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社会：农村与城市的变革

社会中发生的变化同样重要。人口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增长。1877年，墨西哥大概有900万居民，1895年有1300万居民，到了1910年人口则增长到了1500万。人口增长带来了诸多利好，诸如国内冲突结束、市场扩大化、食物分配更有效，并且社会中的某些阶层还享受到了卫生和医疗进步的便利。

除了人口不断增长之外，人口活力也显著加强——这也是一个移民的时代。大量吸纳来自墨西哥其他地方国内移民的地区包括北部一些州（奇瓦瓦州、科阿韦拉州、杜兰戈州、新莱昂州和塔毛利帕斯州）、中部一些州（联邦特区以及普埃布拉州）、墨西哥湾海岸沿线（韦拉克鲁斯州）以及太平洋北部（索诺拉州和特皮克［Tepic］）。而移民们则主要来自于墨西哥州、瓜纳华托州、哈利斯科州、米却肯州、伊达尔戈州、萨卡特卡斯州和圣路易斯波托西州。

虽然人们大规模地向着城市移居，但是墨西哥依然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口继续居住在居民数量少于1.5万人的小地方。比如在1900年，90%的墨西哥人口都居住在这类小地方。因此，实际上绝大多数的墨西哥人还是居住在农村，分散生活于大庄园、小城镇、村庄和牧场中。

大庄园都倾向于以牺牲村社土地为代价来换取土地集中。由于国家实施没收和划界等政策，大庄园的面积在不断增长。虽然政府出台了几项法律，试图阻止大庄园对公共土地的侵蚀，但是到1910年，虽然还存在一些村社土地，但很多土地都经历了易主。对不那么肥沃的土地或是交通非常不方便的土地，土地划界者们不感兴趣，因此农村村社得以保留这些土地。若非如此，土地划界者们就会将土地划分开来以确保私人能占有这些土地，但是（划分后）继续按照习惯的方式来分配工作。虽然没收和划界政策对于大庄园有利，一些富裕农民和高利贷庄家也从这个进程中受益颇丰，中产群体利益得以加强。自此，大庄园、村社土地和牧场得以共存。

在偏远的农村地区或者说农村社会里，全国范围内的情况都有所变化。大庄园主们占据着金字塔的塔尖。一些种植园主是墨西哥人，还有一些是外国人，他们并不总是住在乡下，其中很多人因为要担任行政管理职务而居住在城市里，抛下了他们的土地。处在中间阶层的是牧场主和小业主、商人、手工艺人以及一些大庄园的雇员，比如管理者、管家或是操控农业机器的技工等。处在最下层的则是没有土地的农民，他们有些人为富裕的牧场主工作，绝大多数人为大庄园主工作。这些人中有一些是类似于奴隶的苦工，他们住在种植园或者农场主家宅周边，领取固定薪水。还有季节性工人，只有在需要劳动力的时候才会被雇佣，这对于土地的主人来说很便利，但是对这些“日工”来说则不然，他们要跑遍全国来寻找季节性的种植工作。此外还有租户、佃农和小佃农，大庄园主向他们出租相对没那么肥沃的土地，以此来收取租金，或者租户缴纳一部分收成抵作租金。

农民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各不相同，差异取决于土地的主人，同时也取决于他们所处的地理区域。北部和东南部的对比最具有说明性。在北部的大庄园，一般都是季节性工人或者是租户完成种植工作，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比中部农民和南部农民要好。因为人口减少而导致此地工人稀缺，土地所有者需要给前者提供更好的薪水，并且北部的土地租金更低廉，另外，工人们也有很多其他的各种工作机会，他们还可以去矿厂工作或者是移民到美国。

东南部的情况则大不相同，这里的大庄园主全年都需要劳动力。他们倾向于使用苦工制度，为了留住他们的苦力而采用了一种负债系统。种植园主们向工人支付条纹商店的代金券，还向工人们提供信贷服务。庄园主支付给苦工的薪水远远不够后者用来支付生活所需，更不用说帮助他们偿还债务，因此苦力们剩下的生命以及他们孩子的生命都和庄园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债务也是要继承的。东南部的庄园主们还采用了一种“铰链”手段，用一笔初始资金来诱惑工人们陷入债务泥潭中，一般会去工人们的原籍支付给他们。另外，种植园主还使用一些曾有轻微犯罪行为的普通犯人或者是被军队驱逐的亚基印第安人以及玛雅人。这些人几乎不可能逃离大庄园，沦为苦力后只能忍受惨无人道的工作条件。

