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路：一场实弹射击的经历

凌晨在宜昌下船后我们并没有片刻停留，直接急行军到宜昌下面三十公里处一个叫红花套的地方。在那里我们被临时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是地道的四川人。我、莫先生、冷莽子以及其他几个冉家坝周边村子的同乡被编在一个排里。大家为能够在一起感到非常高兴，毕竟都是同乡，相互熟悉，彼此之间有个照应。也正是在红花套这个地方，我拥有了第一支属于自己的步枪。这是一支崭新的中正式步枪，枪机上仍涂着厚厚一层淡黄色的润滑油，枪身瓦蓝瓦蓝，在夏天的阳光下散发出耀眼的清冽光泽。真的，在我的眼里这支枪漂亮极了，乐得我整天嘴巴就没有合拢过。只是我的身材太矮了，这支枪背在我的身上显得特别长，即使将枪带紧到不能再紧了，我背在身上仍是松垮垮的，站着时枪托几乎挨着我的小腿，而走路时，整个枪身像个不听话的娃娃一样在我的背上不停晃荡。特别是在跑步时，我只有使劲攥紧胸前的枪带，才能避免那不听话的枪托时不时撞在我的后脚跟上。我在跑步时的动作肯定非常滑稽，要不莫先生他们怎么会不住地笑话我呢？说我是个货真价实的娃娃兵。

其实在我们中间最得意的应该属冷莽子了，凭借他那人高马大的身板，他竟然成了全排唯一的机枪手。你看他那得意样，天天抱着那挺油光水滑的捷克式机枪，像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即使在睡觉时，也紧紧地搂在怀里。别人想拿一下他的枪感觉一下，他都始终板着脸，老大不高兴。

在红花套时朱班长升官了，从班长变成了我们这个排的排长，虽然感觉他这人有点凶，但毕竟在一起待了这么长的时间，大家也就习惯了他的性格，都庆幸运气不错，有一个熟悉的人带着我们肯定比一个陌生的人带着我们要好。他原来那支老旧的步枪换成了一支短小的“花机关枪”，横挎在胸前特别显眼也特别神气。那个眼镜军官则成了我们连的连长，由于四川人特别钟情于以人的长相或者身上固有的特征起绰号，所以私底下我们都称他为眼镜连长。眼镜连长其实姓罗，大名叫罗益民，老家是眉山县。这眼镜连长看似文绉绉的，但说话办事特有军人气质，在短时间内就赢得全连兄弟们的尊敬和爱戴。

我们在红花套这个地方只待了三天时间。在这三天里，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熟悉分给大家的各种枪械，比如怎样拆解枪支、怎样瞄准、怎样射击等。至于扔手榴弹，也只是朱排长拿了一颗木柄手榴弹在我们面前示范了一下怎样拉弦、怎样扔出去。即使到现在，我仍记得朱排长在示范完后板着脸说的那句话：“都听清楚了，别没拉弦就扔出去了。”

除了熟悉枪械，我们还抽半天时间进行了实弹射击。毕竟这是第一次进行实弹射击，看得出全排人与我一样，既兴奋又紧张。朱排长将实弹射击的场地安排在一个山坳里，大家趴伏在一条田埂后面，轮流向一百米开外的一棵刺槐树的树干射击，每人限三发子弹。不知是因为我的身材是全排最矮小的一个，还是在船上因为电灯出丑的事，我在朱排长的脑子里竟然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不，在全排三十二个弟兄里面，他竟然将我第一个叫上场。听到他大声喊我的名字时，我的脑子里立时一片空白，不知自己是怎样走到田埂那儿，更不知是怎样趴伏在地上的。我按照前两天他们教我的射击程序机械地操枪，装子弹，拉枪栓，扣扳机，再拉枪栓，再扣扳机，然后再拉枪栓，再扣扳机。我感觉自己几乎是一眨眼工夫就将三发子弹打完了，既没有听到刺耳的枪声，也没闻到呛人的烟味，至于子弹有没有打着那棵刺槐树的树干，以及子弹最终打到哪儿，我更是浑然不知。待我像踩在棉花上一样提着枪重新回到队列里时，朱排长却对我的表现非常满意，使劲拍着我的肩膀对大家说：“看见了没有，射击就这么简单，祸害都做得不错，大家应该更没有问题。”也不知道他是怎样知道我的小名的，反正从他眉飞色舞的表情上，可以看得出他今天的心情不错。待莫先生紧接着我趴到那条田埂后面以后，我才正儿八经地回过神来，感觉浑身上下不可抑制地不住哆嗦，胸前、后背和额头上渗满了汗水，连右手食指在拉枪栓时被枪栓上的棱角划了一个一寸多长的大口子，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感觉到钻心的痛。

从红花套出发时我们近一万人被分成了三部分，我所在的这一部分是往北走，听说是到河南和山西那一带阻击日本鬼子的进攻。其他的两部分，一部分是沿江向东走，说是到湖北荆州一带设防，而另一部分则乘船过江，往南直接进入湖南境内，至于最终的目的地，谁也不清楚。冉家坝村一块出来的十个人除了在去万州的路上因逃跑被打死的冉兴文外，剩下的九个也被分成了三部分，我、莫先生、冉二娃和冉石头是往北走，冉再生、冉细娃、冉木生和冉耀祖是往东走，唯独冉云光一个人是往南走。分手的头一天晚上，大家全凑在一起，言语和表情都非常凝重，相互间不停地叮嘱，要多保重，争取能活着回到冉家坝。在所有的人当中，只有冉云光一个人情绪最为低落伤心，这也难怪，因为其他的人再怎么孤独落寞，毕竟还有几个同村人在一起，而他却一个人被分到往南的队伍里了，连个说说心里话的人都没有。大家依依不舍地分手时，冉云光将我一个人拉到一边，郑重其事地对我说：“祸害，我有一件事托付你。”

“什么事？”我有点吃惊，不知道自己能否为他帮上忙。

“我与春梅好上这件事只有你一个人知道的。”他看着我说。

“知道怎了，我又没有告诉别人。”我答道。春梅是冉家坝王秀才的独生姑娘，真正的掌上明珠。冉云光说得没错，他与春梅好上这件事确实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那天他们两人躲在村后的林子里亲嘴时被我无意中撞见了，吓得春梅像兔子一样跑了。

“我知道你不会告诉别人的。”冉云光犹豫了一下，接着说，“只是我担心自己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春梅没人照顾……”

我明白他说话的意思，没容他将话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别乱说，自己好生保重自己，你一定能够活着回到冉家坝的。”

“我只是有点担心。”他说，声音小得几乎听不清楚。

“不要想那么多，小心点就行了。”我不知道怎样安慰他才好，只是轻轻握了握他的手。

冉云光与我挥手道别时，眼里噙满了泪水。

现在想来，当时我所说的话更多是出于安慰他，但是让我都感到吃惊的是，我所说的话竟然是如此灵验，因为冉云光确实是活着回到冉家坝的。只是我和冉云光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我们再次见面时，已经是五十年以后的事了。

我只是听说我们这支队伍要往北走，去河南或者山西，但是这两个地方在我的脑子里却完全没有概念，所以不知道目的地离我们出发的地点到底有多远，也不知道得走多少天。自出发时开始，在内心里对于走路过程中的艰辛和困难我并没有丝毫的胆怯和畏惧，因为我自忖是一个与土地打交道，并且能够吃苦的农村人，走路始终是我们的强项，没有多少人能够比得过我们。但是，从红花套最终到达山西长治的这整整二十五天时间里，我才真正认识到走路和强行军的真正区别，也认识到一个农民与一个军人的真正区别。

具体时间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我粗略记得是八月中旬离开红花套，一直到九月中旬的头几天才到达山西长治。在这漫长的二十五天时间里，我们不仅经历了长时间烈日的炙烤，而且还经历了许多死亡的威胁。在这漫长的与生命极限抗争的行军途中，到底有多少弟兄因虚脱而死亡，因敌机的轰炸而丧命，因溺水而命丧黄泉，我无从知晓，但是就我们排而言，就有三个弟兄死在我的眼前，还有五个弟兄最终因伤离开了队伍。

