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班牙司法部门和皇家金库全面巡查

巡视大臣加尔维斯不仅被要求对现状进行诊断分析，同时还被赋予了宽泛的权力，他被授权可以针对所有他认为有必要进行改变的部分实行改革。当然，加尔维斯有两项主要任务：增加新西班牙国库的财富总额；防止滥用和浪费，以便更好地管理收入。为完成第一个任务，巡视大臣稳固建立了烟草专卖制度。这意味着，皇室专享种植、加工和售卖烟草等相关业务。新西班牙广泛流行卷烟，在妇女中尤其流行。就产值而言，烟草公司代表着新西班牙殖民地第二大的经济生产活动，仅次于富得流油的采矿业。另外，加尔维斯同样实现了甘蔗酒消费的合法化，此前因为禁止生产甘蔗酒，民间的非法消费数额巨大，造成了皇室收入的巨大损失。巡视大臣还建立了“私人税会计处”（Contaduría General de Propios y Arbitrios），皇室通过这个会计处管理城镇、村庄和城市中心的资源。这项措施可以将所有资源集中到皇家金库中，虽然实际上它不属于国王；几年之后，当帝国战争面临资金紧缺问题时，皇家金库对于国王将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此时，弗朗西斯科·克罗伊（Francisco de Croix）被任命为新西班牙总督（1766—1771年），他和加尔维斯关于改革的看法在某些方面有共同点，这也为加尔维斯的巡视创造了便利条件。两人都对新桑坦德进行了视察，它在成立后（1748年）就几乎被遗忘了。几个月后，巡视大臣又亲自视察了新西班牙北部的大片区域，此行是为了设计一项策略，以达到增加地区人口、安抚印第安人并开采此地矿藏的目的。

与此同时，殖民地财政部门的支出也在不成比例地增长，主要是因为新增要塞的费用（专门用于支付军事防卫费）以及为平息因驱逐耶稣会会士而引起的1767年骚动所需的费用，后面这个话题我们将在稍后讨论。

总督任由巡视大臣放开手脚开展工作。巡视大臣加尔维斯检查了皇家金库和司法部，审处贪污分子并解除了他们的职务，在必要的情况下还会关闭他们的办公室。比如，巡视大臣发现阿卡普尔科的财政办公室在一年之中只工作三个月，就立即解散了这个机构。

在增加皇室国库财富这个大目标框架下，加尔维斯和克罗伊都做了一件看起来似乎是背离目标并损害皇室利益的事情：降低水银的价格（曾由皇室垄断）。但实际上，降低水银价格是为了促进采矿业的发展，因为水银是加工含银矿物质必不可少的成分。如同加尔维斯的其他建议一样，随着时间推移，这个举措将被证明会有效推动经济活动的发展，并因此而增加皇家财政收入。

君权主义是波旁政府的标志：教会的权威从属于国王的权威。对于卡洛斯三世和他的首相们来说，教会曾享有的特权与国家利益无法共存。为了发展出一种雄性的政治概念，只能是国王一头独大。卡洛斯三世试图终结一个古老的暗喻，在这个暗喻中，国王被视作西班牙语大家庭的父亲，而教会则是母亲。西班牙的受启蒙运动影响的开明作家和政治家们都为政府的这一立场辩护，政府要求教会的整体法律结构及其参与社会生活的各项活动都必须接受审查。如果没有得到教会内部一个分支的支持，国王的行动是不会成功的，它就是詹森派教士（Jansenista。）詹森派认为巴洛克晚期的教堂过于奢侈、过于金碧辉煌、品味庸俗，并捍卫新古典主义的简约和节制。在欧洲和美洲，詹森主义者们严厉抨击耶稣会会士——后者为教皇的权力辩护，并试图保持独立于主教们的权威之外。

在新西班牙发生的驱逐耶稣会会士事件，并非产生于总督辖区内的思想方式所导致的结果，而是因为西班牙君主在1767年初颁布的一项法令。耶稣会捍卫对教皇的绝对服从，皇室则渴望终结宗教势力对国王权力的抵抗，这一法令回应了皇室的需求。(www.xing528.com)

