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国家生活的缓慢转型

在1821年开始成为独立主权国家的新西班牙国土内，生活着750万居民，他们经由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宗教信仰联结在一起，组合成为一个多样化的异质联合体，其中只有少数人是讲西班牙语的。几乎所有人的生活都或多或少被十一年的战争所扰乱，人们一起目睹了维系了300年的秩序是如何扭曲变化的，见证了国家是如何开启一段为时漫长的变革期的。西班牙的自由主义为墨西哥引入了许多新的概念，其含义往往也被进行了调整以便适用于墨西哥的传统语境。对西班牙依赖性的消除过程，让精英和中产阶级对新秩序所许诺的墨西哥未来抱有乐观主义态度，他们认为墨西哥所经历的诸多痛苦事件对于擦去过往的痕迹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此时的墨西哥人口稀少，集中于中部和南部，居住在伊图尔维德帝国时期扩张所形成的广阔国土上，共计450万平方公里。由于受周期性的流行疾病和战争的影响，墨西哥人口几乎完全没有增长，因此到19世纪中叶，人口数量才仅有700万，到了19世纪70年代也才达到900万。但是，在首都聚居着大概400万人口，然后依次是普埃布拉、瓜纳华托、克雷塔罗、萨卡特卡斯和瓜达拉哈拉。因为无法用人口填满北部地区的领土，再加上各种政治变化以及外部威胁，墨西哥的国土面积不断减少：1823年，危地马拉从墨西哥分离出去；1836年，得克萨斯州独立；1846和1847年间，美国强占了新墨西哥州和上加利福尼亚州，并于1853年侵略了梅西亚。到共和国时期，墨西哥的国土面积下降到了197.2546万平方公里。1869年，剩下的19个州、4个领土区域和1个联邦特区共同演化组成了墨西哥共和国的28个州以及1个领土区域。

尽管社会的连续性毋庸置疑，但是独立运动和建立共和国的过程从一开始就影响了社会合作。战争允许人口进行适度流动，但是也仅限于海外西班牙人后裔以及西班牙人和土著所生的混血儿们。无论如何，平等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承诺，民众的普遍贫困状态仍然没有得到改善，而少数拥有财富的人群其夸张的富裕程度却与民众的普遍贫穷形成了鲜明对比，简直是社会的耻辱。另外，政治变化影响到了所有人。混乱和道路不安全造成了商人的损失，大庄园普遍停产。对矿井的废弃造成了很多矿井洪水泛滥，而因为资金匮乏，最后不得不贱卖给外国资本，或者与外国资本结盟以合作开采矿藏。因为独立运动的发展，官僚机构也丧失了职业安全感，寄望于有朝一日能要回工资或是可以重新拥有一份公职，因此官僚机构的雇员们总是拥护政府的变化。除了一些生意兴隆的医生和律师，专业人士们也都加入到官僚体系中。总之，富裕的纯西班牙人（即半岛西班牙人）开始逃离墨西哥，并且政府也通过法律来驱逐这些人，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海外西班牙人后裔开始垄断人口结构中的上层。

矿工们失去了此前的职业优势，欧洲人占据了所有的技术性岗位。另外，粗纺织品进入墨西哥，影响了旧纺织工厂的工人们。其他的人口则调整自己来适应时代所带来的局限性，而毫无廉耻之心的坏蛋和土匪们则利用混乱局势大发国难财。

教会悔恨因参与独立斗争而造成人员流失，而社会生活的缓慢世俗化又进一步减少了人们对宗教职业的需求。另一方面，因为成了几乎所有不同立场的政府都最喜欢的攻击目标，教会的收入和财产在40年间逐渐下降。尽管教区居民都反感支付额外津贴，10位主教和177位大教徒都还能享用教会的财富，但普通神职人员和世俗神职人员却普遍生活艰辛，到1825年，教士人数减少到了大约3500人。

真正从战争和混乱中受益的是军队。因为缺少资金，军队士兵的数量从1821年的75000人减少到了30000人，而监控如此辽阔的国土，这些军队远远不够用。由于军官中的大部分都依赖政治而生存，他们的晋升途径主要来自他们参与过的起义和叛乱，这严重阻碍了专业化队伍的形成；另外，相对于人数有限的军队，将军的数量则显得极为夸张。而与行政官僚机构一样，军队在支付工资方面也总是不准时，因此，军官们总是在寻找军队中的机会，一旦有任何机会就会立即叛逃。

