道：“来不及报告了。”

事后，我为自己关键时刻的当机立断而得意不已。现在想来，我这一决定确实有一定道理。我们所处的位置与我们连的驻地以及飞行员落下的地方，刚好构成一个倒立着的三角形。如果我们赶回驻地，再从驻地赶往飞行员落下的地方，那就至少需要多跑五里多的冤枉路。而在跑冤枉路的那段时间里，那飞行员完全有时间逃跑。因为我知道，黄柏河虽然在那座石头山的东面往东北方向转了一个大弯，但两者之间的距离最多不会超过五里。如果那日本人逃过了黄柏河，那我们就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还有，如果驻扎在沙坝店子的日本人过河来接应那个飞行员，那时间就会显得更加紧迫。

从我们所处的地方到飞行员落地的地方，至少有六里多的山路。平时没事时走这段路完全没什么感觉，但这天风急火燎地在这段路上奔跑，我感觉这段路不仅漫长，并且特别难走，总觉得路面坑坑洼洼的，稍不小心，就有可能扭伤腿脚。路两边的荆棘也时不时扯住我们的衣服，划破我们的脸和胳膊。

我们跑到石头山南面那个叫作叶家庄的村子时，看到村里的十几位男男女女正急匆匆地往后山上跑。他们有的拿着扁担，有的拿着砍刀，更有一位跛着一条腿的老爷爷手里握着一把铁锤。他们告诉我们，日本飞行员落到后山的林子里了。村子里腿脚快的年轻人已经跑到前面去了。

当我们气喘吁吁地跑到石头山的侧面，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前面那片茂密的松树林子时，从林子里面突然传出两声清脆的枪声。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上。我担心跑在前面的那些年轻人，一个个赤手空拳，会不会在有枪的日本人面前吃亏。

然而在我们冲进林子里时，我禁不住为自己看到的滑稽一幕而差点儿笑出了声。那降落伞落下来时，竟然不偏不倚地挂在一棵高大的香樟树的树冠上，而扎实的伞带则死死缠住了飞行员的右小腿。此刻，那飞行员像一只被绳子吊住的猴子一样，倒悬在离地两米多高的半空中，正拼命地挣扎。

“那鬼子手里有枪。”三个手里拿着棍棒、砍刀的年轻人，紧紧趴在离飞行员五十米远的地面上，紧张地提醒我们。

我站在一棵松树的树干后面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那飞行员的手里确实握着一把手枪。

我想了想，然后将枪瞄准了那飞行员，与此同时大声喊道：“小鬼子，小鬼子！”

那飞行员看清楚我正拿枪瞄准他，显得更加紧张了。在不断挣扎的同时，朝我放了一枪。子弹从我头顶上面的树枝中穿过，打落下一小撮松针。此刻，我的心里还真有点儿得意。于是将枪身故意往上抬了抬，轻轻扣下扳机。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飞行员头顶上面的一根枝丫像根轻飘飘的羽毛似的飘落下来。

那个飞行员更加慌张了，又连续朝我放了两枪。最后我虽然清楚地听到鬼子手枪的撞针撞击声，但最终没有听到子弹射出的声音。

我兴奋地喊道：“鬼子的子弹打完了。”

在我带头向飞行员冲过去时，杨大哥及那些老百姓小心翼翼地跟在我的后面。

那是个戴着皮帽、身材瘦小的日本人。此刻，他已经扔掉没有子弹的手枪，正吃力地往上蜷着身子，用一把短刀手忙脚乱地割着那缠住他小腿的伞带。我们刚刚围拢过去时，他正好割断了伞带，头朝下重重地栽倒在地上。那些老百姓发一声喊，举起手里的木棍、扁担什么的，劈头盖脸地就朝他的身上打去。

“别打死了，要抓活的。”我大声制止了大家。

这时，飞行员已经坐在地上了，手里仍紧紧握着那把明晃晃的短刀，一双细小的眼睛惊恐万状地盯着我们。他那惶恐的样子，一下让我想起小时候在冉家坝用套子套住的野狗。

“投降，小鬼子。投降，小鬼子。”大家围着飞行员兴奋地喊着。

我清楚地看到，这日本人的眼睛里突然闪过一丝绝望的光泽，随即怪声怪调地大喊一声，举起手里的短刀，使劲朝自己的腹部刺去。

这时候杨大哥的动作比谁都快，只见他在用枪托磕飞飞行员手中短刀的同时，右脚已经结结实实地踏在他的胸膛上了。“想死可没这么容易。”杨大哥得意地笑着说。

其他的人立即一拥而上，飞快地扭住了飞行员的胳膊。

这日本人即使沦落到这般地步仍特别顽固，死活赖在地上不走不说，还挣扎着乱踢乱咬。最后我让那些村民砍了一些藤条，将他的手脚死死地捆住，再用一根木棍从他的手脚之间穿过去，像我们冉家坝春节时到集市上贩猪一样，一路吆喝着将这日本人抬了回去。

