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国家建立：伊图尔维德试图恢复君主制失败导致国家无领导人

抗争以及1812年的宪法共同促成了新西班牙的解体，它的领土广袤但是内部沟通不畅、人口稀少、人口构成多样化，且北部国土完全暴露在美国的领土扩张主义威胁之下。虽然充满乐观主义精神，但墨西哥帝国实际上已经是四分五裂、混乱且毫无组织，经济已经破产且背负着高达4500万比索的巨额债务，而居民毫无政治经验——帝国诞生的基础天生羸弱。承认奥多诺胡作为国家领袖让建设新国家看起来充满可能性，但是他在10月就去世了，一并带走了他的国家治理经验和他所代表的合法性。因此，庆祝活动甫一结束，新国家就面临着诸多艰巨任务：掌控领土、恢复定期征税、唤醒公民忠诚度、获取国际承认以规范墨西哥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等。

伊图尔维德成立了一个临时的政府管理委员会，由支持诸多不同国家方案的个体所组成，但不包括叛乱分子，而且由委员会选出来的五名摄政成员也缺席了。作为摄政主席，伊图尔维德立即召集议员选举，（由议员组成的）议会将负责起草帝国宪法。但是，他无视了1810年的议会代表选举，选择了有利于精英阶层的社团代表制。在选举完议员后，议会于1822年2月24日开始运转。此时，从危地马拉传来一个好消息：危地马拉已经破产，现在处于分裂的边缘，正在寻求出路——墨西哥有可能可以趁机吞并危地马拉。但还有一个让人无法高兴的消息：议会不承认此前签署的《科尔多瓦条约》。很快，君主主义者与支持伊图尔维德加冕的团体发生了正面冲突。

局势非常复杂。政府降低了税收，收税无章可循，再加上“独立将使居民免于赋税”这种观念深入人心，政府资源因此也越来越少。支付政府雇员及军队的工资成为当务之急，因此议会除了起草宪法外，还得立法来组织公共财政和军队财政。但是，议会的缺乏经验导致议员们在形式主义方面分散了过多精力。同样缺乏经验的伊图尔维德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种情况，一旦与议员发生冲突时，他就威胁要辞职。因伊图尔维德广受欢迎和爱戴，关于他辞职的谣言助长了皮欧·马尔查（Pio Marcha）中士在5月18日夜间煽动塞拉亚军团暴动。暴动中，士兵们高喊出口号：“墨西哥皇帝，奥古斯丁一世万岁！”首都的民众很快就开始支持塞拉亚暴动叛军的诉求，要求议会讨论为伊图尔维德加冕的提案。这一次议会没有再反对，因许多议员支持民众请愿，伴随着群众激昂的呼喊声，议会中的多数人对伊图尔维德加冕投了赞成票。

伊图尔维德一边剥夺共和派叛乱分子的权力并激起了他们的不满，另一边则于7月21日举行了加冕典礼，尽管现在他的追随者比起他担任摄政主席时要少得多。不满情绪的加剧以及米埃尔从圣胡安德乌卢阿监狱被释放回归，催生出了各种密谋。新皇帝伊图尔维德忙于监禁各种犯罪嫌疑人，导致局势危急，以至于几位议员建议他就此解散议会。在10月21日解散议会之后，伊图尔维德成立了一个国家委员会来取代议会，委员会的成员都是从原来的议会议员中挑选出来的。

