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简史：与外部世界的相遇 (1610-1650)

新西班牙通过上述三个阶段完成了殖民地历史的筑基过程，此间还诞生了殖民地进入成熟期所必需的基本要素。从本阶段开始，到17世纪中叶，新西班牙经历了一个喧嚣沸腾的阶段。

西班牙人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是，荷兰人（刚从西班牙人统治下解放出来）、英国人和法国人正在成为海上霸主。1621年，西印度群岛荷兰公司的成立标志着新的权力制衡关系已经明显形成，西班牙船队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开始受到威胁。1628年，一支荷兰舰队在古巴附近截获了一支从韦拉克鲁斯开出的西班牙舰队，此起事件显示出西班牙的衰落，并导致了墨西哥商人的巨大损失。此后，海上航线的不安全问题成为长期困扰西班牙的老大难问题。

在此背景下，1621年西班牙社会改革派开始掌权，以奥利瓦雷斯伯爵（conde-duque de Olivares，菲利普四世［Felipe Ⅳ］授予其爵位）作为代表，在整个帝国内推行了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总督盖尔维斯侯爵（marqués de Gelves）被委以重任，要在新西班牙实施新政，他的任务是实现更好的税务征收、打击走私并与既得利益集团做斗争。但是总督盖尔维斯侯爵缺乏政治智慧，并且对实施新政过度狂热，藐视本地观点和视角，这导致新西班牙最强大的权力集团都决定与之为敌，诸如法院、墨西哥市政厅、商人协会、教会权力机构等。当总督与大主教发生冲突时，他的工作变得难以为继。

最终，总督的结局成了殖民地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审问院在1624年精心策划了一场政变来推翻总督盖尔维斯侯爵的统治，并利用人民起义的幌子，在关键时刻借机对总督进行了暴力驱逐。这起事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表明虽然西班牙皇室的确在殖民地建立并巩固了一个中央政府，但殖民地政治有一套自己的运转规则，且远远不是为大都市提供服务的坚实基础。国王的权威虽然得到承认，但在现实中却被施加了诸多限制。在新西班牙的西班牙人强制施行他们自己的观点并保障自己的利益。时代的车轮向前推动，现在可以对新西班牙建国时期所设想过的诸多计划进行更为现代化的表述：新西班牙是定居者们的国度，人们寻求更加开放和自由的社会，与半岛的大都市更加相似，并为市政厅、世俗神职人员、农民、矿工和商人提供了更多的行动空间。

西班牙皇室不得不接受这些现实，因为如果诉诸其他方法则有可能会带来更多损失。另外，皇室有其他的当务之急需要处理，为此还需要获得地方精英们的友善配合。其中一个优先事项是建立并巩固所谓的“武器联盟”（Unión de Armas），这是一项金融计划，通过这个计划，帝国最富有的公司必须捐出大笔资金来资助皇室。另一项紧急事务则是安排组建加勒比海地区的防御性海军陆战队巴尔洛文托军队（Armada de Barlovento）（1635年），它由墨西哥的市政厅和商人们提供给养支持。此外，还增加了吃皇粮的特权队伍，他们从总督殖民地获取金钱补贴，用以在新西班牙境外修建防御工事，并且支付防卫机构所需的补贴。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大部分新西班牙出产的白银不再被运往西班牙的塞维利亚。相反，这些白银被用来维系和保卫西班牙的其他海外资产，如菲律宾、古巴、圣多明各、牙买加、佛罗里达。到17世纪末期，新西班牙一半的税收收入都被用于西班牙的上述其他海外殖民地。同时，西班牙大都市通过从秘鲁获取巨额财富而弥补了它在新西班牙遭受的损失，当时秘鲁正处于最富裕的时期。

新西班牙不得不习惯于大都市的疲弱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并接受在帝国内部被赋予的新身份。这实际上意味着市政厅、商人和公司都变成了帝国的取款机，被迫掏出口袋里所有的钱。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并非全是坏事，因为作为交换，他们可以通过谈判而获得特权，这些特权意义重大，导致在重大政治事件中的问题开始与地方问题混合在一起。

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墨西哥城从1629年起被水灾侵扰了五年，这造成了深远的政治影响，并短暂地改变了新西班牙的经济格局。通过流域排水来保证城市免于水灾侵害，这种设计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虽然政府为开辟隧道和运河而投入了大笔资金，但显然还是远远不够。洪水灾害激发了对政府政策的猛烈抨击（例如，被推翻的总督被指控因急于省钱而下令中断重要的排水工程），并产生了关于工作分工（以完成和扩大这些排水工程）的特殊需求，这些新需求影响了墨西哥中部的所有印第安族群。有人建议将墨西哥城搬到稍高一些的地方，比如旧湖的岸边，但是既得利益阶层占了上风，墨西哥城还是被保留在原地。与此同时，普埃布拉则趁此机会借机发展成了整个国家最具活力的商业和制造业中心，虽然只持续了短暂的一段时间。

