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简史：从反对派到武装革命

在导致波菲里奥时代终结的诸多危机中，弗朗西斯科·马德罗开始批评“科学家派”的经济政策，并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全国性政党来反对波菲里奥在1910年的总统连任。行动开始于1909年下半年，马德罗进行了三次巡回宣传，以推动建立反总统连任俱乐部，并主张从国家遗产中选择一个名字来命名将于1910年初举行的全国大会。墨西哥国家反连任党在全国大会上宣告成立，并推举了两位候选人来参加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马德罗以及前雷耶斯党人弗朗西斯科·瓦斯奎兹·戈麦斯——此举宣告两个运动之间开始结盟。

此时，马德罗开始显现出非凡的政治才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从一位地区性反对派进化成了全国性反对派，并且广受欢迎。最终，他将取代其他更有经验的反对派运动（玛贡派和雷耶斯派），并将大部分反对派人士纳入其领导之下。作为总统候选人之一，马德罗开始了另一次巡回宣传，但很快就因被指控煽动叛乱罪而遭逮捕，并被关押在圣路易斯波托西的一所监狱。在马德罗被监禁期间，墨西哥举行了选举，波菲里奥和拉蒙·科拉尔宣告获胜。不久后马德罗逃往美国，在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避难。在圣安东尼奥，马德罗和一小群合作者共同起草了一份方案，计划号召发动武装斗争，这份方案今天仍然保留在圣路易斯波托西。如何理解前民主斗争时期的和平主义者开始呼吁进行武装斗争？这场斗争将会以谁为目标？他没有预见到暴力会带来的后果吗？马德罗的支持者们主要是城市中产阶级，这是他的根基所在；而在马德罗的全国巡回宣传中，也只接触过这些城市中产阶级。毫不意外，马德罗的反总统连任运动支持者们这次并没有响应号召拿起武器，因为他们的身份和现状不符合进行武装冒险的条件。另外，成为知名反对派并生活在人群里，让马德罗的支持者们变得更加脆弱：塞旦兄弟死于普埃布拉州就是政府发出的一个明确警告，参与反叛城市的反连任党人都会有相似的下场。

暗杀阿卡勒斯·塞旦（Aquiles Serdán）带来的影响至关重要，马德罗号召进行武装起义的召唤在反连任党人中没有激起任何回应。然而，奇瓦瓦山脉地区却对叛乱表示出强烈兴趣，之后这种氛围又蔓延到其周边地区索诺拉、杜兰戈和科阿韦拉州。显然，这批叛军的社会背景与马德罗此前的支持者们极为不同，他们是来自农村地区的平民阶层。农村地区的叛军诉求也是完全不同于城市支持者们的。革命爆发前三个月的叛军规模还相当有限，且武器装备恶劣、组织不力、缺乏战争策略，但是到了1911年2月，马德罗最终回到了墨西哥来领导武装反抗斗争，极大优化了反抗运动的组织形式。与此同时，不同的武装团体力量都出现了规模性增长，足够去袭击大一些的城镇，并且能够在正式战斗中与政府军进行对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墨西哥的其他地区也开始爆发起义，比如莫雷洛斯州和格雷罗州。3月和4月，不同的武装团体在数不胜数的地方展开活动，这让政府的镇压活动变得极为艰难，政府疲于应付。波菲里奥对雷耶斯最终的不信任态度导致其从预算层面对联邦军队实施了惩罚性措施，无数支持雷耶斯派的军官都被直接从部队的领导岗位上清除出去，军队的效率因此受损；另外，经过多年的和平年代，军队的战斗力其实已经生锈了。而且，北美当局对马德罗派的武装斗争是持有同情态度的。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政府当局很快就开始了旨在重建和平的谈判。(www.xing528.com)

在5月第二周，边境城市华雷斯市陷落，加速了政府和叛军之间的会谈进度，增加了反叛分子的谈判筹码，并激发了许多新的起义，联邦军队和许多地方当局因此陷入瘫痪。5月下旬，叛军通过和平手段占领的城镇数量激增，在签署《华雷斯城条约》（Tratados de Ciudad Juárez）之后，这一现象有增无减。到5月底，许多地方的市政当局宣布接受波菲里奥辞职，确保了武装运动的胜利。墨西哥革命此时还处于初始阶段，并从反对选举运动演变成了武装叛乱，一些新角色也开始参与进来并蔓延到新的领域中：城市斗争和中产阶级斗争开始蔓延到乡村，并覆盖了平民阶层。革命中涌现出新的领袖，更适合于领导在农村地区进行的武装斗争，此前他们从未参与过反连任派的活动，或者至少未曾以明显方式参与过。墨西哥革命的一批主角们开始陆续登台，诸如帕斯夸尔·奥罗斯科（Pascual Orozco）、潘乔·维拉（Pancho Villa）以及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从社会学层面看，墨西哥革命开始吸纳广泛的社会阶层，北方牧场主、前殖民地军官、农业无产阶级、牛仔、铁路运输行业从业者、矿工（负责对铁路进行炸药攻击）、工人、手工艺人、农村教师、南方牧场主（比如格雷罗州的菲格罗阿兄弟［Figueroa］），以及中部及南部农民社区的庞大成员们和传统权威们（比如萨帕塔及其家庭成员），都参与到革命中来了。与政府当局、马德罗和其他的反连任党领导人所期望的不同，这些平民群体始终不懈地参与了政治变化的进程。实际上，正是这些平民团体推动政治变化的过程演变成了一个革命性进程。最早参与墨西哥革命的那批人具有政治需求，但后来加入革命的其他人更多的是希望（革命）满足其社会变革需求，基本上是农业变革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