从红花套到襄樊这段路我们整整走了七天时间，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几乎可以将活人整个烤焦的酷暑。每天早上上路时，那明晃晃的太阳就像与我们结了怨似的，开始紧紧地伴随着我们，一直将我们炙烤到仅剩下最后一丝力气时，才得意扬扬地沉入西边遥远的地平线下。我长这么大，从没有见过这么惨烈毒辣的太阳，那将整个世界以及每一个活着的人紧紧笼罩着的刺眼光线，更像是密不透风的无数银针，狠狠地扎进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分，让身体的每一滴水分沿着针眼流淌出来。许多时候，我感觉自己像被烤干的苞谷秆似的，随时都会熊熊燃烧起来。空气在烈日下也好像在燃烧，当你张大嘴巴将一大口空气吸进肺里时，就像吸进一块烧红的烙铁似的，直灼得肺部隐隐生痛。在这七天时间里，我们对烈日的炙烤无可奈何，虽然有人在路边的池塘里摘一枝荷叶或者扯一把蒿草编成帽子戴在头顶，希望能够借此遮挡一下那要命的阳光；也有人抓紧时间跳进路边的溪流里浸泡上几分钟，能够借机凉爽一下；还有人跳进路边的泥塘里，像猪一样全身滚满泥巴，以为借助这薄薄的一层泥，就能够抵御一下那无孔不入的热浪。但是这些方法并不能使我们有效躲避这酷热的折磨，因为我们得匆忙赶路，容不得你有更多的时间喘息。开始几天，有许多人不知道那阳光的厉害，将上身的衣服全脱了，仅剩下一个裤衩，但是在后来的几天里，谁也不敢再将衣服脱下来了，因为那些脱了衣服的弟兄，在短短的一两天时间里，胸前和后背的皮肤就全烤坏了，有人的皮肤像摊煎饼一样，鼓起一个个泡泡，轻轻一扯，那泡泡就破了，露出一大圈一大圈白里透红的肉；有的人的皮肤可能是老辣一点，竟然可以像揭面皮一样从脖子处直接揭到腰间。那揭下来的一大片一大片的死皮，让我想起我们冉家坝山间、地头随处可见的蛇蜕下的那些或白或黑的蛇皮。结果所有人渗满汗水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最后在衣服的表层留下形态各异的白色盐斑，远远看去，土黄色的衣服竟然变成了花色。在被恶毒的阳光炙烤得头昏眼花的时候，我脑子里总想起夏日里蜷缩在冉家坝村头那棵老黄桷树树荫下的野狗，它们再怎么可怜，也可找个阴凉的地方喘息一下，而现在我们连那些野狗都不如。可不是，我们虽然一个个头重脚轻、气喘吁吁，但谁也不敢轻易停下自己的脚步，除非你突然瘫倒在地上。确实，在这段路途中，我们时常看到瘫倒在路边的弟兄，虽然有几个戴着印有红色“十”字袖标、神色紧张的医护兵在紧张地救治，但是看着那些弟兄一动不动的身影，大家都觉得他们肯定是凶多吉少。我们也不时看到路边有几个临时雇佣过来的农民正在紧张地挖坑，不远处摆放着一个卷成一卷的草席筒。有时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从草席筒的一端露出的一绺黑发，或者是惨白的脚。

对死亡的恐惧像无形的绳子一样紧束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神经，我们只得咬紧牙关坚持下去，绝不能就此倒下。同时，对死亡的恐惧和无奈也鞭策着我们，大家必须互相鼓励，互相关照，共同将死神拒之门外。即使是这样，在第五天的时候莫先生仍然倒下了。在前两天他就感觉身体不适，不停地拉稀，直拉得原本黑瘦的面孔蜡黄蜡黄的，像被油浸过的白纸。看着他那痛苦的表情，我心里特难受，就搀扶着他慢慢往前走。朱排长一改往日的冷酷无情，主动将我和莫先生的步枪抢了过去，一个人扛在肩上，并且不停地抱怨，说莫先生原本就是一个当先生的命，怎吃错了药跑出来当兵了。虽然感觉莫先生连笑一笑都非常吃力了，但他仍挺了挺腰杆，自嘲地说这一切都是小日本害的。那天我们走到一个小山包下面时，莫先生再也无力坚持了，他挣脱我的搀扶，身子一歪，顺势躺到路边的杂草丛中，朝我摇摇头，说：“我确实走不动了。”

“不行，我不能将你一个人扔在这里。”我的眼前立时浮现出那几个在路边挖坑的农民，伸出手去，想将他从地上拉起来。

“你们继续走吧，别管我了。”他脸上满是冷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却不停地挥着手。

朱排长这时走了过来，他弯下身子，伸手在莫先生的额头上摸了一下，紧紧皱起了眉头。然后他站了起来，朝后面看了一下，大声喊：“卫生兵，卫生兵。”他肯定是觉得莫先生已经病得无法走路了，只得狠心将他扔在这儿。

我一下急得哭了起来，大声嚷着：“不能将他扔在这儿，不能将他扔在这儿。”

但朱排长好像没有听到我的哭声，仍朝后面大声喊着卫生兵。

我的哭喊声惊动了已经走到前面的冷莽子，他转了回来，面无表情地看了看斜躺在地上的莫先生，又看了看仍大声喊叫的朱排长，然后将机枪塞到我的手里，蹲下身子，扯过莫先生的一只胳膊，一使劲将莫先生拉扯到他的背上……

接下来的两天，我们有五个弟兄就是这样轮换着背着莫先生走过来的。说起来莫先生确实命不该绝，如果过了这两天以后，我相信即使我们全排人轮换着也无法再背着莫先生走路了，因为大家仅有的一点点力气已经被酷热烤干了，一个个即使是空着双手，也无法迈动自己的双腿。亏得在到达襄樊前下的那场瓢泼似的大雨，陡地将那让人生畏的酷热一下浇得无影无踪，也最终使莫先生以及我们这支队伍中的许多人从阎王那儿捡回了一条小命。

到达襄樊的那天上午，上面的军官竟然发了慈悲之心，命令我们所有的人就地休整了一天。

经过那场暴雨的疯狂洗礼之后，古老的襄樊城显得非常干净整洁，青灰色的古城墙在茂密的树木缝隙里依稀可见。城里的男男女女，表情轻松，动作自然，街道旁边的大小店铺都在正常营业，店里的伙计用迷茫的眼神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们，有一声没一声地吆喝着。在这里既没有万州的嘈杂，也看不到宜昌的紧张。我们被安排在城东一所破旧的学校里休息，并被允许在城里自由活动。但是对于上面的恩赐大家好像并不领情，在茫然地听完眼镜连长的命令后，大家就开始四处找合适的地方睡觉休息，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那就是除了休息和睡觉，什么都不感兴趣。我搀扶着莫先生找到一个废弃的库房躺了下来，虽然感觉全身像散了架似的，整个人软软地瘫在地板上，但怎么也睡不着。这样睁着眼睛躺了近一个小时后我坐了起来整理脚上的草鞋。这双草鞋虽然是用麻绳扎成的，很结实，但经过这几天的长途跋涉，不仅失去了草鞋的模样，也失去了草鞋的基本功能。系在脚脖子上的那根布带在离开红花套的第三天就断了，我在路边找了根结实的藤条代替了那根布带。鞋掌和鞋跟处被磨出两个鸡蛋大小的破洞，结满厚实茧疤的脚掌和脚后跟全露在外面。看着露在外面的脚掌和脚后跟，内心里我暗暗得意，庆幸自己自小赤脚惯了，否则会像其他人一样打满水泡。但是仅凭这双已经不成样子的草鞋肯定无法走完后面的路程，着急中我从背包里翻出幺姑送给我的那双黑色布鞋把它穿到脚上。这双布鞋不仅做得精致，穿在脚上也感觉特别舒服，我不由得在内心深处感叹幺姑的心灵手巧。但是最终我只是将这双布鞋穿在脚上感觉了一下，连路都没有走一步，就将布鞋脱下来，用细绳扎好，小心地重新放回背包里。确实，这一辈子我并没有将这双布鞋当作一双普通的布鞋看待，而是当作幺姑陪伴我的一颗心，我怎能因自己一时的困难和痛苦而使这双布鞋有一丝一毫的损坏呢？后来，我在外面找了两块破布包在脚上，坚持走完了最后的路程。

在襄樊城里，我们充分感受到了普通老百姓对我们这些即将上前线的士兵的热情和期待。开始时，是一群与我年龄相仿的男女学生到我们休息的地方给我们表演抗日节目，有话剧，有合唱，还有独唱。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一个扎着长辫子的小姑娘在泪流满面地唱完《松花江上》这首歌时，一直面无表情的朱排长突然捶胸顿足地大哭起来。朱排长嘶哑的哭声让所有的人陡地呆住了，在沉默了那一刻后，原本病歪歪的莫先生突然跳到台子上，挥着手臂大声喊起了口号：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誓死不当亡国奴！”

开始是几个人跟着喊，最后所有的人全都跟着喊了起来。霎时间，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在这种气吞山河的悲壮氛围下，再冷漠、再胆怯的人也会血脉贲张、激情满怀。

当天傍晚，十几位穿着各色长衫的乡绅送了几头已经杀好的肥猪慰问我们。所以当天晚上我们的伙食特丰盛，有红烧肉、排骨汤，还有白酒。好久没有吃到这样好吃的东西了，我一直吃到没办法再吞咽下去后才极不情愿地放下筷子。

