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经济增长与稳定：1940-1958年

新总统卡马乔急于与其前任总统划清界限。新总统呼吁和解以及民族团结。鉴于当时墨西哥所面临的复杂世界局势，新总统的这种主张被证明是有必要的。1939年9月德国军队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打响。起初墨西哥宣布中立，但是1941年12月，美国在日本轰炸珍珠港后宣布对轴心国开战，墨西哥难以维系此前的中立态度，随即也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宣战。1942年5月，因遭遇德国核潜艇袭击而损失了两艘石油运输船后，墨西哥加入了盟国阵营（此阵营包括大不列颠、美国、法国和苏维埃共和国等），开始参与二战。自此之后，墨西哥开始实施强制兵役。

不同于那些在本国土地上遭受战火洗礼的国家，比如首当其冲的苏维埃共和国，战争实际上对墨西哥的影响相当有利。一方面，外国资本流入、开拓新业务的可能性都强劲刺激了国内经济增长。国内外高速增长的需求巩固了自1930年以来的工业化成果。一些私人团体欣喜若狂。如果说因为战争而导致了外国产品短缺，墨西哥的企业家们和政府则找到了一个极好的解决方法：联合起来生产在墨西哥市场上短缺的外国产品。工业化战略，也被称作进口替代战略，极好地保护了墨西哥生产者免受国际竞争，此后墨西哥政府陆续又实施了关税政策和进口税等经济手段来强化此战略。

另一方面，世界大战也迫使美国优化与其拉美邻居们的关系。在此背景下，美国和墨西哥缔结了诸多合约，涉及债务、商业、劳动力、水利、技术协助等诸多方面，当然还涉及因1938年墨西哥政府征用石油公司所引发的石油领域老问题等。关于债务问题的解决方案值得一提：在墨西哥的努力下，美国豁免了墨西哥90%的债务。经济繁荣再加上政府的政治方向更为缓和，比如删除了社会主义教育的内容、缓和与美国的关系等，这些都有助于我们理解时任政府是如何缓解在卡德纳斯政府末期累积起来的社会不满情绪的。

1943年，墨西哥社会福利保障局（全称Instituto Mexicano del Seguro Social，缩写为IMSS）成立，这是一个对墨西哥社会和经济生活都具有重要作用的机构。它的成立表明政府对现代化的劳动关系颇感兴趣，想要在工人、政府和企业之间分摊社会保障的费用。自此，墨西哥社会福利保障局与墨西哥石油公司、联邦电力委员会（CFE）、一些农业银行以及其他政府机构诸如国家财政部等组成了一个完整体系，表明了公共支出对于刺激经济增长是必不可少的。关于这一点，各派之间没有产生分歧。尽管阿维拉·卡马乔和卡德纳斯颇为不同，与墨西哥革命最高革命领袖之间也产生了分歧，但是有同一个观念一直连续贯穿着几届政府任期：公共资金应该在引导经济发展方向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并不是墨西哥独有的想法，许多国家都将提高公共支出视作从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中恢复的良方。在这一战略指导下，诸多国家都遵从了英国经济学家约翰·M.凯恩斯（John M.Keynes）提出的诸多建议，也正是凯恩斯提出了福利国家的理论。与其他被拖入战争旋涡中的国家不同，墨西哥的军费开支大幅减少。因此，墨西哥能够保证逐年增加在道路、水坝、电力、医院、学校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公共投入。

在此背景下，政府对墨西哥东南部的关注尤其值得重视。政府在分析中强调，墨西哥东南部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社会发展却相当落后。发展东南部的目的，不仅是让当地摆脱落后状态，同时也要借此机会来提振全国经济。通过分别成立于1947年和1951年的帕帕诺阿潘河委员会和格里哈尔瓦河委员会，联邦政府启动了一项广泛的投资计划，旨在建设水电大坝、道路和排水控制工程、清理树木繁茂的土地或丛林，以扩张农业和畜牧业，修建道路、学校和医院。同时，政府还确信，东南部大开发可以缓解存在于墨西哥中部某些地区乃至北部的人口过剩情况，例如拉古纳湖区。政府为此启动了几个国内移民项目，但都未取得重大成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历史中的里程碑事件，巩固了美国作为世界强权的地位，虽然它还面临着与另外一个世界强权苏维埃共和国的竞争。这场世界性灾难给墨西哥所带来的经济后果是，政府可以借机实施它最青睐的治理手段，可以着力发展它认为最重要的主要经济利益，并且广泛传播它最中意的关于工业和城市发展的大众舆论意见。农业国家的重要性被降低了。此外，它为长期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尽管经历了1948年和1954年的比索贬值，但墨西哥经济增长的趋势一直保持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这些年的繁荣发展，基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而提出的政治解决方案得以巩固。下面我们通过三个方面来进行详细阐述。

