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简史：失衡与国家主义者的回应

这些年间墨西哥最突出的特点是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墨西哥1910年革命五十周年系列庆典活动于1960年在阿道夫·洛佩兹·马特奥斯（Adolfo López Mateos，1958—1964年在任）的总统任期内举行。统治阶级为领导国家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政府在健康、教育和基础设施方面的进步完全可以大书特书，并还通过在1953年赋予妇女投票权来加强公民身份。如健康方面，婴儿死亡率急剧下降，从27‰下降到了12‰。与此前不同，家庭痛失孩子不再是普遍现象。墨西哥社会福利保障局为总计400万人提供了保障，而墨西哥公务员社会保障和福利局（ISSTE）则覆盖了另外50万人口。文盲人口比例从1930年的62%下降到了1960年的45%。归功于政府的投入，墨西哥可灌溉土地的面积达到了140万公顷。从1950年开始，墨西哥人可以经由陆地穿越全国，从恰帕斯的危地马拉边境旅行到奇瓦瓦州的华雷斯城。自1938年以来石油产量几乎增加了2倍，发电量也达到了1930年的7倍。农业和工业领域的增长也相当惊人。为了改善电力供应情况并形成互联的国家电网，总统洛佩兹·马特奥斯在1960年决定收购外国电力公司。总之，国家领导人们以不同的方式证明他们可以卓有成效地治理国家，对革命政府做出了交代，并屡次以此自夸。而总统洛佩兹·马特奥斯则在墨西哥革命意识形态框架下大方宣称自己是“极左派”。政府的这些声明和其他行为，诸如收购电力公司、提供免费书籍等措施，都令企业家们感到担忧。他们担心国家的扩张将蚕食自己可操作的空间以及可施加影响的领域。

对于国家管理者们来说，他们采取这种立场的理由充分。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墨西哥自1930年以来发生了显著变化。人口增长以及向大城市的快速迁移促进了城市中产阶级的大发展，墨西哥中产阶级的规模前所未有。中产阶级的扩大来自于私人企业雇员和管理阶层、公务员及官僚、独立专业人士以及小企业主数量的增长。诸多因素综合在一起，都给中产阶级提供了丰富的生长土壤和养料。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滋养出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潮流观念、价值观等，有利因素诸如经济繁荣；政府在公共领域如卫生、教育、基础设施方面增加了公共支出；国内市场扩张带来的快速发展等。一个可以表现出此阶段墨西哥社会活力的指标——虽然粗略但还是有一定的说服力——是大学生人数增加到原本数量的近15倍：从1930年的23000人增加到了1970年的335000人。大学城于1952年落成，1953年在联邦特区周边开始兴建巨大的卫星城，大型百货商场遍地开花，这些都体现出城市扩张势头十足。另一个不仅能表明经济增长活力，同时也能展现出社会和文化活力的指标是，1930年至1970年间墨西哥汽车保有数量增加到19倍，从63000台增加到了1200000台。电话用户则在1940年到1970年间增长到近10倍，从88000人增加到了859000人。这些数字仅仅只是表明城市日常生活发生变化的部分参数之一。除此之外，洗衣机、冰箱、收音机、唱片机、电视机、缝纫机等改变家庭生活方式的新工具都普遍流行开来。新的消费模式、新观念、新的工作实践和新的休闲娱乐形式，因教育或工作或家族企业的发展等带来的新可能性，都让大众对实现社会阶层跃升充满希望，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塑造一个不那么地方化和农业化的社会。一个更加都市化和城市化的社会正在逐渐成形。

在这股狂热的社会转型浪潮中，也有一些领域是格格不入的。只有一小部分人口从经济发展中获益，主要是城市人口，与此同时，农村地区则越来越落后。中产阶级规模逐渐扩大的同时，城市周边也开始形成巨大的贫困带。全国范围内的不平等问题成为墨西哥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通过计算1950年至1963年间的收入分配情况，可以得出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墨西哥一半的财富集中在10%的人口手中。