第二天天还未亮我们就出发了。到了汉江边上天已经大亮，我们在江边长满柳树的大堤上排好队，依次乘船过江。渡船是五条小木船，一次只能载十来个人，好在江面不是十分宽，光着膀子的船夫喊着整齐的号子，不到半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一个来回。我与莫先生等十个人一块过江时，江水看着虽然有点浑浊，但水流并不是十分湍急。当我们刚刚从船上跳到对岸时，突然有几个船夫大声喊了起来：“发水了，发水了。”我朝汉江上游望去，顿时吓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在我的目力所及的江面上，有一堵巨大的黄色水墙，夹带着白色的水汽，发出隐约可闻的沉闷“隆隆”声，像只巨大的怪兽一样朝下游直扑过来。冉家坝前的溪流每逢暴雨过后也会发水，但那场面和气势完全没法与现在我所看到的相比较。这时站在岸上的所有人都着急地朝刚刚渡到江中间的一只木船大声喊道：“划快点，划快点。”并且打着手势要求对岸刚刚离岸的另外两只木船返回去。虽然我没办法看清江中间那只木船上船夫们的表情，但从溅起的水花上看能明显感觉到他们划桨的频率加快了，船的速度也显得快了许多。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默默地祈祷，快点，快点，再快点。但是，一切的努力在风驰电掣的那堵水墙面前都是徒劳的，几乎是眨眼工夫，那条挣扎中的可怜木船就被巨大的水流撞得像片树叶一样飞了起来，上面的人也像小鸟一样飞了出去，然后所有的一切都被汹涌的浪花吞噬了，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地面都在抖动，空气里弥漫着呛人的水腥气，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让人不寒而栗。

这是一次非常不幸的遭遇。不幸中的万幸是，全船十一个弟兄竟然有八个人捡回了小命，而其他三个则尸骨无存。那四个船夫毕竟是在水中谋生的人，熟悉水性，结果只是受了一下惊吓，全都毫发无损。

过汉江以后的第三天，我们进入了河南地界。继续往北边走，战争的特征就越发明显了。这首先表现为与我们相向而行的难民更多了。确实，我对战争没有一点儿概念，但是从这些拖儿带女、背井离乡的难民惊恐的眼神中，我仍看出了战争的恐怖和残酷。谁都会对自己的亲人和家园有着无法用言语表述的情愫，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会抛妻别子、远走他乡。看着那些像潮水一样与我们相向而行的难民，我的脑子里不时浮现出一个我自己无法找到答案的问题：那些日本人到底是些什么人呢？他们为什么大老远地跑到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呢？

过汉江后的第十天，我们精疲力竭地抵达了黄河边上的一个渡口。北方与南方确实有较大的差别，现在我们所处的渡口基本上是光秃秃的，既没有树木，也没石头或者其他东西垒成的码头，所谓的渡口其实就是一个松软的河滩。这时节正是黄河的汛期，浊黄的河水夹带着水草和杂树枝奔涌而下，发出低沉的喧哗声。空气里夹带着一股呛人的浓烈土腥味。不知是云层太低还是受烟雾的影响，河对岸的远山看上去若有若无。一只装满了难民的大木船像个黑色的幽灵一样正从河的对岸慢慢驶过来。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正午的阳光仍然烤人。我们两千多人全聚在河滩上，有的站着，有的坐着，甚至有人干脆躺在那松软的沙地上，焦急地等待着那条唯一的渡船将我们全部渡过河去。

太阳虽然烤人，周围的人声也非常嘈杂，但我头枕在冷莽子的大腿上竟然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并且还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自家的堂屋里烤火。也不知睡了多久，我在一片惊呼声中惊醒了：“鬼子的飞机，鬼子的飞机。”我陡地一下站了起来，还没有看清飞机在哪儿，就被冷莽子扯着跑了起来。我们刚在河堤反背的一条水沟里趴下来，头顶上飞机的轰鸣声就响了起来，迎着刺眼的阳光，我看见两架日本人的飞机顺着水流方向呼啸着俯冲下来，在几乎贴着地面时，日本人的飞机开始向渡口上乱成一团的人群扫射、投弹。霎那间，飞机的轰鸣声、剧烈的爆炸声以及人们惊慌失措的呼喊声响成一团，刺眼的火光遮蔽了一切，炸碎的人体和各种杂物在天空中横飞。虽然这是第二次遇到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但是第一次在船上被日本人轰炸时，由于我是糊里糊涂的，所以不知道害怕，而这一次由于知道了轰炸的结果，并且是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的飞机肆虐，所以我吓得像只受惊的老鼠一样，身子紧紧地贴着沟底，双手抱着脑袋，浑身不停地哆嗦。只感觉大地在剧烈地抖动，许多土块以及其他什么东西接二连三地砸在我的后背上。这一刻我恨不能身下的土地能够裂开一条缝来，这样我就能够躲藏得更深、更安全。

不知过了多长的时间，我被朱排长一把从沟里扯了起来。他踹了我一脚，朝我大骂：“看你个顾头不顾腚的熊样，鬼子的飞机早就飞走了。”

我战战兢兢地站起来，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四下里打量了一下，这才慢慢恢复了一些意识。烟雾弥漫的河滩上躺满了被打死或者打伤的弟兄，被打碎的各种人体器官鲜血淋漓地散落一地，伤员的惨叫声和呻吟声响成一片，空气里充斥着浓浓的焦煳味和血腥味。

日本人的这次轰炸炸死了我们五十多位弟兄，还有三十多位弟兄被炸伤，好在那条唯一的渡船竟然安然无恙，我们得以继续渡河北进。

如果我的猜测不错的话，过了黄河，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生死战场了。

过了黄河又匆匆走了五天，我们终于抵达了山西长治，也就是我们近一个月急行军的目的地。从不同的言谈中，感觉当时大半个中国都是烽火连天，那我们为什么跋涉几千里唯独要赶到长治这个地方呢？朱排长不知道，眼镜连长也不知道，倒是莫先生不知从哪张破报纸上得到个消息，说这一带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只有守住了这一片地方，才能保证西面的关中平原以及南面的河南、湖北的安全。所以上面下了死命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这一带地方。

“关中平原是啥子地方？”我问莫先生。

“具体位置我也不清楚，反正就是西安和汉中一带。”这时候莫先生的病差不多已经好了，他坐在一个石凳上，一边有滋有味地啃着一截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甘蔗，一边回答我的问话。

“连这都不知道呀？”冷莽子正用一块破布擦拭他那挺宝贝机枪，在旁边冷冷地插话道，“知道诸葛亮吗？”

“当然知道。”我认真地点头答道。

“那就对了，诸葛亮六出祁山的目的就是先占汉中，然后横扫中原。”冷莽子说。

“那日本人为啥子要占汉中呢？”我仍不明白。

我提的这个问题肯定非常蠢，因为冷莽子用诧异的眼神看了我一眼，就不再搭理我了。倒是莫先生不计较我的无知，将吃剩的甘蔗扔到一边，笑着对我说：“日本人与诸葛亮的算盘恰恰相反，他们是通过先占领汉中，进而进攻四川。”

“那为啥子偏偏从汉中进攻，而不从其他地方进攻呢？”这是我一辈子都无法改变的习惯和缺点，对于自己弄不懂的事情总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颇有不弄明白不罢休的执着劲。

“这——”没曾想我懵懵懂懂中提的这个问题倒是将莫先生难住了，他瞪了我一眼，一时语塞。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不知什么时候眼镜连长已经站在我们旁边了，很显然他一直在认真地听我们对话。他找了一根木棍，蹲下身子，在松软的地面上画着奇形怪状的图案，告诉我们哪儿是四川，哪儿是四川周边的大山，哪儿是流经我们四川的长江，以及长江在我们四川境内的沱江、乌江、嘉陵江等支流。介绍完以后，他将滑到鼻尖的眼镜往上推了推，说：“古人之所以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就是说从中原地区以及其他地区进入我们四川非常困难。看清楚没有，自古以来，真正能够进入我们四川的路线只有两条，一条是水路，从长江进入四川，一条是陆路，从汉中进入广元，然后经过剑阁进入四川。话说回来，不管是走水路入川还是走陆路入川，道路都非常凶险。”

“连长，你的意思是说，日本人如果攻占了汉中，也就有可能攻占我们四川了。”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似的，紧张地看着眼镜连长。

“可不是，四川不仅是我们的老家，也是全国的大后方。如果让日本鬼子占了我们四川，我们的家不仅亡了，国也会亡。”眼镜连长表情肃穆地点点头。

“那不能让日本鬼子的阴谋得逞！”我突然感觉全身的血液直往脑门上涌，腾地一下站起来，握着拳头使劲挥了一下。

“是的，绝不能让日本鬼子的阴谋得逞！”

“誓死不让鬼子进四川！”

“跟日本鬼子拼了！”

这时候全排的弟兄几乎全都聚在了我们的周围，大家挥舞着手上的长短枪支，大声吼叫着。

通过莫先生和眼镜连长的简单介绍，我似乎明白了我们这些人所肩负的巨大责任和历史使命。虽然我完全不知晓为履行这些巨大责任和历史使命，我们将要付出怎样的努力和牺牲，但是当时确实有一种朴素的信念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那就是为了四川，为了冉家坝，为了我死去的爷爷，也为了关心我的幺姑，作为一个男人，我应该与日本人拼命。一个连自己的家都没有能力保护的男人，那也算男人吗？我相信不仅仅我一个人有这种信念，其他弟兄肯定也同样有这种信念。

