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路：幺姑的奇迹救我生死

我出生于1923年1月17日。

自小我就知道自己是一个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的人，这从我的小名就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说出来一般人无法相信，我的小名竟然叫祸害。现在如果查一下词典，祸害的本意就是引起灾难的人或者事物。毫无疑问，我肯定属于前者，也就是引起灾难的人。从小名大家都可以猜测得到我在家里的地位，以及我从娘肚子里降临到这个世界时，大家对我的不屑和憎恨。父亲之所以给我取了这个饱含不屑和憎恶的小名，主要缘于我在号啕中降临这个悲惨的世界时，是以我的母亲在痛苦呼号中离开这个悲惨世界为代价的。也就是说，母亲以她宝贵的生命，最终换来我这条为人不耻和令人憎恶的贱命。后来听人讲，父亲从接生婆手上接过我时，并没有为我这个头生子的降临感到一点点高兴，而是恶狠狠地说了句：“真是祸害哟。”结果，这祸害二字最终成了我的小名。

我的大名却与我的小名截然相反，不仅响亮，而且可称得上掷地有声。我的大名叫冉大发。这名字是我的爷爷给我起的，听说为起这个名字，让被村里人称为秀才的爷爷颇费了一番心思。从爷爷给我起的这个名字可以看出，他对我这个冉姓家族中的长孙寄予了无限的企盼和希望，仿佛冉家几代人的过去和未来只能由我来担当了。现在想来，爷爷的这份企盼也非常正常和合情合理，不仅在我们老家那个称得上蜀犬吠日的穷乡僻壤里，即使在偌大个中国，家族的未来更多是寄托在长孙的身上。这不仅仅是中国人几千年的习惯，更是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听说爷爷从一脸悲伤的父亲手里接过仍然血淋淋的我时，因为无法抑制的激动，竟然用他那已经没有牙齿的嘴巴在我那像蚕蛹一样还没有长抻展的小鸡鸡上非常响亮地亲了一口，而他对刚刚咽气的母亲连看都没有看一眼。

由于从一出生就没了母亲，所以我能够活下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而创造这一奇迹的不是我整日愁眉苦脸的亲生父亲，也不是我步履蹒跚的爷爷，而是只比我大十岁，有着一双细长眼睛，长着一头枯黄头发的幺姑。幺姑是在爷爷五十八岁那年出生的，虽然是爷爷的幺姑娘，但是受重男轻女这一传统观念的禁锢，爷爷压根没有将她当作掌上明珠，她自己也有自知之明，更没有将自己当作爷爷的掌上明珠。她就像她前面的三个姐姐一样，充其量只是整个家庭的一员而已，既不显眼，也无关轻重，平凡得像我们家种在房前屋后、田间地角的一株株低矮的土豆苗一样。说起来惭愧，即使是现在，我仍不知道幺姑的大名，只记得从我刚学会说话时开始，我就结结巴巴地喊她幺姑。我觉得这样喊得亲切，喊得自然，喊得有感情。如果要我换一种称谓称呼幺姑，我既不习惯，也不自然。我感觉除了幺姑这一称谓，其他的称谓不仅别扭，而且掺杂了太多的水分，无法充分表达我内心深处的真正感情。不知是小孩子的好奇心作怪，还是内心深处原本有着强烈的自悲心态，私下里我也曾闭着眼睛，试着将幺姑的称谓努力喊成妈妈，但是在我轻轻喊出声后，我竟然觉得妈妈这一称谓犹如我平日时常当零食吃的红苕干一样，干涩、平淡得几乎没有感觉。所以，即使到老态龙钟的现在，一种无法更改的情愫牢牢地镌刻在我的心灵深处，那就是幺姑虽然不是我的亲生母亲，但是即使是我的亲生母亲，也无法替代幺姑在我心中的分量和地位。在我们老家，人们常说人若没了魂魄就会死。而我这一辈子能够出生入死、九死一生地活下来，就是得亏了我的心里始终揣着我的幺姑。幺姑是我的魂魄，心里想着幺姑，惦着幺姑，我绝不会死。

但是幺姑从没有将她创造的奇迹当作奇迹。她只是淡淡地一笑，使得两颊两个浅浅的酒窝看上去更加迷人。她说我之所以能够活下来，主要在于我的命硬：“老话说了，祸害祸害，千年不败。”小的时候我不懂幺姑这句话的含义，但是在经历了太多的生生死死以后，我竟然怀疑幺姑是不是真的有未卜先知的能力。确实，如果回首细细寻思，好像我的一生都在应验幺姑这句不经意间的话。不是吗？幺姑只是用一碗普通的米汤水，就能够使襁褓中嗷嗷待哺的我起死回生。同样，幺姑只是用我们农村平常得如同空气、水流、山川一样的烤土豆、烧土豆、煮土豆，竟然将蹒跚学步的我喂养成一个能够翻山越岭的青春少年。至于在日后充斥着无尽死亡的战场上，我能够有幸存活下来，更是印证了幺姑的那句看似不经意，实则千真万确的话。

