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简史：遭受外国威胁下的中央集权主义与独裁

萨卡特卡斯州挑战中央政府以及得克萨斯州威胁分裂出去，深化了人们的普遍看法，即认为联邦制度会导致国家领土的分裂。因此，虽然1834年选出来的议会已经开始讨论宪法改革，但最终却因屈服于另一个呼声高涨的请愿而结束了宪法改革的进程。请愿要求立法机关转变成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采取一种“更符合墨西哥需求和风俗习惯的形式”。与此同时，当桑塔·安纳将军开始率军朝向得克萨斯州远征时，立法者们开始起草新宪法了。议员们继续仔细研究第一基本法的“错误”，并讨论该如何纠正它们。

《七部法律》^[7]，是墨西哥第一部中央集权性质的宪法，在1836年准备就绪。虽然联邦主义者认为它过于保守，但其本质上是自由派的，因为保留了代表制和分权制，而且将三权分立增加到四权分立，新增加的最高保守权力机构^[8]负责监督其他所有人。过于广泛的代表性将会带来不稳定，这种看法深入人心，这因此导致了代表数量减少。通过这种方式，政府建立了限制选举权（或人口普查选举权），类似于在所有代议制国家普遍流行的代表投票方式，即只有那些缴税或拥有财产的人才能参与投票选举或者被投票选举。选举依然维持着非直接的形式。各州丧失了自治权，成了政府部门，由国家总统从各州的部门委员会提交的三位候选人中选出一位来担任州长职务。州议会变成了部门委员会，只有7位议员代表。市政厅减少到1808年的数量，仅那些有8000人以上规模的城镇以及4000人以上规模的港口保留市政厅。总统选举变得更加复杂，参议院和最高法院提交他们的候选人名单，众议院则从中选出3名候选人，并将最终的3人名单转交给各州的部门委员会。每位候选人的投票都会被众议院审核考虑，众议院的主席将宣布最终的获胜者。公共财政得以集中，以加强政府的力量。但是，虽然总统任期延长到了八年，并且废除了副总统职位，总统的权力仍然非常弱，因为要受到最高保守权力机构、议会以及国务委员会的监督和制约。尽管《七部法律》（1836年宪法）是在得克萨斯州分裂事件发生后宣誓颁布的，墨西哥人始终对奇迹充满信心，在乐观的氛围中选举出阿纳斯塔西奥·布斯塔曼特将军担任新一任总统，他认为新宪法所确立的制度是“一个新的、有希望的开端”。

无知者将得克萨斯州的独立归罪于中央集权制，但墨西哥最终失去得克萨斯主要是因为不断增加的美国定居者们蜂拥而至，而且美国对于出钱购买得克萨斯一直是兴趣盎然。美国驻墨西哥公使波因塞特早在1825年就表达过美国购买得克萨斯的兴趣。西班牙皇室曾经授权第一批英裔美国人定居者进入得克萨斯居住，因为当时急于用人口填满这片广袤的地域，并且当时的皇室还表示要为帝国在自路易斯安那州和佛罗里达州的臣民们提供庇护——虽然帝国此时已经失去了这两个殖民地，来自上述两个地区的原帝国臣民们被授予了部分特权，并获批可移至得克萨斯居住。当墨西哥宣告独立时，渴望用人口来填充北部地区的墨西哥新政府仍然沿用了这一殖民地时期的政策。政府对曾是天主教徒的英美定居者们进入得克萨斯实行了一些限制，但同时也增加了他们的部分特权，希望将他们变成墨西哥忠诚的公民。政府批准为一些“企业家”划拨出大片领土，这些“企业家”承诺将带领诚实的定居者们来填满这些广袤的土地，定居者将可以近于免费的价格获得土地，仅仅只需向“企业家”们支付用于划界和地块分割的费用。科阿韦拉州和得克萨斯州拥有这些土地的所有权，只是向“企业家”们收取了一点点象征性的费用。但不幸的是，边界漫长、地处偏僻且资源匮乏，诸多因素都导致移居到这些新希望之乡的人多是新教徒或奴隶制分子，并且普遍肆意践踏法律，这些人因为同样的原因在他们原先居住的殖民地被判处了法律驱逐。

