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简史：公民运动和政治变革(1982-2000)

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当选为英国首相，1980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当选为美国总统，这些都是相应国家对1973年爆发的世界危机开始采取保守反应的政治信号。体现这一新政治立场的两个主要政策方向为：减少公共支出和加强私营企业活动；否决此前对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的倡议。凯恩斯被新的经济学家所取代，他们认为导致经济恶化的根本弊端来自于过度的公共支出。与此同时，美国在与苏维埃政权的对抗中处于下风，这导致美国主张武装战略的政治派系开始掌控局面且军事竞赛大行其道。1978年底登基的新教皇也开始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到世界事务中。1979年2月教皇胡安·巴勃罗二世（Juan Pablo Ⅱ）首次访问墨西哥，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和称颂。

洛佩兹·波蒂略政府任期结束之前爆发了危机，与此同时个人电脑也开始在办公室、企业、家庭和学校中普及，这都让政府的管理行为开始发生巨变，深远影响了大部分墨西哥人。新任总统、来自科利马州的米格尔·马德里（Miguel de la Madrid，1982—1988年在任）必须解决这些危机。根据美国和英国政府的要求，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克服1982年经济危机而施加的条件，墨西哥的公共支出和公共投资大幅度下降（例如，1983年公共支出仅为此前的三分之一），并开始出售许多半国营公司。墨西哥政府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减少公共财政赤字。通胀反弹和政府的遏制措施导致工资锐减。此后，一个老问题以戏剧化的形式重新登场：失业。许多家庭都意识到现在得靠自己解决生计问题了。自雇人员数量开始增长，成百上千名街头小贩开始在人行道、广场和街道上谋生。还有一些家庭的男性成员决定冒着生命危险非法偷渡到美国定居。其他人则选择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抗议，例如全国教育工作者协调委员会（Coordinadora Nacional de Trabajadores de la Educación）的成员们，1979年以来对执政领导层及工资下降表示不满的教师们组成了这个机构。其他人则诉诸选举；人们开始在具有一定政治影响力的地方市政选举中挑战并击败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特别是在墨西哥北部，反对派在杜兰戈州和奇瓦瓦州的首府以及1983年在边境城市华雷斯市都获取了选举胜利。从此之后，越来越多对社会现状不满的社会团体被动员起来，占领街道和广场，占据道路和收费站，占领政府办公室，并开展抵制电视台、静坐、游行和绝食活动。并不是说以前不曾出现过这些抗议行为，不过现在抗议活动变得更加频繁了。而且抗议活动的参与者不仅有贫困的工人和农民，工商界人士、城市和农村的中产阶级也都加入进来了。1985年9月19日和20日的地震影响了墨西哥中西部相当大一片区域，墨西哥城里的死者成千上万。但是政府的反应却相当软弱且迟钝。与之相反，邻里社区的反应则相当给力。软弱无力的政府和强有力的社会组织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似乎饱受经济问题困扰的政府在灾难面前完全丧失了机动行为能力。另一个领域的恶化也让民众加深了对政府的不满看法：贩毒活动似乎日益日常化了。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间，因为美国市场对大麻、可卡因和其他毒品替代物的消费量激增，毒贩生意越做越大。随着毒品市场的发展，各国毒贩开始形成了一个联盟：哥伦比亚人制毒、墨西哥人贩运、美国人分销。各类相关新闻消息，诸如向负责起诉罪犯的当局机关行贿、做假账、为毒贩“洗钱”、抓捕毒枭如拉斐尔·卡罗·金特罗（Rafael Caro Quintero）、截获大宗毒品等，简直让公众目不暇接。另外，城市里犯罪和绑架活动频出，道路劫匪猖獗，如同回到了19世纪。