童年的记忆在我的脑子里始终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如果从严格意义上理解，可以说得上是一片空白。导致我的脑子里产生这种感觉和印象的原因，我想更主要在于整个家庭里，除了幺姑在乎我，其他人更多将我当作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在他们的意识里，我最多像家里的一张破旧的饭桌，一条印迹斑斑的条凳，或者门前一尊说不清年代的石礅。他们没有想起我时，我在这个家庭里，他们想起我时，我仍在这个家庭里。我记得我们家靠近灶台墙角那儿有一个老鼠洞，老鼠洞里藏着一只小老鼠。平时家里有其他人时，这只小老鼠是绝对不敢从洞里钻出来的，但是只要家里没有其他人，或者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时，这只小老鼠就突然变得胆大了，不仅从灶台上翻上翻下地四处觅食，有时甚至对我瞪着一双又小又亮的眼睛，忽闪的眼神里充满了好奇和诧异，仿佛不明白我为什么像它一样，整日提心吊胆、形单影只。虽然躲躲藏藏的，但是终于有一天，这只小老鼠被我们家那只跛脚的老黑猫给逮住了。生死之间，我竭尽全力将这只小老鼠从老黑猫的尖牙利爪下救了出来，将它重新放进那个不起眼的鼠洞里。但是让我十分失望的是，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着那只小老鼠了。我相信它没有被老黑猫吃掉，而是因为恐惧逃之夭夭了。确实，那时的我，感觉自己就像那只不敢见天日的小老鼠。说来让人不敢相信，我那时才五岁多，但是我幼小的脑子里已经有了快快长大、快快离开这个家的想法。至于在村里人的眼里，我同样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大人们在我的背后说三道四、戳戳点点，从他们的片言只语和那忽闪忽闪的眼神里我读得懂其中的含义，那就是我不应该来到这个世上，更不应该在他们的面前时不时出现。毫无疑问，与我一般大小的小孩子们肯定记住了大人的叮咛和嘱咐，虽然从没有人通过打骂等方式欺负过我，但是更让我难以忍受的是，谁都离我远远的，仿佛我真的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祸害，谁若沾上了我，谁就会大难临头。

那么，我的童年是怎样度过的呢？其实一个人只要适应了常人看来不可思议的环境，那么一切就将变得非常简单。由于我自小就适应了家庭的冷落、村里人的不屑，所以，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也就从没有将那些冷落和不屑当作一回事，我就将这些常人难以理解和忍受的不幸当成夏天被蚊虫叮了一下似的，搔一搔或者扯片艾叶在上面擦一下，一切的不适瞬间就荡然无存了。但是，温情的缺失也铸就了我的专注。我可以在这里自豪地说，撇开对人的了解以外，对于我们村子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没有人比我更加熟悉了。我知道村头那棵没人能够说得出实际年龄的老黄桷树上盘曲萦绕的枝丫上有几个鸟窝，其中最高处像个大草帽一样搁在树尖上的那个最大的鸟窝，是那对长着长长尾巴，整天叫个不停的喜鹊的。喜鹊确实是一种快活的鸟儿，从它们响亮的叫声里你始终听不出一丝一毫的哀怨和忧愁。那根像手臂一样斜伸出去并且被春雷劈得半死不活的枝丫上的五个用枯枝搭成的乱糟糟的鸟窝，是那些早出晚归并且喜欢随处拉屎的白鹭的。白鹭应该是非常温情的鸟儿，这从它们休息时相互交缠着脖子的习惯上可以看得出来。至于紧挨着那个像个猴子屁股似的疤痂的浅色树洞，则是那对长着一身蓝色羽毛的钓鱼雀的家。那年春天我曾偷偷地爬上去看过，五只光秃秃、通体粉红色的小钓鱼雀挤在一团杂草中，它们显然将我当作它们的爹妈了，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叫着，用嫩黄色的小嘴将我的手指头啄得痒痒的。你相信也罢，不相信也罢，反正我感觉这棵树就是众多鸟儿的家，也是它们表达自己情感的舞台。树上的情况虽然复杂，但是相对于树下则要简单得多。在犬牙交错、盘根错节的无数空洞树根里面，哪儿藏着一只胳臂粗细的娃娃鱼，哪儿躲着一窝比蜘蛛大不了多少的螃蟹，抑或哪儿蛰伏着一条色彩艳丽的水蛇，等等，这一切我都像熟悉自己的掌纹一样了然在胸。早已记不清有多少个空茫落寞的夜晚，和着带着淡淡泥土气息的微风，陪伴着从村后那片杂树林中冉冉升起的一轮犹如银盘般安详静谧的月亮，我一个人坐在黄桷树巨大的树根上，背倚着黄桷树粗大的身子，静静地感觉着树上树下那些常人永远难以理解，也从不会关心的那些精灵充满生机的气息。真的，在树叶犹如梦呓般的喧嚣中，我真的听到了那些鸟儿们若有若无的吟唱声，同时，也看到了那些螃蟹，那些娃娃鱼，以及那条水蛇在夜的帷幕后纵情地起舞歌唱……那是一场无与伦比的欢乐盛宴，所有孤独、悲伤和失落荡然无存。我也记不清有多少次不知是因为陶醉还是因为过度兴奋，我竟然靠着树干睡着了。最后总是被恼怒的幺姑揪着耳朵，硬生生拉回到寒冷黑暗的现实之中。这时我总是非常不满地大声抱怨，因为幺姑一下打碎了我的美好梦境。