没曾想我们刚走到叶家庄时，东北方向的黄柏河那边响起了急促的枪声。后来我才知道，覃连长他们在驻地里也发现了跳伞的日本飞行员，当时他就将全连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赶到沙坝店子那边准备阻击据点里出来救援的日本人，另外一部分则直扑那座石头山，准备活捉日本飞行员。只是让覃连长没有想到的是，我和杨大哥以及叶家庄的那些老百姓竟然捷足先登，抢了头功。

毕竟是活捉了一个日本飞行员，所以在整个预四师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为此，师长傅正模还赶到我们特务连的驻地，亲自授予我和杨大哥各一枚金光灿灿的宝鼎勋章。这是我从军以后得到的第一枚勋章。只可惜在后来的东北战场上，我偷偷将它扔到饶阳河里去了。

一个孤苦伶仃的人生活在颠沛流离的艰苦环境中，不管是基于亲情，还是基于兄弟之情，久别重逢无异是一件让人备感幸福的事。但是对于一个出生入死、九死一生的士兵而言，这种幸福则更多了一层无法用言语表述的沉重意义，因为它始终与庆幸相互之间生命的继续存在而紧紧联系在一起。所以，那个时候，对于我以及所有的弟兄而言，我们对久别重逢的理解和感受始终建立在可遇而不可求的基础之上。虽然内心里我们对这种感受有着强烈的追求和渴望，但残酷的现实让我们不敢让这种追求和渴望始终浮现在自己的脑海里，我们只能在默默的忍耐中被动地等待这个时刻的突然到来。

我与眼镜连长、莫先生和冷莽子他们的相遇，就是在这种默默的忍耐中，不经意地到来。

…………

这年夏初以后，师里先后组织了几次战斗，但充其量只是在外围小打小闹，对占领宜昌的日本人并没有大的触动。在9月份以后，上面好像正在酝酿一次大的动作。这从我们师以及周边部队的部署上可以看得出来。后方的物资开始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源源不断地往前面转运，有几次因为人数不够，竟然将我们连抽调到长江边的莲沱那儿，配合搬运那些堆积如山的物资。我们师的防线除了向黄柏河沿线作进一步压缩以外，在我们的右翼，靠近长江边的三游洞一线，还部署了其他的兄弟部队。平时难得一见的团里的那些长官，也三天两头往我们连的驻地跑。有一次师里的一位副师长在我们团长的陪同下，在晓溪塔下面对着图纸研究了大半天。研究的结果是让师里的通讯营将电话线直接拉到塔底下，说这儿地势好，便于指挥。还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要求我们特务连，有针对性地对河对岸的日本人进行详细的侦察，务必要弄清日本人的兵力和火力配置。后面这个要求让我们连在侦察过程中吃了不少的苦头。一排是我们连里的特勤排，主要任务是化装成要饭、做生意或者走亲访友的普通老百姓，借以混进城里收集日本人的情报。有一次在桃花岭鬼子司令部那儿，长着一个蒜头鼻子的一排排长被汉奸认了出来。结果一块儿出去的十个人，只有四个人侥幸逃了回来。我们排吃的亏比一排更大，那天晚上到沙坝店子外围侦察日本人的雷场，有位弟兄不小心将一颗日本人的防步兵地雷给引爆了，包括排长在内，当场就被炸死了五个。其他的弟兄被鬼子的机枪压在一条臭水沟里无法动弹。若不是覃连长带着连里的其他弟兄及时赶过来增援，我们全排肯定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回来。

这次遇险，让看上去好像天不怕地不怕的杨大哥初次品尝到了害怕的滋味，也让他初次见识了什么叫作真正的战场。当时，日本人射过来的子弹像一张巨大的死亡之网一样，紧紧笼罩在我们的头顶上。被子弹打断的树枝、枯草以及溅起的泥土四处飞扬。我们十多位弟兄全像泥鳅一样缩在那条臭水沟里，那命悬一线的紧张场面，仿佛只要能保证呼吸，一个个恨不能将脑袋也拱进那臭哄哄的污泥里。杨大哥紧挨着我趴着。开始时他还一动不动，到后来他就不安分了，全身不停地哆嗦，最后竟然想从沟里站起来。我一看情况不好，脚下一使劲，整个身子就扑到他的背上。

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

他红着脸对我笑了笑，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这样。反正当时整个人糊里糊涂的，脑袋里一片空白。”

