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革命：全面的国家转型

墨西哥革命后建立的国家政权诞生于1920年，革命时期的各类团体一起组建了新政府，各个团体在新政权下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利益并发展出各自的影响力。自1920年起，在成员社会阶层、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都不同于卡兰萨派的一群中产阶级获取了权力，他们与旧政权之间缺乏关联。中产阶级的力量部分来自于他们同平民阶层的结盟。虽然中产阶级对于赢得全国领导权不抱幻想，如同1915年缔结《阿瓜斯卡连特斯公约》时一样，但他们通过表现出支持和顺从的态度换取了可观的政治和社会权力。这种结盟并不表明革命后的墨西哥国家政权是激进的、极端的，而是说明已经进入权力游戏中的中产阶级也与反对革命的诸多势力集团达成了合作协议，后者代表着地方精英势力。

毋庸置疑，墨西哥革命是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创造了一个由不激进的中产阶级引领的新国家政权，他们认识到满足平民大众阶层的基本需求是势在必行的，平民阶层曾在墨西哥革命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墨西哥革命持续了10年，整个国家经历了战乱纷争以及社会政治的变革历程；在此期间，中产阶级和平民阶层崛起，并取代了亲波菲里奥的寡头政客。1910年到1912年，持不同政见的精英们引领了革命，大量中产群体和一些平民群体热烈拥护。自1913年开始，中产阶级进入革命领导层队伍中，与此同时，平民阶层参与革命的重要性越来越得以凸显。虽然含有民族主义的国家身份认同，但是诞生于1920年的新国家政权并非民主政权，新政权是专制政权，但很大程度上是合法的，它是稳定的政权，并且获得了强大的民意支持；一个技术娴熟且态度灵活的政治军事团体领导着国家，并接受了美国的影响（虽然有时是出于迫不得已）。

奥布雷贡是墨西哥革命后的第一位总统，在担任总统期间展现出复杂的个性。随着和平到来以及在阿道夫·德·拉韦尔塔的临时任期内组织了选举，新总统获得了合法性。简单来说，奥布雷贡作为国家领导人来继续完成治理国家的任务。他的基本目标是启动墨西哥的重建进程，而阿瓜普列塔运动带来的普遍和平对实现他的目标具有决定性意义。阿瓜普列塔运动具有广泛包容性，国家权力因为运动而部分实现了集中化和中央化；与之相对的是，墨西哥革命是具有分裂性和瓦解性的。为了建立新的国家政权，相当多的卡兰萨派都需要被取代。但是鉴于阿瓜普列塔运动已经整合了绝大多数的立宪派人士以及一些主要的反卡兰萨派人士，无论他们曾是前革命党人还是反革命党人，因此，各类政治意识形态显然延续到了墨西哥的后革命时代（并未随着革命后新国家政权的建立而消亡）。

譬如，在农村土地方面，虽然奥布雷贡政权满足了一些革命团体关于土地的要求，但主要还是支持中小业主的发展，因为相当多的革命领导人是来自于乡村^[4]的。在工人方面，一方面，建立了诸如劳动者联合总会（Confederac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等激进机构，另一方面，政府也保持着和墨西哥地区工人联合会（Confederación Regional Obrero Mexicana）之间的互惠互利联盟关系。另外，奥布雷贡政府下令归还在墨西哥革命期间被查封的银行，并允许波菲里奥党人和韦尔塔党人中的流亡人士返回墨西哥。农业、采矿和铁路系统也因社会重新恢复和平而得以恢复。另外，美国开始了辉煌的经济腾飞阶段，美国对墨西哥石油需求量的急速增长可以佐证这一点。

奥布雷贡政府的最大两个问题是：与美国间复杂的艰难关系，以及出于历史遗留原因而依然残存的国内叛乱。实际上，美国政府拒绝正式承认墨西哥的奥布雷贡政府，声称它是军事政变的结果。这远不只是道德谴责，美国人这么做是为了向墨西哥政府施压，以达到让其修改1917年《墨西哥宪法》中对美国人不利的一些章节条款。墨西哥政府没有应美国人要求做出改变，而是同意尊重新法律规定的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在奥布雷贡的任期即将结束时，他对美国政府和美国投资者逐渐采取让步态度（通过签署《布卡雷利条约》［Tratatosde Bucareli］），当时，奥布雷贡因为选举等问题而面临着可以预见的国内叛乱，还指望着美国对他进行支持。可以说，那些年来普遍存在的民族主义，与其说是政治性和经济性的，不如说是文化性的，新墨西哥必须设计并巩固它新的文化身份：这是一个新的年轻国家，但同时继承着丰富的祖先遗产；这是一个民族国家，没有仇外心理并且具有革命性，但是同时又秩序井然并拥有转型的想象力；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正义性和凝聚力兼备的国家。