虽然我感受到弟兄们一个个热血沸腾，大有恨不能立马到战场上与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的冲动，但是战局的发展却只能让我们在远离战场的地方静静等待。我们这两千多人到达长治的第三天就被拆散了，有的以营级为单位，也有的以连级为单位，补充到不同的部队。我们这个连整体被补充到四十七军一○四师二团第三营。听说这个营一个月前在与日本人的战斗中，损失非常大，有一多半弟兄非死即伤，连营长也在战斗中殉国了。

被补充到三营后的当天我们就惊喜地发现，原来三营那些在战场上九死一生的弟兄们与我们这些新补充进来的弟兄们一样，同样是四川人，只不过他们是在战场上见过生死的老兵，而我们则是不知战场为何物的新兵而已。但是不管是老兵还是新兵，大家聚到一起不长的时间，相互之间就显得非常融洽，非常亲切了。个中原因除了乡音相同、生活习惯相同以外，关键是相互之间或远或近都能够攀得上一点儿老乡的情谊，有些甚至能够找到多年未见的亲人。比如冷莽子就在那些老兵里遇到一个家住内江县的远房姑老表。更离奇的是，丰都县一个叫况二娃的新兵，竟然在老兵里找到他已经五年没有音讯的亲大哥。

在接纳了十五位老兵以后，我们连就驻扎到一个叫作赵李庄的村子里。这个村子坐落在一条又长又深的山沟的尽头，一条细长的溪流在山沟的最底部悄无声息地蜿蜒而出，这成了全村人以及全部牲畜的唯一饮用水来源。全村有四十来户人家，全都无规则地散落在坐东朝西的斜坡上，所有的房屋都由那些就地取材的青灰色石头垒成，虽没有统一的形状，但家家户户的屋顶上都有一个或高或矮的烟囱。房屋之间的间隙里栽种着许多的枣树，现在这些枣树光秃秃的枝丫上挂满了成熟的枣子，馋得我们一个个不住地咽口水。好像北方的一切都比我们南方显得贫瘠，空茫的天空好似浅黄色的布帷，始终低垂着，一望无际的大山几乎全是光秃秃的，没有奔涌的溪流，也见不到郁郁葱葱的林木。陡峭的山坡上见不到一寸可以耕作的田地，除了一丛丛稀稀拉拉的叫不出名字的野草在秋风中有气无力地摇曳以外，其他能够证明这儿有生命迹象的就是不定哪个山坳处出现一小群放牧的羊群，或者在铅灰色的云层底下，几只正慢慢盘旋的老鹰了。太阳在这贫瘠的地方几乎成了稀罕物，除了正午时分能够一睹其尊容外，其他时间你只能感觉到它的存在而始终无法知道它具体处于哪个方位。目睹这一切，我无法想象生活在这儿的人们竟然能够千百年来不断地繁衍生息。

赵李庄虽然有四十来户人家，但有近三十户人家的房子是空的，剩下的几户人家虽然住着人，但全部是些老弱病残。对于我们这些来来往往的陌生当兵的，他们全一副熟视无睹、见怪不怪的模样，好像我们的存在与他们完全没有一点儿关联。他们一个个像老鼠一样悄无声息地生活着，间或在有太阳的日子里，会不约而同地从屋里出来，稀稀拉拉地坐在阳光下打着瞌睡，或在已经分不清底色的粗布衣服里专注地翻寻着什么。

我与朱排长等五个人居住的房子的房东是一个无法判断其实际年龄的老爷爷。我感觉自我们搬进他的房子以后，他就从没有撩起过他那几乎全由细密的皱褶堆砌而成的眼帘看过我们一眼。除了有太阳的日子他会蹒跚着走出房子以外，其他时间他始终蜷缩在墙角的一只木墩上，用他那又黑又亮的长烟杆，一锅接着一锅地抽烟。没有太阳的日子里，他可以用同一个姿势自早上一直坐到天黑，如果不是烟锅里忽闪忽闪的火星和那若有若无的轻烟，你很难相信这个奇怪的老爷爷是一个活着的人。

让我们所有人始料不及的是，这位老爷爷竟然是一个好似关闭了开关的话匣子，而开启这个开关的关键在于我们的热情和关心。初来乍到，相互之间因陌生而互不理睬应属自然，但时间长了，这老爷爷不仅习惯了我们，我们也自然而然地将他当作我们其中的一员，只不过这特殊的一员在行为举止上略显怪异而已。好像是第三天以后，我只要一进到房子里就喊他一声老爷爷。对于我的热情，老爷爷开始只是那耷拉着的眼皮动了动，后来，眼皮往上撩起一丝缝隙，再后来，那缝隙里竟然涌出一丝慈祥的光。这慈祥的光让我想起自己爷爷那慈祥的眼神，心里不由自主地升起一股暖流。以后的日子里，队伍里只要有什么好吃的，我就会偷偷留下一点点，然后不声不响地放在老爷爷侧边的那只小木凳上。老爷爷从没有当着我的面吃下那些东西，对我的这些好意也从没有用言辞表达过自己的谢意。但是在那个阴雨天，我挑着一担水在门前湿滑的石板路上趔趄一下时，我分明听到老爷爷用并不地道的山西腔紧张地喊了一声：“娃，小心哟！”这时我才发现，他看似坐在那个木墩上睡着了一样，其实他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我和其他弟兄们的一举一动。

自此以后，我与这位老爷爷有如爷孙俩一样热络起来，我仍亲切地喊他老爷爷，而他则笑眯眯地喊我娃。太阳出来的日子里，我会小心地将他搀扶到有太阳的地方，与他一道晒太阳，听他讲故事。没有太阳的日子里，我会找块石头坐在他的旁边，一锅接着一锅往他的黄铜烟锅里装烟丝。这种感觉特别惬意，让我的思绪时不时回到并不遥远的童年时代。在后来的十多天里，我们逐渐对这位老爷爷以及村里的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老爷爷姓赵，叫赵大旦，时年七十八岁，祖籍山东，曾参加过义和团，并在庚子年间进到北京。义和团失败后，为逃避朝廷的追杀，他与其他几位李姓兄弟一道隐姓埋名逃到现在这个地方定居，并根据几位兄弟的姓氏，将村子起名为赵李庄。他还自豪地告诉我们，他有五个儿子三个姑娘，十八个孙子十一个外孙，二十七个玄孙。今年年初，日本人打过来以后，他让儿子、孙子以及玄孙们全逃到西面的西安去了。他说自己是经历过战火的，知道刀枪不长眼睛，不敢让儿孙们继续窝在现在这个危险的地方。至于村里的其他青壮年，也与他的儿孙们一道逃到西安去了。

那天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时，老爷爷还告诉我们一件让我们谁都不敢相信的事，他竟然说他在北京时曾经亲手杀过洋人。

“莫不是吹牛吧？”冷莽子斜睨了老爷爷一眼，低声嘀咕了一句。

老爷爷显然听到了冷莽子的嘀咕声，他扶着膝盖缓缓站起来，朝冷莽子上下打量了一下，然后朝冷莽子招招手，用挑战的口吻说：“你这壮小伙子不相信吗？那我们到场子上比试比试？”

冷莽子没料到老爷爷一大把年纪了仍然这样有血性，吓得脸都白了，不停地摆手，连连后退。

周围想看热闹的弟兄们开始不停地起哄，笑话冷莽子胆子小，不敢接招，直将他逼得进退两难，脸涨得红红的。那不是明摆着的结果吗？若赢了老爷爷，肯定不值得炫耀，若输给老爷爷，那可是脸面丢光哟。最后还是莫先生给冷莽子解了围，他挥手制止了其他弟兄的起哄，然后问老爷爷：“我知道一点点庚子年间北京发生的那些事。只是不知道你老当时是用什么东西杀了洋人的，用刀还是用枪？”

老爷爷看了看莫先生，并不回答他的问话，而是慢腾腾穿过看热闹的人群，径直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了。不到三分钟时间，老爷爷竟然拿着一把长柄大刀威风凛凛地站在众人面前。宽阔的刀面上和细长的刀刃上虽然布满了浅黄红的斑斑锈迹，但仍让人感觉寒气逼人。

老爷爷将长长的刀柄使劲往地上顿了顿，一脸自豪地扫视着大家，大声说：“看到没有，就是用这把刀杀的。三十多年了，我一直将它藏在炕洞里，今天是第一次拿出来让你们见识见识，要不，你们这些小伙子还真的小瞧我赵大旦了。”

朱排长建议道：“老爷子能不能耍上两套，也让我们长长见识？”

老爷爷也不推辞，口里大声吆喝着号子，让大家闪开圈子。只见他在场地中间凝神屏气，如磐石般站定，然后双眼圆睁，口里惊天动地地发一声喊，陡地一跺脚，立时如旋风般耍开了。如果单凭看到老爷爷的第一印象，所有人都会毫不怀疑这是一位行将就木的老人，但是，如果你亲眼看到老人现在的风采，你肯定没办法相信自己以前的判断了。只见他上下腾挪虎虎有声，劈、砍、挂、挑，招招分明。慢时有如猛虎伏兔，快时好似风驰电掣……

随着老爷爷一个干净利落的收势，围观的弟兄们情不自禁地发出一阵响亮的喝彩。

谁知老爷爷意犹未尽，朝场子外同样看热闹的几位老人大声喊道：“老兄弟们，将家里的家伙都亮出来。”