我安慰他说：“开始时都这样，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他诚恳地说：“这样的场面你见得多了，以后多提醒我。”

“我也是慢慢习惯的。”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其实内心里我非常得意，毕竟杨大哥在年龄上比我大了一大截，并且身材也比我壮实得多。还有，在许多场合他总喜欢以老大哥自居，好像在他的眼里，我就是一个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的毛头小子。

预料中的大规模战斗是这年的9月下旬开始的。队伍展开以前，师里例行做了战前动员。那是一个艳阳高照、酷热难当的下午，师长傅正模虽然热得满头是汗，但仍戴着雪白的手套，穿一身笔挺的少将制服，连风纪扣都没有松开。他站在一张从老百姓家里借来的八仙桌上，用浓浓的湖南口音慷慨激昂地向全师讲话。至今我仍模糊记得傅师长的讲话内容，大概是我们已经集中十四个师的部队，准备对盘踞在宜昌城的日本人发动大规模进攻，以彻底消除日本人对我们的大后方四川的威胁，并且通过这次进攻，最大限度地减轻日本人对湖南长沙方面的进攻压力。

傅师长讲了将近半个小时，许多内容和道理我都不是十分清楚，但是，彻底消除日本人对大后方四川的威胁这句话我是听懂了的。当时我感觉全身的血液在瞬间像铁锅里的开水一样开始沸腾起来，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尽力呐喊的冲动。然而，在傅师长的讲话即将结束时，发生了一件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奇怪事情。原本像一只悬挂在天空中的巨大火球一样的太阳，在突然之间变得暗淡下来。一团巨大的黑色阴影，像一个不为人知的魔鬼一样，正在一口一口地慢慢吞食着光滑耀眼的太阳。开始时，太阳的表面只是显现出一个农村姑娘们经常使用的牛角梳似的半圆形缺口。谁知随着时间的消逝，这个缺口竟然在不断地扩大，逐渐变成一个巨大的椭圆形。到最后，这个巨大的黑色椭圆形几乎将整个太阳完全遮蔽住了，只剩下一轮光芒万丈的银钩，阴森可怖地悬挂在犹如暗夜的天空中。

队伍开始骚动起来，有人抑制不住地发出一阵阵惊叫。

傅师长挺直身子，大声制止了队伍的骚动。他指着天空中仅剩的那轮银钩，大声说道：“知道我们头顶上正在发生的是什么吗？这叫作天狗食日。日本鬼子不是自认为他们大和民族是太阳的子民吗？那好，我们就要像头顶上这只无所畏惧、无所不能的天狗一样，将宜昌城里的鬼子全部吞进肚子里去，一个不剩，全部消灭！”

…………

根据战役安排，我们师的主要任务是拔除日本人的双莲寺据点。

双莲寺只是宜昌东北面广袤丘陵地带中非常普通的一高一矮两个小山包而已，就地理条件而言，日本人的这个据点并无可以依托的自然条件。但是，日本人占领宜昌后，在上面修建了大量的永久性工事，使之成为一块难以啃动的硬骨头。更为重要的是，双莲寺直接扼守宜昌直通当阳的公路，如果将这个据点拔除，则彻底切断了宜昌与当阳的直接联系，使宜昌城内的日本人真正成为瓮中之鳖。不管是日本人还是我们，都充分认识到双莲寺的重要性。所以，上级命令我们，为了保证歼灭宜昌城内的日本人，我们师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拔掉这颗硬钉子。

进攻是在偷袭中展开的。我们团的任务是攻占那个稍矮的小山包。鬼使神差，我们连竟然被指定为全团的进攻尖刀，而且我们排则成了这把尖刀的刀尖。

晚上十一点多钟，我们全连就悄悄埋伏到山包下的一个满是荆棘的洼地里。到十二点的时候，我们排就率先往洼地边沿的铁丝网那儿偷偷爬过去。这天晚上的天气一点儿不助我们，简直好得不能再好了。一轮圆月像个巨大的灯笼一样，静静地悬挂在青灰色的夜空中，洁白的光线将大地上的一切映照得一览无遗。好在日本人的据点设在山包上，受月光阴影的限制，我们趴在眼前这个低矮的洼地里，自上往下观察很难被发现。

我紧挨着杨大哥，一寸一寸地小心往前挪动。在挪动的过程中，我的心里像有一面小鼓一样，始终在一阵紧似一阵地敲击着。在日本人铁丝网上那密集的倒刺都可以清楚地看见时，我几乎紧张到了极点，呼吸不由自主地变得急促，不争气的胃也开始强烈地痉挛起来，一阵阵刺激得人直想呕吐。不知是因为害怕还是因为闷热，我身上的汗水也疯了一样往外流淌，感觉全身上下全都是湿淋淋的。这时候，即使是一只不知名的虫子的鸣叫或者一根枯枝被折断的细微声音，都会让我紧张得恨不能像弹簧一样从地上跳起来。我生怕右手边的杨大哥发现自己的窘态，于是咬着牙，使劲往前爬了几步，最终爬到稍稍靠前的位置。