伊图尔维德解散议会，各省对伊图尔维德所青睐的中央集权主义深感恐惧，以及实施强制贷款等，诸多原因共同造成了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年轻准将安东尼奥·洛佩兹·桑塔·安纳（Antonio López de Santa Anna）充分利用了这一局势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1822年12月2日，桑塔·安纳从韦拉克鲁斯州发出了请愿，宣布不承认伊图尔维德，要求重组议会并建立一个共和制的政府。几乎无人支持桑塔·安纳的计划，但是它促使了那些秘密社团以及共济会小社团与被派遣去打击他们的军队结成了稳固联盟，这个联盟在1823年2月2日发布了“卡萨马塔计划”（Plan de Casa Mata。）“卡萨马塔计划”要求选举一个新的议会并承认省议员的权威，因此获得了地区上的支持。而伊图尔维德则确信“卡萨马塔计划”并非是针对他本人的，只是在试图恢复被解散的议会。但是恶化的局势并未好转，最终伊图尔维德在22日宣布退位，并在5月11日和家人一起离开墨西哥，逃去了意大利。议会不仅宣布了帝国非法，而且宣布伊图尔维德将永不得踏足墨西哥领土，如若回国则被视为违法。由于该法令规定，当1824年伊图尔维德试图返回墨西哥领土时，立即遭遇枪杀。

在复辟君主制的政治试验失败之后，墨西哥再次面临群龙无首的境地，国家没有领导人。重组的议会毫不犹豫地行使了全部权力，并于3月31日任命了由佩德罗·塞莱斯蒂诺·内格雷特（Pedro Celestino Negrete）、瓜达卢佩·维多利亚和尼古拉斯·布拉沃（Nicolás Bravo）三人组成的最高行政权力执行机构（Supremo Poder Ejecutivo）。省议会和军队拒绝服从，要求按照“卡萨马塔计划”来召集选举新的议会。

中美洲联邦在总督殖民地时代就已经就被单独分开管理了，它是唯一永久与墨西哥分开的区域。现在随着瓜达拉哈拉、瓦哈卡、尤卡坦和萨卡特卡斯陆续宣布成为独立的自由主权国家，中美洲联邦的解体似乎也近在眼前。最高行政权力执行机构任命了卢卡斯·阿拉曼（Lucas Alamán）担任公共关系部长一职。为阻止中美洲地区的分裂，阿拉曼调动军队来控制最危险的省份瓜达拉哈拉省。瓜达拉哈拉省和萨卡特卡斯的代表们表示，只要议会同意他们作为联邦来进行组织运作，他们就愿意承认议会的权威。议会抗拒这个提议，但是由于恐惧分裂而开始让步（在南方的总督殖民地已经发生了多起分裂事件），并且开始召集选举以组成新的立宪制议会。

新议会在1823年11月成立，绝大多数议会代表都是联邦派人士，但愿意维持联合的形式。遵循这种方式，1824年1月31日的议会会议宣告了墨西哥合众国（los Estados Unidos Mexicanos）的建立。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到9月份，议会已经准备好了1824年的宪法文本，并于10月份宣誓颁布。在墨西哥合众国的宪法文本中，要求建立一个具备广泛代表性的、受欢迎的、联邦制的共和国，由19个州、4个领土辖区和1个联邦特区共同组成；天主教仍然是国家宗教，不允许存在其他宗教形式；政府实行三权分立，立法机关为权力主导机关。共和国总统由国家立法机构选举产生，总统和副总统行使行政权力，司法权则由法院及最高法院行使；保留了《西班牙宪法》框架下建立的选举制度——这是一个间接选举系统，虽然在基层几乎所有成年男性都可以参加投票，但它是受到限制的。这部宪法受到了美国的影响，但对它有最本质、最基本影响的还是1812年的《西班牙宪法》。

传统的区域主义派认为墨西哥的联邦制比北美更加激进，因为联邦政府被剥夺了对公民的税收权。联邦政府要承担偿付债务、维持国防、维护社会治安以及获得国际认可等职责。为了履行这些职责，联邦政府主要依赖各州的捐款（实际上各州几乎都没有履行这个义务）、海关税收，以及一些其他微不足道的收入来源。

