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简史：自由派改革、法国干预与共和国胜利

桑塔·安纳的独裁统治激化了政治斗争局势。虽然两个党派都渴望进步和发展，但是关于如何实现发展，每个党派的思路又都不一致。保守党人认为只有君主制和一个社团型的社会才能保证国家得以发展，教堂和强势的军队则为其提供支持。自由党人则认为，只有一个实行代表制和联邦制、具有广泛群众基础、与北美类似的共和国，才能保证实现国家发展，因此他们迫切希望能尽快抹除所有的殖民地遗产、废除合作社团和特权、没收教会资产和共有土地，这样才能把墨西哥变成一个由小业主组成的国家。但是关于通过何种方式来实现目标，又导致了自由党人内部的分化。温和的自由党人希望变革能缓慢进行，以避免可能出现的暴力反抗，因此倾向于重新恢复1824年的宪法并对其进行部分改革。而那些纯粹的自由党人则希望发生一场剧变，因此倾向于出台一部新宪法。

“阿育特拉计划”还在继续施行，因为除了有南部山区的保护，阿卡普尔科还有入海通道。但是面对资源匮乏的窘况，科蒙福特将军不得不前往美国，试图获取支援，但收效甚微。尽管如此，政治环境仍然对其有利。1855年，巴希奥爆发了一场温和派运动；紧接着，圣路易斯波托西的另一位君主主义者又打算把奥古斯丁·伊图尔维德的儿子送上新帝国的宝座。这导致纯粹的自由党人、温和的自由党人、回归的流放人士们开始结成联盟。与此同时，一直在缓慢拓展的胡安·阿尔瓦雷斯的追随者们开始急追猛进，最终逼迫桑塔·安纳于1855年8月17日逃亡。

9月16日，自由党人占领了首都。10月14日，全国代表委员会选举了阿尔瓦雷斯担任临时总统，他组建了以纯粹自由党人为首的内阁，成员包括梅尔乔·奥坎波（Melchor Ocampo）、贝尼托·华雷斯（Benito Juárez）、庞西亚诺·阿里亚加（Ponciano Arriaga）以及吉尔莫·普列托（Guillermo Prieto），他们都是即将脱颖而出的新世代的优秀成员代表。通过颁布《华雷斯法》（Ley Juárez），政府几乎是立刻就开始了改革。《华雷斯法》废除了军事特权和教会特权，使法律面前的民事平等成为可能。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一直在持续重组的教会开始了反击。

胡安·阿尔瓦雷斯于12月11日宣布辞职，温和派人士科蒙福特继任总统一职，并马上用温和派为首的内阁取代了前内阁。科蒙福特率军打击在普埃布拉州爆发的支持宗教和特权的运动，当他赢得了战斗后，毫不迟疑就施加了惩罚性的措施，准备杀一儆百：没收了普埃布拉大主教的财产。另外，科蒙福特还颁布了两项改革法案：《莱尔多法案》（Ley Lerdo），通过此法案来没收民间社团和宗教组织的乡村作坊及其城市财产和不动产；《教会法案》（Ley Iglesias），通过此法案禁止向穷人征收额外的教区津贴。墨西哥的总主教拒不承认这两项法令，认为这是对教会的袭击。

选举结束后，制宪会议于1856年2月14日举行。虽然绝大多数与会议员都是温和派，但那些激进派还是主导了议会上的激烈辩论。最具争议性的问题集中在教育以及对教士的宽容性议题上。虽然自由派渴望控制教育领域，以便塑造国家未来的公民们，但是遵循其一贯的信念，最终还是在教育自由问题上达成了和解。面对社会对民众运动的普遍恐惧情绪，自由派不敢公开宣称宗教宽容，但还是删除了“天主教是国家宗教”的规定，并且宣称不禁止“任何类型的宗教崇拜”。一些自由主义者试图将盎格鲁-撒克逊的陪审团审判模式作为一种民主制度在墨西哥合众国加以应用，但未获批准。自由派还就农业改革进行了讨论，但最后只在宪法中加入了《莱尔多法案》，此法保障土地的私人所有权。