没多大工夫，这五六位与老爷爷一般年纪的老人，拿着各自的家伙，威风凛凛地站到了场地中间，有砍刀、长矛，甚至还有三节棍。

“怎么着，我们这些老兄弟们可没有吹牛哟！”老爷爷双手叉腰，目光如炬，“如果那些小鬼子胆敢来我们赵李庄，我们这些老兄弟们可不是吃素的，非砍死他几个让你们这些小伙子瞧瞧。”

看着这些老人凛然不可侵犯的模样，谁都不会怀疑他们所说的话。

我始终认为，在与日本人生死抗争的这几年里，我在赵李庄生活的这二十多天最为惬意，这主要缘于当时我对战场上的残酷没有丝毫的体验，因而在脑海里对这残酷的经历无法形成恐惧的记忆。再则，与我朝夕相处的全是我们四川同乡，并且大家都将我当作应该照顾的最小兄弟看待，大事小事都让着我，生怕我受到一点点委屈。此外，感觉老爷爷已经完全将我当作他自己的孙子了，通过各种方式关心我，呵护我。确实，在赵李庄的这二十多天里，我以及其他许多与我一样的新兵，都感觉近在咫尺的残酷战争好像与自己无关似的，大家有的放声唱歌，有的蒙头睡觉，更有几个心灵手巧的竟用那些挂满枝头的红枣酿出红红的烈酒，时不时将自己喝得酩酊大醉。

但是，对于那十多个曾经在战场上九死一生的老兵而言，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成天眉头紧锁，心事重重，既显现不出与轻松的环境相适应的热情，同时对我们这些新兵的热情也始终是一副格格不入的模样。除了出操的时间，更多的时候他们都单独坐在村子里某个不惹人注目的地方，自顾自对着空茫的远山发呆，像尊泥菩萨一样，一动不动，一坐就是大半天。而且这些人的脾气特大，稍不如意，要么吹胡子瞪眼睛，要么挽起袖子吵嚷着要与人打上一架。

我对这些人的行为感到有点害怕，偷偷地问朱排长：“他们为啥子都这样呢？好像我们谁都欠了他们钱似的。”

朱排长先是怔了一下，然后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不要跟他们计较，因为他们都有病。”

“他们都有病？”我一点也不理解朱排长的话，因为他们一个个能吃、能喝、能睡。

“是的。”朱排长说，“如果你也有了他们相同的经历，也会患同样的病的。”

“我也会患他们同样的病？”我越发不解。虽然有点害怕，但内心里我仍给自己鼓劲，不管以后的经历啥样，绝不患与他们同样的病。

可能真的就要上战场了。在赵李庄的最后几天，我们新补充了一些武器，有三颗手榴弹、三十发子弹，还有一把两尺长的大砍刀。此外，还发了夹衣、绑腿和布鞋。因夹衣不合身，我还找眼镜连长交涉了半天，总算换了一身合身的。我自己也感觉奇怪，离开冉家坝也就一个多月时间，我竟然长高了不少，以前的衣服型号穿在身上，感觉非常合身。

自那把大砍刀发下来以后，眼镜连长对如何使用这把大刀非常重视。他想尽办法，从其他连里调来一个会使大刀的老兵整天教我们如何使用。刚开始时，大家都没甚热情，练起来吊儿郎当的。也难怪，都什么年代了，有枪有炮的，还轮得上像冷兵器时代一样，用大刀砍杀？但是，自那天那个老兵发了一通火以后，谁也不敢怠慢了。起因是冷莽子，他在懒洋洋地跟着老兵比划着抡刀时，竟将刀掉在了地上。老兵当时就停下了动作，径直走到冷莽子面前，使劲朝他的脸上呸了一口，骂道：“你小子不想活了？”

冷莽子的脸立时变成了猪肝色，不知道说什么好。

老兵重新走回到队伍前面，黑着脸对所有人说：“哪个若不想活，那就不练了。”

全连一百多号弟兄一个个呆若木鸡。

“你们没有上过战场所以不知道死活。真的到了战场，这大刀片子的作用就大了。告诉你们，得亏老子小的时候学过几招，所以在与小鬼子肉搏时，不仅没被鬼子的刺刀捅死，还用手中这大刀片子，前前后后总共砍翻了八个小鬼子。知道不？整整八个。就你们现在这熊样，别说杀鬼子，上去就会被小鬼子捅个透心凉。”老兵厉声说道。

这时眼镜连长提着大刀走到队伍前面，说：“李大槐说得没错。他前前后后与鬼子打了三个多月，对小鬼子拼刺刀的招数知根知底，这两天教给你们的这几招，是他自己总结出来的，不仅招式简单，并且特别实用，目的就是要小鬼子的命。你们只有将李大槐教给你们的这几招学会了，学精了，才能在与鬼子的肉搏中活下来，也只有活下来，才能更多地杀鬼子。”

这以后，谁也不敢磨洋工了，一招一式学得认认真真。现在回想起来，这老兵李大槐教给我们的招数确实非常简单，无非有磕、挡、撩、劈、抹几个动作，除了劈这个动作是单独存在，其他几个动作都相互连贯，并且一气呵成。比如，你侧身使劲往外磕开日本人的刺刀以后，下一个动作必须是顺着日本人的枪身要么撩向日本人握枪的手，要么直接抹向日本人的脖子，一点不能拖泥带水。眼镜连长所说的话一点没错，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确实是老兵李大槐与日本人生死相搏后的经验总结，在以后与日本人的肉搏中，这些动作还真的派上了大用场。当然，与我在一起的那些弟兄们有所不知的是，老爷爷私下里竟然给我开了小灶，教了我两手老兵不曾教的招式，并且凭这两手我不下三次在日本人的刺刀下死里逃生。当然，这是后话。

在赵李庄的日子原本在平淡和惬意中度过，不曾想在开拔前的晚上，竟然发生了一个谁也不曾想到的小插曲，结果让所有人日渐缩紧的心提前紧张起来。

那天是中秋节，晚上伙房里为大家改善了伙食，并且提供了不少不知从哪儿弄来的西凤酒。结果许多人在放松中喝醉了，包括眼镜连长和莫先生。我是第一次看到莫先生喝酒，脸红成猪肝色了，仍不停地大呼小叫，一个劲地往口里倒，最后醉成一摊泥似的瘫在地上，人事不省。只有朱排长的酒量最大，三大碗酒喝下去后，仍没事一样。我仍然胆小，虽然大家不停地鼓动我，但我始终滴酒都不敢沾。不知是喝酒误事还是怎的，这天晚上眼镜连长竟糊里糊涂地下令将从没有间断过的岗哨给撤了，说是全体放松，一个都不许拉下。谁知就是这糊里糊涂的一道命令，还真差点儿酿成了大祸。

在酒精的作用下，那天晚上弟兄们一直闹到十一点多钟才沉沉睡去。也不知睡到什么时候了，我突然被门外的一声断喝惊醒。我竖起耳朵仔细一听，好像是老爷爷的声音。正懵懵懂懂中时，又听到一阵细碎的脚步声，接着两声沉闷的枪声在门外响起。

“有情况。”朱排长大喊一声就从地板上跳了起来，摘下挂在墙上的“花机关枪”，光着身子冲出了屋子。

待我找到自己的枪跑出屋子时，早就不见朱排长的影子了。明亮的月光下只见老爷爷躺在门前的台阶下，正痛苦地呻吟着。那把长柄大刀仍紧紧地攥在他的手里。

“怎么回事？”我蹲下身子，将老爷爷扶起靠在一块石头上。他那件白色的对襟大褂的右边黑糊糊一大片。他好像中枪了。(www.xing528.com)

“有坏人，往沟里跑了。”老爷爷困难地喘着粗气，往沟里头那边指了指。

这时眼镜连长、冷莽子以及许多弟兄有的提着枪，有的拿着砍刀，跑了过来。

眼镜连长定了定神，说：“沟里头是死路，跑不了的。追！”

于是大家屏住呼吸，高一脚低一脚地沿着石板路往沟里头追去。追了三百多米，我们就看见朱排长趴在一堵乱石墙后面，正探头往沟的深处搜寻着。

“在里面吗？”眼镜连长趴在朱排长身边问道。

“在，就在前面那块大石头下面。”朱排长说道，指了指正前方一百米远处一块黑黝黝的巨石。那块巨石与我们藏身的这堵乱石墙之间是一个乱石坡，没有可以藏身的地方，若硬冲上去，肯定非常危险。

“有几个人？”眼镜连长问。

“三个。”朱排长说。

眼镜连长想了想，就探出脑袋，双手在嘴巴前拢成一个喇叭状朝前面喊道：“里面的人听清楚了，你们跑不了了，想活命的就赶紧投降。”

大家也跟着眼镜连长喊道：“你们跑不了了，投降吧。”

谁知对面的家伙对我们喊声的回应竟然是一连向我们打了好几枪。子弹带着风声打在我们趴着的乱石墙上，溅起一串串火星。我感觉头皮一阵发麻，冷汗也出来了，赶紧缩到石墙的下面。