说起来惭愧，因为即使到现在，我对自己的父亲仍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在模糊的童年记忆里，我只知道他是一个沉默寡言，中等身材，长着一双小眼睛的男人。一年四季都穿一身蓝黑色的对襟大褂，腰间始终扎着一根宽大的布腰带。在我的记忆里，始终无法搜寻到他笑时的模样，而只要想到他，他更多是以一副紧锁眉头、蹲在门前的石礅子上闷头抽叶子烟的模样呈现在我的脑海里。幺姑告诉我，以前父亲并不是现在这副整日愁眉苦脸的模样，只是在我出生，也就是我的母亲死亡以后，父亲才变成现在这副模样。幺姑说，父亲是因为对母亲有着太深的感情，母亲在突然离他而去的同时，也将他的心带走了。为此，爷爷不知骂过父亲多少次，说他没出息，为了一个死去的女人，竟然将自己变成了一个没有七情六欲的木头人。好像是在我六岁时，可以说是在爷爷的强迫下，父亲总算答应为自己找个媳妇，也就是为我找一个后母。在我模糊的记忆里，后母是在那年的秋天进到我们家的，她长着一张又大又圆的脸，蓄着一根又黑又粗的大辫子，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好像在漆黑的夜里也能够看透周围的一切。但是，后母的到来并没有使我的父亲有丝毫的改变，他依然故我，依然整日愁眉不展、落落寡欢。只是一年后，后母生下我同父异母的兄弟宝来后，父亲的表情才显得略略有所舒展。我那时太小，对父亲厚此薄彼的做法并没有深刻的认识，不谈其他的，单就父亲给我和宝来兄弟所起的名字中就可看得出父亲对我的厌恶，并且这种厌恶随着宝来的到来，着实显得越发明显。以前他对于我哪些事情做得不对，或者话说得不好，还时不时会吹胡子瞪眼睛，呵斥我几句，但是自从有了宝来后，他不仅从不呵斥我，甚至从没有拿正眼看我一下。确实，在这个并不宽裕的家里，我更加像一个多余的人。

我八岁那年，爷爷去世了。弥留之际，一家人默不作声地围在爷爷的床前。不曾想，爷爷竟然挣扎着欠起身子，用空洞的眼神死死盯着我，然后费力地从床头抽出那方他一辈子都当作宝贝，也从不示人的砚台，边吃力地咳嗽着，边颤抖着将砚台递到我的手上：“这个给你，得学会写字。”这是爷爷留给我，也是留给全家人的最后一句话。现在想来，爷爷这最后的一句话是有着深刻含义的，不仅对我寄予无限的希望，同样希望我学会读书写字，最后使我的前程能够像我的名字一样“大发”。在以后的日子里，爷爷送给我的这方砚台成了我唯一的宝贝，虽然我不懂这方砚台的价值，但是这方砚台上精美的松鹤图案却永远刻在我的脑子里了。

我学习写字是在爷爷去世后开始的。如果按家里以前的习惯，我是应该到村头王秀才那儿入私塾的，但父亲在犹豫了一下以后，最终放弃了这个打算。即使到现在，我仍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不让我读书，因为就家庭环境而言，每个月向王秀才交五升苞谷米，我们这个家庭还是能够承受得起的。没曾想幺姑因为气愤父亲的不公，最终承担了教我写字的责任。虽然她也只是从爷爷那儿学会识一些字，但教我却是绰绰有余。结果，自此开始，到两年后幺姑出嫁时止，我不仅学会了一些日常能够用得上的字，并且在当兵后，竟然成了连队里能够识文断字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幺姑是我十岁那年出嫁的，婆家是十里外覃家坝的。办喜事那天，我第一次见到了来我家接亲的姑父。说实在话，自第一眼看到姑父，我就觉得这门亲事让幺姑受了天大的委屈。因为姑父的身材和长相不仅连普通都谈不上，甚至可以称得上猥琐。粗短的身材，一张像瓦钵似的糙脸，又短又扁的鼻子。那天我特别留心了他那双眼睛，自进到我们家里以后，扁平额头下的那双又小又亮的眼睛就没有一刻专注过，始终滴溜溜地四处观望，仿佛在搜寻什么，或者在警惕着什么。幺姑的这门亲事是父亲做主定下的，之所以为幺姑找了这么个归宿，原因特简单，因为姑父是个泥瓦匠。“怎么不行呢？人家有手艺。老话说了，饥年饿不死手艺人。”父亲言之有据。老话说了，长哥长嫂当爹娘。父亲的话最终决定了幺姑悲惨的一生。

对了，幺姑出嫁那天我还挨了父亲劈头盖脸一巴掌。大家不要笑话，当时我不知是因为脑子笨还是确实无法割舍唯一关心、疼爱我的幺姑，在幺姑泪流满面地与全家人道别时，我突然从人群中冲出去，紧紧抱着幺姑的双腿，死活要她带我一块儿去。幺姑不知怎样向我解释，只是号啕大哭，直哭得全身一抽一抽的。大姑、二姑、三姑以及后母都过来竭力劝我，但我非但没有松手，反而将幺姑的腿抱得更紧。所有送亲的、接亲的以及全村的男女老少，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让所有人始料未及，也从没有见识过的一幕。最后父亲黑着脸走上前来，扬手一巴掌打在我的头上，恶狠狠地骂道：“你个哈儿！”

现在想来，父亲的这一巴掌不仅使我松开了幺姑，也使我原本落寞的童年生活戛然而止。

我所居住的村子叫冉家坝，是川东地区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一个小村子。村子里有近五十户人家，像一把撒出去的碎石子一样，零零散散地坐落在大巴山余脉下一个不显眼的呈半圆形的土坝上。土坝后面是一座没有名字的土山，山上长满了茂盛的竹子，间或也夹杂些苦楝树和松树。土山后面，也就是朝西的方向，是逐渐叠耸起来的大山，放眼望去，青灰的山影像画家笔下涂抹的画布一样，随着空间的扩展逐渐变得模糊，最后在不经意间，悄然融入深邃苍茫的天际。