前叛乱分子瓜达卢佩·维多利亚和尼古拉斯·布拉沃当选为总统和副总统。他们在一片乐观主义的氛围中宣誓就职，人们确信新的政治制度会确保国家进步。人们普遍的乐观心态与墨西哥的实际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墨西哥实际上负债累累、毫无组织，急需信贷和国际承认来保障它的运行。帝国只获得了哥伦比亚、秘鲁、智利和美国的承认，但它最迫切需要的是大不列颠帝国的承认，因为大不列颠帝国强大的政治和财政权力使其成为唯一一个能够保护墨西哥免受再一次殖民威胁的国家，并且能提供墨西哥所需要的贷款。正好大不列颠帝国对白银和墨西哥市场都很感兴趣，于是在1825年承认了墨西哥合众国，并且在1826年与之签订了一个不平等的商贸条约。英国银行家的投机热情催动他们在墨西哥被大英帝国承认之前就已经为其提供了两次贷款。虽然贷款的条件很苛刻，但贷款缓解了墨西哥合众国的燃眉之急，为第一任总统的统治运转提供了资金，并且帮助墨西哥人把西班牙人从其在墨西哥境内的最后一个据点圣胡安德乌卢阿驱逐出去了。不幸的是，墨西哥无法支付高额利息，随之而来的是信贷损失以及对任何政府来说都是噩梦的高额债务。

墨西哥独立开启了人们渴盼已久的自由贸易，并允许欧洲和美国的商人抵达墨西哥。在经济停滞、通信不畅、安全保障缺乏、道路运输成本高企、汇率不能浮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在墨西哥独立的最初几十年，贸易几乎陷入瘫痪。伊图尔维德曾经发行过纸币，但随着他的倒台，这项举措也被中止了。此后工资信贷^[5]作为替代品出现了。1829年，政府引入铜币以支持小额交易，但由于很快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假冒仿制铜币，政府在1841年又取缔了铜币，公共财政部门因此遭受了巨大损失。

很快，18世纪末开始萌芽的工业化初期阶段因为现实原因而一蹶不振，人们对自由贸易的巨大期待落空了。诚然，从欧洲和美国抵达墨西哥港口的大商船促进了某些领域的商品交易，但是很快，英国人就主导了廉价毛毯、纱线、仪器和机械的批发贸易，而奢侈品则是法国人的特长。在国际条约中，零售贸易是为墨西哥本国人保留的领域，但无法避免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入侵到该领域中，它导致的严重外交问题迫使政府在1842年取消了这个禁令。自由贸易还带来了一些政治后果，因为一些商人同时是其母国在墨西哥合众国的领事或副领事，他们插手或煽动各种政变，特别是在韦拉克鲁斯和坦皮科（Tampico），这些商人利用反叛分子的行为来要挟墨西哥政府降低税收。

虽然还有一些墨西哥生产的产品用于出口，包括各类染料，诸如墨水树、靛蓝染料、珊瑚虫红等，以及香草、剑麻（龙舌兰纤维）和糖等，但墨西哥的出口仍主要集中于白银。大部分出口交易都是通过韦拉克鲁斯、坦皮科、马塔莫罗斯（Matamoros）、坎佩切、西沙尔（Sisal）、马萨特兰（Mazatlán）、瓜伊马斯（Guaymas）和圣布拉斯（San Blas）完成的，并且走私活动猖獗。一些在北方建立的商贸通道，尤其是在圣达菲、奇瓦瓦以及与美国交界的得克萨斯之间的商贸通道，特别成功；但很不幸的是，这种繁荣兴旺助长了墨西哥的北方邻国美国的领土扩张野心。(www.xing528.com)

尽管经济停滞，但对于富得流油的新西班牙的美好记忆，因亚历山大·洪堡（Alejandro de Humboldt）的著作出版而唤醒的财富野心以及不可或缺的墨西哥白银，吸引着英国人和德国人前仆后继地来到墨西哥的矿区寻宝。尽管商人们投入资本、引入蒸汽机，都不足以维持旧式生产模式，矿业产量已经降到了过去的一半。除萨卡特卡斯外，墨西哥的采矿业复苏缓慢，但每年合法出口的白银总值达到了1500万比索，另外还有走私白银没有计算在内。