因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一些州长们和某些商业领域的企业家们开始质疑把进口替代战略作为经济发展推动轴心的可行性。这种质疑引导墨西哥逐渐向世界开放其国内市场。1986年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体现出墨西哥经济管理思路的根本性转变。在北美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墨西哥的加工业进入繁荣发展的阶段，墨西哥进口投入品和零部件，并以出口为目的，在墨西哥国内进行产品组装；在阿瓜斯卡连特斯、索诺拉、奇瓦瓦和科阿韦拉开设新工厂的汽车公司也是照此模式运转。墨西哥城的诸多工厂或被关闭，或迁移到了其他地方。墨西哥城曾是国家推动的现代化项目的最佳象征，现在却经历着财富缩水。

1988年的总统选举在此背景下开始举行，与此同时，1987年墨西哥的通货膨胀率高达近160%。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一个部门里衍生出了一个新的民主党分支，由前总统拉扎罗·卡德纳斯的儿子夸乌特莫克·卡德纳斯（Cuauhtémoc Cárdenas）领导，他多年来一直是官方执政党的党派成员，并且长期担任米却肯州州长一职。这个新的民主党分支吸引并团结了其他团体，共同组成了全国民主阵线（el Frente Democrático Nacional）。代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参加总统竞选的候选人是来自首都的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墨西哥国家行动党则选择了来自锡那罗亚的曼努埃尔·克劳西尔（Manuel J.Clouthier）作为候选人，他来自于因国家没收银行而对政府和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都采取疏离态度的企业家团体。

关于1988年7月2日的选举，投票计数过程中发生的“系统崩溃”至今让人们记忆犹新。这次技术失灵激起了反对党的怀疑和不安，但并没有妨碍由内政部部长领导的选举当局宣布革命制度党候选人萨利纳斯胜利当选。墨西哥国家行动党人和卡德纳斯党人愤怒地抗议选举结果。他们认为官方候选人实际上是一败涂地的。但是慢慢地，因被击败的候选人克劳西尔和卡德纳斯未能达成一致的共同战略，抗议选举舞弊的声浪逐渐式微，萨利纳斯当选总统成为既成事实。在革命制度党取得成功的同时，1988年的选举事件引起了强烈反响。新政府虽然开张了，但是它的合法性相当可疑。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总统萨利纳斯决定发动具有重大媒体效应的政治行动：出动警察和军队力量，逮捕了享有盛誉、绰号为“拉奎纳”（La Quina）的石油工人领导人华金·埃尔南德斯·加利西亚（Joaquín Hernández Galicia）。另一个余波是在1989年首次有反对党候选人在选举中胜利当选为州长（国家行动党成员埃内斯特·鲁弗［Ernesto Ruffo］），他赢得的是下加利福尼亚州州长职务。还有一个事件是1989年民主革命党（PRD）的诞生，它由前革命制度党人、共产党人和不同取向的社会主义者们所组成。

墨西哥政府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是：全球范围内发生的重要变化在不断撼动全球政局。1989年到1991年间，柏林墙倒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和苏维埃共和国宣告解体。这些事件都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和英国的国家治理立场，他们都侧重于减少公共支出、倡导实现世界市场自由化、支持促进私人投资和发展市场规则，通常也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在墨西哥，一个倾心学习并顺从于这些新指导方针的政府也决定“削弱”国家的作用，通过减少开支来控制通货膨胀，并出售更多政府管辖的国有公司，如墨西哥银行和电话公司，后者自1972年以来一直由政府管控。新的商业人物开始占据财富榜首，比如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政府还进行了其他重大改革，例如改革宪法第27条，这意味着土地分配宣告终结，并开启了转让合作社型农场（即村社公有土地）的可能性。另外还改革了宪法第130条，它承认了教会的法律地位并承认人民信仰自由、信仰实践自由的权利。这项改革也为重建墨西哥与梵蒂冈的外交关系开辟了道路。