听老一辈人讲，以前我们冉家坝全村人都姓冉，并且都供奉着同一个祖先。但在清朝末年，由于社会的剧烈动荡，许多人为了逃避战乱，历尽千辛万苦，最终在冉家坝找到了落脚的地方，所以村里先后有了王姓、陆姓和况姓等其他姓。这些外来人口虽然只是少数，但是他们的生活与冉家坝的人并没有什么差异，同样过得宁静和平淡。由于冉家坝周边能够养活全村人口的水田、旱地和山林也就那么多，如果多接纳一户人家，则冉家坝人就得多出一份牺牲和付出。所以，从能够大度地容纳外乡人这点上，可以看出冉家坝人骨子里有着一股仁厚、包容的精神气质。一般而言，某个人所具有的精神气质更多基于本人所受的教育和自身修养，但是，冉家坝人并不这么认为，他们在强调所受的教育和自身修养的同时，更强调这种精神气质更多是由祖宗传承下来，亦即基于一代又一代的基因遗传。在他们朴素的意识里，仿佛这种良好的基因并不会因时间的延续而被淡化，也不会随着历史的变迁而被异化。开始时，由于年纪太小，我并不清楚村里人为什么强调基因遗传，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所见所闻日渐增多，我发现个中的秘密在于强烈的家族自豪感。我曾多次听爷爷讲，我们冉家坝人的祖先几百年前是生活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并且是一个显赫的旺族，家里拥有的水田、旱地一望无边，青砖黑瓦的房屋绵延数里，有吃不完的粮食、用不完的金钱、使不尽的雇工、享不尽的幸福。但老话说了，人心不足蛇吞象，我们的祖宗并不满足于丰衣足食，而是在丰衣足食的基础上企图通过在朝廷里谋上一官半职来证明自己家族的地位。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在明初时期我们家族里一位争气的先人最终通过科举考试在北京不仅站稳了脚跟，并且成了权倾一时的朝廷重臣。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官场原本就是生与死的较量，既然融入其中，就免不了有胜有负。在经过两代的兴旺发达以后，在朝廷的斗争中我的先人一败涂地，最终落得了满门抄斩的境地。全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五百多号人，除了有一位不喜做官也不喜金钱的先人因在外云游得以幸免，余下的全被斩首示众，暴尸三天。这位死里逃生的先人隐姓埋名，经过几个月的东躲西藏，最后选择在现在的冉家坝立下脚。爷爷还告诉我，村头那棵老黄桷树就是我那位九死一生的先人决定在冉家坝立足后亲手栽下的，并且立下家训，子孙后代不再做官，也不再追求出人头地。

爷爷所讲的故事太久远了，从他那迷茫的表情和闪闪烁烁的言辞中也可以看出他对这故事的真实性不敢肯定。对于年幼无知的我而言，这个故事更多像是一个有着无限想象力的神话，让我的头脑里始终萦绕着无限的遐想。无数次的睡梦中，那些一望无际的水田、旱地让我目瞪口呆，那绵延数里的青砖黑瓦的房屋让我不敢想象，而那些官员出巡时的威风场面更是让我不敢正视。当然，那五百多位被斩首示众、暴尸三天的先人的惨象也多次让我从睡梦中惊醒。年幼无知的我始终不明白，人生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追求和诱惑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大起大落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血雨腥风呢？毕竟那时年纪太小，对于那些深奥的问题我没办法找到正确的答案，总觉得那些问题离我太远，没办法触摸它，也没办法感知它。但是话说回来，即使我历尽千辛万苦、九死一生地活到行将就木的那一刻，对这些问题，我仍没有找到一个自圆其说的答案。人确实是一种奇怪的动物，本性决定了他不能安分，而外界的诱惑或者制约更让他不能安分。所以，人的一辈子就像大海中的波涛，波峰过了是波谷，波谷过了是波峰，就这样生生不息，一直绵延到生命的尽头，难得有机会喘息，更难得有短暂的平静。

我始终认为爷爷所讲的故事之所以像神话，除了故事的情节离奇以外，更主要的在于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可以证明。比如，我们冉家坝东边三里外的冷家边虽比我们冉家坝小得多，但在他们村子的正中却建有一座全村最气派的冷家祠堂，青砖黑瓦、雕梁画栋。祠堂正中供着一大排年代久远、颜色深浅不一的木质牌位，从上面既可以找到离他们最远的先人冷正深，也可以找到离他们最近的前年才过世的族长冷自若。所以，即使简单地从牌位上数下去，你就能非常清楚地看清冷家边的人如何在这儿立足，如何在这儿生存，如何从这儿发展，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仿佛眼前就有一溜冷家边先人走过的脚印，慢悠悠地从几百年前走过来，一直走到现在。还有，我听说冷家边还存有一本流传了几百年并且从不示人的家谱，同样记录着他们冷家边人在此地繁衍生息的故事。非常遗憾，我们冉家坝却没有记录着我们先人印记的丝毫东西。在这里，既没有气派的祠堂，也没有神秘的家谱，而只有爷爷带着迷茫神情的述说。在我最终说出自己的困惑以后，爷爷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告诉我这一切都是缘于家门不幸，即使躲到这默默无闻、人迹罕至的冉家坝，仍躲不掉形影相随的兵灾匪祸。原来我们冉家坝先人的历史不仅比冷家边先人的历史要长久，而且要深刻得多、精彩得多。我们原本有比冷家边更气派浩大的祠堂，也有比冷家边更厚实更详尽的家谱，只是遇到明末清初的张献忠之乱，以及清末时大巴山一带多如牛毛的匪患，我们冉家坝的所有历史印迹最终归于战火，以致现在一切都荡然无存。

“冷家边算什么，他们的先人是劁猪出身的，而我们的先人呢，那可是能够识文断字、知书达理的文人哩！”爷爷一脸的愤恨和不屑。

从爷爷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模模糊糊地在脑海里勾勒出我们冉家坝历史上既可说是悲壮，也可说是惨烈的两次大劫难。