没有人下命令，不知是谁就噼里啪啦地朝对方藏身的地方一连放了几枪。清脆的枪声在山沟里久久回荡。

“不许乱开枪。”眼镜连长大声喊道。

“这样守着也不是一个办法。”朱排长仔细看了看前面的地形，对眼镜连长说，“我沿着沟底摸过去，你们在这儿掩护我。”

“你一个人把握不大，我与你一道过去。”老兵李大槐背着大刀也跟了过来，他指了指右侧的那面斜坡，对朱排长说，“这边地势高，我从这儿摸过去，可以分开他们的火力。”

商量好了以后，朱排长和老兵李大槐各向其他弟兄要了一颗手榴弹，然后就提着枪，弓着腰身，一个从沟底的阴影里，一个从沟上面的斜坡上悄悄地往前面摸过去。模糊的月光下，我看见他们俩一会儿紧跑几步，一会儿又趴在地上缓缓地向前蠕动着。

藏在巨石下面的那几个家伙发现有人过来了，就不停地往两个方向打枪。好在他们用的是短枪，加之视线不是十分好，所以没有伤着朱排长和老兵李大槐。眼镜连长有点儿紧张了，连忙命令我们向对方藏身的地方开火，借以掩护朱排长和老兵李大槐。霎时，我们手中的长枪、短枪雨点般向对方打过去。

快接近那块巨石时，我看见老兵李大槐扬了一下手臂，紧接着投出的手榴弹在那块巨石下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耀眼的火光将周围的一切一下照得通亮。几乎在手榴弹爆炸的同时，朱排长和老兵李大槐像两条灵敏的猎狗一样同时冲到巨石下面。一阵惨叫声过后，我们听到朱排长在那边大声喊道：“弟兄们，没事了。”

我们像看热闹的小孩一样，兴高采烈地拥到那块巨石下面。三个穿着一身黑衣服的家伙全“报销”了，一个被手榴弹炸得满身窟窿，一个半边肩膀被老兵李大槐的大刀整个劈了下来，剩下的一个也被手榴弹炸得半死，蜷缩在石头缝里不停地哀号。眼镜连长就地对那个半死的家伙进行了审问。让我们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是，这三个家伙竟然是我们中国人中的败类，地地道道的汉奸。他们是被日本人的一个什么联队长派到这一带进行侦察的，目的是摸清我们队伍的部署情况。他们在周围这一带已经转悠了三天，不曾想今天晚上在我们所住的房子后面因不小心踩塌了一块石头，弄出了响声，结果被警觉的老爷爷发现了。由于徒手格斗这三个家伙没办法制服老爷爷，他们只得硬着头皮朝老爷爷开了枪。

听了这家伙的供述，我们所有的人都感到后怕，如果不是这三个搞侦察的汉奸，而是一队搞夜袭的日本人，那我们的遭遇可就惨了。

我们将那个半死的家伙抬到我们所住的房子前面时，老爷爷已经说不出话了。

“老爷爷，老爷爷！”我不停地喊，几乎要哭出声。

最终老爷爷看了看我，也看了看大家，笑了笑，慢慢合上了眼睛。

我们所有的人都悲愤到了极点。不知是谁吼了一声，哗啦一声拉开了枪栓，将枪口对准了那个半死的家伙，准备要这个家伙为老爷爷抵命，结果被眼镜连长大声喝止了。

朱排长咬着牙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然后捡起老爷爷身边的那把长柄大刀，轮得高高的，咔嚓一声，将场地旁边一棵碗口粗细的枣树拦腰砍成了两截。

自此以后，老爷爷留下的这把大刀一直跟随着朱排长，直到他战死在黄河边上。

小兵就是小兵，你就是棋盘上的一枚棋子，你既不能主导自己的行为，也不能主导自己的思想，一切都是机械地服从上级的命令，无须知道什么，也无须知道为什么。这不，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就在赵李庄的东边，上面却没有要求我们迎着东边的日本人上去，而是命令我们沿着二十多天前的来路一路往南。大家虽然嘀嘀咕咕的不知是何缘由，但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所以仍收拾好少得可怜的行装，一路往南急行军。

北方的冬天确实来得早，这不，才十月初，就冷得让人受不了了。好在只是在白天行军，晚上还可以找个村落或者破败的庙宇休息，大家也就还能忍受。

在一连五天急行军以后，我们到达了一个叫夏县的地方终于停了下来。说来惭愧，长这么大，我除了对冉家坝以及周边的村落有些印象以外，其他的一切简直就是一片空白，对于我们正经过哪儿，将往哪儿去，我从不敢妄加评论，生怕因无知而说出让大家笑话的蠢话来。所以，对于这些稀奇古怪的不同地名，以及不同地名之间的关系，我更多是听别人的介绍而稍稍知道一点点。现在我听他们说，夏县是山西省运城下面的一个小县，县的南面不远处就是我们二十多天以前才冒死渡过的黄河。

到夏县后，我们几万人的队伍就根据上面的命令分散到不同的地方驻守，说是准备阻击日本人的进攻。我们所在的团驻扎在泗交镇这个地方，而我们连则被部署在泗交镇东南方向一个叫野猪岭的小村子里。到这个村子的时间是半夜时分，全连挤在村东头一个破败的土地庙里睡了个囫囵觉。第二天天未亮，眼镜连长就神情紧张地将我们带到村东头不远处的一条小河边。让我们没料到的是，河堤上竟留有一条一人多深的战壕，战壕曲里拐弯，像条不见头尾的乌梢蛇一样，从河堤的上头一直延伸到河堤的下头。眼镜连长告诉我们，在我们到达以前，这儿是由其他部队驻守，现在则是由我们驻守了。根据眼镜连长的命令，全连以排为单位在战壕里依次散开，各自负责不同地段的观察和防守。在队伍散开以前，大家还叽叽喳喳地说着俏皮话，说以前驻守的兄弟部队够意思，竟然将战壕都挖好了，否则我们得费九牛二虎之力累个半死。许多人像我一样，不时地从战壕里探出头去，这里瞧瞧，那里瞅瞅，感觉特好奇，也特兴奋，那表情就像初次进城的小孩一样，一切都是那样新鲜。

“不要探头探脑，知道不，河对面就是鬼子，当心一枪打爆你的头。”眼镜连长一声呵斥，吓得大家像受惊的乌龟一样，赶紧将头缩了回去。

谁曾想到，现在我们与日本人之间的距离竟然只有一河之隔了。至少有一个小时我都像只受惊的兔子一样蜷缩在战壕里连大气都不敢出，心一下一下跳得特别厉害，仿佛随时会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一样。双手将枪握得紧紧的，感觉冰冷的汗水不可抑制地从掌心、胸前和后背正汩汩地往外渗。我一动都不敢动，连咳嗽声也努力地咽进自己的肚子里。在这段时间里，我生怕自己有一丝动静就会被日本人觉察，进而会招来一阵射击，瞬间就要了自己的小命。

我偷偷看了看我左边的莫先生和右边的冷莽子，他们的表情和姿势几乎与我无二样。

这种世界末日来临似的恐惧一直延伸着、弥漫着，最后是对面一棵歪脖子树上的一只喜鹊的叫声才让我们从恐惧中逐渐回过神来。这是一棵并不算高大的杨树，树的顶端的丫杈上有一个喜鹊窝，两只喜鹊不知什么时候从远处飞过来，正在杨树的枝丫上嬉戏打闹。它们完全无视我们这些胆战心惊的士兵的存在，也无视这紧张气氛的存在。

“妈哟，胆都要吓破了。”首先是冷莽子使劲跺了下脚，骂了一句。接着莫先生长长舒了一口气，小声抱怨道：“这真不是人过的日子。”

我将已经浸满汗水的步枪斜靠在战壕上，弓着腰舒展了一下已经麻木的身子，然后转过身子，从战壕的顶端堆砌在一起的几块石头的缝隙里小心地朝河对岸看。

其实我所看到的一切并没有那些让我们惊惧不已的东西。那条名叫泗家河的五十多米宽的小河波澜不惊地横亘在我的面前，微风掀起的细碎涟漪在秋天懒洋洋的阳光下，像无数闪闪发光的鱼鳞般散发出耀眼的银色光点。河边到河堤之间是已经干涸的河床，大小不一的鹅卵石散布其间。再往上，是并不陡峭的河堤，河堤上满是高低错落的杨树。越过河堤，在杨树茂密的枝丫之间，隐约可以看见不知名村落里升起的淡淡烟雾。除了时不时有狗吠声从对面传进我的耳朵，再也听不到其他的声音。此情此景，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围内，一切都显得非常安静平和，让人无法相信其中竟然暗藏着凶险的杀机。

在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以后，大家的胆子就变得大了。这不，有的人探出半个脑袋趴在战壕的边沿上不知朝河的对岸看着什么，有的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将手中的枪放在一边，天南海北地摆起龙门阵，更多的人则抱着枪百无聊赖地靠在战壕的土壁上打瞌睡。眼镜连长也变得随意了，正与莫先生热火朝天地谈论《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和司马懿哪个更加厉害。