新的仪式和庆典活动在新的法律和秩序框架下是合法的，这些民事仪式和庆典与传统的宗教节日进行竞争，并逐渐开始流行起来。实际上，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港口城市和首都，最显著的变化也都发生在这些地方。轮船抵达不仅意味着新商品的到来，随之而来的还有新闻、时尚和发明；而且，到美国和欧洲的旅行也变得更加便利。新的驿马车公司缩短了国内旅行所需的时间：从墨西哥城出发，7天内就可抵达韦拉克鲁斯州，13天可达瓜达拉哈拉，到达圣达菲也只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对进步的信仰曾经激发过启蒙主义，如今它的影响还在持续，人们坚信通过教育可以解决国家的诸多弊病。1822年，几个贵族发起了兰卡斯特里安纳运动（Compañía Lancasteriana），旨在对民众进行识字教育，人们对这个项目抱有信心。一些来自国外的教师作为导师来到墨西哥，或者着手建立一些特殊学校。与之相反，大学则失去了声望，专注于传播科学知识的科学学院、新的科学研究所、艺术研究院取代了大学，它们都是共和派人士推动建立的。将于19世纪中叶进入政治领域的精英们，大多在这些新式学院接受过教育。

日历和年历传播着历史和科学消息。始于1808年的政治化以及新国家的宪法条款都有利于印刷报纸、宣传册、政治传单等，这些都是渴望了解现实的普通民众最喜爱的形式。人们手手相传这些印刷品，或是聚集在理发店、咖啡店、城市广场等公共场所，听别人大声朗读印刷品上刊载的消息。人们对政治的兴趣也与对历史的兴趣紧密相关，塞尔万多·特雷萨·米埃尔、卡洛斯·玛利亚·布斯塔曼特（Carlos María de Bustamante）、洛伦佐·萨瓦拉、何塞·玛利亚·路易斯·莫拉（José María Luis Mora）以及卢卡斯·阿拉曼都创作出了相关主题的优秀作品。文学也开始起步，诸如何塞·华金·费德南德斯·利萨迪（José Joaquín Fernández de Lizardi）、曼努埃尔·爱德华多·格罗斯蒂萨（Manuel Eduardo de Gorostiza）以及费尔南多·卡尔德隆（Fernando Calderón）等人的文学作品都是社会变革的见证。与之相反，艺术界则需要等待更长时间才能恢复它的旧日荣光，尽管政府提供了一些奖学金来支持学子们前往意大利或者德国留学学习艺术。

要等到19世纪中叶以后，墨西哥才开始出现真正的变化，并形成一个世俗化的社会。随着墨西哥独立，教会已经失去了在殖民地时期曾掌有的社会控制权，不再掌管人口出生、婚姻和死亡登记等事务。随着改革推进，教会也失去了所有的财产。这些都导致教会不再具备提供社会服务的能力，诸如提供医院、学校、收容所等服务。教会的房产被出售，很多修道院被拆毁或者被指派作其他用途。当政府将一些教堂指派给新派基督教使用时，激起了持续的骚乱和抗议。私立的宗教学校依然存在，但公共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世俗化。

政治冲突迫使知识分子们（大部分来自新闻行业）致力于挑战审查制度或与独裁统治进行抗争。新闻实践允许人们对国家问题进行鞭辟入里的精细分析，因此自由派的主力知识分子们出版了大批关于社会问题的重要著作。诸如知名的传统主义小说家曼努埃尔·派诺（Manuel Payno）调查了一系列关于公共债务、宗教财产充公以及与改革相关的议题。米格尔·莱尔多·特哈达关注商贸和经济问题，梅尔乔·奥坎波则关注国家和教会的问题。因此，到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墨西哥新闻界发展到了极为成熟的阶段。尽管新闻界总是出现过度行为，但是自由派政府始终尊重新闻自由，并将其变成了“第四种权力”，因此新闻业能蓬勃发展也就不足为奇了。

战争所导致的四分五裂让共和国的重建者们将工作优先权分配给了通过教育和文化来促进国家和民族融合，以防止新的政治竞争再次分裂墨西哥族群。因此，刚刚重获墨西哥城，司法部部长就匆忙提出了一个公共教育计划，且在1867年和1869年将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该计划相当重视基础教育，按照计划，建立了一个中等教育示范机构国家预科学校。国家预科学校采用了奥古斯特·孔德（Augusto Comte）的实证主义方法来与传统教育方式抗衡，用逻辑和科学的教育方法取代宗教和形而上学的解读。政府期待能通过新式教育让国家未来的领导人们的思想更加清晰。华雷斯和莱尔多不仅进行了立法改革，而且促使墨西哥的小学数量增长了三倍。华雷斯派致力于对印第安原住民进行西班牙语教育，以达到将其融入国家生活的目的，激起了原住民的极大反抗。而在中学和高等教育中，华雷斯派则正式采用了实证主义的教育方式，这也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大讨论。在共和国恢复期以及波菲里奥执政时期，关于实证主义教育方式的争论持续发酵，因为很多自由党人认为实证主义违背了自由主义的原则。