墨西哥在革命过程中完成了全面的国家转型。文化领域的变化最为突出。在波菲里奥政权晚期出现了新的一代，即雅典娜一代（Ateneo），他们批评实证主义的主导地位以及人文和艺术发展的匮乏。一些优秀的年轻人从“雅典娜会”^[5]中脱颖而出，诸如安东尼奥·卡索、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何塞·巴斯孔塞洛斯、阿方索·雷耶斯和胡里奥·托里（Julio Torri）。几年之后，在十年战争的中期，被称作“1915代人”的另一代人脱颖而出，代表他们的精英群体是“七智者”（los siete sabios）。“1915代人”是国家毁灭的受害者和目击者，因此他们不是致力于发展艺术和人文，而是着手创建那些有益于国家重建的机构，包括各类经济、政治、文化机构。“1915代人”中优秀的年轻人代表是曼努埃尔·戈麦斯·莫林（Manuel Gómez Morin）、文森特·隆巴多·托莱达诺（Vicente Lombardo Toledano）、阿方索·卡索（Alfonso Caso）、纳西索·巴索尔斯（Narciso Bassols）和丹尼尔·科斯沃·维耶加斯（Daniel Cosío Villegas。）

1920年，新中产阶级在权力体系中上位，何塞·巴斯孔塞洛斯担任了公共教育部的首任部长。对于巴斯孔塞洛斯来说，革命首先必须是关乎道德的，而不是为了区分农业工作者、工人或者民族主义者。另外，对于他来说，教育不仅是教学，还包括文化和课外学习方面。因此，巴斯孔塞洛斯鼓励出版书籍、组建图书馆，并出于教育目的而带领壁画家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José Clemente Orozco）、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以及大卫·阿尔法罗·西奇罗斯（David Alfaro Siqueiros）在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建筑物外墙上绘制革命主题的绘画，将历史、现在和未来联系起来。另外，发生在那些年的史诗性事件和戏剧性事件催生了一种新的文学潮流，“革命小说”问世，代表作家有马里亚诺·阿苏维拉（Mariano Azuela）、马丁·路易斯·古兹曼（Martín LuisGuzmán）、拉斐尔·穆尼奥斯（Rafael F.Muñoz）、弗朗西斯科·乌尔奇索（Francisco L.Urquizo）以及公共教育部部长何塞·巴斯孔塞洛斯本人。他们的作品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墨西哥革命中众多参与者的故事，包括普通的无名士兵和墨西哥革命的知名人物的事迹，诸如马德罗、卡兰萨、维拉和奥布雷贡的故事都开始广为传颂。

在巴斯孔塞洛斯任期结束时，他决定支持普鲁塔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作为他的继任者，后者是阿瓜普列塔运动的领导人，在德·拉韦尔塔的短命政府中担任过战争和海军部部长，在巴斯孔塞洛斯的政府中担任内政部部长。作为一个拥有丰富经验的政治家，卡列斯还拥有广泛的关系网络，并得到了有组织的普通民众的广泛支持；作为一名军人，卡列斯也获得了来自军队方面的重要支持。虽然此职位的头号候选人是前临时总统以及后来的财政部部长阿道夫·德·拉韦尔塔，但是很多人都在觊觎这个职位，尤其是军方，几位军队首领甚至发动了叛乱。最终结果是由几个因素共同决定的：首先，在1923年中期，潘乔·维拉被暗杀，此前普遍预测维拉会为支持德·拉韦尔塔而发动起义，但在维拉被暗杀后，乱军群龙无首，没能出现一个广受爱戴的军事领袖；其次，墨西哥政府和美国政府签署了《布卡雷利条约》，承诺互相承认政权并相互支持；另外，德·拉韦尔塔只获得了来自于军队以及“政治阶层”的支持（即国家合作党［Partido Nacional Cooperatista］的支持），而奥布雷贡和卡列斯则有美国撑腰，同时获得了大部分政治人士和武装分子，以及有组织的平民大众的支持，包括农民和工人。但是，冲突还是留下了几个教训：第一个教训是，在选举前发生了阿瓜普列塔分子和韦尔塔党人叛乱，表明了前革命党人对规范民选职位在不同势力集团中的分配的需求；另一个教训也对墨西哥提出了警告，墨西哥迫切需要实现国家军队的非政治化，并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在未来将会成为墨西哥主要政治机构的国家民事机构；第三个教训是，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会带来诸多好处。

普鲁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虽然是奥布雷贡的合作者和追随者，但是他的军事主义色彩更淡化，同时也更加政治化。这也可以解释卡列斯从1924年底到1928年底的总统任期里凸显出的几大特色：为制度主义而努力，与天主教会进行对抗以及热情推动民主进程。卡列斯统治时期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双头政治，这也是（墨西哥革命的）领袖奥布雷贡所遗留的深远影响。卡列斯的主要目标是为革命后的转型过程提供秩序和合理性，为此他通过成立全国性的农业委员会、银行业委员会、道路、灌溉以及其他委员会，由各类全国委员会负责制定标准和规则，并由此对各行业进行限制。与此同时，卡列斯也试图通过重建各类经济型机构诸如墨西哥银行以及墨西哥农业信贷银行等，来重启并调节和规范墨西哥的经济活动，试图通过更好地利用石油货币以及更有效的税收系统来为政府供给更多资源。在农村土地方面，卡列斯赞成相对更有效率的中等规模业主体系；相较于农业土地分配，他更信赖依靠灌溉、融资和新技术等作为解决农民问题的工具。关于工人，他倡议向大型的工人中心提供互助服务，比如他青睐的墨西哥工人地区联合会。关于叛乱者阿瓜普列塔分子和韦尔塔党人，卡列斯明白他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对前革命军队进行缩减、实现军队的非政治化和重组，卡列斯的主要合作者之一华金·阿玛罗（Joaquín Amaro）主导了军队方面的改革。(www.xing528.com)

