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班牙社会的人员组成繁杂，如同马赛克拼图一般丰富。城市人口中只有17.5%的人来自西班牙伊比利亚半岛，或者是半岛西班牙人的海外后裔。半岛西班牙人的数量微不足道，本地永久居民和政府官僚之间差异巨大。海外西班牙人后裔群体教育水平更高，其中5%的人坐拥巨额财富，另有一些人还拥有贵族头衔。但是，绝大多数的海外西班牙人后裔只是牧场主、商人、企业家、公务员、宗教人士和军队人士，都渴望能获得高等职位。本地印第安原住民人口占了人口总数的60%，他们保持着合作社型的组织结构。从一小撮讲西班牙语的原住民贵族群体中衍生出了首领、州长、庄园主以及商人，但是讲单一语言且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印第安原住民是社会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以及征税的主要源头。周期性的气候变化以及大庄园的发展，促使许多劳动者开始寻求工资制的庇护。各类混血儿占据了人口的22%，因西班牙人后裔、印第安原住民、黑人、黑人和原住民的混血后代、西班牙人和原住民的混血后代之间通婚而出生，他们没有土地，也无法担任公职或获取行会中的师傅职务。这些混血儿们从事着几乎所有未被明文禁止的各种工作：矿工、侍从、手工艺人、工头、马夫、管家等等。有些人搬去了北方，试图寻找财富；另外一些人则沦落为乞丐、强盗或流浪汉，这些人在城市和矿业中心区里随处可见。黑人数量不到人口总数的0.5%，部分是甘蔗种植园的奴隶。
1808年6月18日，当关于卡洛斯四世宣布退位并将王位让与其子，即费尔南多七世（Fernando Ⅶ）的消息传至墨西哥时，墨西哥城还在享受着它的平静时光。人们几乎还来不及准备庆祝新王登基，就被一个新的消息打击得措手不及：法国的拿破仑篡夺了西班牙的王位。关于这一事件会对新西班牙造成何种影响，一时间人们忧心忡忡。
这个事件发生的背景相当复杂。拿破仑试图对其敌人大不列颠帝国施行大陆封锁，为此向西班牙施压，要求西班牙同意法国军队过境西班牙去征服葡萄牙，因为葡萄牙是英国的盟友。在将西班牙皇冠授予其兄何塞之前，拿破仑召集了一个代表大会，授予西班牙人宪法宪章，保证他们将享有部分权利，并给美洲人以平等权。
然而，西班牙人拒绝了强加于他们的提议并进行了武装反抗。为了组织战斗，西班牙人出于协调的动机和代表性需求组建了区域委员会，并在最高委员会上统一各区域委员会的意见。但因区域委员会无法完成组织战斗的任务，西班牙人随后又任命了一个摄政机构，由摄政机构召开议会选举，即由贵族代表、神职人员代表和人民代表参与会议，多方共同讨论如何在没有合法国王的情况下去治理帝国。
虽然新西班牙人宣誓效忠费尔南多七世，但如同帝国其他地区一样，墨西哥政府也认为，在国王缺位的情况下，主权已经归还，因此必须召集一个市政委员会来完成选定政府的任务。时任总督何塞·伊图尔里格雷缺席了会议，但是（以前是由总督主持的）皇家协议（Real Acuerdo）[1]的参会者们出于对独立倾向的恐惧而提出了反对意见。虽然有些人确信王国拥有足够的资源来保障其居民的幸福，但绝大多数人都渴望获得自己有权获得的自治权。
新西班牙王国召集了类似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委员会，但同时一些政府官僚和来自半岛的商人们却在准备策划一起政变。1808年9月15日半夜，听命于富有的种植园主加布里埃尔·耶莫（Gabriel de Yermo），300多个男人潜入宫殿中抓住了总督和他的家人。市政府的领导人们同样也被抓起来了。与此同时，在（总督府的）协议室里，军队中最年长的军士被任命为新总督。此次政变不仅在形式上违法，同时还体现出暴力特征。在因干旱而引发的粮食短缺大背景下，半岛西班牙人不情不愿的态度激起了海外西班牙后裔们的挫折感，后者开始密谋闹事。