整个白天大家都蜷缩在战壕里，虽然感觉非常无聊，但并未感到特别难受。到了晚上，大家原本以为可以回到村子里找地方睡上一觉，但眼镜连长眼睛一瞪，说道：“开什么玩笑，上面没有命令，谁也不能离开。”大家虽然一肚子怨言，但谁也不敢离开半步。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自当兵以来虽然没少在破房子、破庙里就地过夜，但像这样露天过夜还是头一遭，结果让大家吃尽了苦头。这其中最难挨的是寒冷。虽然我们都有一床薄棉被，但不知怎么搞的，已经到了霜降季节了，过冬的棉衣还没有发下来，所以，在两件单衣外面即使紧紧裹着棉被，仍没办法抵御那刺骨的寒冷。毫无疑问，这种寒冷是我们这些南方人从没有感受过的，仿佛空气、泥土以及那漆黑的夜空都由寒冷构成，无处不在，无隙不钻，将世界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包裹得严严实实。并且那无处不在、无隙不钻的寒冷像无数的蚂蚁一样，始终在肆无忌惮地向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每一个细胞发起进攻，它们在不停地撕扯，不停地吞噬，让你无法躲避，也无法抗拒。我用被子将自己从头到脚捂得像个大粽子，却始终无法睡着，双脚和双腿早就失去了知觉，紧贴着后背的地面仍在源源不断地向我的身体里渗入无法言状的寒气。有人所说的透入骨髓，就是我当时最真实、最深刻的感受。

黑暗中不知是谁确实没办法忍受了，开始不停地原地跳跃，希望通过运动稍稍减轻一点寒冷的折磨。再后来，又不知是谁从野地里找来树枝，在战壕里燃起了一堆篝火。淡红色的火苗立时像暗夜中的星星一样，不仅点燃了我们心中温暖的希望，同时也使我们麻木的思维一下变得清晰。开始时只是一两个人围着火堆，再后来我们全排几乎有一半人都默不作声地聚到火堆的周围。由于有人不断地往火堆里扔那些可以烧得着的东西，那火堆就越烧越旺，巨大的火苗将一大片夜空都映得通红。我仍蜷缩在被子里一动不动，但确实感觉到了火苗散发出的温暖热量。

“你们不要命了吗？”眼镜连长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大声骂着，对围着火堆的那群人又是踹又是推。在将那一帮十万分不情愿的人驱散以后，眼镜连长又将那堆火给踩熄了。

“不就是烤下火嘛，有啥子紧张的。”是冷莽子在低声抱怨。

“你说得轻巧，若鬼子对着火堆放上一炮，肯定是一锅端。”眼镜连长气得声音都在发抖。接着又大声喊朱排长的名字：“朱大牙，朱大牙，你死哪儿去了？”

“没死，在这儿哩。”我左手边不远处的黑暗中，朱排长闷声闷气地答道。

“你就不能制止他们吗？”眼镜连长喊道。

“他们不想活关我屁事。”黑暗中朱排长点了根烟，慢吞吞地说，“再说让这些兔崽子死上几个，他们才会长记性，也才会知道好歹。”

“你——”眼镜连长一时语塞。

接下来，一切又都陷入死一般的静寂。

整个晚上我就在迷迷糊糊中煎熬过去。天亮时我从战壕里刚刚探出头，随即被眼前的一切惊得目瞪口呆。战壕两边新翻的黄土上铺了一层晶莹剔透的霜花，远处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枯黄的草地、裸露的石头、茂密的荆棘以及光秃秃的树枝上同样铺满了霜花。

“下雪了！”我惊呼了一声。我这一激动的喊声一下惊醒了我周边的许多弟兄，大家兴奋地四下打量着，为眼前从未见过的奇特景观而激动不已。

我这一惊呼是有缘由的，毕竟在我们冉家坝从来没有下过雪，所以我没办法区分清楚什么是雪什么是霜。但是让我吃惊的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与我一样孤陋寡闻。

莫先生很淡定，他轻轻地笑了笑，善意地说：“别乱说，这不是雪，是霜。”显然他已经习惯了我们这些人因无知而时常闹出的那些笑话了。

当时我确实有一种习惯性的冲动，想向莫先生问清楚什么是雪，什么是霜。但不知怎的，我当时竟然将已经涌到嗓子眼的问题给硬生生吞了下去。我只是细细打量着眼前那让我无法理解的霜花。它们为什么这样白？它们是由什么构成的？它们为什么如此漂亮？等等。一连串问题像肥皂泡一样在我的脑子里不断涌现。现在我仍时不时为当时自己脑子里涌现出的那些奇怪问题而忍俊不禁。

可能是一晚无事的缘故，也可能是出于对弟兄们的关心和同情，第二天眼镜连长与朱排长等人商量后，决定重新调整警戒部署。那就是全连四个排，轮换着到战壕里守着，也就是说，除了有一个排在战壕里警戒以外，其他三个排可以在不远处的村子里休息待命。对于眼镜连长的这一决定，全连弟兄们着实感激不尽。

在村里住下来后，头十来天一切都还算平静，日本人没啥子动静，我们也不敢贸然采取什么行动，双方就这样隔河对峙着。老兵李大槐在年初参加过长治保卫战，知道日本人在打仗中的疯狂劲，就皱着眉头不停地嘀咕：“这鬼子搞啥子鬼名堂哟？”那表情好像期待日本人能够立马打过河来。倒是朱排长淡然，他正在一块大石头上使劲磨着老爷爷留下来的长柄大刀，说：“你着什么急哟，我感觉要不了几天这鬼子就会动手的。”

还真的被朱排长给言中了，过了没几天，东北方向就传来一阵阵炮声，仿佛春天沉闷的雷声，震得我们四周的空气和脚下的地面都好像在微微地抖动。全连立时开始紧张起来，晚上睡觉时连衣服也不许脱，早就上好刺刀的步枪紧紧放在身边，准备随时投入战斗。但是，一连二十来天，虽然东北方向的炮声一直没有停下来，而我们这边却仍然静得出奇。

“这鬼子到底在搞啥子名堂哟？”老兵李大槐又开始嘀咕起来。

“你急什么呀，这鬼子早来晚来，总是要来的。”朱排长仍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朝李大槐撇了撇嘴。

在这看似静得出奇的气氛中，最紧张的要算眼镜连长了。自东北方向打响以后，就从没有见过他好生睡过一觉，白天晚上像走马灯一样，村里河边、河边村里不停地来回跑。一会儿呵斥在战壕上担任警戒的某个弟兄不该打瞌睡，一会儿责骂在村里待命的某位弟兄应该将子弹带披挂正确。那天中午，不知为什么事烦心，他竟然连坐在太阳下抽烟的朱排长也给臭骂了一顿，说他不该成天无所事事。

“没见过阵仗的。”背着眼镜连长时，老兵李大槐阴阳怪气地说。

“可不是。”朱排长摇了摇头，附和道。

“若多见过几次死人以后，他就不会这样紧张了。”老兵李大槐说。

“是的。胆子是被吓大的。”朱排长倒是对眼镜连长没甚意见。

“鬼子为什么打那边，而不打我们这边呢？”这时，我抱着步枪坐在朱排长的旁边，突然问道。

“你当我是鬼子呀，我怎知道他们心里是怎样想的？”我不合时宜的提问不仅打断了他们之间的对话，并且问得有点蠢，让朱排长有点不满，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看着他凶巴巴的样子，我低下头，不敢再说什么了。

又过了五六天，我们这边总算有了点儿动静。那天傍晚时分，那个胖胖的副营长到了我们连里，将排长以上的军官召集到村头那座破土地庙里开会。开完会后，朱排长陪着眼镜连长到了我们排里。在将全排的弟兄召集到一起后，眼镜连长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说东北方面的战事非常吃紧，为了减少那边的压力，上面命令我们这边必须有所动作。在动作实施以前，我们应该对河对岸日本人的部署情况进行侦察。

“我命令，今天晚上由我和朱排长带领十个弟兄摸到河对岸去，摸清鬼子的部署。”眼镜连长挥了下手，有力地说道。

“现在大家举手报名。”朱排长用犀利的眼神扫视着我们，大声说道。

至今想来这都是一个令人十分尴尬的时刻，全排三十多号人，除了老兵李大槐毫不犹豫地举手以及冷莽子在迟疑了一刻举起手，其他的弟兄全都不约而同地低下头，竟然没有一个人再举起手来。大家竭尽全力努力躲避眼镜连长和朱排长期待的目光，一个个茫然地盯着脚下的地面，恨不得此刻冰冷的地面能够裂开一条缝隙，立马钻进去藏起来。

“全都是熊包。”朱排长的脸都气白了，牙齿咬得直响，“那我就不客气了，点了名的全都到前面站好。”

“冉狗娃，李明生，冉二娃……”朱排长板着脸冷冰冰地点着名。

很快，被点了名的八个弟兄外加老兵李大槐和冷莽子，总共十个人就全都站在了眼镜连长和朱排长的面前。在这十个人中，除了老兵李大槐和冷莽子略有精神气，其他八个都是垂头丧气的，内心里肯定在不住地抱怨自己运气不好。当然，我站在下面心里暗暗得意，庆幸自己没有被朱排长选上，而这可能是得益于我的身材过于矮小，也过于单薄。