有时通过协商和让步，有时则诉诸暴力手段，政府最终还是平息了工人和农民的不满情绪。比如，在1951年，政府选择无视装载着数千名矿工及其家人痛苦的“饥饿大篷车”，他们从科阿韦拉州的新罗西塔（Nueva Rosita）步行了1400公里前往首都进行抗议，抗议美国熔炼公司（American Smelting and Refining Company）虐待劳工。1958年，电报行业、石油工人和教师行业的一些领导人遭到了政府镇压和监禁。在下加利福尼亚州、奇瓦瓦州和圣路易斯波托西州举行的政治选举动员会，显示出执政党和整个联邦政府的专制手段开始出现问题。1959年，政府出动军队镇压了一场大型铁路工人罢工活动，包括德梅特里奥·巴耶霍（Demetrio Vallejo）在内的一些罢工领导人被指控犯有社会解体罪，并在监狱里被关押多年。时值美国与苏联的对抗时期（所谓的冷战时期），在美国和墨西哥，占主导地位的观念都是将异见分子贴上共产主义者标签，铁路工人因此被判定为共产主义者并被关进监狱。1962年，政府出动军队残杀了独立农民领袖鲁本·哈拉米略（Rubén Jaramillo）及其家人。

古巴革命则进一步助长了墨西哥国内的不满氛围和意识形态高度分歧的状态。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率领的游击队于1959年1月夺取了古巴政权，推翻了独裁者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的统治。1961年，卡斯特罗宣称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古巴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因此进一步恶化。古巴的革命实践激发了墨西哥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的不满情绪和激进氛围。一方面，1961年，在前总统卡德纳斯领导下，民族解放运动（el Mocimiento de Liberación Nacional）在墨西哥发起，他试图将不同领域的异见分子们聚集在一起，他们都不认可现任政府的政策方向。另一方面，天主教会高喊口号“支持基督教、反对共产主义”，并组织了几次公开示威，使得政治局势更加紧张。在此背景下，墨西哥最富有的商人——总数不超过30人，创建了墨西哥商人理事会（CMHN），这个组织很快将在墨西哥社会中发挥出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理事会加入了其他一些历史更悠久的企业家组织队列里，诸如国家商会联合会（Concanaco）、工业联合会（Concamin）、全国转型工业商会（Canacintra）、墨西哥共和国雇主联合会（Coparmex）以及墨西哥银行家协会等。

在一种令人窒息的政治和外交氛围中，美国政府发起了一场运动，试图消除古巴革命实践在拉丁美洲所激起的热烈反响。作为冷战的表现之一，在1962年至1964年间，美国向拉美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古巴在经济和外交上处于孤立状态。但是美国的倡议遭到了墨西哥的拒绝。墨西哥是美洲国家组织成员中唯一一个坚定保持了独立姿态的国家，这为墨西哥赢得了国际声誉。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推动成立了一个“进步联盟”，旨在通过推动各种社会和政治改革以防止拉丁美洲爆发新的起义和暴乱。在此背景下，墨西哥采用了党派议员代表制度，从1964年起开始允许少数的反对派代表进入议会。

总统洛佩兹·马特奥斯的继任者是普埃布拉人古斯塔沃·迪亚斯·奥达斯（Gustavo Díaz Ordaz，1964—1970年在任）。古斯塔沃政府任期初始即面临由国内医生以及来自于墨西哥社会福利保障局、墨西哥公务员福利保障局和其他医生机构成员们参与的大规模抗议运动。这场冲突后来变了质。1965年9月23日，一小撮人袭击了位于奇瓦瓦马德拉的军营。尽管游击队的武装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了，但这个事件标志着，受古巴革命实践所影响，一些武装团体开始在墨西哥国内活跃运动，他们试图通过暴力手段来改变国家。游击队队员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导致大多数墨西哥人生活于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中。有些游击队活跃于城市中，诸如由农村教师公费培训体系^[3]的教师赫纳洛·瓦斯奎兹（Genaro Vázquez）和卢西奥·卡巴尼阿斯（Lucio Cabañas）所领导的一些团体；另外一些则在农村地区活动，特别是格雷罗山区。