在塞维利亚的西班牙委员会任命大主教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利扎纳（Francisco Xavier Lizana）为总督后，巴利亚多利德出现了第一个阴谋。很快这个阴谋就被发现了，但是大主教总督对这起事件进行了宽大处理并从轻发落相关人员，只是放逐了那些阴谋参与者。然而，密谋的氛围蔓延到了繁荣的交通交汇区域克雷塔罗。皇家法官代表米格尔·多明戈斯（Miguel Domínguez）和何塞法·多明戈斯（Miguel y Josefa Domínguez）常在家中组织文学聚会，上尉伊格纳西奥·阿连德（Ignacio Allende）和胡安·阿尔达马（Juan Aldama）、一些神职人员、商人以及多洛雷斯（Dolores）的神父米格尔·伊达尔戈（Miguel Hidalgo）都是聚会常客。神父米格尔·伊达尔戈是一个开明的人，也是位于巴利亚多利德的圣尼古拉斯学院的前校长。这些密谋者们原本计划在1808年12月举行的圣胡安湖博览会期间发动起义，但因为提前被告发了，阿连德、阿尔达马和伊达尔戈别无选择，只能立即投入战斗。由于9月16日是星期天，伊达尔戈神父集结弥撒，但当人们聚集起来时，神父却呼吁教区居民加入他们来反抗坏政府。日薪工人、农民、手工艺人与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们一起，抄起手边拥有的任何东西，无论是吊索、棍棒、农具还是武器，立即追随神父投入战斗中。
当天夜晚，起义军占领了圣米格尔格兰德镇（San Miguel el Grande），几天后又占领了塞拉亚，起义民众任命伊达尔戈担任大元帅，任命阿连德为副总元帅。在阿托托尼尔科圣堂（Atotonilco），伊达尔戈为起义军队做出了第一面旗帜：瓜达卢佩圣母像。两周后，反叛分子们已经抵达富裕的瓜纳华托市门口。伊达尔戈试图迫使监政官胡安·安东尼奥·里亚尼奥（Juan Antonio Riaño）投降，但后者决定挖掘战壕，和富裕的邻居们一起带着各自的财富躲藏在格拉纳迪达斯（Granaditas）的谷仓里。伊达尔戈下达了攻击命令，经历了长时间的抵抗后，叛军攻入谷仓，并在狂怒之中发起了连伊达尔戈和阿连德都无法控制的血腥杀戮和掠劫。这起不幸的事件使得支持起义的同情者大幅减少，延缓了胜利的到来。
此后，新西班牙首都收到了召集令，要求选举17位议员来代表新西班牙去参加在（西班牙）加迪斯举行的制宪议会[2]，这一消息让整个社会炸开了锅。总主教已被弗朗西斯科·哈维尔·贝内加斯（Francisco Xavier Venegas）所取代，后者的运气不佳，在运动爆发前几天才成为总督，只能在不了解新西班牙的情况下组织抵抗行动。随即，总督立即命令菲利克斯·玛利亚·加耶哈（Felix Maria Calleja）将军向墨西哥城挺进，并将救世圣女带至首都。
尽管人们担忧暴力，但是因反对不平等和不公正而爆发的起义还是蔓延到了新西班牙全境。卡拉库阿罗（Carácuaro）的神父何塞·玛利亚·莫雷洛斯（José María Morelos）追随米格尔·伊达尔戈，并应要求攻占了阿卡普尔科。何塞·安东尼奥·托雷斯（José Antonio Torres）袭击了瓜达拉哈拉，其他地方情况也都类似。与之相反，巴利亚多利德的当选主教曼努埃尔·阿巴德·伊奎比波（Manuel Abad y Queipo）是新西班牙社会问题的公正的解决方案的伟大推动者，他排斥该运动中的暴力成分，并将伊达尔戈逐出了教会。当得知叛乱分子在向巴利亚多利德挺进时，伊奎比波逃离了城市；当局则选择了投降，拱手献出城市，以避免重蹈瓜纳华托的覆辙；而大教堂理事会（cabildo catedralicio）[3]则废止了开除米格尔·伊达尔戈教籍的命令。