由于坚持不懈地努力巩固和扩张国家，卡列斯政府和天主教会间产生了巨大冲突，后者是另一个势力范围也覆盖了墨西哥全境的组织。两者之间的对抗规模巨大，因为它涵盖了旨在控制人民的文化、教育、社会和政治能力的全方位竞争，最终通过“基督战争”（Guerra Cristera）这个军事化手段解决了两者之间的冲突。“基督战争”持续了将近三年，从1926年年底一直延续到1929年年中；战争覆盖了中西部几个州诸如哈利斯科州、科利马州、米却肯州、瓜纳华托州、克雷塔罗州、阿瓜斯卡连特斯州和萨卡特卡斯州等的农村地区。参与基督战争的教徒们自称基督军，来自于那些遍布牧场主的区域，除了捍卫自己的宗教信仰之外，他们在政府施行的农地改革中更多感受到了威胁而不是承诺。更糟糕的是，新政府中的北方人显示出压倒性的存在，占据了几乎所有政府职位，牧场主和农民们对此感到极度不满。但是基督军的军事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从未能组织出一支具有统一指挥和协调性的军队。更确切地说，他们只不过是组织了一些地区性的防卫力量，由只有可怜的零星军事经验或者完全没有军事经验的乡邻们统帅。此外，基督军们经济窘迫，这从他们羸弱的军事装备就可以看出来；而且他们也没能巩固与城市同行“全国捍卫宗教自由联盟”之间的盟友关系。最后，基督军是与成系统的政府军以及有组织的农民和工人组织进行战斗。虽然基督军的力量不足以推翻政府，但显然基督军的游击队员们也不会轻易被击败，因此，他们的反抗斗争所造成的不稳定状态，如同瘟疫般四散传染。因此，政府最终同意与天主教会的领导人进行谈判：天主教会将遵从政府的权威，放弃公开参政；作为交换，政府同意不强制实施1917年宪法中最具有雅各宾派特色的反教会条款。

政府与基督军达成的和解协议是在墨西哥革命后促进恢复和平局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还有另一个非常紧急原因促成了政府与基督军达成和解并建立和平关系——在1929年将举行非常特别的总统选举。作为无所不在的双头政治体系存在的证据之一，前革命领袖奥布雷贡成功推动了宪法改革，允许非即时的总统连任竞选。高举反连任主义大旗，接近奥布雷贡的两名高级军官开启了反对派运动，但他们很快就死于暴力。整个社会因此受到了伤害，政治气氛再度紧绷。奥布雷贡此后也死于天主教激进分子的刺杀行动中，当时他已当选为新总统。国家没有了领袖，革命后的政治制度失去了其伟大的选民，即它唯一的仲裁者。是等待一个新领袖的出现，还是建立一个能够履行其职能的机构？国家陷入了困境。暗杀造成的政治危机达到了最大化。要化解危机，仅靠指定另一名总统候选人并组织一次新的选举是远远不够的。1920年和1924年的选举前叛乱，以及1928年三名总统候选人被暗杀，所有这些事件都明确表明，促进选举文明化势在必行，而且需要建立一个相关机构来凝聚、组织和纪律化所有的前革命者们，并对热门职位的选举过程进行规范。1929年3月，承担诸多期望（同时也备受指责）的新政治机构（国民革命党，Partido Nacional Revolucionario）宣告成立。随着新党派的成立、基督战争的结束以及军队实现制度化，墨西哥革命的“野蛮”时期终于结束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宣告开启，虽然变化和问题依然存在，但新时代的主要特点是相当可观的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尽管不能因此就断定它是民主的时代——以及长达几十年的经济增长。

【注释】

[1]《新事通谕》是教宗良十三世于1891年5月15日发出的一道通谕。这是一封公开信，被传播到了所有的天主教宗主教、总主教、主教长、主教手中，当中探讨了劳动阶层的现状问题。

[2]也被称作奥罗斯科计划，于1912年3月2日由奥罗斯科在墨西哥奇瓦瓦州制定。

[3]“瓜达卢佩计划”于1913年3月26日制订，旨在清除韦尔塔政府可能拥有的任何合法性主张，并宣布在和平到来后进行总统选举。

[4]乡村（medio rural）是一种地理空间概念，与农村不同；乡村的居住环境与城市形成对应，常与自然相伴，在乡村进行的经济活动可以是农业、畜牧业、林业、开采等，也可以是其他类型，诸如房地产、工业、交通、服务等。

[5]青年墨西哥雅典娜会，后来也被称作墨西哥雅典娜会，是墨西哥民间协会，成立于1909年10月28日，组织了关于文化和艺术的诸多会议以及一系列公开批评和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