在1989年至1990年期间，墨西哥政府就1981年以来严重影响公共财政的墨西哥外债与各方进行了重新谈判。这次重新谈判对政府强调的宏观经济方面起到了积极的平衡作用，公共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都显著减少，但这并没有阻止墨西哥经济继续下滑。工资和就业情况都没有得到改善，削减卫生和公共教育等方面的预算则使大部分人口的生存状况变得更加恶劣。在农村，不仅是农民，小业主们也都遭受到了政府政策的冲击，因为政策只支持那些可以生产出口产品的少数人。1993年爆发了债务者权利组织（El Barzón）运动，参与者多为银行的债务人，其中许多人是农民，这反映出社会中间阶层处于非常不舒适的状态。尽管如此，政府发言人重申，墨西哥距离第一世界只有一步之遥。政府表示，只缺最后一步推动，墨西哥即可加入第一世界阵营，即与美国和加拿大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TLC。）

实际上，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有利于各国之间的货物自由流动，这是新经济发展模式的另一个组成部分，而这种模式反过来又自证为一种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智能方式。与1986年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决定一脉相承，萨利纳斯政府开始就与美国和加拿大达成贸易协议而进行了诸多操作。这说明了萨利纳斯政府决定放弃进口替代战略，转而推动贸易自由化和出口，并以此作为国家发展的基础。这一变化旨在加强与美国的经济一体化，它在诸多领域已经表现得很明显，诸如劳动力市场、加工厂扩张、出口目的地专注于美国、墨西哥的百万富翁们都青睐于在美国银行存款等。自此之后，墨西哥经济的命运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邻国美国。墨西哥与美国和加拿大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于1993年获批，并于1994年1月1日生效。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但1994年是充满了意外的一年。

第一个意外发生在1994年第一天，位于恰帕斯州的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组织（Ejército Zapat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缩写为EZLN）举行了起义。该组织中的印第安原住民成员们向军队及其最高指挥官即共和国总统宣战。起义军攻占下了几个城市，其中最重要的是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市（San Cristóbal de Las Casas）。在墨西哥城和其他城市都爆发了大规模运动以呼吁停止敌对行动。战争只持续了11天，但其影响非同寻常。政府声称距离第一世界只有一步之遥，这激发了各类群体发声提出诉求，其中社会诉求（健康和教育服务）与加强印第安原住民权利的政治诉求结合在了一起。恰帕斯州并非墨西哥唯一的贫穷印第安原住民聚居地区，但它的这种特质与当地的其他各类因素结合在了一起：如城市激进群体的武装军事行动，如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副司令”马科斯（Marcos），如支持解放神学的天主教徒运动，如加速的畜牧业扩张和土地分配所造成的分裂情绪，以及新教不同寻常的崛起等。叛乱给萨利纳斯政府的乐观主义送上当头一棒。

第二个意外发生在3月份，革命制度党的总统候选人、来自索诺拉的路易斯·多纳尔多·科洛西奥（Luis Donaldo Colosio）被暗杀。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逐渐外显化，似乎正将整个墨西哥社会拖入深渊。也许是政府高层分歧所激发的普遍恐惧感起了作用，新的革命制度党总统候选人、来自首都的埃内斯托·塞迪略（Ernesto Zedillo）在1994年7月的选举中轻松获胜。但是政治犯罪开始重演，革命制度党的高层领导人、何塞·弗朗西斯科·鲁伊斯·马谢乌（José Francisco Ruiz Massieu）在9月被谋杀了。

