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政治危机与重大进展

1929年秋天，纽约股票市场危机爆发，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因此被拖入了经济萧条的泥潭，全球要花费数年才能恢复元气。商品价格和世界贸易额都大幅度下跌。公司关闭潮导致各国数百万工人和雇员失业。在墨西哥，危机导致了进口和出口活动减少，这影响了联邦政府的收入——联邦政府的收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外贸易。在与全球市场关系最密切的地区，如北方矿区，失业率更为显著。另外，1929年还是一个干旱的年头。因此，大多数的墨西哥人口虽然是居住在乡下、从事农业劳动，但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面对一个如此动荡的世界，墨西哥和其他国家的政府都被迫转向国内市场来寻找机会。如果墨西哥制造的产品无法再远销国外，那么在国内市场销售这些商品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同样，政府不再认为外国殖民者和海归（即那些已经移居美国的墨西哥人）返国可以帮助墨西哥解决当时面临的最严重的人口稀缺问题。墨西哥仅有1650万人口，这被视作国力疲软的迹象之一，并且人们认为人口稀缺阻碍了国家的进步。从那时起，政府采取措施，通过设置关税或进口税等手段来保护国内生产者免于外国竞争，并着手改善国民的生活条件，特别是城市居民的生活条件。

1929年的经济危机所导致的政府重新定位，有助于我们来了解20世纪这段时期的社会发展方向，至少是到20世纪70年代这段时间里的发展方向。但是，从短期来看，全球危机加速了墨西哥的内部进程，社会中的某些领域被削弱，而其他领域则得到了加强。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些变化。

1929年对于政治局势来说同样相当重要。民选总统阿尔瓦罗·奥布雷贡在1928年6月被暗杀，导致墨西哥陷入政治危机，激化了不同政治团体和军事团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危机同时促发了政府与基督军之间的武装冲突加剧，政府和天主教会之间的对抗关系也变得更为紧张。寻求国家的政治稳定至关重要，最终政府和天主教高层之间达成了和解，至少是正式结束了始于1926年的基督战争，这是一项重大的成果。另外，面对因奥布雷贡被刺杀而造成的分裂状态，各政党之间达成了政治协议，开始建立基本明确的规则来解决分歧，并确保能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公共职务的继任等，特别是共和国总统职位的和平承续。因此，在1929年3月初，当几名奥布雷贡派军人发动武器起义来反对联邦政府时，国民革命党（Partido Nacional Revolucionario，缩写为PNR）在克雷塔罗市宣告成立。国民革命党是一个由不同党派和地区团体组成的联盟，由1910年革命的胜利者们组成。国民革命党面临的第一次考验是1929年末举行的总统选举，当时官方候选人帕斯夸尔·奥尔蒂斯·卢比奥（Pascual Ortiz Rubio）战胜了来自瓦哈卡州的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后者曾于1921年至1924年担任公共教育部部长，他领导了一支反对派力量并活跃于一些城市中。

尽管国民革命党的出现与奥布雷贡被暗杀关系密切，但若想对其进行中肯的评价，也必须认识到这是为构建一个强大国家而进行的诸多努力中的一步。首先，国民革命党必须建立一个政治中心，能够对分散遍布于全国各地的各种社会群体充分行使权力。联邦政府将居于权力中心，由共和国的总统统领。19世纪的统治集团未能实现这一政治目标。虽然波菲里奥执政时期的联邦政府在某种程度上让中央政府的力量得以加强，但1910年的革命不仅削弱了联邦中央政府的权力，还在很大程度上将其分裂。如何才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核心，以此避免诸如1920年阿瓜普列塔分子和韦尔塔党人在1923年到1924年发动的武装叛乱以及1929年的埃斯科巴分子叛乱，并且能够抑制全国不同地区的地方领袖的势力不断加强？

国民革命党的出现，意味着墨西哥在建立政治稳定的道路上获得了重大进步。但是只有当国民革命党不再处于卡列斯将军的影响力之下时，它的这个作用才能发挥得更为清晰。卡列斯于1928年11月从总统职位退下，却成了墨西哥全国政治版图中影响力最强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开始被称作“墨西哥革命的最高领导人”。在1929年到1935年间，卡列斯的影响力巨大，可以自由进出总统内阁，并参与到领导政府的工作中，主要是因为高级公务员阶层对他忠心耿耿、他与军队之间结盟关系牢固以及他作为国民革命党实际领袖的身份。在这一阶段里，墨西哥一共选举了四任总统：来自塔毛利帕斯州的埃米利奥·波特斯·基尔（Emilio Portes Gil）、来自米却肯州的帕斯夸尔·奥尔蒂斯·卢比奥、来自索诺拉州的阿贝拉尔多·卢汉·罗德里格斯（Abelardo L.Rodríguez）以及同样来自米却肯州的拉萨罗·卡德纳斯（Lázaro Cárdenas）。这些年间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政府在立法工作上所做出的努力，新法律开始逐渐取代19世纪后几十年间的法规以及1917年宪法的规定等。诸多努力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诸如《联邦刑法典》《联邦民法典》《联邦劳动法》《水务法》和《土地法》等。