第一次是崇祯十七年冬天，农民起义军张献忠部将左天冀率一万多士兵攻占万州后，顺势北进占领开县，直逼安康。其中一部分散兵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突然包围了冉家坝。好在冉家坝人在左天冀攻陷万州后即有警觉，全村三百多号人在散兵包围村子的头一天全部逃进大巴山，唯有十多位腿脚不便的老人留在村里，静候散兵们的处置。穷凶极恶的散兵们既没有搜寻到他们企求的财物，也没有找到他们渴望的女人，气急败坏之余，除了将这十多位视死如归的老人全部活埋，就是点了一把火，将村里能够烧得着的东西全部付之一炬。这样，爷爷所说的曾经气派浩大的祠堂当然也就荡然无存了。听说那些穷凶极恶的散兵将全村几乎夷为平地后，感觉耸立在村头的那棵郁郁葱葱的黄桷树过于倔强和突兀，就在树下堆起一人多高的木柴，企图将这棵生命力旺盛的黄桷树一把火烧死。但是在大火烧着后不久，原本万里无云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紧接着一场如注的大雨将那堆柴火全部浇灭。突然的变故让那些不敬神灵、不惧鬼神的散兵们一下目瞪口呆、惊恐万状。在回过神以后，领头的军士呐喊一声，一个个急匆匆如丧家之犬般逃离了冉家坝。

崇祯年间的这次劫难虽然惨烈，但是，惨烈的结果除将冉家坝先人的印迹几乎全部抹去以外，对于先人遗留下来的子孙们并没有大的伤害。在历经多年以后，冉家坝的后人们在残垣断壁间重新垒起了可以聊以栖身的房子，在仍然贫瘠的土地上种上可以果腹的土豆、苞谷。而那棵大难不死的黄桷树，仍然枝叶繁茂地耸立在村头，任由时光在枝叶间悄悄流逝。人们悄无声息地生活着，默不作声地劳作着，除了先人的故事始终在他们的心头盘桓萦绕以外，那场曾经惨烈的劫难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变得模糊和遥远。在冉家坝人的潜意识里，这场劫难充其量不过是一场飞来横祸，就像长在村前村后的那些土豆和苞谷，平日里长得特别旺盛，不定哪一天会来一场铺天盖地的冰雹，立马会让它们死去一大片。人们的心境是如此的坦然和淡定，仿佛劫难以及其他的不幸原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冉家坝的人可以将崇祯年间这场劫难当作一场飞来横祸，但是对于发生在清末庚子年间的那场浩劫却始终被视作全村人难以启齿的耻辱。这一耻辱非但使冉家坝仅有的对先人的淡漠记忆更加淡漠，并且成了周边那些冉家坝人向来不齿的大小村子里的人们的笑柄。

爷爷说，这可是一件辱没先人的丑事，以致冉家坝的人在外人面前始终抬不起头。

我虽然只是一个懵懂少年，但从爷爷的讲述里，我仍感到浑身直起鸡皮疙瘩，这不仅是因为爷爷讲述的内容过于血腥，更因为村里出了这么一个不肖子孙而感到羞愧。这个让全村人蒙羞的人叫冉治世，与爷爷是同一年出生的，并且同辈。听爷爷讲述，这冉治世自出生就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别人家的孩子出生后得几天才能睁开眼睛，他倒好，接生婆还没有将他身上的血水洗净，就知道瞪着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四下里打量，仿佛周围的一切他前生就熟悉了，只不过是时隔多年了再回来瞧瞧。还有，一般的小孩只有满了一岁后才开始学着走路和说话，而他在八个月时，就知道喊爹喊妈，并且像个不知安分守己的猴子一样开始满地里跑。自小看到大，村里的大人们都说这冉治世长大了一定不得了，肯定是一个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人物。果不其然，在甲午年间，冉治世以川东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万州的润国学堂。这个学堂听说是川东地区的富商出资开办的一座有着浓郁现代气息的学校，目的是在川东地区为大清朝培养人才。虽考上的只是一座现代学堂，但在冉家坝及周边村子人的眼里，比中举人还风光，毕竟在人们的记忆里以及世代相传的故事里，这冉治世是第一个走出冉家坝的文化人。自冉治世走出冉家坝以后，村里人再也没有见着他，只是听说他先在万州读书，后又到重庆读书，最后风传他竟然跑到日本去读书了。但是，在清末庚子年冬天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一百多名清兵突然将冉家坝团团围住，不由分说地将全村男女老少全部赶到村头的场坝上。经过一阵吆五喝六的核对，最后将冉治世家没有出五服的八十五位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用麻绳串成一长串，全押到万州去了。后来村里人终于从突然的变故中弄清楚事情的原委，原来在日本读书的冉治世不仅参加了革命党，并且参加了年初在成都刺杀四川总督岑春煊的活动。冉治世因刺杀失败，当场被乱刀砍死，却因此连累了他们家所有的亲属，结果不分男女老少，在万州的江边全被砍了头。

“那个惨哟，男女老少一个不留。”爷爷在向我讲述时，仍唏嘘不已。

曾经是全村引以为荣的冉治世一下成了全村人的耻辱，以致全村人在周边村子里多年没法抬起头来。毕竟在当时，冉治世的行为肯定是大逆不道、十恶不赦的。再说我们冉家坝人几百年来始终秉承了先人与世无争的遗训，现在倒好，因为冉治世一个人的行为，让我们九泉之下的先人深深蒙羞。自那以后，心灵深处的压力犹如每家每户随处可见的石磨一样沉重地压在全村人的心里，似乎谁都感觉自己也成了与冉治世一样大逆不道、十恶不赦的人。