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成为墨西哥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认为墨西哥的现代化取决于工厂、技术人员和工人数量的快速增长。人们坚信，技术创新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企业家带来更多的利润，为工人们提供更高的工资，并为政府公共财政增加税收收入。将国内市场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这种想法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持续被提及，现在得以实施。

政府同时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来支持工业发展。其中一项措施是通过工会和官方的领导人来控制工人的不满情绪，他们也被称作“牛仔骑手”。为了换取工人们的服从，工会领袖们被授予特权、公共职务，或是执政党治下的人民代表位置。1941年，墨西哥工人联合会（CTM）领导人隆巴多·托莱达诺下台，这表明墨西哥中部的工人迅速屈服于国家力量。阶级斗争被国家统一这一新目标所取代。此后，继任的墨西哥工人联合会新任领导人菲德尔·委拉斯开兹（Fidel Velázquez）一直担任负责人直至1997年去世。在代表政府实现对工人的控制方面，他比任何人都做得更为出色。国家促进工业化发展的另外一项措施是，在城市里对食品价格进行管制。为此政府成立了若干机构，诸如成立于1938年的生活必需品市场管制委员会（Comité Regulador del Mercado de las Subsistencias）、成立于1949年的墨西哥进出口公司（Compañía Exportadora e Importadora Mexicana）以及成立于1961年的全国大众生活必需品公司（Compañía Nacional de Subsistencias Populares，缩写为Conasupo）。

与工业化紧密相关的是城市化的进程。政府以及那些最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大众舆论都确信，国家的未来不再存在于农村，而是存在于新兴工业所在的城市。另外，通过让人口集中居住在一个狭小的地理空间内，更容易为人们集中提供现代化的公共服务，诸如照明、饮用水和污水处理、交通、教育以及健康服务等。墨西哥城、蒙特雷和瓜达拉哈拉的大都市区这三个城市地区在此阶段的城市化过程中受益最多。1965年，上述三个城市共贡献了墨西哥65%的工业生产总值。墨西哥的经济地理实现了重组。北方的崛起伴随着一些昔日富裕区域的衰落，诸如伊达尔戈、普埃布拉和尤卡坦，新旧对比相当明显。

农业活动要服从于工业发展的目标。虽然高比例的公共支出投入到农村发展中，但是其目的也是促进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力，用以支持快速持续增长的城市人口。墨西哥的灌溉渠，特别是北部的灌溉渠，都要生产用于出口的农产品（比如棉花），目的是通过获取外币来购买工业化所需的机械以及支撑工业投入。虽然墨西哥北部和西部经历了一场大干旱（从1949年持续到1958年），但粮食产量还是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以至于到20世纪60年代就差不多实现了本地区的粮食自给自足。

在经济增长和公共支出持续扩大的这些年里，墨西哥人口急剧增长，特别是在1930年到1970年间。事实上，人口增长已成为墨西哥20世纪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在这40年间，墨西哥人口增加了2倍，这与19世纪的人口特征形成了鲜明对比：从墨西哥独立一直到墨西哥革命时期，墨西哥人口甚至都未翻番。随着20世纪的发展，人口增长率也在持续上升，从20世纪30年代的1.72%增加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3.28%。我们可以换一种更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进行对比：按照20世纪30年代1.72%的年人口增长率，实现人口翻番需要40多年；而按照20世纪60年代3.28%的年人口增长率，实现人口翻番则只需要22年。很大程度上，人口增长率上升得益于婴儿死亡率显著下降，这要归功于对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控制取得了成效。公共卫生服务质量的提升、饮用水和污水处理水平的优化、疫苗接种运动的实施以及青霉素的出现等等，也都是促进人口增长的利好因素。从广义的角度来看，20世纪的人口增长是墨西哥历史上的第二个主要人口事件，第一个主要人口事件是西班牙殖民时期头几十年的印第安原住民人口灭绝灾难。(www.xing528.com)

