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简史：德拉巴拉的职责与社会不满

根据《华雷斯城条约》达成协议的条件，外交部部长弗朗西斯科·莱昂·德拉巴拉（Francisco León de la Barra）将按照法律程序取代波菲里奥，担任临时总统。德拉巴拉的职责是解散反叛部队、动员军人复员并组织新的选举。解除反叛部队的武装和动员反叛部队士兵复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虽然很多叛乱分子同意在收到奖金后回归和平生活，但另有一些人被重新组织成新的“农村武装部队”。叛军的主要成员对局势相当不满意，因为在获得军事胜利后，帕斯夸尔·奥罗斯科和他的追随者们立马就被降级了，他们认为分配到的利益完全不够。另外，埃米利亚诺·萨帕塔和南部叛乱分子们拒绝解散或重新组织为新的“农村武装部队”，在未收回被庄园主侵占的土地之前，他们拒绝上缴自己的武器，这种态度导致他们和德拉巴拉的临时政府之间发生了冲突。

至于新的总统选举，马德罗决定将国家反连任党（Partido Nacional Antirreeleccionista）转变成宪政进步党（Partido Constitucional Progresista）。同时马德罗还决定，在第二次选举中，他的竞选伙伴瓦斯奎兹·戈麦斯将被何塞·玛利亚·皮诺·苏亚雷斯（José María Pino Suárez）取代，后者是一名律师和记者，出生于塔巴斯科州并定居在尤卡坦州，在尤卡坦州与反连任运动进行过合作。人们质疑马德罗做出的两项决定是否合适：在还没有一个积极的政府提议方案可以获得高度共识的情况下，反连任原则尽管具有负面特性，但却能够将各方力量统一在一起。此外，马德罗与瓦斯奎兹·戈麦斯的决裂让许多人相当失望。最重要的是，它导致了许多经验丰富的前雷耶斯党人与其疏远并出走，他们拥有的丰富政治治理经验正是马德罗政府所缺乏的。尽管如此，在1911年10月的特殊选举中，马德罗还是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甚至在其与雷耶斯派、奥罗斯科派和萨帕塔派的结盟破裂之后，他依然执掌了总统大权。

马德罗的总统任期从1911年底持续到1913年2月，最终被暴力终结。马德罗政权因其执政期内墨西哥所产生的政治变革而显得尤为特别：与波菲里奥政府相比，出身于相对较低社会阶层的年轻人们加入了内阁，他们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新的州长们、议员们和参议员们都和以前的政客截然不同；最重要的是，由新的自由选举产生的地方当局取代了旧的“政治领袖”。简而言之，必须承认，在短短几个月间，波菲里奥的下台几乎导致墨西哥整个权力金字塔都实现了颠覆。即使是某些前波菲里奥派政客们勉强生存了下来，现在也只是承担着政府反对派的职能。最重要的是，在1911年至1912年间，中产阶级进入了政府机构和决策程序中，同时工人和农民的政治资本也增加了。另外，马德罗总统引入了更加民主的政治实践：举行自由选举，言论自由受到尊重；行政权力不再支配立法机关和司法机构，中央权力不再强加于州和地方当局。

伴随着政治领域发生的系列变化，马德罗和新的政府当权者们施行了一系列新的农业和工业项目。马德罗是大棉花种植园主、出身于企业家家庭，曾是私有土地所有权的支持者，并不信任农业公共土地所有权。与之相反，马德罗坚持墨西哥应该建立由小业主和中等规模业主占主导地位的一套体系，并建立更现代化、更高效的大庄园。在工业领域，马德罗则尊重工人们的组织权利，试图在不严重影响工业家收入的情况下改善工人的经济社会条件。马德罗政府开始作为仲裁角色而出现在工业家和工人的冲突调解现场中。受益于新的政治氛围以及工业家权力被削弱，1912年间，工人组织数量激增，并且开始组织罢工活动。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农村。农民们曾参与到反抗波菲里奥的武装斗争中，农场主们逐渐丧失了权力，因此农民阶层的政治资本大增。在1912年，乡村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改变：农民们侵占了无数土地，增加工资的要求越来越多；很不幸，庄园主未能得到当局的无条件支持，那些曾经支持他们的老酋长们或者是旧“农村”已经不存在了。

矛盾的是，马德罗的改革倡议几乎激发了各方的全面不满，全国各阶层普遍表示不满，外交官员和外国投资者也对马德罗政权相当不满。庄园主和企业家们认为马德罗是一个危险分子，此前支持马德罗的工人和农民则认为他毫无效率，工人们最早在选举阶段就开始支持他，农民们则在武装起义阶段选择支持他。普遍的社会不满导致针对马德罗的公开批评以及反对运动蓬勃发展，甚至爆发了武装叛乱活动。最主要的四个暴力冲突削弱了马德罗政权。其中两场运动由前波菲里奥政府的受益者们率领发动，他们是贝尔纳多·雷耶斯和菲利克斯·迪亚斯（Félix Díaz）；另外两场运动的领导人则是失望的前反波菲里奥武装运动领袖，帕斯夸尔·奥罗斯科和埃米利亚诺·萨帕塔。全国政治力量失衡导致了叛乱发生：波菲里奥派领导的起义是为了恢复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反波菲里奥武装运动的前领袖们领导的叛乱则是为了敦促新政府立即满足他们此前提出的经济和社会诉求。雷耶斯在1911年底开始进行反抗，因为他相信随着波菲里奥下台，只有他有资格来统治整个国家。菲利克斯·迪亚斯于1912年10月逃到了委内瑞拉，并声称反对马德罗政府的无能。问题是，波菲里奥的侄子迪亚斯既没有追随者，也不具备合法性去解决国家重组的问题；而自波菲里奥政权后期以来发生的重大社会政治运动都表明，能够提出解决国家重组问题的方案才是执政的必要条件。新时代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前政客们的反叛号召没有得到任何响应。(www.xing528.com)