岁月在沉闷和压抑中悄悄地流逝，生活在单调和无声中慢慢地延续。在我的记忆里，我的村子冉家坝，除了村头那棵黄桷树在惨淡的岁月中仍然生机蓬勃，一切都浸润着悲伤和失望。

这一辈子，我始终都认为自己是一个贱命。既然是贱命，那生命的存在和延续就不需要更多的条件和要求。在背井离乡的几十年里，虽然经历了太多的生生死死，但我始终感觉自己的生命犹如我们冉家坝村头那棵老黄桷树，不需要谁的精心呵护，也不需要谁的更多关注，即使有电击雷劈、风吹雨打，它仍然挺立在那儿，活得朝气蓬勃，有滋有味。我也始终没有弄明白，有那么多风雨同舟、生死相依的战友弟兄，血肉模糊地死在我的身旁，但我在枪林弹雨中始终毫发无损。我曾经怀疑是不是冥冥中有神灵在护佑我，但是反过来我又怀疑自己的怀疑，不是吗？我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神灵为什么护佑我而不去护佑那些英勇无畏、视死如归的战友弟兄呢？他们的生命才是让人敬仰、让人永远不能忘怀的贵命哩！我也曾想到我的小名祸害。祸害祸害，千年不败。但是我始终没有做过一件有违良心的事呀。看来，是不是祸害，并不一定要用行动去证明，只要印上祸害这个符号就可以了。我突然想到父亲给我起这么一个让人生厌的小名的良苦用心，心中不由得充满感激。

像黄桷树上轻轻飘落的一片叶子一样，命运决定了它终究会落在地面上，要么被蚂蚁或者其他小野兽吃掉，或者被它们拖到巢穴里垒上一个温暖的窝，要么在潮湿阴暗的空气中慢慢地腐烂，悄无声息地融入毫无知觉的泥土之中。虽然年纪仍然很小，对人生世事既没什么感知，也无什么体会，但是让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奇怪的是，我竟然早就对自己的人生有了一个抽象的认识，或者模糊的规划。在我当时的认识里，人生的一切都应该非常简单明了，许多人之所以徒生许多的烦恼和痛苦，主要在于他们有太多的奢望和追求。真的，那个时候我没有什么奢望和追求，我始终认为，既然命运将我像片黄桷树的叶片一样抛撒在偏僻的冉家坝，那么就决定了我的一生将如我的列祖列宗一样与世无争地生活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娶妻生子，然后在一大帮子孙的环绕下了却残生。但是，世事确实难料。1937年冬天，一大群面容枯槁、神情惊慌的逃难者的到来，将我最初的人生规划彻底打乱。(www.xing528.com)

这一大群逃难者总计有三十多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小，有的背上背着沉重的包袱，有的手上拎着一只颜色斑驳的小木箱，还有位头发花白的老者推着一只形状怪异的独轮车，车架上的竹筐里坐着一个瞪着一双大眼睛的婴儿。这帮人的口音很杂，一听就知道不是生活在同一个地方的人。果不其然，从他们的自我介绍里，他们分别来自上海、江苏、安徽和湖北等地，其中一个留着长头发、教师模样的中年人竟然来自东北。不怕见笑，他们所说的这些地方我闻所未闻，但是，从他们精疲力竭犹如惊弓之鸟般的神态中，我猜想得到那些地方离我们冉家坝非常非常遥远。

从他们难懂的口音中，我也第一次听到日本人这个名词，并且知道他们之所以千里迢迢、失魂落魄地逃到我们偏僻的冉家坝，主要是为了逃避日本人的追杀。

日本人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还有，他们为什么要欺负眼前这些善良的人们呢？这些疑问在我的脑子里一直没办法消除。

在这些逃难的人来到我们冉家坝以前，我那对我深恶痛绝的父亲俨然成了村里主事的人。父亲之所以能够得到全村人的认可，主要在于他能够识文断字、引经据典。还有，他继承了爷爷敢作敢为的个性。村里的大事小事，他都敢于拿出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并且始终能够做到不偏不倚、公正合理。但是，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有一颗善良的心，这一点在他对待这些逃难人的态度上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在此我必须解释清楚的是，他的那颗善良的心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只针对其他人，从不针对我。

我亲耳听到父亲在那棵老黄桷树下对那些逃难的人说，如果他们想在冉家坝留下，冉家坝全村人绝不嫌弃；如果他们想继续往别处逃难，冉家坝全村人会倾其所有，为他们提供帮助。

在经过一阵商量以后，结果有十一位逃难的人最终决定留在冉家坝，其中有那位留着长发、教师模样的中年人，以及那位推独轮车的老者。对于决定留在冉家坝的人，父亲根据全村人不同的条件和环境，将他们分别安排住在不同的人家。我们家的条件和环境相对宽裕，父亲自作主张将那位教师模样的中年人和那位推独轮车的老者安排在我们家。对于那些决定继续逃难的人，父亲所提供的帮助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每人一小竹筐土豆。现在看来，那一小竹筐土豆确实太微不足道了，但是，在那个时候，这一小竹筐土豆不定能够救活一家人的性命。再说，在当时贫瘠的冉家坝，父亲能够拿得出手的也就这土豆了。

那位老者姓唐，六十三岁，是江苏南京人，日本人攻陷南京前一家六口人全逃了出来，但在逃难途中，儿子、儿媳以及五岁大的孙子在安徽铜陵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了，自己的老伴在湖北宜昌上船时因过度拥挤，失足掉入长江淹死了，最后只剩下他自己带着八个月的小孙子逃到了冉家坝。父亲非常同情这位老者的悲惨遭遇，将我们家朝北的那间平时用来堆放柴草的茅屋腾了出来，让这爷孙俩暂且在那儿栖身。平日里我称这位唐姓老者为唐伯。

那位教师模样的中年人姓莫，他的境遇比那位唐姓老者好不到哪儿去。他与妻子原本是吉林一个叫莫家屯的村子里一所小学的教员，日本人侵占东北后，他就带着妻儿逃到关内。卢沟桥事变后，一家人又从北平逃到河南，后又从河南逃到武汉，最后逃到宜昌。在河南时，遇到土匪半道上打劫，混乱中他与妻儿走失，现在娘俩生死如何也无从知晓。父亲暂时将他安排与我住一个房间，平日里让他到村头王秀才的私塾里帮着教村里的娃娃们读书识字，也借此换得一些土豆、苞谷聊以果腹。村里在私塾读书的娃娃们都称呼他为莫先生，我在别扭了一阵子以后也这么称呼他。其实在不长的时间，我发现村里的大人小孩也都这么称呼他。