在波菲里奥政权时期，爆发了数量可观的农民起义，这并非怪事。其中最重要的是尤卡坦州的玛雅人起义、索诺拉州的亚基人起义以及奇瓦瓦州托莫奇克（Tomóchic）的人民起义，因为出现了一位被奉作“卡波拉圣女特蕾莎”（Santa Teresa de Cabora）的神奇少女，托莫奇克起义还蒙上了一层宗教色彩。一般来说，反叛者们反对政府侵占公共土地、森林和水源，并且捍卫政治自治权，有些情况下也是为保存自己的种族身份和文化身份而进行抗争。自墨西哥独立以来，政府采用了法律平等原则并不懈推动着人口同质化。政府试图统一语言和习俗，一些政客甚至推动跨种族混血通婚，目的是对印第安人进行“漂白”（当时的原话），在这些人看来，印第安人是懒惰、野蛮和迷信的。因此，许多社群为保护他们的土地、为捍卫选举代表以及独立做出内部决策的权利而进行抗争，甚至要为保留自己的传统和语言而斗争。

虽然此阶段的墨西哥社会还是明显的农村社会，在波菲里奥执政时期，墨西哥的中心城市的人口出现了显著增长。最明显的例子是墨西哥首都，但最突出的例子则来自瓜达拉哈拉、普埃布拉、圣路易斯波托西和蒙特雷（参见表6-1）。另外，一些城市里出现了人口大量增长的情况。在1877年，只有10个州首府拥有超过2万居民；到1910年，拥有超过2万居民的首府数量增长到了19个。一些矿业中心周边的定居点也经历了增长（诸如北部的卡纳内阿、圣罗萨利亚［Santa Rosalía］），另外一些地区的人口增长则要归功于工业发展（诸如蒙特雷、托雷翁［Torreón］），还有一些城市的人口增长要感谢商贸发展（诸如图科斯潘［Tuxpan］、普罗格雷索［Progreso］、瓜伊马斯和曼萨尼略［Manzanillo］的港口，以及铁路穿过的城镇，比如新拉雷多［Nuevo Laredo］和华雷斯城）。上述因素在墨西哥首都的人口增长中都发挥了作用，另外墨西哥城还是联邦政治的总部、重要铁路的目的地，而且全国12%的工业集中于此。(www.xing528.com)

表6-1　城市人口增长图

统治者们和精英们渴望大城市能展现出国家的繁荣兴旺和进步，希望它们变得与美国或欧洲国家这些文明国家的大城市相似。他们希望墨西哥的大城市看起来美丽又舒适，因此修建了花园和宽广的大道，类似于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同时，他们还希望这些城市是安全而干净的。但是，这些城市都没有准备好迎接如此之多的国内移民。另外还有一些城市的居民缺乏机会，因此投身于犯罪活动或卖淫行为。大部分的城市居民都生活在肮脏的街道里，经常遭受水灾侵扰。而且，居民们饱受着各种折磨，诸如住宅、饮用水和食物匮乏。上述因素都导致了严重的居民健康问题，相关数据显示，城市人口的死亡率相当之高。

为了解决这些城市问题，并且作为现代化计划的一部分，统治者们颁布了一系列刑法法典、卫生法、警察条例，并且改造了监狱。为了控制水灾，政府兴建了排水工程，铺设了街道；为了控制倒流的生活污水而修建了排水道，为饮用水安装了供水管道。最后，政府还进行了一次“十字运动”，以改善城市及其居民的卫生状况：清扫街道、投入垃圾车以及小便器，并且将一些落后的设施（特别是坟场）迁离出城市范围。为了控制传染病，政府对病人进行隔离并焚烧他们的物品。与此同时，政府还促进了医药行业的发展，创建了细菌学和病理学研究所。因此，波菲里奥政权时期，也是政府大力兴建公共项目、兴建各类机构和制定规章条例的时期。政府管理着个人生活的多个层面，对机构和社会的承诺、婚姻和家庭关系，以及个人卫生习惯和娱乐等，无一不在政府管理范围内。