1824年的制宪议会（El Congreso Constituyente）的确激发了很多问题，它成立于得克萨斯并入科阿韦拉州之际。但等到1834年时，大部分的问题都得以解决。导致得克萨斯州从墨西哥分裂出去的真正原因是蓄奴问题以及豁免期限届满时墨西哥政府在此设置了海关机构。在有关国家宪法的辩论中，盎格鲁-撒克逊商人埃斯特班·奥斯汀（Esteban Austin）对那些想要废除奴隶制的议员们进行勒索，质问墨西哥将动用哪些资金来向奴隶主们支付款项，为作为奴隶主财产的奴隶“赎身”。因此，1827年的宪法仅限于宣称“没有人生而为奴”。 1829年，格雷罗宣布废除墨西哥的奴隶制，但此法在得克萨斯州豁免生效，条件是得克萨斯州同意不再进口奴隶。但是奴隶制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消失这个事实还是让定居在得克萨斯的殖民者们感到不安。

无论如何，1830年的移民法还是宣告出台了，该法禁止英裔美国人移民到墨西哥，这激发了普遍的不满情绪；并且，1832年墨西哥设立第一个海关的举措，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满情绪。阿纳瓦克谷地爆发了一场反抗运动，最终导致了第一次英裔美国人公约大会的召开。19世纪20年代末期来到阿纳瓦克的兼并主义投机者们，被委托来巧妙利用“这些不满”以煽动那些和平定居者们。第二次公约大会决定派遣奥斯汀前往墨西哥，向议会提起几项请愿。1833年的激进派议员中很多人都是奥斯汀的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下，奥斯汀的墨西哥之行成效颇丰：成功取消了墨西哥的英裔美国人移民禁令，延长了免税期，要求科阿韦拉州进行改革以增加得克萨斯的代表权，授权在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中使用英语，批准陪审团审判制度，即由公民们自己来对违法者们进行判断和裁决。

但是当新的免税期结束后，墨西哥于1835年在此地重设海关，这让当地民众再次感到不安。军事总司令不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而兼并主义分子们又开始操控拓荒定居者们对废奴制的恐惧情绪，引导他们投身于独立运动。为了推动运动的发展，拓荒定居者们号召北美居民加入他们，为自由而战。因此，在美国，成立了数千个俱乐部来动员志愿者、组织武器和相关资源。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则宣称对墨西哥内部事务保持“中立”，当然最终他还是食言了。

墨西哥政府派遣了一支远征军去试图平息得克萨斯的叛乱，军队由桑塔·安纳将军指挥。国库贫困且军队总是即兴而为，导致了军队组织不力且供给乏力。但是这场战役在开始阶段还是相当成功的，经过一场血腥战斗后重新收复了要塞堡垒阿拉莫。但战斗失利并不能阻止得克萨斯人在此时宣布独立。1836年3月16日，得克萨斯宣告独立，并且委任了一个临时政府，墨西哥人洛伦佐·萨瓦拉（Lorenzo de Zavala）被任命为副总统。桑塔·安纳想剿灭这个非法政府，但却一不小心变成了它的阶下囚。政府军的副总指挥文森特·菲利索拉（Vicente Filisola）执行了阶下囚总统的命令，将部队撤回到了格兰德河（Río Grande）（后来在墨西哥称作布拉沃河［Bravo］）。此举确保了得克萨斯州的独立，将格兰德河设作墨西哥和得克萨斯边界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墨西哥的赤贫状态让政府无力组织针对得克萨斯的新的远征行动，未能收复得克萨斯成为烙印在政府心头的一根巨刺，痴迷于这种执念将阻碍墨西哥政府听从英国人的警告——英国人认为，墨西哥不得不承认得克萨斯的独立以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