墨西哥城遭受洪水的间接后果是，自1549年以来就存在的工作分配系统无法持续下去了。由于兴建排水工程急需劳动力，政府不得不在1632年对工作分配系统做出了一些调整，其中一项主要措施则将西班牙定居者排除在系统的利益之外了。这对总督来说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因为他之前一直利用工作分配系统作为有利的施压手段（比如几年前，普埃布拉市政厅一直不愿意为“武器联盟”做贡献，但是在总督威胁将会削减其成员的工作分配机会时，市政厅改变了主意）。一开始，定居者们对新措施普遍感到愤慨，但最终他们是从中获益的，因为不受政府控制的劳动力市场向他们开启了，而且因为殖民地的总人口数量较少，市场上人力资源稀缺并且总是供不应求。

1640年，西班牙改革派在失败之前做出了“健康政治”的最后一次尝试。由胡安·帕拉福克斯（Juan de Palafox）领导了这次改革，普埃布拉的大主教与政府部门的最高领导（包括总督）一同盛装出席各种不同场合的活动。帕拉福克斯用智慧去面对新西班牙的复杂局势，并试图寻求一种平衡各方利益的方法，但是无法避免各方的冲突，最终导致他在1649年返回西班牙。帕拉福克斯与耶稣会会士关于主教特权的诉讼争论演变成了真正的政治丑闻。这起案件引起的反响及其潜在影响所带来的不稳定因素最终浇灭了西班牙皇室进行改革的热情。因支持世俗神职人员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帕拉福克斯成了居住在新西班牙的西班牙人在政治和社会计划方面的领袖。

西班牙皇室的贫困对这一进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若税收和其他事项之间存在冲突，那么税收永远会被优先考虑。皇室还支持了一些能节省行政开支并增加收入的政府行动，尽管对这些行动的目的是否是打击既得利益阶层或不诚实用途存在着争议。(www.xing528.com)

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出售公职，即出让民政部门或公共财政部门的特许经营职能，例如公证员（或公证人）、邮件分发、管理造币厂、征收税款（即皇家法官代表和行政总长的职位）及征收商品消费税（长期以来此项职能都授予了墨西哥的市政厅，之后则授予商人协会）。市政厅里的职位也会被公开发售，有时是终身制。这些职位被提供给出价最高的人；根据可以获得的利润多少或者根据职位所能带来的名望高低，公职的价格经常处于变动之中。这些做法导致新西班牙的大家族地位不断巩固，并提高了它们对政府事务的干涉程度。

在此期间，出生于新西班牙的西班牙人群体逐渐崛起，开始出任政府中具有影响力并掌控着权力的职位（最高职位除外），当然也积累了大量财富。诚然，“西班牙人”属性是由血缘或者继承关系决定的，而不是取决于出生地；但是，出生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人与出生于美洲或其他海外殖民地的西班牙后裔（这个概念不排除那些混血儿）天然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群体，两个群体的视角完全不同。前者享有优势，一般都能赢得或购买到最有利可图的职位，即使并非总是如此；而西班牙政府无法在新西班牙行使不受限制的权力，又让后者赢得了极大的行动自由。

此阶段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文化发展欣欣向荣。文化繁荣的基础是诸多学院（特别是耶稣会教士的学院）和大学得以建立，并且有充足的资金可以用于建立大教堂、教区和城市住宅，资助绘画、雕塑艺术、文学和音乐作品创作等。征服者时期占主流的农村艺术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城市艺术的不同表现形式。在此过程中，文化融合的各种表现形式脱颖而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费尔南多·德·阿尔瓦·伊斯特利尔霍奇特尔（Fernando de Alva Ixtlilxóchitl）的历史性作品（1625年前）。费尔南多的作品颂扬了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的美洲历史，而且歌颂了新西班牙的壮美和独有价值观。很明显，费尔南多吸收运用了美洲大地上更为古老的诗意表达形式。贝尔纳多·巴尔布埃纳（Bernardo de Balbuena）的诗歌作品《伟大墨西哥》（la Grandeza mexicana）也表现出这种古老的诗意。17世纪修女修道院的繁荣昌盛则体现出新西班牙的另一侧面，这些修道院与修士修道院完全不同，倡导纯粹的沉思和彻底的隐居。最后，不要忘记这是向北挺进的时代。1631年在帕拉尔（Parral）发现铜矿，再次大大刺激了北部大开发的冲动。这个时期的北部拓展绝大多数都是朝向锡那罗亚和索诺拉挺进，主要是由方济各会和耶稣会会士推动建立的传教团机构推动进行，其目标是实现对新占领区本地人口的重新组织和归化。这些传教团以建立新的定居点作为基础，试图在某种程度上于北方的新领土中复制墨西哥中部印第安族群的组织结构。有些传教团达成了目的，但另外一些传教团则无法维系、不能持续，或者不得不诉诸武力来维系这些新领地。同时，北方传教团还面临着叛乱的威胁，如1648年发生在塔拉乌马拉（Tarahumara）的原住民叛乱。与此同时，政府在北方也建立起了新的要塞、军事哨所和居民定居点。