撇开年龄的差异，我发现唐伯与莫先生是两个完全不同性格的人。唐伯是一个典型的沉默寡言的人，平日里你很少见他与人说话，也很少在村里走动。更多的时候都是在屋前的场坝里用他那难懂的江苏话逗他那牙牙学语的孙子玩。但是在孙子睡着以后，我发现他常常一个人坐在场坝里，眼里含着泪水，静静地望着空茫的远山发呆。那时候我不了解他这种表情下隐藏在心灵深处的痛苦和悲伤，但是现在我理解了，一个在磨难中苟延残喘的落难人，他的心早已在痛苦中死去。但是莫先生却显然是一个另类，这主要表现在他并不喜欢或者说是不善于隐藏自己的喜怒哀乐。我发现在不长的时间内，他就成了王先生私塾里那十多位娃娃们心目中的偶像，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大家全都众星拱月似地围绕着他。其实莫先生能够吸引娃娃们的地方主要在于他让大家了解了许多闻所未闻的外面世界，比如，他告诉大家，冉家坝属于中国，而中国属于世界，而世界又包括中国、日本、美国、英国等许多大大小小的国家。再有，他告诉大家，他之所以背井离乡逃难到冉家坝，是日本侵略中国的结果，如果我们再不团结一心，共同反抗日本的侵略，我们这看似穷乡僻壤的冉家坝同样会像整个东北、整个华北、整个华东一样，被日本鬼子的铁蹄蹂躏。

“到那个时候，我们都将成为亡国奴！”莫先生站在老黄桷树下用石块垒成的简易讲台上，神情肃穆地挥舞着干瘦的手臂。

虽然我隐约地知道“亡国奴”三个字的含义，但我仍觉得成为一个真正的亡国奴离我们偏远的冉家坝以及我本人过于遥远，所以，我始终以一种逢年过节时怀着一股激动的心情看川戏一样的心态，注视着莫先生以及讲台下面那些娃娃们神态各异的表情。在这里我不想隐瞒自己的真实情愫，因为我虽然始终以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看待这一切，但在不长的时间里，我仍学会了莫先生教给娃娃们唱的那首《义勇军进行曲》。我不是为这首歌的歌词所打动，而是为这首歌悲壮、高亢的旋律所震撼。确实，每当我默默地哼唱这首歌时，我总觉得有许许多多的男男女女在我面前呼号、挣扎和奋死抗争。让我更加奇怪的是，不仅是我，好像整个冉家坝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在不长的时间里都学会了这首歌。我那始终表情严厉的父亲在唱，我那整日为家务操劳的后母在唱，及至那个偎在唐伯怀里的小孙子也咧着刚刚长出几颗乳牙的小嘴在哼唱。

我相信整个冉家坝人与我一样的心态，那就是亡国奴的处境肯定与我们无关。但是在一九三八年初春的一个下午，那架坠落在冉家坝村后的飞机，却让整个冉家坝的人感觉到那场看似遥远的战争原来离我们冉家坝人竟然是如此之近。那天我与父亲一道冒着绵绵细雨在我们家的红苕地里埋头栽红苕秧，突然一声剧烈的爆炸声惊得我差点跌坐到地上。当我们回过神来以后，发现村后那片杂树林子里升起一股浓浓的黑烟。我与父亲赤着脚，气喘吁吁地赶到那儿时，全村人几乎全都围在那儿了。微微向东倾斜的那片杂树林几乎被大火烧尽，黝黑的地面上有半间房子那么大一个深坑，深坑周边散布着一大片飞机残片，有几块稍大的残片还在冒着浓烟。在飞机残片之中，有一个人形模样的焦炭似的东西仍在若有若无地冒着火苗。毫无疑问，这人形模样的东西肯定是驾驶飞机的飞行员。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让人作呕的恶臭，让围观的人不由自主地捂紧了自己的鼻子。村里人谁都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大家除了用惊恐的眼神看着眼前的一切外，谁都没有什么动作。还是莫先生见多识广，胆子也大，在犹豫了一刻以后，他找了一根枯树枝将那些飞机残片以及那个人形模样的东西翻弄了一番，然后表情凝重地宣布：“这是我们中国的飞机。”

虽然莫先生没有解释他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但是我们冉家坝人谁也不会怀疑他的这一判断。

一连几天，我感觉整个冉家坝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喧闹和生气。大家在沉默中静静地等待有人会到冉家坝来搜寻这架坠落的飞机，毕竟在这里被大火烧烬的是一架曾经翱翔蓝天的飞机和一个曾经鲜活的飞行员。但是让全村人失望的是，即使等到第六天，仍没有一个陌生人来到我们冉家坝。于是在第七天的早上，伴随着蒙蒙细雨，莫先生带着那帮娃娃在那片杂树林边上挖了一个坑，将那一小堆焦炭似的东西深深地埋在坑里，然后在上面垒起一个大大的土丘。虔诚的莫先生还找来一块木板，在上面端端正正地写上“中国飞行员之墓”，正正地插在土丘的前面。

从严格意义上讲，冉家坝人是健忘的，因为在那座视作那位不知名飞行员归宿的坟茔形成不久，冉家坝人没有再谈论那架坠落的飞机和那位死于非命的飞行员。但是，好像是受一股神奇力量的牵引，人们仍会时常去到那座坟茔那儿，或者在坟前默默地站上一刻，或者拣上几块石头垒在坟包上，以免并不高大的坟茔被春天的雨水冲毁。我为这种奇怪的现象感到惊诧，毕竟前世今生，冉家坝人始终与这位死于非命的飞行员非亲非故，大家甚至不知道这位飞行员姓什么叫什么。

