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兰萨政权执政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宪法阶段和宪法阶段。1917年5月是两个阶段的分界线。第一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军事占据主导地位。维拉派和萨帕塔派依然持有武器;而且,因为抗拒在其地盘上移植革命模式,墨西哥另外几个地方也发生了武装暴乱,比如位于墨西哥湾上游的石油产区以及韦拉克鲁斯、恰帕斯州、瓦哈卡州和米却肯州的一些地方。1916年的另外一些主要问题是军事和外交问题。为了报复维拉的军队入侵位于新墨西哥州的哥伦布市(Columbus),美国政府派遣了一个“惩罚性”纵队来打击维拉,虽然并未取得成果,但这支美国军队自1916年4月到达墨西哥,一直滞留到了1917年2月。1916年的突出特点还表现在制度主义上的明显进展;另外,在派系战争中获胜的派别里,温和派占据了优势。既然维拉和萨帕塔的追随者们已经被打败,卡兰萨政府不再需要大规模的民众支持,因此它开始调整在1914年和1915年占主导地位的策略,即通过进行大幅度的社会政治让步,来获取不同阶层的支持。
为了从革命状态调整到革命后创建国家的状态,获胜的派系必须要确定国家方案,而这个任务通过1917年的宪法得以完成。尽管武装反抗韦尔塔的首要目标是恢复1857年宪法的合法性,但是,经过七年战争后,此前的目标显然不现实了。新的国家最高法律即宪法必须由全国范围内选举产生的议员代表们来进行起草。议员代表的人数将由每个州的居民人数所决定,而且议员代表不能是立宪派曾经的敌人,也就是说,韦尔塔的追随者们和公约派人士都被排除在外了。革命的胜利者们将确定国家模式,他们不愿意在权力游戏中冒险输掉曾在战场上浴血奋战赢得的东西。立宪派们的排他性也并不意味着完全的同质化。议员代表们来自墨西哥全国所有地区,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历史现状,每一个人都表现出特定的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偏好:有一些议员是社会天主教派的老派支持者,有一些人是玛贡派的,有几个人是前雷耶斯派人士,还有一些人曾参与过马德罗政权。所有这些差异导致会议期间争议层出不穷。
宪法可以被视作一个分水岭:总结完善革命的意识形态,建立新国家的规范性基础。有了宪法,基本上算是具有破坏性的革命进程,转变成了一个建立建设型和监管型政府的过程。此外,如果说武装斗争是由农村人民推动进行的,那么肩负描绘墨西哥未来之责任的议员代表们则是来自于城市,并由城市人民选出的。另外,由于北方各州的人口密度较低,而且由于莫雷洛斯和奇瓦瓦州曾经历过战争洗礼,在武装反抗斗争中来自曾是最活跃地区的议员代表人数反而比较少,少于那些在革命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州,甚至少于那些反对武装革命的州。请注意,奇瓦瓦州仅有1位代表,索诺拉州有4位代表,科阿韦拉州有5位代表,而哈利斯科州有20位代表,普埃布拉州和韦拉克鲁斯州各有18位代表,瓜纳华托州和米却肯州各有17位代表,瓦哈卡州有10位代表。
新宪法很快就显示出它与1857年宪法的相似之处以及不同之处。虽然新宪法继承了旧宪法中自由主义的教条,但是为了适应国家的复杂性,新宪法非常现实。此外,新宪法反映出了当时墨西哥所处的国际形势:贵族家族和寡头主义明显在逐渐衰落,自由派国家也经历着危机。不要忘记,1917年《墨西哥宪法》出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布尔什维克革命之间。墨西哥社会及历史的复杂性导致了新宪法允许私有财产和集体财产同时存在,并允许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并存。从政治层面看,墨西哥仍然是一个联邦制共和国,实行代议制和民主制度。但是,行政权力将占主导地位,或许是因为墨西哥迫切需要一位唯一的指挥官来领导紧急的国家重建任务。出于同样的原因,墨西哥被设计成一个强调中央集权的国家,因此也是一个专制的威权国家,国家对经济、教育和宗教事务进行干预。新宪法是民族主义的,墨西哥革命曾试图结束墨西哥作为一个新殖民国家的历史,也因为墨西哥刚刚遭受了北美入侵韦拉克鲁斯和美国的“惩罚性远征”。与此同时,新宪法还确保了对平民阶层做出巨大让步,包括为农民分配农业土地、为工人提供福利保障等。考虑到这些平民团体在武装革命斗争中积累下来的军事和政治力量,这些让步必不可少。唯有1917年宪法才能确保在墨西哥建立一个有能力的国家,可以让墨西哥从波菲里奥独裁时代到墨西哥革命时代所经历过的那些转变都得以巩固并规范下来。