受劳动力流失、安全保障缺乏和运输成本高企等因素的影响，农业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元气。种植园或大庄园仍属海外西班牙人后裔所有，它们的主人继续保持农业公司的多元化经营以抵抗经济波动。大庄园一般以出口为导向，进行糖、咖啡或龙舌兰的农业生产，一些大庄园甚至扩张侵犯村镇土地，这激发了多起农村起义。

通过建设铁路来解决内部沟通问题，这个梦想也无法实现，因为缺乏资金导致铁路建设困难重重，最终只修建了总长18公里的铁路。组建商船队的设想也面临同样的结局：只有尤卡坦人有一队小船可以用于国内沿海贸易。

政治方面也没有形成稳定局面，因共济会小团体和各类军事政变而催生的“派系主义瘟疫”很快就会吞没和平局势。但也必须注意到一点，除了1832年和1854年之外，革命一般只是影响着墨西哥的有限地区。由西班牙军队带来的苏格兰礼共济会在上层社会中广为流行，因此极端分子们决定建立另外一个更流行、更适合普罗大众的共济会。维多利亚总统赞成这种寻求平衡的举措，而美国驻墨西哥公使乔尔·R.波因塞特（Joel R.Poinsett）则在美国注册了一个与苏格兰礼完全不同的新的共济会分支。这个后来被称作“约克礼共济会”（Yorquina）的组织采用了反西班牙人的语言宣传体系，因此受到普罗大众青睐，并借助发现华金·阿雷纳斯（Joaquín Arenas）神父的阴谋——阿雷纳斯神父策划着推动墨西哥回归到旧有殖民地秩序——而进一步巩固了它的流行程度。举报阿雷纳斯神父，增加了苏格兰礼和约克礼两个共济会不同流派之间的冲突对抗，妨碍了政府的运作，并导致了共济会与副总统布拉沃的冲突。副总统布拉沃于1827年发表公开声明，表示反对共济会以及波因塞特公使对墨西哥政治进行干预。布拉沃在斗争中败北并被驱逐，这确保了约克礼共济会在墨西哥合众国的优势，并最终通过了驱逐西班牙人的法律。

1828年，墨西哥在紧张气氛中举行了第一次继任总统选举。墨西哥没有通过测试。立法机构投票选举曼努埃尔·戈麦斯·佩德拉扎（Manuel Gómez Pedraza）为下一任总统，但桑塔·安纳将军在韦拉克鲁斯宣布他支持格雷罗当选新总统。在墨西哥城发生了一起支持起义的激进派骚乱后，佩德拉扎宣告辞职。议会在无宪法授权的情况下，任命格雷罗为总统，并任命阿纳斯塔西奥·布斯塔曼特（Anastasio Bustamante）为副总统。在格雷罗短暂且不幸的总统任期内，国库疲软不堪，且不得不完成驱逐西班牙人的任务，还要与由伊西德罗·巴拉达斯（Isidro Barradas）领导的西班牙重夺墨西哥远征队进行正面对抗。米埃尔、特兰以及桑塔·安纳将军率队设法击败了西班牙，重夺墨西哥远征部队。虽然获得了军事成功，并且颁布了废止蓄奴的法律，但都无法挽回格雷罗不受欢迎的局面，这种局面导致了他的最终败北。1829年12月，驻扎在哈拉帕的支援国防后备军部队宣布不承认格雷罗总统。1830年1月，副总统布斯塔曼特接任了总统一职，阿拉曼担任外交部部长。

布斯塔曼特政府致力于结束军事起义、规范公共财政、对英国债务的支付正常化以及促进经济发展。除了努力促进经济发展和工业化之外，阿拉曼还重新整顿了公共财政并重新就外债与其债主们进行谈判。为此，阿拉曼创立了阿维奥银行^[6]，并进口了纺织机械、棉花种子、山羊和优质羊驼。阿拉曼的诸多努力，以及在诸如《信使报》（El Mercurio）等报纸上传播实用知识，都有助于纺织工厂的建立。到19世纪中叶，墨西哥的纺织工厂达到一定的生产规模，但还是无法与英国人进行竞争。