到10月底，伊达尔戈领导的农民军已经攻占了墨西哥城大门之外的十字架山。10月30日，这些来源复杂、身份背景各不相同的泱泱之众，与1000多名效忠于皇室的海外西班牙后裔发生了正面冲突，并击败了政府军。墨西哥城被吓坏了。伊达尔戈试图与总督进行面对面交谈，但是最后却下令部队撤退，我们不知道个中缘由何在——是因为缺乏托卢卡谷地印第安原住民的支持吗？或是害怕瓜纳华托的极端暴力行为在此重演？还是害怕被加耶哈将军的军队围攻？事实是，可以称之为胜利的阶段已经宣告结束了。几天之后，叛军在阿库尔科（Aculco）遭遇了保皇派军队并被击败。阿连德不满意伊达尔戈的领导，开始前往瓜纳华托，而神父伊达尔戈则继续率队前往瓜达拉哈拉。
瓜达拉哈拉热烈欢迎了伊达尔戈。这一次，没有去权衡他所处的危险处境，伊达尔戈以“宁静殿下”[4]之名组织了政府，推动运动扩大化，并实施了一系列举措，诸如：下令出版报纸《唤醒美洲》（El Despertador Americano）；颁布法令废除奴隶制；废除印第安人税贡和烟草商店，并宣布公共土地仅供印第安人使用。不幸的是，伊达尔戈还授权处决西班牙囚犯。阿连德很快就被击败了，而代表政府方面的加耶哈将军以及新近刚从西班牙抵达的何塞·克鲁斯（Jose de la Cruz）部队，正向瓜达拉哈拉方向挺进。虽然明知防守毫无意义，但阿连德还是不得不组织起战斗队伍。1811年1月17日，在卡尔德隆大桥（Puente de Calderón爆）发了一场灾难。纪律严明的保皇派部队用5000人击败了90000人的反叛队伍。(www.xing528.com)
起义的领导人们设法从灾难中逃脱了，并决定向北进军以寻求北美的援助。在帕贝永（Pabellón）的庄园中，阿连德和阿尔达玛（Aldama）夺取了伊达尔戈对起义队伍的控制权，并且在萨尔蒂约决定抛下伊格纳西奥·洛佩兹·拉永（Ignacio López Rayón）独自战斗。背叛导致阿连德、阿尔达玛、伊达尔戈和何塞·马里亚诺·希门内斯（José Mariano Jiménez）都被逮捕并被押送到了奇瓦瓦州，在那里他们被起诉和判刑。在针对他的两次审判中，伊达尔戈诚实地承担了暴力失控的责任，并为未经审判就下令处死诸多西班牙人的暴行负责，因为“（施行死刑甚至）都不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他们就是无辜的”。这四位叛军首领的头颅被送往瓜纳华托，并被高高悬挂在格拉纳迪达斯的粮仓角落以示惩戒。但是因为打破了殖民地的统治秩序并严重影响了殖民地的经济和税收管理，这次起义对殖民地造成了致命打击。
与此同时，西班牙的议员们聚集在加迪斯，决定在没有合法国王的情况下来选择帝国政府。新西班牙人狂热地阅读着来自半岛的议员辩论和相关消息，并对其进行政治化解读。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最终加迪斯议会在1812年颁布了《西班牙宪法》，并于同年9月在墨西哥宣誓颁布。新的最高法律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其他内容还包括分权、印刷自由、废除贡品制、建立省代表制度（新西班牙有6个名额）、在拥有超过1000名居民的城镇建立立宪制市政厅。这些市政厅要组织民兵队伍来维持公共秩序，并在危险情况下防御并保卫城市。总督制被废除了，（新的）政治领导人取而代之。宪法满足了海外西班牙人后裔的部分愿望，诸如自由和代表权，但并没有赋予他们梦寐以求的平等和自治权。
当美洲人利用新闻自由的权利，通过报纸和传单来传播自由主义思想时，贝内加斯叫停了新闻自由。与此同时，加耶哈打击叛乱分子的计划取得了部分成功，他因此被提名为政治领袖，成为贝内加斯的继任者。加耶哈将《西班牙宪法》作为一种反对革命的工具广为传播。但在1814年费尔南多七世重回王位时，《西班牙宪法》被废除了，因为它限制了他的权力。但是无论如何，新西班牙人已经经历了向公民转变的过程。