到了1935年，卡列斯的个人形象逐渐崩塌了。新政府的经济偿付能力更强，世界经济危机对墨西哥造成的影响成了历史；在不同的政治群体和平民阶层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冲突日益加剧的大背景下，因对卡列斯主义（诸如反教权、反对罢工及失业制度）心存诸多不满，共和国新总统卡德纳斯于1935年宣告与墨西哥革命的最高领导人卡列斯决裂。晚些时候，到了1936年4月，迫于卡德纳斯政府的压力，卡列斯被迫流亡国外。卡德纳斯的目的是将联邦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即总统变成政治舞台中最关键的基石。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墨西哥革命最高领导人在这些年中所积累起来的影响力和力量开始逐渐转移到了共和国总统手中。

为了巩固成果，卡德纳斯政府与诸多平民团体以及激进团体进行了结盟，其中也包括共产党人，但同时他也与旧有的政治团体以及那些已与卡列斯划清界限的精英团体进行结盟。没有了卡列斯这个政治监护人，卡德纳斯很快就采取了与前任政府截然不同的政策。卡列斯政府明显加快了土地分配的速度，并且将此措施拓展到了具有高生产率的地区，诸如杜兰戈州的拉古纳潟湖地区以及科阿韦拉、位于索诺拉州南部的亚基人谷地、位于下加利福尼亚的墨西卡利（Mexicali）的谷地以及位于尤卡坦的赫纳昆地区（Henequén）等。

农业土地改革起步于1915年1月6日的法令，该法令提出将土地归还给被剥夺了土地的人民，或者是将土地分配给缺乏土地的人民。1917年宪法的第27条规定了墨西哥的土地和地下资源都归国家掌管。此后的几项法律都规定将土地分配给农民们。组建村社公有土地^[1]并进行相应的土地分配，成了共和国总统职能的一部分。通过一项总统决议，各地（由一定数量农民组成的）农民中心都获得了土地、水域和森林，这些资源既无法出售也无法用于抵押，但农民们确实能继承这些资源。（集体性的）村社都有自己的自治机关，这导致了市政力量的分化，并在某些时候削弱了市政的力量。农业土地改革在1934年发生了激化。新的《农业法》取消了曾给庄园中的农业劳动者们带来压力的禁令，此前的法规是将这些人排除在土地分配权之外的。(www.xing528.com)

卡德纳斯政府执政的前几年间，村社土地分配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出现大幅增长，包括更高比例的土地灌溉面积。同样，政府银行、全国农业信贷银行和全国村社镇信贷银行也增加了提供给农村的信贷额度。在某些地方，信贷促进了村镇的集体主义的发展。同样地，通过1934年10月的宪法改革，促进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普及，其不仅是为了取代宗教教义在教育中的地位，而且是为了打击狂热主义，并培养出具有准确的自然知识和社会常识的新青年一代。教师和学生都应该将自己与社会生产和社会机构关联起来。不计其数的教师们自发成为卡德纳斯教育项目的宣传机器，这激起了不少天主教徒和酋长们的激烈暴力反抗。在文化领域中，激进主义则是家常便饭。知识分子们和艺术家们创立了各种机构组织，出版了具有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内容的小说，并与欧洲不断推进的法西斯主义进行抗争。以墨西哥壁画教父、墨西哥壁画三杰之一的迭戈·里维拉和大卫·阿尔法罗·西奇罗斯为代表的壁画家们，以毛里西奥·马格达莱诺（Mauricio Magdaleno）为代表的作家们和以西尔维斯特雷·雷维尔塔斯（Silvestre Revueltas）为代表的音乐家们都积极参与了社会动员活动。墨西哥革命试图发展成无产阶级革命，或是试图将自己定性为无产阶级革命，但是，社会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豪尔赫·奎斯塔（Jorge Cuesta）、萨尔瓦多·诺夫（Salvador Novo）以及哈维尔·比雅如蒂亚（Xavier Villaurrutia），都是一个叫作“当代人”的组织的成员，他们表达了对激进分子的怀疑和不信任，因此也被指责成“精英分子”“欧洲化分子”。天主教的师生们，其中包括曼努埃尔·戈麦斯·莫林，控制了墨西哥国立大学，并试图让它脱离社会主义的倾向。他们高举自治和学术自由的旗帜。

卡德纳斯主义的政治主张在国际领域中同样得到了传播。卡德纳斯政府获得了西班牙共和国的强力支持，以对抗以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为首的国内保守主义力量，佛朗哥势力得到了法西斯分子阿道夫·希特勒（Adolfo Hitler）和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支持。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以及战后，墨西哥接纳了成千上万的难民，包括此后被称作为“莫雷利亚孩子”（niños de Morelia）^[2]的西班牙共和国孤儿们。