中央集权主义很快就让大家的期待落空。甫一实施中央集权制，诸如镇压市政厅、强制所有居民必须缴纳税收（人头费）等措施立即引发了北方农村的叛乱以及联邦主义者在北方的起义。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集权的十年成为19世纪期间墨西哥最不稳定的阶段，并且，起义进一步恶化了经济瘫痪的状况。中央政府实力羸弱为外国干预提供了可乘之机，很多外国政府借口墨西哥政府玩忽职守而要求赔偿。其中很多索赔要求都是不公平的或是夸大了事实，因此国际仲裁法庭将北美提交的针对墨西哥的仲裁请求通过率降低到了15%。1838年，法国用同样的借口轰炸并封锁了韦拉克鲁斯州和坦皮科，强迫墨西哥政府举债来支付一笔并不公平的赔偿金。

因为缺乏资金，墨西哥政府的负债率上升，这迫使议会颁布法令对进口商品征收15%的税收，此举导致颇多外国商人以及一些墨西哥商人破产。因此，在第一任总统的任期还未结束之前，已经有一些人开始寻求通过推举“一位外国王子”加冕君主或是通过军事独裁来解决问题。何塞·玛利亚·古铁雷斯·埃斯特拉达确信，有些人正密谋在墨西哥建立军事独裁政权，因此斗胆提出了建立君主制的替代方案。军队巧妙挑拨并引发了共和国的巨大丑闻，为独裁开辟了道路。1841年，外国商人们敦促将军安东尼奥·洛佩兹·桑塔·安纳、马里亚诺·帕雷德斯·阿里亚加（Mariano Paredes y Arrillaga）和加布里埃尔·瓦伦西亚（Gabriel Valencia）发动军事政变，并于10月建立了由桑塔·安纳领导的军事独裁政权。温和的联邦分子支持独裁政权，条件是召集成立一个新的制宪议会。桑塔·安纳同意了，召集成立了议会，其中联邦主义者们获得了议会的大多数席位，这决定了议会不可能持久。1842年12月，政府解散了议会，并用起草了新宪法《政治组织基础》（las Bases Orgánicas）（1842年宪法）的贵族委员会取代了议会。新的中央集权宪法撤销了（监督机构）最高保守权力机构，加强了总统的行政权力，并扩大了代表性以及被称为“立法机构”的省代表数量。但国家财政破产同样导致这套体系无法运作。

《政治组织基础》宪法宣誓颁布后，墨西哥于1843年进行了选举，桑塔·安纳当选为总统，组建了一个由致力于遵守宪法的温和派联邦党人组成的议会。因此，当1844年11月总统试图解散议会时，议会进行了抗争，并凭借司法机构、市政厅和底层民众的支持，于1844年12月5日弹劾了总统桑塔·安纳。国务委员会主席何塞·华金·埃雷拉（José Joaquín de Herrera）按照法律规定担任临时总统。埃雷拉选择了一个由温和派联邦党人知名人士组成的内阁，并坚持要组建一个诚实的政府来调和各派冲突。温和派意识到国家已经无力面对战争，因此选择与得克萨斯进行谈判，以避免战争。

但是国内和国际环境都很不利。国际威胁不仅来自美国，还来自西班牙。西班牙的皇室进行着阴谋策划，企图在墨西哥复辟君主制，而且这个计划还获得了法国和大不列颠的支持。西班牙驻墨西哥公使萨尔瓦多·贝穆德斯·卡斯特罗（Salvador Bermúdez de Castro）组织了复辟阴谋，并与阿拉曼等一些影响力巨大的墨西哥人进行合作。

复辟阴谋进一步加剧了墨西哥政治局面的分裂状态。更糟糕的是，到19世纪40年代，墨西哥与邻国美国的不对称性剧增。北美的人口达到了2000万，而墨西哥的人口仅仅只有700多万，墨西哥缺乏足够资源来与一个具有丰富人力、物力资源且充满活力的国家进行竞争和对抗。不幸的是，墨西哥提出承认独立协商动议的时机不对。1845年，得克萨斯接受了美国提出的将其并入美国的提议，这一事件因此导致激进的联邦分子责骂埃雷拉是卖国贼，莫须有地指控他卖掉了得克萨斯州以及加利福尼亚州。