有可能成为亡国奴的危机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更加明显，在那年的初夏，竟然有两男一女进驻到我们冉家坝村，无需他们自我介绍，单凭他们那身浅灰色的装束就知是政府派来的人。他们进驻到我们村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我们村以及周边几个村子的征兵事项。他们并没有征求全村人的意见，就直接委任我的父亲为冉家坝的保长，负责全村的征兵征粮等事项。大家心知肚明，这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但是在那个时候，父亲虽然表现出十万个不愿意，却也没办法推托。

在我的印象里，除了征兵较为困难，其他事情都进行得非常顺利。毕竟冉家坝以及周边村子里的人们都是以种地为生，倾其所有，也就是那些土豆、苞谷等杂粮可以捐出去，大家既不心痛，也有能力捐献。但是，征兵这件事却进行得非常不顺利，这主要是冉家坝人世代居住在这个偏僻之所，不想参与到外面那个自己不知深浅的世界里去。再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句古训早就深入到全村人的思想里。所以，政府派来的那三个人在父亲的带领下虽然走遍了全村有适合当兵年纪的孩子的每一户人家，也不知费了多少口舌，全村仍没有一个主动报名当兵的。政府派来的那三个人眼见着忙活了近半个月，仍一无所获，心情就不由得开始烦躁，言语也不像初来乍到时那样顺耳中听。其中那个留着齐耳短发的女的，竟然说全村人都是油盐不进的刁民，只有派兵进村强抓，才有可能完成上面下达的征兵任务。父亲听了那女的的话，心里就有点急了。村里以前发生的那两次大劫难他是听说过的，都与当兵的有关。我记得那是一个闷热的晚上，坐在门前石凳上唉声叹气的父亲突然走到我的面前，拍了拍我的肩膀，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看着我。最后他咬了咬牙，问我：“可不可以去当兵？”

我没想到父亲会向我提出这个要求，因为我知道政府派来的那三个人早就在村里宣布了当兵的条件，年龄必须满十六岁，可我到满十六岁还差整整半年哩。

“我不够年龄哩。”我说。

“年龄不够可以报假的。”父亲说。

看着父亲那黑黑的脸，我知道他已经下了决心。这种情况下，我别无选择。

第二天一早，父亲就带着我到那三个政府派来的人那儿报名。那个女的拍了拍我的肩膀，又捏了捏我的手臂，对我上下好一阵打量，从她那眼神里可以看出，她不相信我有十六岁。父亲当时的脸涨得通红，将自己的胸脯拍得直响，向他们保证我已经满了十六岁。最后那女的还是将我的名字登在簿子上了。

我自愿当兵的消息几乎瞬间传遍了全村，大家都用怀疑的眼神打量着我和我的父亲，他们不明白我自愿当兵图的是什么。现在想起来仍有点悲哀，全村那么多人竟然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揭穿我当时不够当兵的年龄。

最让我吃惊的是，紧跟着我报名当兵的竟然是莫先生。他是外乡人，本不在这次征兵的范围之内，但他却主动报名了。简单审查时，政府派来的那三个人对他的评价是年纪虽然有点大了，但身体还算结实，最后也就顺利通过了。也就是在登记名册时，我第一次知道莫先生的大名原来叫莫家驹。后来在缅甸时我问莫先生当时为什么主动报名当兵，他告诉我，因为看着我年纪太小，在外当兵会吃亏，有他在一起，可以互相照应着。当时听了他所说的，联想到离开冉家坝后的多年中他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我心里一热，眼泪立马就流了下来。

虽然有我和莫先生主动报名当兵，但离六个当兵的名额仍差四个。不管父亲怎样向他们求情，最后政府派来的那三个人仍黑着脸调来了一个班的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队，结果在全村够年龄的男丁里一共强征了八个兵，算上我和莫先生总共十个，比他们原先的计划还多了四个。政府派来的那三个人说之所以这样做，是对我们冉家坝人觉悟太差的一种惩罚。

最后政府派来的那三个人与那一个班的国民党军队总共在我们冉家坝以及周边的村子里强征了三十五个兵。出发那天，大家全都在我们村头的那棵老黄桷树下集合。送行的人站满了老黄桷树周边的场坝，黑压压一大片。送行的人与被送的人表情都非常悲伤，四下里弥漫着生离死别的压抑气氛。我当时的心情谈不上是悲伤还是兴奋，反正是空空的一片。我不知道以后的日子里我面对的将会是什么，也没想过以后的日子里我面对的将会是什么。一切都只能听天由命。

幺姑抱着一位还在吃奶的表弟从大老远的地方赶来为我送行。她略显浮肿的眼里含着泪水，她将一双亲手赶制的黑色布鞋塞进我的怀里，叮嘱我，穿着这双鞋，不管走多远也得回到冉家坝。其实这双鞋我一直没有舍得穿。历经多年，在我的潜意识里，这并不是一双普通的布鞋，而是像一件神圣的护身符一样，寄托着幺姑对我难以言表的祝愿和希望。后母的嘴唇一直在哆嗦，她往我的衣袋里硬装了八个鸡蛋。在从冉家坝到万州的路上，这八个鸡蛋我吃了五个，另外三个分给莫先生吃了。只有父亲仍黑着那张脸，好像眼前的一切都与他无关。

我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成了国民党军队的兵，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最终糊里糊涂地离开了冉家坝。只是让我始料不及的是，当我再次回到冉家坝时，已经是五十年以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