宪法于1857年2月5日颁布，并不激进，但是系统性地引入了“人权”概念：教育自由和工作自由；言论、请愿、结社、过境、财产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不得拘留个人超过三天。宪法批准了构成共和国的人民的主权，“共和国实行代议制、民主制及联邦制，由对州内部事务充分享有主权和自由权力的各州共同组成”。政府权力一分为三，其中一院制立法机构是主导权力机关。政府保留了间接选举制度并简化了共和国总统选举程序，选举将是“一级间接和无记名投票”；也就是说，由公民们指定的代表们来选择总统。

科蒙福特被选举为合法总统，但是他没有资源，也不抱有自由派的希望——自由派认为通过出售教会财产就能解决国家的财政金融问题。因为支付方式、折扣、接受毫无价值的债券作为偿还债务的手段等多种因素限制，《莱尔多法案》带来的效果微乎其微。该法案设计的初衷是让租户可以从土地中获利，但因为他们心存顾忌或是过于贫困，最终好处都落入了投机者手中。

尽管相当温和，但是保守派自由主义者们还是对宪法表示不满；而对于纯粹派自由主义者来说，宪法做出的改革又远远不够。这种状况让许多政治家开始动摇，最终形成了对贝尼托·华雷斯有利的局面。华雷斯表示愿意让基本法充分发挥作用，显示出对宪法坚定不移的信念。华雷斯出生于瓦哈卡山脉，来自一个讲单一语种的少数民族群体，曾在瓦哈卡州的神学院和科学研究所接受教育。激进的联邦党人和中央集权派都曾支持过他的职业生涯。华雷斯于1847年当选为墨西哥议会议员，并由此开启了他的全国性政治生涯，虽然此后华雷斯两度回到出生地担任州长职务，第一次是从1847年到1851年，第二次则在1856年。1856年，华雷斯当选为最高法院院长，并于1857年返回首都。

教宗庇护九世（Pío Ⅸ）谴责墨西哥自由派政府的行为，并鼓励墨西哥总主教安东尼奥·佩拉乔·拉巴斯蒂达（Antonio Pelagio de Labastida）挑唆煽动保守派的叛乱行动，为此总主教被驱逐出境。这起事件导致许多自由党人要求建立一个自由派的独裁政权来作为过渡。在此背景下，菲利克斯·苏洛阿加将军（Félix Zuloaga）于1857年发动政变，敦促召开一次新的议会代表大会。总统科蒙福特对依宪治国的可行性表示怀疑，支持了这次政变，并监禁了拒绝政变的华雷斯。几个星期之后，苏洛阿加宣布不承认总统科蒙福特，并宣布自己成为新一任墨西哥总统。科蒙福特辞职并释放了贝尼托·华雷斯，后者根据宪法取代了科蒙福特的总统职位。两位总统同时存在，内战不可避免。

国家进入了分裂状态。一些州政府宣布继续坚持宪政道路，诸如科利马州、格雷罗州、瓜纳华托州、哈利斯科州、米却肯州、克雷塔罗州、韦拉克鲁斯州和萨卡特卡斯州；但是大部分军队和神职人员都拥护占领首都的苏洛阿加派，苏洛阿加政府也获得了外国政府的承认。华雷斯深信，为了获得持久的和平，帝国的合法性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他跑去了瓜达拉哈拉，但保守党人的威胁迫使他搬到了韦拉克鲁斯——韦拉克鲁斯除了是自由党的地盘外，还可以为他提供海关资源。

军队支持保守派，自由派的武装力量则由曾于1846年被动员起来参与保卫领土的国民警卫队的民众们组成。但是临时成军代价高昂，保守党的军队占领了国家中部，特别是当米格尔·米拉蒙（Miguel Miramón）将军取代苏洛阿加成为新总统之后，情况更是急转直下。米格尔的策略是将战斗集中在韦拉克鲁斯，并攻下了两个地点。在第一次的尝试失败后，米格尔立即执行了从陆地和海上同时发动进攻的新作战计划，为此还买了一艘战舰准备从海上实施进攻，同时他还从陆地上封锁了港口。华雷斯利用美国人因保守派拒不出售土地而拒绝承认保守派政府，请求美国海军来截断米格尔的海上袭击。虽然美军指挥官没有权限，但他响应了华雷斯这一请求，击败了米格尔的船只，后来美国法院裁定美国指挥官的行为非法。