在墨西哥大部分地区的工人和农民都被动员起来的背景下，墨西哥工人联合会（CTM）于1936年成立，其在意识形态上主张阶级斗争。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文森特·隆巴多·托莱达诺成了卡德纳斯政府的亲密盟友。两年之后墨西哥农民联合会（CNC）宣告成立，其领导人是教师加西亚诺·桑切斯（Graciano Sánchez）。卡德纳斯的意图是将劳动者们组织起来并加强他们与政府的联系以实现支持政府的目的，并且能够利用工人团体来抗衡其他团体，诸如来自蒙特雷的企业家团体，以及对抗外国势力，特别是美国。为了巩固这些变化，卡德纳斯于1938年决定解散国家革命党，并且成立一个新的组织机构墨西哥革命党（Partido de la Revolución Mexicana，缩写为PRM）。国家革命党和墨西哥革命党之间最根本的区别是，墨西哥革命党不是由区域性的团体和党派组成的，而是由四个领域的代表——工人、农民、平民大众和军人组成。在这个社会合作性方案中，重新确立了墨西哥共和国总统作为党派组织领导人的身份角色，负责在不同政治党派之间进行调解。通过党内沟通来解决权力角逐以及各类分歧问题，而不是在选举中公开展示问题。

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与政治有关。政府对经济发展也颇为上心。面对国内电力需求日益增长，而外国电力公司似乎对此毫无兴趣的窘况，政府于1937年对成立于1933年左右的联邦电力委员会（CFE）进行了重组。1937年联邦政府开始兴建三座大坝：位于索诺拉州的安格斯图拉大坝，位于杜兰戈的帕尔米托大坝（Palmito）以及位于塔毛里帕斯的糖坝或称马尔特戈·麦斯大坝（El Azúcar o Marte R.Gómez）。兴建诸多宏伟工程是为了扩大墨西哥北部的灌溉区面积。墨西哥国立大学在1929年获得了自治权，并经常质疑政府的政策。于是，政府于1937年在墨西哥国立大学正对面创建了国立理工学院（IPN），以实现技术人才培养的多样化，这也是工业化和公共工程扩张所需要的。此外，政府还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饮用水、污水处理、市场）建设，以改善部分城市居民的生活条件。

在1937年末、1938年初，卡德纳斯政府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部分外国石油公司无视一项有利于石油工人的最高法院裁决，公开蔑视墨西哥的国家权威。墨西哥政府对此进行的回应是，于1938年3月18日宣布进行石油征用。天主教廷、商人们、工人们、农民们、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全都支持卡德纳斯总统的这个大胆决定。自此，来自国家层面的设想表现出巨大活力，或许这是墨西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尽管外国公司试图破坏墨西哥石油业的发展，但归功于墨西哥工人和技术人员的辛勤工作，墨西哥的国家石油工业表现良好；当然，另一个原因在于，这些外国公司从美国政府那里得到的支持少之又少，因为当时美国政府最关注的是即将爆发的世界大战。在宣布石油征用之后的短短几个月内，墨西哥石油公司（Pemex）就宣告成立，但因为其在诞生之初非常脆弱，墨西哥政府不得不对其进行多种形式的补贴。

卡德纳斯政府的激进主义撕裂了墨西哥。1939年，在律师曼努埃尔·戈麦斯·莫林的领导下，国家行动党（PAN）成立了，其目的是对抗卡德纳斯主义中过度的社会主义倾向和集体主义主张，并希望由此促进形成一种新型的社会模式，这种模式将远离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天主教和保守派团体对社会主义教育持有怀疑态度。相当多受到土地改革影响或威胁的土地所有者们加入了反对派行列。但是一些广受欢迎的团体，诸如在墨西哥中部农村地区如巴希奥、莱昂地区拥有众多拥护者的国粹党，也参与到反对派阵营中。备受内忧（派系林立）外患（因石油征用而受影响的外国利益）煎熬，墨西哥正在经历真正的关键性时刻。当胡安·安德鲁·阿尔玛桑（Juan Andrew Almazán）将军准备竞选总统时，对卡德纳斯铺天盖地的反对浪潮终于在1940年6月的总统选举中爆发。

面对复杂局势，总统卡德纳斯及其政党表示支持普埃布拉人曼努埃尔·阿维拉·卡马乔（Manuel Ávila Camacho）竞选总统。卡马乔是一位军事色彩非常淡的新领袖，而且与卡德纳斯的激进主义保持了距离。虽然阿尔玛桑广受欢迎，但阿维拉·卡马乔还是在一个备受争议的选举日里赢得了总统选举。尽管选举过程中存在暴力，并且有人指控选举舞弊，卡德纳斯还是成功地将总统职位移交给了其官方党派指定的候选人，也就是说，新的民选总统是在墨西哥共和国前任总统的直接影响下诞生的。由此，墨西哥建立起了20世纪的国家政治问题基本解决机制之一：共和国总统通过其所属的官方党派指定其继任者。阿维拉·卡马乔于1940年12月至1946年11月间担任墨西哥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