1994年的第三个意外发生在圣诞节前不久，来自经济领域。比索突然贬值几乎100%，这几乎击垮了墨西哥经济，导致1995年墨西哥经济增长率跌幅超过6%。失业率上升、工资增长进一步滞后、利率飙升。许多债务人之前接受了萨利纳斯党人的乐观态度（进行了超前消费），但现在他们无法支付用以购买机器、物资、房屋和汽车（部分以美元计）的合同贷款，使银行陷入了困境。在战后经济繁荣时期形成的墨西哥中产阶级经历了最糟糕的时期。借助美国的金融支持，塞迪略总统治下的政府大干快上，并在第二年成功恢复了经济增长，当然主要还得感谢全球石油价格恢复了上涨态势。但是，墨西哥政府必须为这些援助支付一笔巨额账单：承诺通过保护储蓄银行基金（Fondo Bancario de Protección al Ahorro）来承担银行的负债（不良贷款），但是其中一些银行负债的合法性非常可疑。官方为出手拯救银行给出的理由是为了保护墨西哥人的储蓄，如果银行倒闭则人民的储蓄面临风险。但关键在于，这个决定为早已脆弱不堪的墨西哥公共财政增加了新的负担——600亿美元（新增债券）再加上利息。

20世纪80年代被称作是拉丁美洲发展中“失去的十年”，自1980年以来困难重重累积，现在又增加了1995年的巨额财政负担。此时，数百万墨西哥人在持续的危机中出生并长大。更糟糕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一场大干旱使农村局势变得更加复杂；过去十年政府对农村毫无投入扶持，另外，进入墨西哥市场的外国产品因受到原产地国的政府补贴而价格低廉，这些因素已经让农村地区饱受冲击。墨西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移民美国浪潮。据估计，1997年有将近900万墨西哥人移居到美国，移民们几乎都处于最年富力强的阶段。这些移民成为当时无法预估的大规模外汇来源：1997年外汇总额约为60亿美元，略高于旅游收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涌至墨西哥的境外汇款总额持续增长，在2003年增加到超过130亿美元，仅低于石油出口收入，但超过外国投资和旅游收入。来自墨西哥中心地区的四个州，米却肯州、哈利斯科州、瓜纳华托州和墨西哥州，收到的汇款金额最多。(www.xing528.com)

到20世纪末，四分之三的墨西哥人口居住在城市里；但与此同时，其余人口分布在数量惊人的乡村小城镇中。妇女平均生育率越来越低（从1974年平均每人生育6.1人下降到1999年的2.5人），妇女已经大规模加入劳动力市场中。文盲率从1960年的45%下降到2000年的9.5%。在不同的教堂里进行宗教活动的新教徒越来越多，特别是在东南部。离婚数量和以妇女为户主的家庭数量持续增加。在另一个领域，即舆论领域，传媒的开放和竞争以及媒体面对政府立场的独立性，都加强了公民在各个领域的参与性，诸如捍卫人权、妇女、“失踪者”、土著人民、艾滋病患者和同性恋者的权利等。非政府组织数量的增加是公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另一个指针。每年都有数百名没有证件的人们为了到达北方邻国美国而被杀害，以及自1990年以来在奇瓦瓦州华雷斯城被谋杀的300多名年轻女性，现在报纸和电子媒体上都开始对其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

必须着重强调的是，虽然伴随着巨大的经济困难，但墨西哥社会中正在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来改变政治解决方案，也为民主实践提供了更多空间，这一点至少在选举进程中得到了体现。1996年进行的宪法改革，赋予了联邦选举委员会（IFE）充分的自主权。自1946年以来，联邦政府首次无法控制选举，不从属于任何政党的公民现在掌控了选举。新的联邦选举委员会认为筑基于革命制度党一党独大及其与共和国总统的（从属）关系之上的旧政治解决方案已是明日黄花；它还明确表示要根据日益活跃的公民需求创建一个新的体系。同样，还有联邦特区首脑选举制度的改革，这曾是旧式总统制的主要阵地之一。反对派在市政当局选举、地方代表大会和州长选举中赢得越来越多的席位。值得突出强调的是民主革命党人卡德纳斯的胜利，他于1997年成为联邦特区的第一任政府首脑。同年，革命制度党首次在众议院失去了多数席位。