为了巩固来自纯粹自由派以及企业家阶层的支持——这两者对教会的财产都相当感兴趣——华雷斯和他的激进派内阁选择巩固改革，并在1859年7月12日颁布了《改革法案》（las Leyes de Reforma），宣布将教会的财产收归国有，将教会和国家分离开来，压制宗教性组织（教会、兄弟会和行会），实行婚姻和民事登记，推动墓地世俗化以及实行宗教信仰自由。

资源匮乏导致斗争中的两派都选择了与外国签订协议，以卖国方式来“回报”祖国。美国总统华盛顿选择支持自由派，条件是从墨西哥购买新的领土，此条款令人无法接受。自由派同意签署《迈克雷恩-奥坎波条约》（TratadoMcLane-Ocampo^[9]），以换取美国向墨西哥提供的200万比索的贷款，条件是授予美国人在特万特佩克地峡的自由过境权、商业特权以及在必要情况下可能的军事干预权。幸运的是，美国参议院没有批准这个条约。

与此同时，保守派与欧洲人签署了《蒙-阿尔蒙特条约》（Tratado Mon Almonte）^[10]，条件是承认桑塔·安纳签署的1853年的公约，并接受公约所约定的可疑债务。此外，保守派与瑞士银行家杰克尔（Jécker）签订了大宗贷款合同并疏远了英国的资金，这让他们在海外失去了信誉，要求墨西哥政府偿还债务的呼声越来越多，反对墨西哥政府的声浪也越来越高。

保守派在韦拉克鲁斯州的失败为自由派带来了胜利。在西劳（Silao）和卡尔普拉尔潘（Calpulalpan）的胜利为自由派武装力量顺利攻占首都开启了大门。华雷斯于1861年1月11日进入首都，但是和平远远没有到来。在失败的刺激下，保守派谋划了他们在欧洲的阴谋诡计，展开了一系列暗杀活动，奥坎波、莱安德罗·瓦耶（Lcandro Vallc）和桑托斯·德戈亚多（Santos Dcgollado）等人都被暗杀。而华雷斯方面则下令驱逐使徒代表团、总主教、一些主教以及曾支持过保守派的西班牙、危地马拉和厄瓜多尔的几位外交代表。

在选举中，华雷斯大获全胜，他在当选总统后立即重组了政府行政管理和教育领域，并颁布法令来采用公制系统。但资金短缺迫使他暂停了偿还政府债务，包括英国的高利贷以及西班牙和法国的战争索赔。生活在欧洲的墨西哥君主主义者们利用了这一点，并成功挑起了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在墨西哥建立君主制的兴趣。这位法国皇帝梦想建立一个“拉丁”帝国，这个帝国将成为抑制盎格鲁-撒克逊人扩张的城墙，因此他利用墨西哥停止支付赔偿款作为一个干预墨西哥政局的良好契机，并召集英国和西班牙来讨论此事。1861年10月31日，英国、西班牙和法国这三个国家在伦敦签订了一份公约，承诺将封锁墨西哥湾的港口，在不干预墨西哥内政的情况下向墨西哥施加压力，以敦促其继续偿付债务。

西班牙人的舰队于12月抵达了韦拉克鲁斯，法国人和英国人的舰队则于次年1月抵达。在收到最后通牒后，华雷斯派遣曼努埃尔·多布拉多（Manuel Doblado）部长与外国干预者们进行谈判。为了避免爆发热带病，华雷斯允许外国部队登陆墨西哥，条件是如果没有达成协议就会将他们遣返回船。多布拉多承诺说停止付款只是一个暂时性的策略，墨西哥将尽快恢复还款。英国人和西班牙人接受了多布拉多的说辞，但是法国人不仅表示反对、拒不登船，还从船上派下来了更多人登陆墨西哥境内，其中包括几个墨西哥的君主主义者，如莫雷拉斯的儿子胡安·阿尔蒙特（Juan N.Almonte。）

4月17日，法国人开始向陆地进发。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华雷斯下令对保守派军队实行大赦，并批准组建游击队。伊格纳西奥·萨拉戈萨（Ignacio Zaragoza）准备保卫普埃布拉免受世界上最好的军队的攻击。法国的劳伦斯伯爵（El conde de Lorencez）对其部队的全面优势充满信心，对阿尔蒙特的警告并未放在上心；在5月4日和5日，萨拉戈萨率领的散兵游勇击败了伯爵的部队。羞辱难耐，拿破仑马上派遣了30 000名士兵，在新统帅的带领下开始远征墨西哥。