此外，1940年后，墨西哥人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流动性，主要是从乡村流向城市。城市地区可以提供更好的薪水以及公共服务。到了1960年，根据当年的人口普查，墨西哥人口的大部分已经居住在城市中了（城市的定义为居民超过2500人）。城市化现象不仅发生在墨西哥，它也是当时几乎席卷全球的社会变化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人类将农业领域抛在了后头。在1930年至1970年间，墨西哥人口总体上以非常高的速度在持续增长，城市的人口增长速度则更快。

墨西哥城极好地展示出墨西哥城市化的历史。墨西哥城的人口数量，在1930年徘徊在100万左右，在后来的40年里则增长了6倍。从莱尔马高地（Alto Lerma）输送饮用水到首都、修建米格尔·阿莱曼高架路和外环线等道路、开通地铁、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建设深层排水系统等，都使得墨西哥城的高速人口增长成为可能。商人和政界人士都对房地产和建筑业兴趣颇丰。现代化的努力是以城市化为中心的，1950年在墨西哥城中心举行的拉丁美洲大厦落成仪式或许是这个论断最合适的注脚之一。

战后经济经历了全球化扩张，有人称之为“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墨西哥经济在此期间也经历了多年的持续繁荣。1940年至1970年间，墨西哥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超过6%，正如政客们所宣称的那样，这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奇迹”。在这三十年结束时，工业和服务业（贸易、银行）的重要性日益增长。农业对经济的贡献则在不断减少。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此阶段的墨西哥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国内资源，而不是借助于外国贷款。1959年，墨西哥外债仅为6.49亿美元。尽管公共财政来源受限，但归功于政府对基础设施、能源和通信领域的广泛投资，经济增长的目标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实现的。在经济受到严格保护，以免遭受国外竞争的政策大背景下，国内私人投资也在持续增长。

自1958年到1970年，伴随着价格稳定以及低通货膨胀率，墨西哥的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即所谓的稳定增长。在这些年里，有一个主要指标显示出积极趋势：实际工资增加，即工资的购买力越来越强。但享受到工资增长利好的仅局限于少数劳动阶层，他们几乎全部来自大城市和工业主要领域中，他们是受益于墨西哥社会保障局服务和接受了公共教育服务的人，同时这个群体也在不断扩大中。尽管规模仍然很小，但很明显，这些受益的劳动阶层的生活条件有了大幅度改善，并因此在墨西哥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现象，这个现象有助于我们来理解这些年间墨西哥政治稳定的原因：社会流动性。因为施行了免费的公共教育，工人家庭的孩子拥有大学学位或是接受了专业的技术教育，并且拥有自己的房子、社会保险以及退休基金，这些现象都并不罕见，也并不奇怪。在联邦公务员阶层内同样发生了类似的变化。1925年，墨西哥创建了养老金管理局，并于1959年转变为墨西哥公务员社会保障和福利局（ISSTE。）

1946年，革命制度党（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缩写为PRI）取代了墨西哥革命党（PRM）。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之一是对阿维拉·卡马乔总统自1940年12月以来实施的一项政策——军队士兵复员持有不同态度。这一措施进一步证明了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军队士兵复员、军队完全服从于共和国总统的领导，这也成为墨西哥政治解决方案的另一大特色。新党派参与的第一次总统选举于1946年举行，官方候选人、来自韦拉克鲁斯的米格尔·阿莱曼（Miguel Alemán）胜利当选，这是多年来第一次不是来自军队、并且也未曾参加过1910年革命的人士当选为总统。阿莱曼毕业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属于新一代的政治家和领导人。反对派候选人，来自格雷罗的埃泽奎尔·帕迪亚（Ezequiel Padilla）与阿尔玛桑在1940年所获得的支持率差不多。那些认为自己是革命胜利者的继承人们，即所谓的“革命家庭”，攫取了政治权力。