虽然阿拉曼的能力被广为认可，但人们不信任他对政治的操控。通过操控政治，阿拉曼在某些州消灭了布斯塔曼特政权的敌人，阿拉曼寻求中央集权化的意图激起了各州政府的普遍恐惧。除此之外，1831年枪决格雷罗将军和其他一些极端分子，也导致了广泛不满。桑塔·安纳将军也企图染指总统职位，决定好好利用国内的骚乱和混乱局面，并在1832年1月揭竿而起，发动了一次代价高昂的革命。桑塔·安纳谴责政府向教会抵押海关、造币厂以及盐田的收入来进行贷款，最终只能诉诸高利贷来勉强维系体系运转。

桑塔·安纳获得了民兵的支持，并且凭借韦拉克鲁斯和坦皮科的海关收入，战胜了布斯塔曼特的政府军队。各州热烈响应桑塔的提议，请求曼努埃尔·戈麦斯·佩德拉扎返回政治中心并继续担任总统至其当选任期结束。在1833年的选举之后，桑塔·安纳和瓦伦丁·戈麦斯·法里亚斯（Valentín Gómez Farías）当选为新的国家领导人，组成了一个激进而缺乏经验的议会。鉴于桑塔·安纳不是待在他的大庄园里，就是行进在打击“宗教和特权”起义的军事行动中（起义因反对米却肯州和墨西哥州州长而起），在桑塔·安纳当选后的第一年间，大部分时间实际上都是副总统戈麦斯·法里亚斯在行使行政权力。

激进分子决心进行自由主义改革。为确保不会出现重要的反对者，激进分子们制作了一份可能成为反对派的嫌疑人名单，并颁布了一项法律，通过这项法律将名单上的政敌全部判处流放。1833年10月，霍乱疫情侵袭墨西哥。同时，议会开始颁布一系列将会影响到教会的法律，比如：删除了动用公共资源来征收什一税的规定以及教士要遵守修道院誓言的规定；空缺的牧师职位由政府提供人选；关闭大学以及施行高等教育世俗化。因为觉得无关政治性，戈麦斯·法里亚斯否决了由政府来提供牧师人选的条款，但是议会敦促相关法律生效，那些对此进行抵抗的大主教们都被判决流放并遭到驱逐。此项措施加上公民禁令，使民众的不满情绪开始爆发。

宗教改革得到了桑塔·安纳总统的批准，但是当议会开始讨论军队重组时，他又利用公众对副总统及激进派分子的高度不满，恢复了总统实权。安纳总统指定了一个温和的内阁并暂停了几乎所有的改革，仅废除教会什一税的法律得以实施——这一条款有利于大庄园主的利益。

实际上，自1829年开始，违宪的可能性就被剥夺了。议会已经数次违反了最高法，总统权力非凡，联邦的弱点使政府难以运作。换句话说，宪法改革迫在眉睫。1835年，得克萨斯州的定居者们密谋着一起分裂运动，在此危急关头，联邦议会批准了一项削减民兵规模的法令。萨卡特卡斯州、科阿韦拉州和得克萨斯州决定挑战政府权威。外交部部长何塞·玛利亚·古铁雷斯·埃斯特拉达（José María Gutiérrez de Estrada）规劝萨卡特卡斯州政府遵守法律的努力最终徒劳无功，他甚至威胁破例绝不可能，但也并不起作用。萨卡特卡斯准备好了队伍试图违抗政府削减民兵规模的法令，但是当政府军队抵达时，指挥官、民兵们和州长都弃城而逃。政府军队在没有遭遇暴力抵抗的情况下，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了萨卡特卡斯州首府。然而，这些镇压行动似乎为联邦制的敌人们提供了更多反对联邦制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