新宪法生效以及1917年5月卡兰萨作为立宪总统开始他的任期,正式为后革命时期的墨西哥拉开序幕,虽然建立真正的革命后墨西哥政府还要等到三年之后。在担任立宪总统期间,卡兰萨面临严重的政治、军事、经济、国际和社会问题。首先,宪法的生效要求在全国实施鲜为人知的系列规范和程序。经过30年的波菲里奥独裁统治以及7年的武装革命斗争,现在人们必须要开始选举政府机关。同样,势力庞大的军队领导人们必须要遵守新的民事当局所立下的规矩,而且必须要开始尊重个人权利。然而,在一个缺乏政治文化土壤以及合适机构和制度的国家里建立一个新的民主政权,困难重重;尤其是考虑到墨西哥近期的历史都是在专制和无序之间摇摆震荡,建立新的民主政权更是难上加难。(www.xing528.com)
军事方面的问题并没有随着国家回归合法状态而凭空消失。事实上,卡兰萨不得不继续他的安抚和妥协工作,否则,墨西哥有几个地区就会脱离于国家权威之外,并终止社会转变的进程。除了削弱维拉和萨帕诺的军事实力,卡兰萨还必须针对几小撮叛乱分子、强盗和一些“反革命”集团发动战役,其中包括曼努埃尔·佩莱斯(Manuel Peláez)和菲利克斯·迪亚斯的部队,他们流窜于石油产区和韦拉克鲁斯州的中心区,还有位于瓦哈卡州的“主权派”叛乱分子和恰帕斯州的农民军队。困难的是,卡兰萨不得不面对所有这些挑战,但手头却只有一支无效率、无纪律、装备极差的军队。军事行动引发了诸多政治冲突,因为军方拒绝政府削减其权力。军事行动也激发了社会问题,引起了无数的过度反社会行为。最后,军事行动进一步恶化了已经备受摧残的墨西哥经济,因为它们继续破坏着国家财富,政府预算中相当大一部分必须分配给军队。同样,墨西哥有相当多的劳动力已经在战争中死亡了,或者在武装反抗时期毫无用处;另外很大一部分人口则或是移民,或是加入了某支军队或某个武装团体。这既涉及人口数量的变化,也涉及人口质量的变化:大批量的农场主、企业家和专业人士流亡海外,削弱了墨西哥的人力资本。更糟糕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阻碍了贸易和外国投资进入墨西哥,这也推迟了国民经济的重启进程。
欧洲的战争也带来了严重的外交问题,美国政府向墨西哥政府施压,迫使墨西哥政府放弃中立并采取有利于盟国的行动。卡兰萨不仅保持了严格中立的立场,而且被指控为德国盟友,因为德国表示,若墨西哥对美国发动战争以恢复其在19世纪中叶失去的领土,德国总理齐默尔曼(Zimermann)将向其提供军事援助。欧洲的战争结束时,一些美国政客敦促政府严惩卡兰萨,想让他为这些年来对抗美国的行为付出代价。鉴于卡兰萨的总统任期将于1920年结束,华盛顿政府决定不采取激进手段,因为这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在墨西哥投资所获得的巨大利益。美国继续放任墨西哥在后革命时期的发展,只施压推动墨西哥向温和化和制度化靠拢,而不要演变成极端主义。
在1920年期间,墨西哥经历了一场决定性的转变,始于在阿尔瓦罗·奥布雷贡和伊格纳西奥·波尼亚斯(Ignacio Bonillas)之间进行的总统选举竞争。首先是阿尔瓦罗·奥布雷贡已经与卡兰萨拉开了距离,但他得到了众多革命团体的大力支持,包括军队和平民、城市群体和农村群体、大众阶层和中产阶级的支持。而伊格纳西奥·波尼亚斯早前曾是一位立宪派公务员,当时是驻华盛顿的墨西哥大使,他获得了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的信任,但是在革命派士兵和公众舆论中还是籍籍无名之辈。鉴于多年来国家军队一直是国家层面最具组织性且政治力量最为强大的机构(直到1917年5月前都是宪政主义派),也鉴于奥布雷贡和波尼亚斯两人在社会政治关系网络、声望和受欢迎程度等诸多方面的对比悬殊,为了让卡兰萨集团能保留统治权,政府觉得有必要诉诸强制主义战术。政府的强制行为激发了阿瓜普列塔起义(Agua Prieta),不过起义持续时间短暂,并且没有造成多少流血冲突。卡兰萨的亲平民主义态度让他丢掉了自己军队的支持,因此不得不逃离墨西哥城,最终在位于普埃布拉山脉的一个小城中死于伏击。
这场冲突所造成的孤立状态导致了卡兰萨的垮台,与此同时,奥布雷贡则迅速获得了广泛支持。诸多社会政治机构,包括政府的和反对派的,以及一些迥然不同的反叛团体,都参与到阿瓜普列塔运动中,最终这场运动被视作“统一革命”。最合理的原因可能是,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与其他的前革命派们如维拉和萨帕塔不同,卡兰萨认为只能通过武力去解决问题,而奥布雷贡、卡耶斯和其他的阿瓜普列塔运动领袖们则认为这些冲突是社会政治性的:与其与之进行战斗,不如将它们吸纳进新的国家中。意识到后革命时代的卡兰萨模式与新国家的天性存在冲突,并且长久以来的不稳定状态已经备受谴责,新的国家领导人们展现出政治让步和社会让步的意愿,向长期较量中具有重要地位的那些团体提出的要求表示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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