但毫无疑问，体现国家政治解决方案失衡的关键事件是1968年的学生运动，这一年，世界各地的年轻人都在大肆抗议。1968年的学运，尤其是10月2日在特拉特洛尔科的大屠杀，表露出日益城市化、多元化的社会与现有政治体制之间的距离，这种体制想当然地认为它所推动现代化的努力永远不会对其权威构成威胁或形成挑战。政府采取镇压行动表明了，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无法进行谈判并解决冲突，而对抗最初仅始于学生之间的打架冲突行为。迪亚斯·奥达斯总统确信他发现了一个威胁到国家稳定的共产主义阴谋。随着同年10月12日将在墨西哥城开幕的第十九届奥运会逐渐临近，局势变得更加复杂。9月，军队占领并清空了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以及墨西哥国立理工学院。10月12日的下午迎来了事件的最终结局。还未来得及展开活动，聚集在特拉特洛尔科广场的学生就遭到了军队士兵的袭击。现在我们都知道，潜伏在位于战略要地的狙击手首先进行了挑衅，军队对此进行了回击，而狙击手们则是接受高层政府官员的命令指示才展开行动的。镇压活动导致数十人死亡、数百人被关押在莱昆贝里监狱（Lecumberri），其中包括作家何塞·雷维尔塔斯（José Revueltas）和工程师埃贝尔托·卡斯蒂略（Heberto Castillo）。除了这些政治犯，1959年铁路罢工和1965年医疗运动的参与者也都被关押在监狱里。为了抗议大屠杀，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辞去了墨西哥驻印度大使的职务，他在1990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1968年以后，很明显旧有的政治制度越来越无法领导一个日益城市化、多元化、开明化的社会；最重要的是，人们不满意但是又缺乏表达其观点的方法和途径。这与政府统治的另一个特点紧密相关：政府严格管控了印刷和电视媒体。数十年来最具影响力的电视新闻节目记者雅克布·扎布卢多斯基（Jacobo Zabludowsky），他的形象就是政府进行信息控制的一个例证。1971年6月10日在墨西哥城发生的另一次镇压学生事件，进一步拉开了反对派及不满派与1910年革命后成立的国家政权之间的距离。

国家试图通过推行不同的战略来收复失地、恢复原状。然而，20世纪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关键事件使这项任务变得相当困难。战后黄金时代行将结束，世界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1973年成为战后黄金时代结束、战后全面危机时代开启的分割点。

在墨西哥，在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Luis Echeverría，1970—1976年在任）和何塞·洛佩兹·波蒂略（José López Portillo，1976—1982年在任）两任总统任期内，政府都试图通过多种手段来吸引对政府不满的团体，诸如施行大赦、开设新的高等教育中心（如成立于1974年的大都会自治大学）、实施支持工人阶级的系列机制（如创建于1972年的工人住房国家基金会，墨西哥劳动者全国住房基金委员会等）、进行选举改革、进行与民主开放及民族主义相关的高调演讲等。政府为加强与各类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群体的紧密关系也做出了相当多的努力，例如通过加大对电影业的投资等来获取行业好感。“要么是埃切维里亚，要么是法西斯主义”，一位接近政权的作家如此表述。然而，政府旨在拉近与知识分子关系的诸多努力并未获得成功。现在我们来看看原因何在。