2000年，墨西哥人口为9750万，几乎是1930年的5倍，是世界上人口第十一多的国家。一些数据也显示出社会状况有所改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了75岁，而在1930年则只有36岁。出生率和婴儿死亡率的下降都促使社会迈向老龄化。但是另一方面，自1984年以来，墨西哥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有所加剧，仅社会中最富有的阶层收益颇丰。根据官方数据显示，超过一半的墨西哥人口是穷人，而根据学者的定义，则几乎三分之二的墨西哥人口都可被定义为穷人。地理方面也显示出联邦特区、西部和北部等富裕地区与南部贫困地区（格雷罗州、瓦哈卡州、恰帕斯州）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

2000年的总统选举是在一种不安全的情况下举行的，与体制腐败密切相关，并伴随着诸多社会问题，诸如银行欺诈丑闻和“白领”犯罪、经济增长率长期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自1976年以来的工资购买力下降了73%等。革命制度党的总统候选人是来自锡那罗亚的弗朗西斯科·拉巴斯蒂达（Francisco Labastida），他与民主革命党人卡德纳斯以及瓜纳华托前州长、国家行动党人文森特·福克斯（Vicente Fox）进行竞争。

在2000年7月2日晚，令墨西哥人和外国人都感到惊讶的是，联邦选举委员会和共和国总统共同宣布，福克斯胜利当选为总统。人们对这位离开商界、进军政界，且充满了个人魅力的人物寄予了厚望。福克斯吸引了来自不同群体的公民选票。很明显，大多数人都希望能改变政治制度，但是也并不完全信任福克斯。国家行动党甚至在议会中未能获得多数席位，就是明证之一。无论如何，因1928年奥布雷贡遭暗杀造成了政治危机而诞生的政治解决方案，至此因反对派的胜利而宣告终结，官方执政党及其与共和国总统之间的紧密联系已经成了过去式。幸运的是，此前采用的政治解决方案的其他组成部分得以保留，并未被改变，诸如武装部队听命于总统的从属地位。由此，伴随这些根本性的转变到来（虽然只局限于政治领域），墨西哥跨入了新世纪。人们希望转变，能让大多数人口的生活条件得到实质性改善。人们期待着一个公民能越来越多地参与公共事务的社会、一个越来越强大的社会。

在这70年间，墨西哥经历了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时期。这是墨西哥20世纪的一个主要特征，不应低估它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与19世纪的动荡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阶段也包含了经济增长时期，城市和城市中产阶级的规模显著扩张。但是，这些成就还不足以抵消保持贫困现状、使农村和城市大部分人口陷入贫困，以及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的不满日益加剧等社会问题所带来的高昂代价。持续发展的社会不平等似乎在1960年至1980年间有所缓解，但自1999年以来变得更加突出。世界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大萧条、战后的繁荣和1973年开始的危机）都标记在墨西哥社会的发展模式中。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开始向全球市场和北美转移，并放弃了国家干涉的模式，使得自1929年以来建立的墨西哥政治解决方案面临着危机。如果说在20世纪30年代初，墨西哥面临的是世界经济萧条和严重的内部不稳定状态，那么在2000年，它是在和平和经济困难的背景下重组了政治体系；或许2000年的经济困难程度不像1929年那样严重，但是墨西哥会面临更长的困难时期。墨西哥在此时期的最突出收获之一是在20世纪末巩固了国力，2000年发生的政治变革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但很明显，为了实现更广泛、更深刻的变革，这个迄今为止墨西哥历史上最活跃和最强大的社会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注释】

[1]村社公有土地（ejido）是墨西哥法律规定的一种土地所有制形式，主要与墨西哥革命时期的土地改革有关。通过1915年的土地改革法令，建立起一种村社公有土地制度，此类土地是集体共有的，不可分割，不能被出售。

[2]也被称作战争儿童。

[3]农村教师公费培训体系（normalista），即乡村师范学校体系，是墨西哥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实施的雄心勃勃的教育大众化计划的一部分，乡村师范项目是墨西哥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培育墨西哥社会运动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