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简史：风向改变了

波旁王朝施行现代化项目是为了寻求权力的集中化。但是，在监政官条例中并没有完全表述这个意图，或者说，皇室寻求的是殖民地行政管理体系的简化。通过监政官条例，新的皇室公务员们取代了原先的皇家法官代表或行政总长们。在此过程中，商品分销也被禁止。因为不同于此前的行政总长，现在的监政官和副理们是帝国的受薪人员。在某些地区，取缔商品分销很容易；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无论是国王还是其他人都无法废止这个古老制度，结果是，为了逃避惩罚，仅仅是给“商品分销”改了个名就敷衍完事。

派遣监政官和副理们是为了控制绝大多数的新西班牙人，为此，监政官条例及其补充法令都遭遇到了执行阻力。监政官体系的头号捍卫者何塞·加尔维斯在1786年离世后，皇室开始向压力屈服了。因此，在条例还未来得及被充分实施之前，它的一些条款就被宣称为不切实际的；并且在许多地方，局势又恢复到原先的局面，这使得条例失去了整体一致性，包括其中最重要的一些章节条款也无法做到前后一致。

监政官和副理制度的设立，以及几年前就已经开始的收入集中化，对于税务征收都是相当有益的，关于这个话题将在下一步继续展开。然而，自启动之日，新的行政管理方案就遭遇了重重困难。首先，压力来自下一任总督雷维利亚希赫多，他也是卡洛斯四世时期最开明的总督，虽然他支持监政区制度，但是不同意削减总督的部分权力。雷维利亚希赫多实现了自己的想法，在1789年后，所有的监政官提名都必须要获得殖民地总督的授权许可。其次，新西班牙12个监政区的领土范围与主教辖区以及某些收入集中地区的管辖区覆盖范围存在着重叠情况。至于后一种情况，可以说是监政官和监政区这种制度“来晚了”，因为在新西班牙已经有一个与监政官的职能存在交叠情况的收入征收结构。不难想象圣路易斯波托西和萨卡特卡斯的监政官们所面临的困难，当时萨卡特卡斯一半的商业消费税都归属于圣路易斯波托西的监政区。如果考虑到两个区域的监政官都必须向位于墨西哥城的商品消费税和普尔克龙舌兰酒税总署（Dirección General de Alcabalas y Pulques）上缴税款，事情就变得更加复杂了。而根据法律，他们只需向（位于西班牙的）财政部以及新西班牙的总督上缴税款（1789年雷维利亚希赫多施行改革之后，增加了向总督上缴税款的义务）。在监政官和总督辖区的中央管理体系间产生了数量众多、蔚为壮观的争议案例，上述问题只是其中之一。

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是作为改革计划一部分的监政官制度以及改革措施在其他领域所收获的成果都非常突出。根据数据显示，在1765年至1804年间，皇室收入增长了三倍，这主要归功于几个因素：税收名目增加（无论是普通还是特殊）、税率提高、行政变革带来了更高税收、经济增长。无论是何种原因，这种榨取资源的行为对新西班牙造成了巨大影响。事实上，据估计，相比西班牙本土大都市的居民，新西班牙人均税负高出了70%。(www.xing528.com)

在1790年代，施加于新西班牙人民身上的税务负担极重。而对于皇室来说，通过常规普通的税收手段已经不可能再榨取出更多金钱了。所以，当在战争冲突中，西班牙帝国被外部势力插足干涉（1793年与法国的战争以及1796年与英国的冲突），皇室不得不诉诸寻求贷款和政治捐款。这些手段与传统的税收手段不同，因为君主承诺将会向债权人支付相应的经济回报。

这就是墨西哥独立前那几年新西班牙所面临的情况。国王向殖民地最高效的“收税官”们支付利息来借款：墨西哥城的商人协会，最近新成立的韦拉克鲁斯和瓜达拉哈拉的商人协会（1795年）以及矿业法院。但是，当紧急情况应接不暇时，国王借助监政官的帮助而染指了那些本不属于他的钱财，虽然根据法律规定，这些钱财是归国王监护的。这些被国王非法侵占的钱财有些是取自国王自己的账户，也有些来自于任意账户（村庄、城镇和城市组织的资源）、原住民土著社群的财产（印第安人为应对可能的紧急情况而存下的“储蓄金”）、蒙特皮奥互助金（Montepíos，文职公务员以及军士们为其寡妇设立的基金）等等。这些被侵占的钱从未被退还，更不用说它们原本可以产生的收益。其中有些账户在自由主义阶段完全消失了（1808—1814年，1820—1821年），也有一些账户在1821年后重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