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简史：税收改革与人民不满

在新西班牙，波旁改革始于由菲利普五世组织的三次视察（视察人员及政府机构），反映出西班牙皇室清醒地认识到总督政府的行政管理状况不尽如人意。得益于经济表现强劲，皇室因此能够在行政管理中引入一些变化，以便能获得更多资源去开展更大范围的其他活动。最初的行政管理变化包括施行皇室收入集中制，即由国王派遣的公务员取代私人来行使征税权。

1762年英国军队占领哈瓦那，标志着第二阶段的改革势在必行，而且需要比第一阶段更加强势。几年前，波旁王室的卡洛斯三世登上王位，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改革拉开序幕。在政府治理艺术方面，新君主当然拥有丰富经验。尽管如此，当时的局势还是迫使他对总督们进行了政治和行政重组，但重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谨守着16世纪末期以来的系统规训。“国际性”开始展现苗头，且战争不断，这是当时世界局势的主要特点。因此，卡洛斯三世进行的改革包括了加强军事防御体系这一部分，特别是在加勒比海和新西班牙北部；还涉及了将权力集中到国王的公务员手中。完成这两项任务需要调用大量的税收资源，因此卡洛斯三世对新西班牙的财政管理体系也进行了彻底的根本性改革。

与此前几个世纪的前任们不同，在卡洛斯三世在位期间统治新西班牙的总督们，都是些异乎寻常的杰出人才：没有一个人是贵族出身，全是因为个人才能而获得了这些高等职位；更重要的是，他们都由一股改革帝国的狂热所驱动，特别是对新西班牙的革新充满热情。似乎还不够，西班牙皇室在1770年代中期对新西班牙的所有皇室财产进行了全面审查，即著名的何塞·加尔维斯视察（José de Gálvz）（1765—1771年）。加尔维斯自1776年开始任职印第安事务部部长，在新西班牙，他开始强制施用一批纠正性措施，这是他在新西班牙访问期间所发现并且认为非常有必要采用的一些措施。在此阶段，新西班牙开始组织总督防卫队，并且有了统辖内部各省的总指挥官（1776年）。同时，通过设立监政官（Intendente）^[2]及其下属副官（subdelegado）（1786年），加尔维斯试图削减总督的权力，并对省府管理进行改革。

尽管在初始阶段，加尔维斯的现代化计划得到了有效推动和实施，但随着加尔维斯于1786年去世以及卡洛斯四世登上王位，波旁改革发生了变化，推动改革的动力发生偏离并扭曲了改革的初衷。卡洛斯四世不得不面对比他父亲所面对的更为不利的国际环境。经济方面，与过去二十年的繁荣相比，新西班牙的经济增长显现出相对放缓的迹象，曾从新西班牙人那里过度榨取了税收资源的西班牙王家财政现在则重新开始寻求贷款和捐款帮助，且相对过去规模更大；国际冲突方面，新西班牙则“受益”于所谓的“中立贸易”（1796—1802年，1804—1808年）。(www.xing528.com)

波旁改革同样产生了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的影响。在这些年里，人们对西班牙的统治心生不满。在西班牙的统治下，只有那些享有最多特权的人才能获得发展。即使是这些特权人士，为皇室所付出的代价也相当不菲。对于海外西班牙人后裔来说，虽然他们对西班牙皇室的憎恨与日俱增，但是他们也从文化机构的巨大进步中受益匪浅，并且从面向大西洋世界的其他社会的开放中获益。土著虽也受到西班牙统治的打压，但他们更多是忙于在几场生活资料短缺的生存危机中挣扎求生，特别是1785年到1787年和1808年到1810年那两次危机。直到19世纪的头十年，新西班牙都还是西班牙君主的收银机，其经济发展正在巩固，并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身份认同。在波旁王朝末期那几年，皇室对新西班牙施加的压力导致部分人口陷入贫困，并且因此剥夺了当时的殖民地、将来的独立墨西哥的未来经济增长的可能性。社会观念认为局势有可能会向着有利于新西班牙人的方向变化，西班牙政府和其末代总督们则放任这种感觉蔓延，并未采取任何措施去扭转人们的盲目乐观。

开明的波旁王朝所进行的主要改革措施，综合起来为新西班牙的最后几年和墨西哥独立的最初几十年提供了参考框架。可以说，在波旁改革时期形成了墨西哥大部分的地理区划，其中一部分将成为未来墨西哥共和国的一部分。但在此期间，人民对西班牙统治的不满也在日益滋生。而且，在新西班牙波旁王朝的一片繁荣景象中，独立墨西哥未来将会遭遇的经济衰退也在此时早早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