在此微妙局势下，君主制主义者们与预备师司令马里亚诺·帕雷德斯·阿里亚加将军进行了接洽，希望借助军队的支持来夺取权力。帕雷德斯享有为人诚实、办事高效的声望，这让他能够获得诸多政府资源，而他的部队对于保卫备受威胁的北方国防至关重要。然而，当政府要求他带领部队向边境挺进时，帕雷德斯拒绝服从命令，宣布不承认总统埃雷拉，而且反向而行，率军向首都进发以攻击总统。帕雷德斯的军事独裁统治是一次巨大的失败，因为他既不能打击腐败，也未能重组财政，更没能加强国防力量。不出所料，很快就在瓜达拉哈拉爆发了一场联邦主义者的反抗运动。尽管当时美国军队正在朝向墨西哥领土挺进，但帕雷德斯却分散了部分军力去与联邦党人作战。

帕雷德斯也曾试图竭力避免战争，但时任美国总统詹姆斯·波尔克（James Polk）却下定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将加利福尼亚州收归囊中。此后，为避免激起区域争端，波尔克又倾向于避免战争。因此，在哈瓦那，波尔克向流亡中的桑塔·安纳将军行贿，试图从他手中买下加利福尼亚。1845年底，一位波尔克派遣的专员带着各种购买提议来到墨西哥首都，但没有被接见。当听说特派团的任务失败后，波尔克随即命令扎卡里·泰勒（Zachary Taylor）将军带领部队向格兰德河河岸挺进，即挺进墨西哥领土（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可称之为“存在争议的领土”）。波尔克在3月收到有关暴力流血事件的消息，随后于1846年5月12日宣布开战，并指责墨西哥导致“北美人民的鲜血染红了美国的国土”，这其实是个谎言。

此时，墨西哥军队已经在5月8日和9日遭遇了大败。战斗失利让民众震惊，直接导致了帕雷德斯作为独裁者名誉扫地，并且终结了中央集权主义。丝毫不顾及在战争期间更换政府有多么不方便，8月4日，一群联邦主义者发动政变，宣布不承认帕雷德斯，并且宣布重新启用1824年的宪法，此举阻碍了墨西哥在边境的防卫组织工作。一方面，重新夺权的联邦党人抢走了政府的所有权力，导致实际上政府是在孤立面对战争；另一方面，市政厅、各州以及联邦中央权力都在激烈争夺各类职位，分散了对前线的注意力。(www.xing528.com)

一旦战争爆发，结局是可以预知的。墨西哥几乎什么都没有：它的武器装备是过时老旧的，军官都不是职业的，士兵也都是临时凑合的。墨西哥军队所面临的敌人或许数量相对较少，但都是职业军人，享有卫生服务和军需供给服务，配备有现代化远程炮火，并且还有一群可以定期进行培训并更新技能的志愿者。墨西哥军队刚从南方向北方进发，美国立即就派遣了几支精锐部队同时袭击了几个前线阵地，同时美国的海军封锁并占领了墨西哥港口，剥夺了墨西哥政府通过海关获取资源以补给和维系战备的机会，并通过降低税率刺激商贸领域产生态度转变。为了避免港口被美军占领，尤卡坦宣布在战时保持中立。

1847年1月，因人烟稀少且几乎毫无防卫能力，新墨西哥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被美国吞并。北美的诸多优势确保了军队的胜利以及对北方的占领，随后美国军队又攻占了轴心韦拉克鲁斯州、普埃布拉州。墨西哥军队吃得差、武器差，面对装备精良的敌人，士气低落、道德溃败，甚至遗弃了伤员。但是墨西哥军队依然还在与精力充沛的敌人做负隅顽抗，士兵的牺牲实际上几乎毫无用处。在蒙特雷和韦拉克鲁斯对美军的抵抗导致墨西哥军队损失巨大，而在安哥斯特拉（Angostura），墨西哥军队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英勇斗争，但在撤退后，溃败也无法避免。

从韦拉克鲁斯登陆的美军很快就占领了普埃布拉，墨西哥城的陷落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在墨西哥谷地经历了四次失败之后，桑塔·安纳将军下令让军队撤退回首都，以避免遭受美军惩罚。当人们意识到敌人已经兵临城下时，奋起进行首都保卫战，但为时已晚，城市被围攻，城内血流成河。1847年9月14日，墨西哥议会宫里飘扬起了美国国旗。

