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斯·哈乌雷吉
(Luis Jáuregui)
18世纪的最初几年,西班牙皇室开始改变对其庞大美洲财产的管理方式。在18世纪上半叶,这些改革还有些羞答答的意味,在此之后则表现出极具活力的创新性,史称“波旁改革”。这些改革或羞涩或大胆,但都回应了西班牙波旁王朝重掌美洲权力的渴望——特别是在最富有的新西班牙,并因此而启动了一场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现代化进程。(www.xing528.com)
波旁式现代化的基础是被称为“启蒙运动”的新思想方式以及一系列价值体系。启蒙运动的主要特征是相信人类的理性,摒弃传统,反对无知,认为科学和技术知识是改变世界的手段,并且通过理性而不是宗教来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简而言之,启蒙运动遵循改革派的理想主义。对启蒙运动的适用同时也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18世纪几乎所有欧洲君主都采用过启蒙主义,自此之后,政府治理形式也被称为“开明专制主义”。
因为与推崇传统价值观的社会之间天然存在冲突,西班牙的启蒙运动是由贵族、官员和教会来推动的。其中一位推手是贝尼托·赫罗尼默·费伊豪(Benito Jeronimo Feijoo),他用令人愉悦的散文形式直接质疑他认为是错误的常见想法,当然,总是在天主教信仰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费伊豪神父的作品非常流行,世俗人员和教会人士都争相阅读和评论。关于波旁王朝如何运用权力则是开明专制主义的一个明证。卡洛斯三世(1759—1788年)和他的儿子卡洛斯四世(Carlos Ⅳ,1788—1808年)的部长们影响了两位君主的改革主义热情。另外,通过名为“国家之友经济会社”[1]的一些协会组织以及新近诞生的新闻期刊来传播启蒙运动的思想。在美洲,新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应用于开明政府形式的某个特定模式内的,这个模式捍卫君主专制,认为君主权威不容置疑。因此,多年来进行的现代化变革突出表现在改变殖民地总督政府的形式上;最引人注目的变革发生在1760年至1808年之间,史称“波旁改革”。这是帝国政府的一个战略,通过在财政、军事和商业方面进行重大变革,以及促进生产活动多样化,来提高物质水平并增加君主财富。在改革方面,特权被稀释,土著们的生存条件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善,文化被广泛传播。特别在文化传播方面,西班牙皇室做了很多工作,从欧洲派遣了大量具有启蒙思想的人士来新西班牙发展科学、艺术和工业。但是美洲人也发挥了主观能动性,适应了新思想,潜移默化地获得了关于解放的启蒙思想,甚至是革命思想。文化大发展以及经济繁荣让海外西班牙人后裔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在西班牙的君主统治中充斥着权力滥用以及其他各种缺陷。因此,新西班牙的波旁改革时期,对实现经济增长、实现对大西洋世界的开放都具有重要意义;而对于一个意识到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社会来说,这也是一个危机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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