在前面的弟兄将铁丝网剪开一个大口子后，我们鱼贯着摸进了日本人的阵地，沿着纵横交错却空无一人的壕沟，悄无声息地向山包上逼近。不多会儿，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山包上黑黝黝的碉堡了，其中一座碉堡里还亮着灯光，昏黄的光线从碉堡的枪眼里渗出来，像鬼火一样阴森森的，让人全身上下起鸡皮疙瘩。在一个鹿砦后面，一个日本哨兵大敞着怀，斜歪在一堆沙袋后面正呼呼地睡觉。我们没费多大劲就用刺刀将这个日本人报销了。然而没待我们松一口气，一声清脆的枪声在夜空里响起，接着响起日本人惊慌失措的叫唤声。原来日本人在阵地上设了一明一暗两个岗哨，在我们收拾明处的那个岗哨时，被躲在暗处的岗哨发现了。

霎时，日本人的阵地像被捅的马蜂窝一样炸开了。碉堡里的轻重机枪嗥叫着，喷吐着耀眼的火焰，像风一样朝我们直刮过来。冲在前面的弟兄很快被日本人的子弹打倒了几个。其他的弟兄在日本人火力的压制下，紧紧趴在壕沟里，一动不能动。我拉着杨大哥紧紧趴到一个沙袋的后面，紧张地观察着眼前这可怕的一幕。凭经验判断，我们这次偷袭完全出乎日本人的意料，因为日本人的轻重机枪虽然打得非常凶，但是碉堡里的日本人没有一个敢冲出来，这充分说明日本人对我们进攻的人数及所处的位置并不清楚。

我拉着杨大哥挪到鹿砦后面的一个土丘后面。这时，火光中我发现右前方不远处有一个日本人正往弟兄们藏身的壕沟里扔手榴弹。由于距离较近，日本人的手榴弹直接扔进了壕沟，顿时有几个弟兄被炸得血肉横飞。我不敢迟疑，瞄准日本人的身影接连开了几枪，直到将那个日本人打倒在地。我们又猫着身子往前挪动了一下位置。然而在我全神贯注地观察上面碉堡的时候，右边一个角落里突然有个日本人闷声不响地端着刺刀，朝我的腰部直刺过来。不要说迎击这个日本人的偷袭，就是连躲避的时间我也来不及了。就在我眼睁睁地准备挨这致命一刀时，一直跟在我右边的杨大哥突然发一声喊，一个箭步往前，猛地挑开日本人的刺刀，顺势一脚将日本人踹倒在地。没待这日本人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杨大哥手上的刺刀就扎进了他的胸膛。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和杨大哥一直摸到最近一个碉堡下面，将拉着弦的手榴弹直接从向外喷吐着火舌的枪眼里扔了进去。其他弟兄也悄无声息地将旁边的一个地堡给炸塌了。与此同时，山包下面的后续部队也开始朝山上发起了潮水般的进攻。这个时候日本人好像从惊慌失措中回过神来。那个稍高一点的山包上的日本人，用密不透风的火力疯狂地射向后续进攻的部队，将他们紧紧压在那片低矮的洼地上。山包背后日本人炮兵阵地上发射的炮弹，也如冰雹一样砸在进攻部队的头顶上。从我们藏身的地方朝山包下看去，只见火光冲天，烟尘弥漫，那些可怜的弟兄们被炮弹炸得支离破碎的尸体在夜空中四处飞舞。

与此同时，上面那个山包上的小股日本人也开始进行疯狂的反冲锋，想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一股作气将立足未稳的我们赶下山去。我们排仅剩的十多位弟兄面对日本人的疯狂反扑，拼死进行反击。这个时候所有人的脑子里已经没有其他的任何想法了，只有一个念头在死死地支撑着我们，那就是将越来越近的日本人尽可能多地打倒在地。在眼看无法坚持下去的时刻，覃连长带着一部分弟兄冒死冲了上来。最终我们像颗钉子一样牢牢地钉在山包的一角。虽然我们无力将其他碉堡里的日本人消灭干净，更无力冲到上面那个山包上去，但是日本人若想将我们赶到山下去，也势必需付出更大的代价。