次日，在瓜达卢佩谷地（蒙特雷附近），桑塔·安纳宣布辞去总统职务，最高法院院长曼努埃尔·佩尼亚·佩尼亚（Manuel de la Peña y Peña）继任总统职务，并将政府迁至克雷塔罗。虽然激进分子和君主制分子激烈反对，但是温和派还是成功重组了议会并重新任命了几位州长，试图为政府增添一些恢复正常的迹象。

与此同时，胜利在美国境内助长了嚣张的扩张主义气焰，扩张主义分子叫嚣着要吞并整个墨西哥。波尔克已经派遣尼古拉斯·特里斯特（Nicholas Trist）与墨西哥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但随着美国取得节节胜利，他被要求要通过和平条约来兼并更多墨西哥领土。波尔克的命令将特里斯特置于道德困境中，他因此进退两难。此时，他已经接受了墨西哥政府的沟通提议，并且得到了即将与之进行谈判的沟通委员会成员名单，其中包括路易斯·冈萨雷斯·奎瓦斯（Luis G.Cuevas）、贝尔纳多·库托（Bernardo Couto）和米格尔·阿特里斯坦（Miguel Atristáin）。应总司令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Winfìeld Scott）的要求（他已经率领军队从韦拉克鲁斯向墨西哥城挺进），同时也是应英国部长的敦促请求，特里斯特决定拒不服从美国总统的命令并开始了艰难的谈判，最终于1848年2月2日在瓜达卢佩镇与墨西哥政府签署了和平条约。后来，特里斯特向他的家人坦承他所感受到的尴尬和羞耻，“在所有会议中（必须）面对……战争的罪孽，因为我们美国这一方滥用了我们的力量”。在和平条约中，墨西哥承诺向美国割让其超过一半的领土，批准了1500万比索的赔偿金诉求，用于赔偿损失以及支付与被割让领土相对应的墨西哥外债配额，因为这些被割让的领土是美国人通过武力方式征服的。谈判委员会的委员们成功拯救了下加利福尼亚州和特万特佩克地峡地区，避免它们落入美国手中，并确保生活在被割让土地上的墨西哥人的权利将会得到保障。在唯一一条有利于墨西哥的条款，即第十一条中，美国承诺保卫墨西哥边界免遭草原印第安人的袭击，但实际上美国从未履行过这个承诺。在向议会提交和平条约时，墨西哥总统佩尼亚强调说他已经签署条约来收回被占领地区，“共和国将幸免于难”。

尽管君主主义者和激进分子充满了敌意，政府还是举行了选举，并设法让位于克雷塔罗的议会在5月批准了该和平条约。总统选举有利于埃雷拉，他于6月在墨西哥城重建了政府。在广泛蔓延的萧条氛围中，埃雷拉开始了国家重建。同时埃雷拉政权还面临着君主主义者和联邦主义者的政变威胁，另外还有好几个州爆发了印第安人起义，特别是在尤卡坦州。这并非全部，墨西哥还遭受着北美印第安人袭击以及对新领土贪得无厌的北美海盗的袭击威胁。

埃雷拉政府成功重组了政府并裁减了军队，但除了打击了桑塔·安纳将军的追随团体之外，并没有消除温和派联邦主义者与激进派及君主主义者之间的政治两极分化。国家遭逢不幸导致了政治分裂，不同的政治派别互相指责对方应当为失败负责，这在某种程度上迫使各派开始重新定义它们的原则。因此，在1849年出现了墨西哥保守党并采用由阿拉曼构建的章程，这推动了联邦主义者将自己定性为自由主义党派。

1851年，埃雷拉将总统职务和平地移交给其继任者马里亚诺·阿里斯塔（Mariano Arista）。不幸的是，阿里斯塔屈服于各类攻击和政变，最终宣布辞职。在临时担任最高法院院长后，一份军事协议将曼努埃尔·玛利亚·隆巴迪尼（Manuel María Lombardini）推上了总统席位。与此同时，各州举行了临时总统选举，并将会组建议会。至此，各方党派终于达成了共识：墨西哥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流放在哥伦比亚的桑塔·安纳将军因此当选为新总统。