一方面，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通过进口替代战略来实现工业化的发展模式逐渐失效。粮食减产、外汇收入下降，种种迹象表明农业部门现在精疲力竭，已经无力支撑工业化。国家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差异逐渐扩大，形成了所谓的贸易逆差。另一方面，国内储蓄余额也不再足以为经济扩张提供资金。与其他国家相比，墨西哥非常贫穷。由于企业家对投资冒险不感兴趣，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尽管埃切维里亚总统试图进行税收改革以征收更多税款，但企业家们都表示强烈反对。鉴于国内措施全部失败，墨西哥政府决定申请外部贷款来维持甚至提高公共支出，这是总统软弱的另一个表现。公共财政赤字（或者说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差异）不停累增，这些负担将对墨西哥的后代产生影响。(www.xing528.com)

1973年9月17日，夸乌特莫克啤酒公司（Cervecería Cuautémoc）的所有者、成立于1943年的蒙特雷科技大学（Tecnológico de Monterrey）的创始人、实力雄厚的蒙特雷商人尤金·加尔萨·萨达（Eugenio Garza Sada），在“9月23日联盟”（La Liga 23 de Septiembre）的游击队员试图绑架他的过程中惨遭杀害。在葬礼上，哀悼者们愤怒地声讨了总统埃切维里亚。这一事件成为导致政府和一些商业部门之间关系紧张的导火索之一。鉴于墨西哥所面临的巨大经济困难，政府和企业家之间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在此背景下，1975年墨西哥商业协调中心成立，由工业家协会、企业家和商人协会、雇主协会、银行家协会以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原墨西哥商业人士委员会（CMH）共同组成。另外，工人领域中，特别是以拉斐尔·加尔万（Rafael Galván）为首的电工们，与亲政府领导人控制的工会进行了顽强斗争。工人和农民都相当不满。这是一个具有不同倾向的政治团体层出不穷的激进主义时期，从毛泽东主义者到与解放神学有关的天主教徒派都有他们的追随者，而这些流行的各类主义都要求为穷人提供更多选择，特别是为拉丁美洲的穷人。除了这些挑战之外，国家还在试图掩盖所谓的“肮脏战争”，即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持续不断进行的非法镇压武装反抗运动。除了行使合法权力、通过暴力去征服那些以武装手段挑战它权威的反抗者，政府还对数十名武装反抗分子实施了酷刑、被迫失踪、暗杀，并对其家人进行恐吓。在国内战争正在进行的同时，墨西哥政府对外则吹嘘自己进步的立场，并宣称支持第三世界。墨西哥政府大张旗鼓公开支持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政府和古巴政府，对数千名来自乌拉圭、阿根廷和智利的流亡者敞开大门表示欢迎，他们为逃离本国军事独裁统治而流亡。

经济管理不善的表现之一是通货膨胀，自1973年以来这个问题开始逐渐凸显出来。墨西哥此时期的通货膨胀问题主要是由于全球市场的经济困难造成的，但同时也是因为在没有获得有效支持的情况下增加货币发行量并增加了政府公共支出。相比于20世纪60年代的不到5%的价格年增长率，1973年之后价格年增长率则超过了20%。通货膨胀率上升导致了1976年8月比索贬值。自1954年以来，一直保持着1美元兑换12.5比索的水平，到了1976年则下降到了1美元兑换20比索。这是持续贬值的开始，导致比索价值在2000年11月仅为1976年8月时的1/760（如果我们不删除1993年通过法令取消的三个零，则每1美元可兑换的比索从12.5比索增加到了9500比索）。为了克服1976年的危机，埃切里维拉政府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作为贷款的交换条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墨西哥政府大幅度削减公共支出。

1978年初，当坎佩切湾发现大型油田时，命运似乎在对墨西哥政府和所有墨西哥人微笑示好。洛佩兹·波蒂略总统表示，墨西哥必须做好准备来管理丰富的资源。墨西哥政府坚持不懈地利用外国贷款，促使墨西哥石油公司提高了生产能力。统计数字非常喜人：例如，原油出口量从1976年的每天9.4万桶增加到了1982年的每天150万桶。在韦拉克鲁斯南部、塔巴斯科和坎佩切，墨西哥石油公司的存在既是天堂又是噩梦。支付给劳动力的高工资极其随意，在没有基础设施配套的城市地区住房需求高涨，由于外汇需求激增而导致生产至上的观念盛行，根本不顾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很快，对石油行业的投入提升到了联邦支出预算的三分之一。