萨帕塔派的叛乱和奥罗斯科派的叛乱大不相同。莫雷洛斯州的农民们不接受《华雷斯城条约》所议定的解散军队条件，声称在未收回被大庄园主们侵占的土地之前决不会上缴武器，德拉巴拉总统因此将其定性为叛军。随着马德罗当选为总统，莫雷洛斯州的农民的斗争通过发布“阿亚拉计划”（Plan de Ayala）而变得正式化，他们希望借此来敦促政府解决农民问题，并要求将农民集体农庄定位为农村地区的基本单元。萨帕塔派的军事重要性与它的历史相关性并不成正比。在1912年，萨帕塔派的战斗强度并不高。与之相比，奥罗斯科派叛军则是臭名昭著地以暴力闻名于世。1912年3月，奥罗斯科和他的党徒们通过“打包计划”（Plan de la Empacadora）^[2]揭竿而起。

起义出于两个原因：第一，革命领袖们觉得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得到的补偿都不够，他们认为自己在战胜波菲里奥政权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第二，士兵们则认为马德罗的社会改革方案太中庸，且速度太慢。与萨帕塔派不同，奥罗斯科派叛军是由多个阶层共同组成的，除了农民参与者外，还囊括大量的其他平民阶层以及数量庞大的地区中产阶级。而且奥罗斯科派也并不是一直维持着区域性的力量：叛军最终控制了整个奇瓦瓦州，包括州首府；同时它的影响力还延伸到了北部的一些州，诸如杜兰戈州、科阿韦拉州和索诺拉州，甚至还包括萨卡特卡斯州和圣路易斯波托西州的一些地区。因为初始阶段即表现出强劲实力，奥罗斯科派认为自己能战胜马德罗政府。

为了打败奥罗斯科派叛军，马德罗政府任命维克托里亚诺·韦尔塔（Victoriano Huerta）为战役总指挥官，并为他配备了大量资源。在打击奥罗斯科派叛军的过程中，韦尔塔还与昔日并肩反抗波菲里奥的旧战友们（如潘乔·维拉）进行合作，现在后者已经宣告效忠新政府并被收编到联邦政府军队的辅助队伍中。合作的目标是获得维拉在游击战中施展出的熟练战术，以及与地区性大众阶层建立起身份认同的能力。另外，北部的州长们组织了州级武装力量来对抗奥罗斯科派叛军的侵袭，表现比较突出的是科阿韦拉州的巴勃罗·冈萨雷斯（Pablo González）和索诺拉州的阿尔瓦罗·奥布雷贡（Álvaro Obregón）。打击奥罗斯科派叛军带来了双重结果：一方面，通过吸收前马德罗辅助部队以及建立州武装力量，革命运动的军事实力大增；另一方面，联邦军队通过军事胜利重新获得了政府信任，并且，韦尔塔展现出新的领导天分。不久之后，韦尔塔以极端戏剧化的方式展现出他的领导才能：宣告起义，反对已经组建的政府。

1912年末以及1913年初，因为战胜了上述四支主要叛军队伍，马德罗确信墨西哥已经重获稳定。他的乐观主义态度实际上是建立在对形势的错误分析上：这四支叛军队伍的确被打击得厉害，但尽管在战争中被击败，但他们却给马德罗政权造成了巨大伤害。马德罗面临的政治局面极为危险：军队的不满正卷土重来，政府逐渐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政权的敌人越来越多。在此背景下，1913年2月，雷耶斯和波菲里奥相信，只要彼此联合起来，就能在联邦政权的老巢里策划出成功的反墨西哥革命运动。虽然阴谋再次宣告失败，但新的军事领袖维克托里亚诺·韦尔塔担任了反革命运动的指挥官职务，马德罗政权最终因韦尔塔而宣告终结。维克托里亚诺派“政变分子”的合约被称作《堡垒协议》（Pacto de la Ciudadela），因起义部队曾经踞守于此；也被称作《大使馆协议》（Pactode la Embajada），因为协议是在北美驻墨西哥代表驻地里签署的。马德罗政府遭遇了全面反对：华盛顿政府在马德罗政权成立伊始就表示反对（也许是因为马德罗派对石油征税的政策），联邦军队反对，波菲里奥派政治团体反对，庄园主、企业家、未被政府吸纳的前反连任党人、失望的中产阶级也都反对。同时，政府毫无政治治理经验，所有这些因素都注定了马德罗政权无法持续。1913年2月，马德罗在一场旨在推翻其政权的军事政变中遇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