一年之后，墨西哥军队集结在普埃布拉，但没有萨拉戈萨将军，他已经病死于伤寒。在经过漫长的围攻后，法国人攻占了普埃布拉。华雷斯不得不抛弃首都，它在6月被法军占领。法国人召开了贵族代表大会，于6月19日宣布成立帝国，并宣布将邀请来自哈布斯堡王室的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o de Habsburgo）加冕墨西哥王位。墨西哥的摄政政权由一些著名的将军、平民和教会人士组成，其中还包括总主教拉巴斯蒂达，但实际上这个政权只是装饰性的；与墨西哥有关的所有事务，都由元帅阿尔希·巴赞（Achille Bazaine）根据拿破仑三世的指示做出决定。当马克西米利安抵达墨西哥时，法国军队凭借其军事优势攻城略地，占领了墨西哥一个又一个城市。然而，由于自由派游击队的袭击和骚扰，以及法国军队的嚣张气焰所引发的民众仇恨，法国军队难以维系对被占领城市的统治，因此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去收复曾攻占下来的城市。

马克西米利安是奥地利皇帝的兄弟，他的妻子是比利时国王的女儿卡洛塔·阿玛利亚（Carlota Amalia），他在米拉马尔城堡中接待了墨西哥帝制派们的来访。马克西米利安大公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求必须由墨西哥人民请求他去当皇帝，他才会答应登上王位。君主主义者们通过收集几千份签名满足了他的要求，并于1864年4月10日将签名提交给他，马克西米利安最终接受了登基的请求。(www.xing528.com)

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和拿破仑三世签署了两份条约，条约确保墨西哥将会支付法国远征墨西哥的费用。法国派出了28000名士兵，并向墨西哥提供了1.75亿法郎的贷款，但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只收到了其中的800万法郎，其余的钱则直接被用来支付法国膨胀的债务、战争费用以及利息等。双方达成的秘密条约同意法国士兵在墨西哥的数量最高可达到38000人，并自1865年开始，在墨西哥的法国士兵数量逐渐减少。

在觐见教皇之后，新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登上了开往韦拉克鲁斯的船只，并于1864年5月底抵达了目的地。自由派的港口对皇帝的到来冷淡应对，与其他城市的热情欢迎盛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奥里萨巴（Orizaba）、普埃布拉和墨西哥城都以“最好的方式”迎接墨西哥的新统治者，张灯结彩来款待新的皇帝夫妇。

很多温和的自由派人士与新的帝制政府进行合作，期待新政权能够解决自1821年以来一直困扰整个国家的诸多问题。马克西米利安皇帝是一位被归化的自由派，表态将会实行皇室行动，不会压制宗教宽容以及教会财产国有化策略，这是教皇特使所极力主张的要求。因为这个决定，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失去了大量保守派的支持者，任由自由派嘲弄。因变成帝制国家的一员，墨西哥似乎获得了新生命。首都美化了，街道贯通了，建筑都用灰粉粉刷一新，煤气照明也用上了。首都出现了“帝国大道”，但是不久之后自由派人士又将其重新命名为“改革大道”。此外，查普尔特佩克（Chapultepec）的城堡重新装修了。皇帝开始投身于立法：起草帝国法例，并于1865年4月10日颁布；之后又陆续颁布了《民法典》《土地法》和《劳动法》，根据法律，将把土地归还给印第安原住民，并授予没有土地的人们。法律规定每日最长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0个小时，取消超过10比索的债务，禁止体罚并限制条纹商店^[11]。教育和科学也得到了关注，而皇后则负责推动女性教育事业。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决定将墨西哥划分为50个部门，而且他相当关注经济发展，因此签署了修建从墨西哥到韦拉克鲁斯的铁路建设合同，并授权成立伦敦、墨西哥和南美洲银行，以促进贸易往来。