“都给我雄起，别一个个像死了爹娘似的。”眼镜连长背着手，站在队伍前大声骂着，显然他对大家的胆怯非常不满，“都给我认真准备一下，后半夜开始行动。”

非常不幸，莫先生也被朱排长选上了。自队伍散开以后，我就没有听见他说过一句话，一直都在默不作声地收拾自己的装备，比如他小心地擦拭完步枪后，又将原本锋利无比的大刀重新磨了一遍，将已经扎好的绑腿松开后，又重新紧紧地扎上，他甚至把装在子弹袋里的子弹也一颗颗拣出来仔细擦拭了两遍。在机械地做这些事情时，他脸上的表情始终非常伤感，但看不出是因为害怕还是因为紧张。我知道他的心情异常压抑，但又不知道如何安慰他。我担心自己的话如果讲得不好，会给他造成更大的心理压力。

其实在这十二个人当中，除了朱排长和老兵李大槐显得较为放松，其他的人都非常紧张。这不，从没有抽过烟的眼镜连长这天晚上竟然向朱排长讨了支烟，一个人蹲在一个石碾子边上一口一口地抽着，其间被烟给呛了两下，仍没舍得将剩下的香烟扔了。冷莽子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这天晚上他却非常仔细，虽然给他备足了五个弹夹的子弹，但他仍抱怨不够。至于其他人，这天晚上的行为举止多多少少都有点不正常，要么神经兮兮的，要么始终一言不发。

晚上十点多钟，全连悄悄地进到战壕里。在凌晨一点多钟后，我们忐忑不安地目送着眼镜连长他们十二个人翻过战壕，然后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漆黑的夜幕之中。

眼镜连长他们出发后，被我们背地里称作麻连副的副连长命令我们各就各位，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情况。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趴在冰冷的战壕里，看着眼前深不见底的黑夜，我的脑子一刻都没有停顿过。他们有可能圆满完成侦察任务，平平安安地返回；他们也有可能被日本人发现，在经历一场紧张激烈的厮杀以后，全部丧命；还有一种可能，他们会被日本人俘虏，受尽种种无法想象的屈辱和折磨。一想到他们有可能丧命或者被俘虏，我就不敢再往下想了，使劲想办法打断自己的思路，比如狠狠地抓自己的头发，或者用战壕边沿上的荆棘使劲扎自己的手背。但是，在我将精力再次集中到眼前漆黑的夜幕时，那些让我心悸的想法仍无法控制地涌入我的脑子，让我在焦虑中痛苦万分。

不知什么时候漆黑的夜空中竟然飘起了若有若无的雪花，虽然我无法看见它们，但是它们飘进我的脖子、落到我的手背上的感觉却是那么清晰，那么真实。风也越刮越大了，沿着并不宽阔的河床畅通无阻地奔涌而下，肆无忌惮地吞噬着黑暗中的万事万物。无影无踪的荆棘和树木陡地发出让人毛骨悚然的呼号，像无数狰狞恐怖的鬼魂在寒冷中挣扎、怒吼，淹没了河水的呻吟声，也淹没了东北方向隆隆的炮声，让人感觉世界的末日即刻就会来临。

我自己都觉得非常奇怪，在这寒冷的夜晚，我竟然一点冷的感觉都没有，自始至终都头脑清楚、手脚活动自如，并且紧紧握着枪的手掌心里也渗出了汗水。后来经历的事情多了，我才知道人在紧张、恐惧的时候会忘记许多事情，也会对诸如伤痛、寒冷等肉体折磨一时失去应有的感觉。

我将身子紧紧贴着战壕中湿漉漉的泥壁，双眼瞪得大大地直视着前面黑色的夜幕，生怕因自己的疏忽而错过些许的变故。我不用朝两边打量，也可以感觉到其他弟兄与我一样，都是心情忐忑不安地期待着那紧张一刻的来临。不，我即使朝两边打量也是没有用的，因为黑暗中我什么也看不见。

不知是什么时候，我被河对岸突然响起的一连串手榴弹的爆炸声惊得差点儿跳了起来。一股无形的热浪仿佛扑面而来，猩红色的火光犹如漆黑的夜幕突然被巨大的力量陡地捅开了一个大窟窿，显得异常刺眼。睡梦中被惊醒的不知名的鸟儿在夜空中惊恐地鸣叫着，扑扇着翅膀四处乱飞。霎时，对岸绵延的河床在跳跃的火光中隐约可见，那些大大小小的鹅卵石也像无数蛰伏着的怪兽，在火光中蠢蠢欲动。手榴弹的爆炸声未落，紧接着又响起密集的枪声。那时候，我还没办法从这炒豆般的枪声中分辨出哪是中正式步枪清脆的爆响，哪是捷克式机枪沉闷的怒吼，更不能分辨出哪是“花机关枪”短促的咆哮。但是，在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中，我分明隐隐听到了怒吼声、斥骂声和让人心悸的惨叫声。

毫无疑问，眼镜连长他们已经与日本人干上了。

我原本就始终悬着的心，此刻几乎要从嗓子眼里一下跳出来。出于紧张，我的身子更加紧紧地贴在战壕上，仿佛只有这样，我绷得紧紧的神经和身子才能有所放松。

后来，爆炸声和枪声变得稀疏了，但从枪声响起的不同方向，感觉射击的人正在向河的下游方向奔跑。

“怎回事哟？”黑暗中有人担心地低声说道。

“这枪像打在我的身上似的，我感觉全身直哆嗦。”有人说话时声音都有点发抖。

“怎还没看见眼镜连长他们呢？”有人焦虑地说。

“不许说话！”麻连副压低声音吼道，但声音里明显有着急的成分，“都给我盯紧点，他们就快要回来了。”

正说话间，远处的天空中突然响起一阵空气被撕裂的咝咝声，接着有几颗炮弹在对面的河滩上炸响，橘红色的火光冲天而起，巨大的气浪将我的头发冲得往脑后直翻。在稍纵即逝的火光中，我隐约看到几个人影翻过对面的河堤正往河滩上跑。

“是他们，是他们。”我跳着脚，兴奋地大声喊道。

“别乱喊。盯紧他们后面，看有没有鬼子追过来。”麻连副朝我吼道。

我将子弹推上膛，整个身子几乎爬到战壕的边沿上了，眼睛睁得大大的，努力在对岸的黑暗中搜寻着有可能出现的日本人身影。我心里想，只要看到日本人，我就立马开枪，打死他个狗日的。但是远处还没有熄灭的火光将对岸的河堤和河堤下的河滩映衬得更加黑暗，我不仅没有看到日本人，连眼镜连长他们的身影也看不见了。

恍惚之间，一个身影突然出现在我的枪口前面，没容我喊出声，这个身影就重重地滚进了战壕里面。

“祸害，是我。”是冷莽子兴奋的声音。

紧接着眼镜连长、老兵李大槐他们喘着粗气，一个接着一个跳进了战壕。朱排长是最后一个跳进战壕的，他的肩上竟然扛着一挺缴获的崭新歪把子轻机枪。

从后来眼镜连长他们兴奋的讲述来看，无疑这是一次十分成功的偷袭。在他们悄悄搞掉日本人的哨兵摸进村子里后，二十来个日本人竟然在村中间的一间大屋子里呼呼大睡。于是他们像扔土豆一样，一股脑儿将身上的手榴弹全扔进屋子里，然后冲了进去，用大刀和刺刀将那些还没有被炸死的日本人全给“报销”了。但是，他们也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当时只是集中在那个大屋子里的日本人，没有留意睡在其他屋子里的小股日本人，结果那些日本人清醒过来后，疯了一样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眼看抵挡不住了，眼镜连长见好就收，随即下令沿原路往回撤。关键时刻老兵李大槐起了作用，他建议先沿河堤往下游冲一阵子，再趁着混乱折返回来沿原路过河。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将日本人弄迷糊，日本人只要将河堤封死，大家就插翅难逃了。结果眼镜连长采纳了老兵李大槐的建议，最终带领大家毫发无损地撤了回来。

“摸进村子时你怕不怕？”天亮时，我偷偷地问莫先生。

“怎不怕呢？过了河后我的腿就直发软，上下牙齿也不停地磕碰。只是临到动手时，我就不知道怕了。”莫先生的左边脸上不知被什么燎了一下，留着蚕豆大小的一个水泡，但仍堆满了兴奋。

“那你打死了几个鬼子？”我紧紧地盯着莫先生，继续问。

“那就搞不清楚了，反正扔完手榴弹，我就提着大刀跟大家一道冲进屋子里，不管死鬼子还是活鬼子，就砍瓜切菜似的乱剁一气。”莫先生边得意地说着，边做了一个有力的挥刀动作。

真的，当时我对莫先生特羡慕，后悔当初应该壮了胆子像冷莽子一样直接报名。如果是这样，我也可以像莫先生他们一样，在其他弟兄们面前像个英雄一样趾高气扬地高谈阔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