覃连长痛苦地歪靠在壕沟里，费力地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他的左手手臂有半截被日本人的炮弹炸飞了，露出一小截白森森的骨头，鲜血仍在不断地往外流淌。由于失血过多，他的脸色变得像纸一样雪白。我脱下身上的军装，三下两下撕成宽窄不一的布条，在杨大哥的帮助下，将覃连长断臂的上端紧紧扎住。我知道，若任由伤口上的鲜血不断流淌，要不了多久，覃连长会因鲜血流尽而死去。

“今天老子就是死，也要死在这山上。”覃连长咬着牙关，狠狠地说。

在稍稍感觉好了一点以后，覃连长将剩下的一个排长、五个班长召集到一起，在将防守要点做了简单的重新布置以后，他告诉大家：“今天我们即使全死在这儿，也得坚持到天亮。到那个时候，后续部队上来了，那鬼子肯定没办法支撑了。”

奇怪的是，在临近天亮前的近一个小时内，日本人除了用机枪火力压制我们连向上的冲锋以外，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发动凶狠的反冲锋。他们仍然将所有的炮火全部倾泄到山包下面部队的头上，一刻都没有停止过。日本人好像知道我们仅剩的这三十多号人是无法撼动他们的，对他们的最大威胁在于山下的那些后续部队。

天亮以后，我们的炮兵开始对日本人的炮火进行火力压制，效果虽然并不十分明显，但仍感觉到日本人的疯狂劲头稍稍有所收敛。趁这个机会，被日本人的炮火压在那片洼地里好几个小时的后续部队，潮水一样朝山上冲来。山包上日本人的轻重机枪编织的密集火网，仍没能阻止两百多弟兄冲到我们连所处的那一小块可以藏身的地方。日本人感觉到危险的临近，没待冲上来的弟兄们站稳脚跟，立即发动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反冲锋。一百多号日本人呐喊着，像疯狗一样顷刻之间就冲进我们的队伍之中。

一场让人心惊胆战的肉搏战在狭窄的山包上瞬间展开。双方士兵谁都不敢有丝毫的退缩，努力在杀死对方的同时，使自己的生命得到些许时间的延续。呐喊声、惨叫声、含混不清的怒骂声以及身体的撞击声、刺刀扎进人的身体时产生的奇怪的扑哧声响成一片。浓烈的血腥味伴随着呛人的硫磺味弥漫在清晨的空气之中，让人的思想和行为始终处于一种无法抑制的歇斯底里的疯狂之中。

混战中，我与杨大哥始终若即若离地站在覃连长的左右。在我们打完弹匣里仅剩的子弹后，也身不由己地卷入到这场歇斯底里的巨大的肉搏旋涡之中。杨大哥不愧是练过武的人，感觉如入无人之境，左冲右突之中，就一连捅死了两个日本人。与杨大哥相比，我差得太远了。这不，刚上去就遇到一个长着一脸络腮胡的日本人，三挑两拨就将我逼到一个没有退路的死角。就在这个日本人狞笑着挺枪准备对我做最后一刺的时候，一声清脆的枪声在我的旁边响起。日本人的脖子被子弹击中了，血水像泉水一样喷涌而出。日本人得意的眼神中陡地闪过一丝迷茫。我毫不迟疑，瞅准这难得的时机，一个向前突刺，锋利的刺刀将他的胸部直接刺了个透心凉。

在我踩着日本人的肚子吃力地将刺刀拔出来后，我才扭过头寻找那个危机时刻救了我一命的人。原来是覃连长。此刻，他脸色煞白地靠在20来米远处一座被炸毁的碉堡残壁上，费力地朝我笑着，手上那支驳壳枪散发出的青烟使他那亲切的笑容显得朦朦胧胧的。我像个小孩一样朝他笑了笑，然后感激地竖起右手的大拇指。然而，在覃连长的笑容还没有从他脸上消失的那一刻，一颗日本人的重炮炮弹落在他的脚边。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覃连长以及他那亲切的笑容立即被冲天的火光和烟尘全部吞噬了。没容我在突然的变故中发出抑制不住的惊喊，更多日本人的重炮炮弹像雨点一样落在正在相互拼死厮杀的人群中……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跑到山下来的。待我惊魂未定地瘫坐在远离炮火的一条田埂上后，我木然地回过头，立即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偌大一个光秃秃的山包，几乎全被弟兄们的尸体覆盖住了。在穿着灰色制服的弟兄们尸体中间，夹杂着星星点点穿着黄色制服的日本人尸体。

“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呢？”杨大哥同样不相信眼前的一切，使劲撕扯着头上被炮火灼烤得焦黄的头发。