阿莱曼致力于推动工业化以及促进公司业务的增长，他和他的一些合作者以及老朋友们对这些领域并不陌生。建筑公司土木工程师联合会（Ingenieros Civiles Asociados，缩写为ICA）很快就会成为墨西哥新商业公司的一个典范，它正是诞生在这个特殊时刻，公司由贝尔纳多·金塔纳（Bernardo Quintana）掌舵。埃米利奥·阿兹卡拉加（Emilio Azcárraga）是另一位杰出的企业家，他利用了电视的创新优势。随着电视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通过用它来重新组织家庭生活，向观众灌输新的休闲模式，向观众强加新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以及消费方式，埃米利奥·阿兹卡拉加的财富实现了迅速增长。城市化现象、电视、航空运输和电话通信设施都让生活变得更加便利，同时，政府的管理行为也越来越克制，所有这些因素一起滋养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思想。1949年，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出版了《寂寞迷宫》（El laberintode la soledad），旨在寻找墨西哥的特色。不同于表现城市生活的繁华，胡安·鲁尔福（Juan Rulfo）在1953年和1955年推出了两部展现墨西哥乡村生活的宏伟作品，分别是《燃烧的原野》（El llanoen llamas）和《佩德罗·巴拉莫》（Pedro Páramo）。1958年，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因出版小说《最明净的地区》（La región más transparente）而一鸣惊人，通过文字展现出一幅描摹墨西哥城城市生活的精美画轴。激进主义成了历史。像鲁菲诺·塔马约（Rufino Tamayo）之类的艺术家们相比壁画主义时期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开放吸收来自美国、欧洲以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新风格和新形式，促进了墨西哥艺术创作内容的多样化。城市主题的电影院（歌舞表演、穷人、蒙面人、大学生）恰如其分地反映出墨西哥正在经历的变化，或者至少反映了其所处城市中的一些变化。

在此时期，政治中央集权化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针对1946年的选举，政府颁布了一项选举法案，这是联邦政府首次处理这一微妙的公民程序。在此之前都是由地方当局来组织选举。1946年，墨西哥成立了水力资源部，加强了水资源管理的集中化。1948年，墨西哥开征商业所得税，其目的是在全国各地设立单一的联邦税。

这些数据都证明了政治解决方案逐渐得以巩固；在这些政治方案中，也越来越强调联邦政府的重要性、重视共和国总统的形象。联邦的其他权力机关，如立法和司法，则越来越弱势。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让萌芽已久的一个现象变得越来越明显：公共收入越来越集中在联邦政府手中；与之相应的是，州和市政府的财政权力逐渐被削弱。尽管这种集中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联邦税收（所得税）征收情况逐渐好转，但它也夺取了州和市政府的税收收入，而联邦政府则辩称此举对于进行税收制度标准化和现代化改革是必不可少的。这也反映在1922年的石油、1926年的采矿、1933年的电力以及随后几年出现的其他政府征用案例中。结果，联邦政府拥有越来越多的资源，自然也必须承担相较于州和市来说更多的义务。逐渐推行且从未中断过的教育联邦化，在旧观念中被理解为是联邦政府扩张的一种表现，实际上则表明了联邦政治中心、州和市政当局之间关系的重新洗牌。各州的经历都大同小异：市政当局被剥夺了主要的税收来源。总的来说，1950年的市政当局比1910年要穷得多。

然而，有迹象表明共和国总统和政府无法掌控全部。这个问题值得进行更多研究，但目前至少可以肯定地说，在财政和水力方面，联邦当局面临诸多限制并遭遇过（来自地方的）明显的不尊重行为。例如，联邦打算全面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意图遭到最富裕的一些州（韦拉克鲁斯州、下加利福尼亚州、新莱昂州、哈利斯科州、墨西哥州以及其他一些州等）的反对。米格尔·阿莱曼的继任者，同样来自韦拉克鲁斯的阿道夫·鲁伊斯·科尔蒂内斯（Adolfo Ruiz Cortines，1952—1958年在任），一再努力试图击败地区反对势力，但徒劳无功。水利方面，大企业家们，如埃尔莫斯约海岸（Costa de Hermosillo）的农业从业者们，从未遵守联邦政府要求在井中安装水表的规定，这是为了了解他们到底从地下水土层中提取了多少水。在蒙特雷，工业家们组织了自己的地下供水系统，除了他们自己，其他人都无法控制这个系统。城市可能会遭遇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危机，但是水利行业仍然发展蓬勃。但是，这些情况都属于个案，即使这些现象的确存在，也无法影响共和国总统拥有巨大权力这个事实。虽然此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对此问题的研究目前还相当匮乏。不过，财政部的一位高级官员曾在1972年表示，与所有州的财政部部长坐在一起开会，在此之前对于他来说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