但是，并不是城市的所有区域，也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团体，都能从政府的努力和现代化冲动中受益。实际上，城市景象反映出了明显的社会分化：商业区域以及那些由特权阶层居住的区域享有完善的社会服务，而平民的生活区域则基本上缺乏所有的服务。财富集中于少数人组成的群体中，他们是大庄园主、企业家、工厂主、银行家和杰出的专业人士，通过亲属关系、友谊关系和商业关系而紧密联结在一起，同时他们还投资商业、工业和房地产。因为商业和服务业的大力发展，中间阶层大幅增加，他们由专业人士、公共机构雇员、商业机构雇员、交通行业雇员和富裕的手工艺人组成。平民阶层占据城市人口的绝大多数，由不同的团体诸如服务人员、商店售货员、手工艺人、工人和街头摊贩等构成。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工人群体，工业繁荣导致工人数量倍增，逐渐取代了手工艺人，但是至今还没有出台任何一项保护工人的法律。因为根据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政府不应该干涉经济活动，工人的工资应该由市场的供需关系来确定。因此，虽然工人们享有一定程度的结社自由，但政府不允许工人罢工。至于工作日，男女老少一天要工作12～14个小时，一周七天。资方可以毫无理由就随意开除工人，也不提供任何应对事故的必要保护措施。本来就低廉的工资，因为通货膨胀，其实际购买力还在不断持续下降；另外资方还会随意克扣工资，并使用工厂商店的优惠券来支付工资。因此，工人们通过互助协会的形式组织起来，分别提供一定比例的资金，用来共同帮助伤病人士和孤寡人士以及资助葬礼的举行等。同样，工人们还成立了贷款和食物供给合作社，以及致力于优化工作环境和提升薪水的组织机构。某些情况下，这些机构会受到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波菲里奥面对工人的策略是在协商和镇压之间游移。总统对于工人自发组织的互助合作机构容忍度最高，对其提供一定的补助，并且提供聚会的场所；作为交换，工人互助合作组织的成员们参加那些为总统贴金的公共活动，以此赋予政权合法性。但是，总统对于其他的工人组织和更为激进的工人社会活动则没那么宽容。在波菲里奥派执政期间，冲突和罢工持续不断，从1900年开始成倍激增。波菲里奥试图在工人和资方之间进行调解，但是一旦无效，就会进行暴力镇压。卡纳内阿铜矿和布兰科河的冲突是两个典型例子。1906年，位于索诺拉北部的卡纳内阿的矿工们反抗资方，要求限定最高工作时长并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同时还要求与在同一家公司工作的美国工人获得平等对待和平等薪酬水平。工人们的要求被资方无情拒绝了，因此工人们举行了一场罢工，紧随其后发生了暴乱。为了镇压罢工和暴乱，墨西哥政府从美国运来了武装部队，墨西哥军队则对其进行支援。

几个月后，为了抗议恶劣的工作条件，奥里萨巴、普埃布拉、特拉斯卡拉州和联邦特区的纺织工人们开始罢工。波菲里奥·迪亚斯试图进行调解，并提出了一项解决方案，包括增加工资并结束各种克扣工资的手段、建立一项用于资助孤儿和寡妇的专项基金、禁止使用童工等，但是这项方案并非强制性的，是否实施还要取决于企业家的善意。其中几个工厂的工人们接受了协议并返回工厂开始工作，而布兰科河的工人们则发生了骚乱，洗劫了工厂和工厂商店，很多人在骚乱中丧生。

总而言之，城市社会呈现出深刻的阶层分化以及族群分化。精英阶层畏惧平民阶层的出现，畏惧社会边缘群体，特别是依然保留印第安原住民着装方式的人群，觉得他们玷污了城市的形象。这种担忧和恐惧在节日庆典和庆祝仪式前夕达到了顶点。为了避免外国游客看到悲惨和野蛮的痕迹，精英阶层会将衣服分发给那些他们认为有需要的人们。旧的、根深蒂固的社会偏见和种族偏见依然存在，一些团体则利用“科学家派”的观念来为他们的偏见寻找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