我痛苦地闭紧眼睛，努力克制自己的泪水不要从眼眶里奔涌而出。确实，这就是真实的战争，不管我们这些小兵如何努力，永远无法改变这一残酷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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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团损失过于惨重，当天上午就从双莲寺撤了下来。随后师里又组织其他两个团先后发起了四次进攻，但由于日本人的火力过于强大，这四次进攻均未奏效。后来，在确实无能为力的情况下，为避免更大的损失，上司只得临时改变计划，命令我们暂时将双莲寺的日本人包围起来，最大限度地阻止当阳方面的日本人增援就可以了。这次包围前后进行了十天，最后，因宜昌城内的日本人面临兄弟部队的进攻压力过大，迫不得已从双莲寺抽调部分兵力支援城内的日本人后，我们预四师最终才在10月7日那天攻克了双莲寺。

我们团在第一轮进攻失败后，撤到离双莲寺不远的一个小村子里进行了简单的休整。我们侦察连的损失最为惨重，全连八十二位弟兄，最后完好无损地活下来的只有十五人。结果我们这十五人被编入团里的其他连队继续参加后面的战斗。天无绝人之路，在10月7日发起的对双莲寺的最后进攻中，我们团没有再负责打主攻，所以我和杨大哥最终从死人堆里得已活了下来。

能够从九死一生中活下来，应该是天大的运气了，但是那个如影相随、让我始终挥之不去的宿命却紧跟着我暂时的好运接踵而至。这不，在攻克双莲寺的当天，上司严令我们团必须克服一切困难，紧急驰援正在宜昌城内拼死攻打东山寺日本人阵地的其他兄弟部队。全团弟兄对上级的这一决定虽然颇有怨言，但是在严厉的军令面前，大家也只能强打精神，立即马不停蹄地投入后面的战斗。

“哪有这样打仗的，让人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杨大哥黑着脸，低声骂道。

“这很正常呀。”我看了他一眼，不知如何向他解释才好。心里却嘀咕道，在双莲寺没被日本人打死已经是万幸的了，现在累点又算什么呢。

东山寺位于宜昌城的东北方向，是日本人据守整个宜昌城区的主要阵地之一。如果能够突破东山寺阵地，则整个宜昌城区的日本人防御体系将土崩瓦解。双方都知晓东山寺的重要性，因而都在这个狭长的地方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兄弟部队在此之前已经对东山寺阵地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进攻，无奈日本人的火力过于强大，两次进攻均以失败告终。我们团被临时抽调到东山寺东北方向的侧翼，目的是配合兄弟部队发动对东山寺的第三次进攻，力求一鼓作气攻破已成强弩之末的日本人阵地。

10月初的天气仍然酷热难当，白茫茫的太阳始终明晃晃地悬挂在头顶之上。这时节竟然一点儿风都没有，感觉吸进肺里的空气也是热辣辣的，刺激得人的整个呼吸器官像被一只可恶的老鼠在撕扯一样难受。由于一连十多天的战斗几乎从没停止过，散布在城市废墟里的双方士兵的尸体谁也顾不上收集。在烈日的暴晒下，这些尸体已经开始发涨、腐烂，以致整个城市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让人作呕的死老鼠气味。自打进入进攻阵地的一天多时间里，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吃过。因在这种环境中，你是没有办法咽下口中的食物的。即使你强迫自己将食物咽进肚子里，在这种难闻气味的强烈刺激下，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全部呕吐出来。在饿得受不了的情况下，我最多只是喝一口水壶里的凉水，借以欺骗一下那空空如也的肚子。

伏在城外临时挖掘的战壕里，我时不时折过身子，用说不上是关心，也说不上是漠然的眼神，看一看旁边的杨大哥。奇怪的是，每次我用这种眼神看他时，总发现他也在用同样的眼神看我。我们相互之间竟然连说话、打招呼的欲望都没有了，彼此只是惨淡地笑了笑。其实我知道，在这惨淡的笑容中包含了常人无法理解，也无法知晓的真正感情。而这种感情，只有我们这些生死与共的弟兄们之间才能切实地感受得到、触摸得到！

即使到现在，我仍然不明白，自己以及其他的众多弟兄，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为什么能够顽强地支撑下来。他们的肉体始终在承受着巨大的折磨，他们的精神无时无刻不处于一种崩溃的边缘，但他们实实在在地支撑下来了。所以，我只能说，人确实是种奇怪的动物，许多让人无法理解的潜能，会在让人无法理喻的环境中最终得到释放……

对东山寺日本人阵地的第三次进攻是在10月10日这天早上开始的。这天是“双十节”，上面下了最后的命令，必须在当天攻破日本人的阵地，全歼宜昌城内的残存守敌，以不容置疑的胜利庆祝这一神圣的节日。