新西班牙的耶稣会会士们拥有大量庞大而高效的农业生产组织，他们在重要的城市里也拥有大量土地；然而，耶稣会会士们在总督辖区所产生的最大影响力则是来自于他们从事的教育工作。耶稣会会士的教育工作基于一种独特的方法，能将学习者转变为训练有素的思想家。这种教育方式在18世纪是很危险的，当时科学和哲学正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即使宗教裁判所做出了诸多努力来竭力制止也无济于事。

当收到来自西班牙的政府法令时，加尔维斯和克罗伊几乎一致的思维方式让他们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快速而有序地执行了宗教驱逐任务，正如君主所说的那样：“是的……那些臣服于西班牙王位的伟大君主的子民们，生下来就是要保持沉默和服从，而不是讨论或评论宗主的最高层事物。”驱逐耶稣会会士引起了民众骚乱，或者至少成了一些起义的借口。圣路易斯德拉巴斯（San Luis de la Paz）、圣路易斯波托西、瓜纳华托和米却肯的巴利亚多利德成了起义爆发的重灾区，巡视大臣加尔维斯（由总督委托）在上述地区进行了严厉的镇压活动，这表明他只是在盲目地服从王室，并且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清除煽动叛乱的任何迹象。

1767年驱逐耶稣会会士事件是皇室对教会特权进行打击最明显的例证之一。对教会特权进行的另一个打击是，政府制定了相关法律规定，确定国家对于违反民法的神职人员有权进行审理和判处。驱逐耶稣会会士冒犯了受过教育的社会阶层，他们受益于耶稣会的学校，这些学校分布在新西班牙从奇瓦瓦到梅里达的21个城镇中，这个群体从神职人员那里学习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字母、拉丁语法以及关于哲学和科学的高等知识。对教会特权进行的第二次“政治打击”则影响了新西班牙的所有人，特别是最贫穷和最无知的阶级，他们在神职人员身上看到了一种半人半神的存在，这是与世俗人类不同的另一个类别的存在。总之，波旁王室对抗教会的整体策略最终只会削弱其在殖民地的政权力量。

根据统计数据，在经历了始于1750年的一段时间的停滞之后，新西班牙于1770年开启了历史上经济最辉煌的时代。经济繁荣的最初几年时间对应着总督安东尼奥·玛利亚·布卡雷利（Antonio María de Bucareli）统治期间（1771—1779年）。经济繁荣很大程度反映在人口的增长上：自1742年到1810年间，新西班牙的人口数量从330万增长到了610万，人口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原住民人口数量的增长。印第安原住民曾经阶段性地居住在农村偏远地区或是4682个定居点里，每一个定居点的人口规模为2000～3000人。

尽管绝大多数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偏远地区，村镇、小城市中心以及城市的数量都在此期间持续增长。总督政府的首府位于墨西哥监政区，这个区域的城市人口占比非常高，在其他城市如瓜纳华托和普埃布拉的情况也类似。与此相反，在瓦哈卡和瓜达拉哈拉（部分归属于现在的哈利斯科州），农村人口则占主导地位。在这些地区，每个监政区内的城市集中区域数量相应减少到只有一两个。巴利亚多利德省（米却肯）和韦拉克鲁斯省的情况类似。

至于人口的结构，绝大多数人都是未满16岁的年轻人；白人的平均寿命介于55至58岁之间；相较而言，土著和各类混血儿的平均寿命则要短得多。值得注意的是，殖民地政府当局已经意识到了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条件，因为除了人性化的考量外（各类传染病对穷人的伤害太大了），它对殖民地的经济增长能力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下一任总督雷维利亚希赫多（Revillagigcdo）（1789—1894年在任）热衷于改善不同区域首府的卫生条件。他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建立墓地，禁止在教堂内下葬，出台关于使用旧衣物的规定，建立检疫隔离站等。几年之后，殖民地也推出了天花疫苗。当局选定礼拜堂作为健康中心，为普通民众接种天花疫苗，并由神职人员管理全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