1853年4月20日，桑塔·安纳这位不负责任的韦拉克鲁斯人重新夺取了政治权力。保守党人阿拉曼向桑塔·安纳提出了一个方案：有必要建立一个强有力且负责的政府，不代表任何一派的利益；配备一支备受尊敬的军队；宗教上团结一致，并获得欧洲的支持。自由党人米格尔·莱尔多·特哈达（Miguel Lerdo de Tejada）提出了另外一项方案，强调通过多种经济手段来促进国家发展。桑塔·安纳已经习惯于权衡不同党派的利益，他采用了保守党人阿拉曼的提案，阿拉曼因此成为政府内阁领袖，但实际上，桑塔·安纳又试图实施其激进同乡莱尔多提出的方案，莱尔多被任命为新的发展、殖民、工业和商业部部长。

桑塔·安纳开始了政治镇压活动，并驱逐了前总统阿里斯塔。保守派人士将独裁视作跨向君主制的桥梁，因此四处积极寻找一位合适的君主，但是此时欧洲只关注土耳其问题，在此微妙政治背景下，君主主义者的努力收效甚微。阿拉曼死于1853年6月，没有了这个温和派的监督制约，桑塔·安纳加大了审查力度，并且开始大规模驱逐自由派人士。没过多久桑塔·安纳就享受到了权力带来的甜头，独裁专制成为其一生追求的目标，并开始自称“宁静殿下”。

独裁政府同样面临着资金匮乏和债台高筑等问题。独裁统治者不会放弃他的异想天开和心血来潮，为了支付债务，桑塔·安纳又发明出了新的荒唐透顶的税收名目。然而，独裁政权在某些方面还是获得了一些成就，包括出版了第一部《商法典》，顺利推进了国家发展部的工作，促进了机械进口，推动了国内沟通以及图书馆发展。

桑塔·安纳必须再次面对北美邻居的扩张主义威胁。尽管已经吞并了超过一半的墨西哥领土，美国的胃口还是没有得到满足，不断向墨西哥施加压力，希望吞并特万特佩克地峡和下加利福尼亚州，如果可能的话，还有北部所有各州。新的美国驻墨西哥公使詹姆斯·加兹登（James Gadsden）对墨西哥政府的赤贫状态了如指掌，认为购买墨西哥大片领土将是举手之劳的易事。美国政府随便找了个借口，表示《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中约定的两国边界有一个错误，另外表示还需要梅西拉（Mesilla）的土地来修建铁路。

墨西哥政府没能实现与欧洲国家结成盟友并借助其力量来中和美国威胁这个目标，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同意与安纳政权结盟。桑塔·安纳被可能爆发的新战争吓破了胆，在1853年12月接受了与美国人协商。美国趁机与墨西哥签订了一项新条约来吞并梅西拉高原，并且取消了保卫墨西哥边界不受美国印第安人袭击侵犯的条款。卖地获得的1000万美元让桑塔·安纳可以继续维系其独裁统治，但是签署条约的政治代价过于高昂，它让独裁政权名誉扫地。另外，墨西哥民众期冀建立一个强有力政府的希望破灭了，在桑塔·安纳重夺政治权力的当年，反对独裁政权已经成了民众的普遍呼声。1854年3月，爆发了我们今天熟知的一场由胡安·阿尔瓦雷斯（Juan Álvarez）和伊格纳西奥·科蒙福特（Ignacio Comonfort）领导推动的政变，政变后提出了“阿育特拉计划”（el Plan de Ayutla。）“阿育特拉计划”拒不承认独裁政府，否决墨西哥出售梅西拉高原的决定，要求选举制宪议会，并要求重建一个联邦代表制的共和国。

虽然“阿育特拉计划”获得了那些居住在新奥尔良的自由党流放人士道义上的支持，但因缺乏资源，反叛最终只发展成一场游击战争。与此形成对比，向美国出售梅西拉所获得的资金让桑塔·安纳能有效组织战斗，他的独裁政权因此得以苟延残喘，一直延续到了185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