法国的占领迫使华雷斯向北方撤退。这位总统不仅要单独面对法国人，同时还得应对那些叛徒。1864年间，共和派控制着北部诸州，如科利马州、格雷罗州、塔巴斯科州和恰帕斯州；但是到1865年，共和派手中只剩下几座孤立堡垒。在危急时刻，赫苏斯·冈萨雷斯·奥尔特加（Jesus González Ortega）将军，同时也是最高法院的部长，从美国敦促华雷斯交出总统大权，因为其总统任期已经结束。华雷斯重提国家处于战乱状态的老论调，在国家被占领期间延长了自己的总统任期，诸多纯粹的自由派人士对其决定表示失望，开始放弃支持华雷斯。

到1865年底，局势开始转变。美国南北战争结束，自由派从美国获得了300万比索的贷款合同，以美国可以干涉墨西哥内政作为条件而换取了北美邻居的保护。共和派的游击队则逐渐演变成了真正的正规军队，开始向其他地区挺进。

在法国的贷款被消耗殆尽之际，帝国再次被永恒的资金匮乏问题所困扰，正在散播的谣言则让局势进一步雪上加霜：拿破仑三世将会从墨西哥撤军，以应对欧洲本土德意志联邦的成立对法国所造成的威胁。控制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从来不是易事，崩溃是可以预见的结果。马克西米利安皇帝试图建立一支全国性的军队，并且召回那些被派遣到欧洲去执行外交任务的保守派将军们。马克西米利安的兄弟弗朗西斯科·何塞（Francisco José）准备从欧洲派遣4000名奥地利士兵前往墨西哥，但是美国的抗议导致他们无法出发。皇后去往欧洲以敦促各国执行各项条约，但是拿破仑三世和教皇都回避了她的请求，导致她最后发了疯。消息传到墨西哥，马克西米利安皇帝意识到他唯一的选择就是退位，可是大臣们的反对终止了他的退位过程，但最后这些大臣还是抛弃了皇帝，任他自生自灭。

1867年初，共和党人的军队快速挺进，帝国的控制领域只剩下普埃布拉州和韦拉克鲁斯州。皇帝撤退到了克雷塔罗，米格尔·米拉蒙和托马斯·梅希亚（Tomás Mejía）与其在此会合。4月2日，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ìrio Díaz）占领了普埃布拉，米拉蒙建议皇帝弃克雷塔罗而逃，但是马克西米利安皇帝拒绝逃跑，决定正面迎击军队。因叛徒出卖，皇帝很快被捕。华雷斯和莱尔多立即着手应用1862年的法律；根据法律，皇帝要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两位杰出的律师为皇帝辩护，但不能阻止皇帝被判处最高刑罚死刑。宽大处理哈布斯堡皇室的请求从世界各地蜂拥而至，但是华雷斯拒不松口。面对死亡时，马克西米利安皇帝表现出了极大的尊严。1867年6月19日，在钟声山的小山丘上，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给母亲和妻子写完告别信，然后坦然面对行刑队，与米拉蒙和梅希亚一起赴死。在行刑前，马克西米利安发誓要用他的鲜血去封印“我新的祖国的所有不幸”。

打败帝国政府后，华雷斯于1867年6月16日返回墨西哥城。这一次，民众对华雷斯保卫国家主权所进行的斗争表示热烈赞赏，兴高采烈地迎接了他的回归。虽然并没有终结层出不穷的混乱和起义，共和国的胜利还是最终使帝制得以废除，而墨西哥全境此起彼伏的混乱和起义中的大部分都是由自由党人的政治野心所激发的。

华雷斯急于召集8月份的选举。在政治角力中，保守派消失了，现在是三个自由党人之间的竞争：华雷斯、塞巴斯蒂安·莱尔多·特哈达（Sebastián Lerdo de Tejada）和战争英雄波菲里奥·迪亚斯。虽然军事胜利有利于华雷斯，但是现在他的敌人也在成倍增长，不仅是针对他的再次参选，而且还针对他推动宪法改革的尝试，他推动宪法改革的意图似乎与他捍卫宪法的承诺自相矛盾。华雷斯的政治经验无疑是独一无二的，他曾在战争状态中统治了墨西哥将近10年，拥有非凡的团队和追随者，几乎没有依靠过议会。华雷斯曾经加强了总统的行政权力，但现在必须要面对局势的变化，因为1857年宪法确认了立法机构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一院制则让其更加令人敬畏。因此，华雷斯试图推动重建参议院以获得更大的平衡。当选择了一个拥护宪法的平民内阁时，华雷斯激起了诸多军事团体的不安，他们自视为战争胜利的功臣并支持波菲里奥·迪亚斯。由于树敌众多，贝尼托·华雷斯和他的部长们成了讽刺漫画和政治漫画最为关注的焦点题材——在重建共和国的过程中，墨西哥一直都享有完全的新闻自由。