另外，法国干预墨西哥内政唤醒了墨西哥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开始渗透到所有的文化、艺术、文学和音乐表现形式中。伊格纳西奥·曼努埃尔·阿尔塔米拉诺（Ignacio Manuel Altamirano）是墨西哥民族主义的首要推手，主要阵地是他的文学集会以及文学杂志《复兴》（Renacimiento），主要刊登自由派和保守派作者的作品，诸如曼努埃尔·派诺、伊格纳西奥·拉米雷斯（Ignacio Ramírez）、吉尔莫·普列托、何塞·托马斯·库埃里亚尔（José Tomás de Cuéllar）、文森特·里瓦·帕拉西奥（Vicente Riva Palacio）、弗朗西斯科·皮蒙特尔（Francisco Pimentel）、何塞·玛利亚·罗阿·巴塞纳（José María Roa Bárcena）和安塞尔莫·波蒂亚（Anselmo de la Portilla）。社会氛围有利于学术团体的建立，一大批学术团体纷纷宣告成立，诸如墨西哥地理和统计学会、墨西哥学院以及墨西哥语言文学院。

民族主义也促进了传统主义小说和历史小说的繁荣发展，报章开始分期连载小说。历史研究享有优先特权地位，而促进国家巩固、民族融合的需求则催生了第一批“爱国”主义学术文章。保守派人士诸如弗朗西斯科·阿兰戈伊思（Francisco de Arrangoiz）、曼努埃尔·奥罗斯科·贝拉（Manuel Orozco y Berra）和华金·加利西亚·伊卡斯巴尔塞塔（Joaquín García Icazbalceta），以及自由党人诸如吉尔莫·普列托和文森特·里瓦·帕拉西奥，都致力于阐述“国家”的过去。根据他们的意识形态倾向，他们喜欢研究当代历史事件，解密或是重新解读遥远的历史，不仅包含殖民地时代的历史，还涵盖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的历史。

在墨西哥与美国战争期间，圣卡洛斯学院进行了重建，造型和视觉艺术学院变得越来越重要。华雷斯将学院重新命名为国家美术学院，雕刻家曼努埃尔·维拉尔（Manuel Vilar）、画家佩雷格林·克拉维（Pelegrín Clavé）和尤金·兰德斯欧（Eugenio Landesio）在此传授美术技巧以及欧洲风格。但是，他们无法抵抗民族主义者的狂热，并最终采纳了民族主义的表现风格。宗教主题让位于风景和历史主题，同时版画和漫画成了服务于政治的攻击手段。画家们创作了诸多非凡的墨西哥风景画作，何塞·玛利亚·贝拉斯科（José María Velasco）是其中毋庸置疑的最杰出代表。虽然首都的艺术家们热衷于追逐新鲜事物，住在各州的艺术家们则保持了对静物和人物肖像的新鲜感，诸如传统主义画家何塞·玛利亚·埃斯特拉达（José María Estrada）和埃梅内希尔多·布斯托斯（Hermenegildo Bustos）。因需要使用大量杰出人物的雕塑来装饰位于首都的改革大道，雕塑业获益颇丰。建筑业则在国家的前几十年中经历了大幅衰退、萎靡不振，仅被允许修建了一座国家剧院、几家市场和几所监狱，但也即将重整旗鼓，建筑师哈维尔·卡瓦亚里（Javier Cavallari）即将带来的关于铁的知识将会让整个墨西哥建筑业获益。

音乐界也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1866年，墨西哥爱乐协会成立。共和国胜利之后，一所被关闭大学的大楼被分配给协会当作总部办公大楼，协会在此教授课程、组织音乐会和讲座。阿尼塞托·奥尔特加（Aniceto Ortega）创作了广为流传的进行曲，用音乐表达着民族主义情绪。

民族主义很有可能激发了描述国家地理全景的热情，领土研究和资源研究蓬勃兴起。科学被神化，以及政府采用实证主义的教育方式，这些都极大推动了相关的地理研究。当1865年最终关闭旧大学时，专业学院的数量已经成倍增长并更加专业化。(www.xing528.com)