可以看出，对于这最后的一击，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因为在进攻开始以前，我们的炮兵竟然以我从没有见过的密集炮火，对日本人的阵地进行了二十多分钟的猛烈炮击。从我们准备出发的进攻阵地上看东山寺上的日本人阵地，完全被遮天蔽日的火光和浓烟覆盖，炮火掀起的尘土和日本人残缺不全的尸体在半空中此起彼伏。天空灰蒙蒙一片，整个大地都在剧烈地晃动、颤抖，仿佛随时都会塌陷到万劫不复的深渊中去。

从周边猛烈的炮击声中，我感觉得到，我们这边的炮击开始以后，整个宜昌城周边的兄弟部队几乎同时向宜昌城内日本人据守的各个据点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炮击还没有停止，我们这些在炮火中蜷缩多时的步兵就发起了潮水般的进攻。这次进攻注定是孤注一掷的拼死一搏，因为竟然是以营为单位发起的集团冲锋，所有的营长、连长、排长都冲在队伍的最前面。

以我自己的角度来判断，我们所处的位置并不适合这样的集团冲锋。因为在日本人阵地前沿两百多米的范围内，全是被双方炮火摧毁的房屋和树木，少有的几条狭窄的街道上，也散满了大大小小的砖头瓦砾以及仍在燃烧的木头。部队的集团冲锋在这些障碍物的阻滞下，进攻速度始终无法得到有效的发挥，所有的弟兄只能在断垣残壁间艰难地接近日本人的阵地。

我端着步枪，夹杂在进攻的人流中，小心地借助身边一切可以利用的地形地物，跳跃着逐渐接近日本人的阵地。杨大哥始终跟在我的旁边，一步不落。即使在这种时候，一种感激的心情仍然涌上我的心头。老话说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这生死只在瞬间的战场上，精神的支撑和支持有时比行动更为重要。

没想到眼前的日本人又上演了一出我在祈家河时日本人曾经玩弄过的那些伎俩。在我们向前冲锋的过程中，他们始终没有一点儿动静，但是，一俟我们接近他们的阵地前沿后，他们的轻重机枪以及由迫击炮和掷弹筒发射的炮弹，像雨点一样朝我们劈头盖脸地倾泄而来。与此同时，他们的重炮炮弹也如冰雹一样直接砸在我们进攻部队的后面，导致我们前面的部队始终处于挨打的境地，而紧随其后的后续部队始终无法及时支援上来。

在日本人的强大火力面前，我紧紧趴在一堵矮墙后面，连头都不敢轻易抬起。有一位身材瘦小的弟兄刚被日本人的机枪子弹击中了肩部，满身是血地躺在尸体堆中痛苦地惨叫着。我试着向他伸过手去，想将他拉到子弹射击的死角。然而在我的手刚挨着他的手指时，日本人的一颗子弹又击中了他的头部。立时，他像一只被突然扎破的气球一样，软绵绵地瘫倒在尸体堆中。

透过遮天蔽日的烟尘，我浑身哆嗦地从藏身的矮墙后面伸出小半个脑袋，努力搜寻能够射击的目标。但是，我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劳的，不仅没有看到一个日本人的身影，并且在我探头的瞬间，日本人的一梭子机枪子弹就呼啸着擦着我的头皮飞了过去。于是，我重新紧紧地趴在地上，像条蚯蚓一样慢慢地从一个墙角蠕动到另一个墙角，并时不时瞅准机会向日本人的阵地方向漫无目的地放上几枪。此时，我的脑子已经被巨大的恐惧填充得满满的，几乎丧失了所有的感知，以至对惊天动地的枪炮声和惨绝人寰的哀号声充耳不闻。

即使是这样，我仍在日本人发动的那次反冲锋面前振作了起来。日本人发动的这次反冲锋规模不大，只有七十多人，他们有的穿着破烂不堪的军服，有的光着膀子，甚至还有的穿着稀奇古怪的彩色服装。他们声嘶力竭地怪叫着，在被我们打倒了十多个以后，剩下的很快冲进我们进攻的队伍之中。我不知道在这片废墟中我们还有多少弟兄活着，但当时的真实情况是，剩下的这股日本人很快被我们消灭了。第一个向我躲藏的地方冲过来的日本人是一个光着膀子的大胖子，由于只有不到三十米的距离，我一枪就打中了他的脑门。随着一团血雾的腾起，日本人巨大的身躯怔了一下，然后仰面朝天地倒在瓦砾之中。第二个冲到我面前的是一个穿着宽大白色服装、脑后留着拳头大小发髻的小个子日本人。他始终在怪声怪调地尖叫着，在离我不到五米远的距离时，我与杨大哥枪中的子弹几乎同时射进了他的胸膛。这个日本人大张着嘴，像根僵硬的树桩一样直直地扑倒在我们的面前。不知是对这个日本人的服装感到好奇，还是对这个日本人过于夸张的动作感到好奇，反正我和杨大哥竟然努力将这个日本人的尸体翻了个身。然而让我们俩大吃一惊的是，这个日本人竟然是一个女的。事后我们才知道，在我们的殊死进攻面前，日本人因死伤惨重导致无可调之兵，竟然将正在宜昌城内进行慰问演出的所谓文艺兵也充实到进攻部队中了。毫无疑问，眼前的日本人真的成了秋后的蚂蚱，蹦达不了多长时间了。