同样，战争胜利并没有改变局势的复杂性。在漫长的战争过程中，地区和中央之间的古老冲突重新被激活了。因为在战争过程中，军事首领们享有广泛的财政权力，中央权力因此被分化了。为了削弱各方权力并且重建秩序，议会支持华雷斯，通过了法令来剥夺军事领袖们的财政权力。另外一方面，对保守派公务员施行的惩罚性措施则激起了不满。华雷斯试图缓解不满情绪以达成和解，于1870年颁布法令施行大赦，允许总主教拉巴斯蒂达返回墨西哥，并对其表示完全的尊重。

共和国憎恨战争岁月，要求政府来提振经济。经贸往来成为混乱局势的牺牲品，尽管在北部边界地区建立的自由贸易区曾经促进了交易往来，并再次创造出了一个发展极。在美国内战期间，北美邻国借道墨西哥的马塔莫罗斯出口棉花，墨西哥则在美国售卖面粉、食物以及其他墨西哥产品。蒙特雷、黑石城、拉雷多（Laredo）和马塔莫罗斯都从贸易往来中获益，获得了快速发展。

同样，共和国还备受资源匮乏的困扰。出售教会资产并没有获得预期效果，虽然的确有助于通过吸收国内债务中的大部分内债流通券，从而达到重组和清理公共财政的目的。对于务实的华雷斯来说，对公共财政进行总体重组和调整在政府事务中具有最高优先性，唯有如此才能获得必要的资金以促进国家发展。华雷斯的部长们，何塞·玛利亚·伊格莱西亚斯（José María Iglesias）和马蒂亚斯·罗梅罗（Matías Romero），对公共财政和债务进行了总体研究。他们通过对墨西哥高达4.5亿比索的债务进行定位分析后，将其调整为8400万比索，拒绝承认和偿还帝国政府的其他外债，并设定了新的付款时间表。此外，政府还诉诸节流措施，其中包括削减军队至2万人。到1870年，罗梅罗成功总结了自墨西哥独立以来公共财政的变迁过程，首次清楚地了解到政府的收入和支出情况，并第一次制定了政府预算。

作为一个致力于发展和进步的自由主义者，华雷斯希望政府能支持所有富有生产力的领域：投资、通信（特别是电报线路、公路和铁路）以及殖民化。华雷斯不仅批准了几项美国投资，还承认了前帝国政府签署的修建从墨西哥到韦拉克鲁斯的铁路合同。财政部部长罗梅罗雄心勃勃，希望能建立一个国家发行银行来规范货币的流通，但资金匮乏使其梦想破灭；随着伦敦、墨西哥和南美洲银行开始运转，他不得不宣布辞职。

从个人经验出发，华雷斯极其重视教育。从一开始，华雷斯就将推动教育视作一项能确保国家发展的有效手段，通过教育来团结印第安各原住民部落并为其在共和国内提供一个有尊严的栖息地。因此，政府在1867年颁布了一项法律，宣布实行强制化的免费基础义务教育，并创立了国家预科学校（Escuela Nacional Preparatoria。）

墨西哥与世界各国关系的正常化也是华雷斯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战争早就导致了墨西哥和大不列颠、法国、西班牙之间产生裂隙，但还有很多不利的国际背景导致墨西哥的外交关系进展得磕磕碰碰。距离远且缺乏沟通，这阻碍了墨西哥与伊比利亚美洲国家的接触，另外，墨西哥还与危地马拉之间存在边界争议问题。出于这些原因，华雷斯竭力避免与美国的关系蒙上阴影。尽管存在诸多分歧，并且美国在法国干预期间并没有对墨西哥提供相应的支持，但两国之间的关系几乎进入到了历史最佳时刻。战后，美国的工业化已促使这个墨西哥的邻国从领土扩张主义转向金融扩张主义。但是在墨西哥和美国之间还存在着两个问题：边境上的游牧民和土匪以及索赔问题。第一个问题悬而未决，华雷斯和莱尔多都不允许他们的北美邻居肆意跨越边境来追寻“罪犯”。关于第二个问题，华雷斯试图解决赔款问题，接受了成立一个双边委员会来探讨解决方案的提议。委员会接纳了北美的主张，但是对墨西哥的主张却未表态。1869年，墨西哥抓住机遇，扩大了与两个新国家——意大利王国、德意志北方联邦——之间的外交关系。