墨西哥科学、文学和艺术委员会（1864—1869年）鼓励科学家们与旧大陆（欧洲）保持联系并开展学术旅行。得益于委员会的大力推动，墨西哥的医生、自然学家、地理学家、化学家和地质学家共同推动了墨西哥科学研究的进展。虽然要等到更晚之后才能看它所发挥的作用，但毋庸置疑，《墨西哥地理和统计学会公报》中出版的翻译文章和报告为国家科学研究的发展打下了深厚基础。

始于19世纪初期的漫长努力，到了19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阶段，深刻影响开始在整个社会显现。随着改革的推进，世俗化的生活成为主流，古老的社团式传统社会已经消逝，墨西哥真的演变成了一个共和国。随着习俗改变，社会生活与以前大为不同。但同样的紊乱依然存在，人们习惯将“动乱”称为“球”。随着时代动乱的球形凸轮从一个地方转至另一个地方，巨细靡遗地碾遍了墨西哥的全部领土，“西班牙语化”也实现了扩大化，现在则通过公立学校强制推行“国家官方语言”（即西班牙语）的教学。

政治试验失败、在对抗外国军事威胁的行动中败北，这些也都在社会生活中留下了痕迹。尽管人们还没有失去对进步的希望，但社会现在变得更加没有信任感、更加谨慎。共和国和自由主义已经获得了胜利，墨西哥人希望能够重获和平以确保物质经济的发展。人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去接受一个能够保证秩序和发展的行动方案，并且愿意为此付出代价；而波菲里奥·迪亚斯清楚知道如何好好利用人们的这种期待。

【注释】

[1]皇家协议是西班牙帝国在美洲的一个咨询和管理机构。它由西班牙海外殖民地的总督和皇家听众一起参与，组成了总督辖区内的最高权威机构，但隶属于总督。最初是一个非正式机构，仅在面临危机或特殊情况时才由总督召集起来进行协商并提供建议。在处理了问题之后，总督会要求皇家听众为多数人赞同的意见或以书面形式起草的一致意见提供法律依据，这被称为“皇家协议”。此后关于皇家协议的外延扩大，与参会听众一起举行的会议或总督理事会与参会听众举行的会议也被称作“皇家协议”。

[2]制宪议会又被称作加迪斯议会（las Cortes de Cádiz），召开于1810年9月24日，在1811年西班牙独立战争期间转至加迪斯召开。

[3]在天主教会中，根据教会法，大教堂理事会是一个具有法律地位和规范权威的神职人员团体，旨在通过提出建议来协助主教。

[4]“宁静殿下”（Alteza Serenísima）是一些帝制国家赐予王子们的称号。在墨西哥独立战争期间，多人以“宁静殿下”之名自封王子以复辟帝制。除了伊达尔戈，伺候他的阿古斯丁·伊图尔维德（Agustín de Eurbide）也将此称号授予过自己的几个家庭成员。另外，桑塔·安纳（Santa Anna）总统也在1853年自称王子复辟帝制。

[5]工资信贷是金融机构向雇员提供信贷的一种形式，能确保金融机构从雇员工资中收取还款费用等。

[6]阿维奥银行（Banco de Avío）是在墨西哥创建的第一个旨在促进行业和国民经济增长的发展机构，成立于1830年10月16日。

[7]《七部法律》（las Siete Leyes）指1836年墨西哥为加强中央集权制度进行的宪法改革，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墨西哥的国家组织结构，结束了第一个联邦时期，并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共和国，即中央共和国。其出台的目的是集中和加强国家政府。旧宪法寄望于建立一个能够效仿美国的成功政治体制，但在经历了十年政治动荡、经济停滞和外敌入侵之后，保守派认为对于墨西哥来说更好的道路是集中制。该宪法由总统桑塔·安纳推动，并由代理总统何塞于1836年12月30日颁布。它所强化的中央集权导致得克萨斯州、塔毛利帕斯和尤卡坦宣布独立。

[8]最高保守权力机构（Poder Conservador）是一个由五人组成的合议机构。

[9]也称《过境和商业条约》。

[10]1859年9月26日，由墨西哥保守派胡安·阿尔蒙特和西班牙女王伊莎贝尔二世的代表亚历山大·蒙在墨西哥签署，墨西哥和西班牙之间的关系因此得到恢复。

[11]条纹商店（la tienda de raya）是满足基本供应的信贷机构，位于工厂或庄园旁边，工人或农民被迫购买其商品。在墨西哥它之所以被称为条纹商店，是因为绝大多数工人或农民都是文盲，在工资单记录簿中大部分人以画一条线来替代签名。大庄园主（种植园主）或工厂主利用条纹商店来剥削劳工，并让劳动者陷入债务泥潭无法获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