面对叛乱队伍，拉永在米却肯州的兹塔瓜洛（Zitácuaro）成立了美洲最高政府管理委员会（Suprema Junta Gubernativa de América）。叛乱分子得到了瓜达卢佩秘密团体的支持，他们向叛军提供金钱、信息和建议，但是加耶哈很快将他们从兹塔瓜洛驱逐出去了。很快，神父莫雷洛斯作为伟大的军事领袖脱颖而出。莫雷洛斯曾从事马夫工作的祖先们教会他熟悉人性和道路，他天生的军事才能确保他能组织出一支人数不多但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军队，而他拥有的常识则保证他能够充分利用他所处的各种不稳定环境。莫雷洛斯与他宝贵的合作者埃梅内希尔多·加莱阿纳（Hermenegildo Galeana）、马里亚诺·马塔莫罗斯（Mariano Matamoros），以及忠实追随者尼可拉斯·布拉沃（Nicolás Bravo）、曼努埃尔·米埃尔·特兰（Manuel Mier y Terán）、瓜达卢佩·维多利亚（Guadalupe Victoria）和文森特·格雷罗（Vicente Guerrero）一起，领导军队成功夺取了奇尔潘辛戈（Chilpancingo）、提克斯特拉（Tixtla）、奇拉帕（Chilapa）、塔斯科、伊苏卡（Izúcar）和夸乌特拉（Cuautla）。在这里，莫雷洛斯抵抗了加耶哈部队两个月的时间，最终设法奇迹般地逃脱并恢复了元气。等到起义者们占领了墨西哥大片领土，莫雷洛斯就开始召集成立议会并组织政府来行使国家主权。通过一篇题为《对国家和民族的感情》的演讲，议会于1813年9月14日在奇尔潘辛戈宣告成立。在演讲中，莫雷洛斯宣称：美洲是自由的，主权来自人民，政府权力应该分成三部分，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法律将缓和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间的差距。在签署独立宣言后，议会赋予莫雷洛斯行政权，他自称为“国家仆人”。由议会起草的宪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1812年《西班牙宪法》的启发，于1814年10月22日在阿帕辛甘（Apatzingán）颁布。但不幸的是，议会僭取了权力并独揽大权，剥夺了莫雷洛斯的行动自由。斗争仍在继续。虽然莫雷洛斯成功地占领了阿卡普尔科，但他在巴利亚多利德遭遇了失败并且走投无路。莫雷洛斯最终于1815年11月5日被俘。在走完程序并进行了宗教告解之后，莫雷洛斯于12月22日在圣克里斯托瓦尔·埃卡特佩克（San Cristóbal Ecatepec）被枪决。
战争岁月为墨西哥烙上了深深印痕。墨西哥的中心地区饱受灾难，已经沦为一片废墟。起义者占领了墨西哥的广袤区域，并在其治下取消了行政管理和征税。社会对战斗的需求有利于军事首领们——无论是叛乱分子还是保皇派——他们可以行使宽泛的财政和司法权力，这将成为他们未来政治权力的基础。无论如何，由于新西班牙的局势似乎已经平息，西班牙政府选择在此试验和解政策。胡安·鲁伊斯·阿波达卡（Juan Ruiz de Apodaca）于1816年被任命为新西班牙总督，并立即向叛乱分子提供大赦，许多人接受了赦免。秩序似乎业已恢复正常只不过是个假象，1817年塞尔万多·特雷萨·米埃尔（Servando Teresa de Mier）神父和西班牙上尉弗朗西斯科·哈维尔·米纳（Francisco Xavier Mina）领导了一次为时短暂的“解放尝试”。带着300名雇佣兵，米纳长驱直入，挺进巴希奥，但被保皇派军队击败，米纳于当年11月11日被枪决，米埃尔则被关押在圣胡安德乌卢阿（San Juan de Ulúa。）
因为无法重建社会秩序，皇室的古老声望被消耗殆尽。1820年1月，出现了一个促成墨西哥完成独立的关键性有利节点。在西班牙伊比利亚半岛，司令官拉斐尔·列戈（Rafael de Riego）在1820年1月初宣布恢复1812年的宪法，并且强迫国王宣誓颁布，之后整个帝国都效仿了此举，并且召集了议会选举。
此时，十年战争已经深刻改变了新西班牙。当时，包括那些半岛西班牙人也都倾向于独立，虽然每个团体寻求独立的理由都不尽相同。军队及教会中的高等级人士支持独立，害怕新议会的极端主义将会取消他们的特权，如豁免权。某些团体想要出台一部适合国情的宪法，而另外一些团体则想要建立一个共和国。很快，按照宪法规定，被关押的叛乱分子被释放；新闻自由重新恢复了，允许出版颠覆性的出版物。所有这些举措以及议会的议员选举，包括省议员及立宪制的市政议员，都重新改变了公众情绪。