我们在废墟中的坚持，让日本人感到万分恐慌。那是明摆着的事实，如果我们能熬到天黑，以我们残存的勇气完全可以趁夜色突破日本人的阵地。

但战争就是那么回事，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相互之间任何手段都会不遗余力地使用出来。日本人在这方面表现得尤甚。这不，在傍晚时分，日本人的四架飞机飞到了这片废墟的上空。然而日本飞机投下的炸弹并没有发出惊天动地的剧烈爆炸声，而是发出一连串的扑扑闷响，像无数装满水的水罐从高处扔下来一样。随后，在断壁残垣间升腾起浓浓的黄绿色烟雾。开始时，这些黄绿色的烟雾只是一团一团的，到后来就完全扩散开来，像一幅无边无际的帷幕一样紧紧地将我们笼罩在其中。这烟雾的气味既像臭鸡蛋的气味，又像辣椒的气味，吸进肺里后立时会控制不住地剧烈咳嗽、抽搐，随之眼泪、鼻涕四溢。

“毒气弹，毒气弹。”我大声惊呼着，脱下上身沾满血污的衣服，很快朝上面撒了一泡尿，然后紧紧地捂在自己的鼻孔和嘴巴上。这是我第一次遇到日本人的毒气弹，但是以前我听朱连副说过这东西的厉害，他还告诫我在紧急情况下如何用最简单的方法加以防范。杨大哥也照着我的样子手忙脚乱地将渗满了尿液的衣服紧紧捂在自己的脸上。至于藏在其他地方的弟兄是否听到我的提醒，我就不知道了。

日本人可能以为我们全被毒气熏死了，在天刚刚擦黑的时候，又发动了一次小规模的反冲锋。但是这次反冲锋仍被我们打退了。不过，我明显感觉到我们射击时的火力较以前弱了许多。

我们在痛苦中等待黑夜的来临。

燃烧的尸体以及树木将这片废墟映照得犹如鬼域。我的五脏六腑里像有一把烧红的铁钩在抓扯一样难受。一点儿风都没有，整个世界仿佛平摊在一只烧红的铁锅里一样，正在被恣意地煎烤、搅动，腐臭味、焦煳味、辛辣味，胡乱地混杂在一起。

不知过了多长的时间，瓢泼似的大雨夹杂着鸽子蛋大小的冰雹突然劈头盖脸地从天上砸了下来。不长的时间内，这片广阔的废墟里就积满了齐膝深的雨水。我斜靠在一面矮墙后面，半截身子浸泡在渗满鲜血的雨水里。眼前那些原本一动不动的尸体，在雨水的冲刷下，仿佛一下有了生命似的，正在慢慢地四处蠕动着。

也就在这个时候，从后面突然传来一个让我不敢相信的命令：所有进攻部队，全部后撤。

当时，我真的无法相信这个撤退的命令是真的。浑身瘫软地斜靠在那面矮墙上，脑子里不断浮现双莲寺那个山包上弟兄们堆积如山的尸体，也浮现出在身下这片废墟中垂死挣扎着的无数弟兄。最后我突然想起十多天以前的动员会上，莫名其妙出现的天狗食日的奇特景象，以及傅师长最后那句铿锵有力的话：“我们就要像头顶上这只无所畏惧、无所不能的天狗一样，将宜昌城里的鬼子全部吞进肚子里去，一个不剩，全部消灭！”

那天狗为什么不将整个太阳吞进肚子里去呢？为什么唯独留下那轮耀眼的银钩子呢？

我呆呆地胡思乱想着，一阵苍凉的哽咽从我的喉咙深处像狼嚎一样迸发出来“啊——”

“所有人都撤回去了，你一个人还在这儿穷嚎个什么！”这时候，黑暗中一个粗壮的身影敏捷地跳到我的旁边，对我大声责骂道。

我突然觉得这声音听上去特别熟悉，慌忙擦去脸上的泪水。

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怀抱机枪、胡子拉碴的不正是冷莽子吗？“莽子！”我大声喊道。

“祸害，真的是你哟！”冷莽子高兴地喊着，照着我的胸部狠狠打了一拳。这一拳一点儿不重，但我一辈子都记住了这一拳所包含的无穷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