过往的历史与1973年开始出现的另一场世界危机所造成的影响紧密纠缠在一起，共同影响了墨西哥。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于1973年对美国和其他国家实施石油禁运，导致桶装石油的价格显著上涨。桶装石油价格从1970年的不到3美元一路激增到1981年的35美元以上。世界经济因运输和投入成本上升而遭受打击。石油国家将获得的数十亿美元注入国际金融体系中，导致利率下降。举债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

这个全球紧要关头对于墨西哥也是一个关键时刻，墨西哥政府试图利用局势来弥补其财政疲软的现状并启动石油项目。1966年，墨西哥的外债为19亿美元，但在1982年已经高出了30倍，达590亿美元。但是墨西哥的政府官员们并不担心，因为他们相信桶装石油的价格会持续上涨，可能会涨到每桶70美元，偿还债务完全不会是问题。

20世纪70年代的增加公共支出带来了几个积极的效果，例如每年经济增长率超过了7%、实际工资持续增长（至少到1976年）以及自1929年以来最高比例的健康、教育和基础设施投入。根据专家的结论，墨西哥社会和区域的不平等程度出现了显著下降，或至少在过去十年里显著下降。

至少有两个源于此时期的变化对墨西哥社会产生了持久影响。第一个是在控制计划生育的基础上施行新的人口政策。人口增长率越来越高，墨西哥经济将无法承载以此规模继续增长的人口数量，这已经成为共识。政府就此采取了行动。1974年3月，墨西哥成立了国家人口委员会（CONAPO），目的是实施措施以降低人口增长率。尽管遭到了天主教会的强烈反对，控制人口的政府倡议对墨西哥人口活力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墨西哥人口增长率急剧下降，从1970年到1990年间，年增长率从3.6%降至2.6%。

第二个变化与政治有关。自从发现来自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候选人成为1976年总统选举的唯一参与者之后，洛佩兹·波蒂略政府在1977年推动了政治改革，试图将少数族裔力量、特别是左翼团体纳入党派斗争中。通过比例代表制，建立了两套代表选举渠道（单选和多选），根据每个团体获得的选票百分比来确定各党派在议会中的席位数量，共产党、墨西哥工人党和墨西哥民主党（起源于共同统治派［Sinarquista］）等政党均被纳入选举活动中。墨西哥议会第一次出现了共产党人代表。墨西哥国家行动党设法增加了它在联邦代表中的席位数量。虽然1977年的选举改革完整保留了立法机关相对于联邦行政机关的从属地位，并且保留了革命制度党的霸权地位，但仍可以视作是迈开了历史性的第一步。自此以后，墨西哥为变革选举制度和普遍性的政治解决方案进行了持续努力。

然而，1981年和1982年发生的严重经济和政治事件，使这些政治成就黯然失色。我们一起来看看细节。

首先，对石油市场的估算彻底失败了。自1981年5月以来，石油价格开始下降，而利率则逐步攀升。由于收入减少、债务利息支出增加，公共财政无以为继。1982年8月，财政部部长宣布墨西哥经济破产，并暂停向外国债权人付款。为保护资产，投机者以及小储户们开始支取大量资金并撤离墨西哥，导致墨西哥比索兑换1美元的价格从26比索攀升到了70比索。通货膨胀率几乎达到了100%。在这一关键背景下，总统于1982年9月1日宣布征用银行。有些人对这项举措表示称赞，但此举并未吸引到人民的普遍支持。相反，明显可以感知到人们对统治集团的不信任正在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