在此背景下，保皇派内部出现了一个独立计划。起草人奥古斯丁·伊图尔维德（Agustín de Iturbide），是一位出生于巴利亚多利德的军士，也是一位海外西班牙人后裔；他支持自治，但是又排斥反叛运动中的暴力。自1815年，伊图尔维德表达了一个观点，认为若处于交战双方的美洲人团结起来，新西班牙的独立将会唾手可得。伊图尔维德还未来得及遭受任何失败，一项指控就切断了他的职业生涯，虽然这项指控最终被撤除，但他还是宁愿回归到私人生活中。曾经的战争生涯以及隐退生活都使得伊图尔维德能对局势进行反思，他与社会各阶层大众的广泛接触，又让他对新西班牙人的各种不同观点都很熟悉。这些特色集合地体现在他那份试图以和平方式达到独立目标的计划中。伊图尔维德的威望吸引着反对宪法的团体，后者试图接近伊图尔维德，但与传统的解读相反，伊图尔维德并没有加入反宪法派的阵营，他只不过是在寻求（持有不同立场的）各方的广泛支持。当阿波达卡任命伊图尔维德管理南方以扫除格雷罗的叛军势力时，伊图尔维德看到了实现目标的机会，因此他向即将前往西班牙的新西班牙议员代表们汇报了他的计划。
伊图尔维德确信能够战胜格雷罗，或让他接受赦免。但随着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伊图尔维德对格雷罗发出了联合邀请。而格雷罗在意识到自己的孤立处境后也做出了类似判断：只有与保皇派领导人进行合作，才能实现墨西哥独立。起初格雷罗并不信任他的老敌人，但是伊图尔维德提出的计划以及提供的安全保障最终说服了他，最后格雷罗要求他的部队将伊图尔维德视作“国家军队的最高领导人”。
为了达成共识，伊图尔维德的方案基于三项保障：宗教、联合和独立。这些内容总结了1808年海外西班牙人后裔以及其他叛乱者们所进行的所有努力，“联合”则是为了安抚半岛西班牙人群体。1821年2月24日，伊图尔维德方案在伊瓜拉（Iguala）宣布。方案的副本被送至国王、王国所有的民事和军事当局以及保皇党和反叛军领导人手中。除了新西班牙首都当局及其军事指挥官，以及一些半岛西班牙人出身的指挥官之外，新西班牙的人民和军队都热情地接受了这项方案。
与此同时，在西班牙马德里，新西班牙的议员代表们成功促成了新西班牙自由派胡安·奥多诺胡（Juan de O'Donojú）作为新西班牙政治领袖的任命。此外，在西班牙帝国内部进行的最后一次自治尝试中，来自新西班牙的议员代表们于1821年6月提出了联邦主义提案，但是这项提案甚至未能得以讨论，因此新西班牙的议员们撤出了西班牙加迪斯议会。奥多诺胡在7月抵达了韦拉克鲁斯州，此时伊瓜拉运动已经席卷了新西班牙全境，他因此意识到独立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奥多诺胡告知政府，认为无法对抗独立的趋势：“我们自己已经体验过，当人们想要获得自由时，他们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西班牙政府被说服，决定与伊图尔维德会面并签署了《科尔多瓦条约》（Tratadosde Córdoba），通过条约承认了新西班牙的独立以及墨西哥帝国的建立。作为交换，将由西班牙执政王朝的一位成员来领导墨西哥政府，这挽救了墨西哥与西班牙之间建立的联盟。随即，奥多诺胡立即要求占领首都的军队投降。1821年9月27日，一座装饰着凯旋门的城市热情迎接了解放者伊图尔维德、格雷罗和特里加兰特（Trigarante）的军队。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游行队列，烟火照亮了城市，人们载歌载舞来庆祝独立并迎接解放者。然而，普遍的乐观主义情绪掩盖了保皇派和叛乱者之间的矛盾。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