到1871年选举期间，虽然贝尼托·华雷斯的受欢迎程度有所下降，但是他还是成功获得了连任。这一次，迪亚斯并没有屈服于败选，于11月8日宣布了“诺里亚计划”（Plan de La Noria），“反对无限期连任”。尽管迪亚斯在各地区有广泛的关系网络，但诺里亚运动进展缓慢，贝尼托·华雷斯派的将军们设法掌控住了局面。尽管树敌众多且个人健康状况不佳，华雷斯的政治能力使他能够利用自由党人的分裂来维持住自己的最后一个任期。1872年7月18日，华雷斯死于总统任中。

按照宪法的规定，最高法院院长莱尔多接任华雷斯成为新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并施行了覆盖范围广泛的大赦，终结了波菲里奥领导的诺里亚起义。紧接着，莱尔多召集了选举，并以获得压倒性的支持而成功当选为新的总统。莱尔多与前任总统华雷斯的政治理念在很多方面具有共同性，他的政治才能保证他能成功重组参议院，并将《改革法案》都转化为宪制法律。在宗教事务方面，莱尔多则没有那么灵活，他驱逐了卡里达（Caridad）的修女们，尽管她们的首要工作只是提供医疗护理服务。“反教派主义”让莱尔多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并引发了民众的大规模反叛，包括卡耶梅（Cajeme）的亚基人起义和曼努埃尔·洛萨达（Manuel Lozada）领导的可怕的特皮克起义，后者于1873年底被枪杀。同时，当纺织工人和矿工们展开罢工时，莱尔多还要面对墨西哥工人大联合会（Gran Círculo de Obreros de México）的批评。当政府拒绝授予特许权来兴建一条连接墨西哥与美国的铁路时，商人们的利益也受到了影响，尽管从韦拉克鲁斯州到墨西哥城的铁路已于1873年开通。

总统继任重新导致了各派不和。莱尔多希望能够连任，但是这次迪亚斯没有再等到选举到来时再采取行动，而是提前发布了“图克斯特佩克计划”（Plan de Tuxtepec），指责莱尔多“侵犯了宪法”。通过上次的诺里亚计划，迪亚斯已经吸取了失败的教训，这次的计划更为周详、细心。他利用莱尔多干预瓦哈卡州选举一事，成立了一个反对莱尔多的州际联盟。确信获得了本州的支持后，迪亚斯于1875年底搬到了得克萨斯州的布朗斯维尔（Brownsville），并呼吁州长们和地区军事指挥官们一起加入战斗。但是因为运动仅局限在东北方地区以及瓦哈卡州，迪亚斯改革了他的计划，向支持运动的人士授予头衔并提供军事荣誉，反叛区域因此成倍增加。马里亚诺·埃斯科贝多（Mariano Escobedo）将军控制住了叛乱分子，选举于1876年9月举行，莱尔多成功连任。此时，最高法院院长何塞·玛利亚·伊格莱西亚斯宣布不承认新的总统选举结果，认为这是一次“欺诈”，并在萨拉曼卡发动了起义。在迪亚斯领导的图克斯特佩克运动之外，反对派中又新增加了最高法院院长的声明。伊格莱西亚斯并没有获得太多支持，但是他的反叛对迪亚斯相当有利，后者于11月1日在特考克（Tecoac）打败了联邦军队。总统莱尔多的逃跑制造了一场混乱，几个州的州长已经宣告承认伊格莱西亚斯作为新的总统，因此，在剩下的两个竞争者之间必须要进行协商谈判。迪亚斯提出，如果由两个党派共同掌管内阁，并且迪亚斯可以出任战争部部长，那么可以承认伊格莱西亚斯作为临时过渡总统。伊格莱西亚斯拒绝了迪亚斯的提议，这迫使迪亚斯采取了极端措施，他于11月23日武力占领了墨西哥城。一周后，迪亚斯宣布成为新一任墨西哥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