新西班牙进入了它的成熟阶段，并表现出一些鲜明特征。首先，西班牙皇室安放于权力结构中的不同机构（也就是权力构成的不同要素）中，没有一个完全具备彻底执行皇室政治思路所需的全部权威。新西班牙的中央政府的确得到了巩固，但是总督和审问院的权力及管辖权从未被完全确定，二者职能常有重叠，并且还与教会当局、宗教裁判所以及市政厅的职能存在冲突之处。自科尔特斯时代开始，新西班牙的权力分裂已然存在，但由于政府机构的成形（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半成形）所倚赖的诸多法律规定不仅系统复杂而且相互冲突，也导致了当时的权力分裂状况更为突出。除此之外，西班牙皇室还不时来到新西班牙进行视察访问，视察程序包括直接从西班牙派遣官员，此官员享有相当广泛的监督指示权。关于视察访问的官员是否可以将其权威置于本地其他权威之上，从来都没有得到清晰的界定。比如帕拉福克斯，既是被派遣前来视察的官员，同时也是总督。除此之外，还有边界和司法管辖条款过于宽泛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结果是，在新西班牙出现了一种制衡制度，它允许各种不同的倾向或意见同时出现，以便不同利益都能得到满足，它承认最高权威但同时又远离权威。

西班牙皇室在新西班牙未能建立起对它最为有利的政府。当有必要时，皇室不得不在某个地方强加一些自己的权威，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则放弃一部分权力。即使这样也并不总是能够获得理想的结果，但也并非完全是场灾难。新西班牙的制衡系统对于皇室来说很有用——皇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能和平地保住自己的财产，这个制衡系统并非徒劳无功。

首先，这个制衡系统不是一个意外产物，而是根植于西班牙境内关于权力行使的主导理念。此理念认为，权威根植于司法正义，而不是来自于行使权力这个行为本身。伸张司法正义是国王及其代表和代理人——从总督、皇家法官代表到行政总长——的最高权力，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参与行使了这一职能。出于这个原因，通常他们也被称为“法官”。立法适用于独立的个案，而在执行法律时，则赋予了官员们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在行使权力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过度行为（实际上很频繁）则受到住地审判制度（juicios de residencia）^[4]的制约，包括总督在内的所有皇室代表们，在其服务期结束时都要接受公共审查。通过住地审判制度，很多人在任期结束时因为过失或者滥用职权而被罚款，另外一些人则逃过了惩罚。尽管存在不完善之处，但这个制衡系统很少会引发专制暴政，而一旦发生专制暴政事件，也会以相对迅速的方式得以解决。

其次，这种制衡系统使得新西班牙避免了采用建立于武装部队基础上的专制政权，那是一种不必要、危险且昂贵的选择，而且像西班牙这样一个覆盖地域范围过于广泛的帝国也无法为美洲提供维护此类政权所必需的武装部队。背后的原因，与墨西加人（此时墨西哥并未诞生）为何在西班牙殖民者到来之前在其领地上实行间接统治制度，并没有什么不同。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年间新西班牙社会里的流行观念非常重视合作性社团组织。个体凭借其归属的某个机构而获得一定的属性和关联，并且通过某些机构进入政治游戏中。当诸多机构团体稳固下来并划分了各自的行动领域时，新西班牙进入了成熟期，这些机构团体有司法机构、市政厅、商人协会、宗教修会、原住民族群、大学、手工业者公会等。每个机构都具有完全的法人资格，代表并保卫它的成员们的利益，如同西班牙皇室所采用的策略，有时会被迫牺牲某些方面的利益，以便在其他方面获得更多利益。当然，在不同机构团体的内部也会有不同的立场分化，每一个机构团体都像是它所处的更大社会的缩影。自17世纪以来，新西班牙的各种机构团体内部的主要矛盾，都是出生于半岛的西班牙人和出生于海外的西班牙人后裔之间的矛盾。

政治游戏对海外西班牙人后裔群体有利，某种程度上，特别是对于那些权势较大的大社团机构更为有利。而且，海外西班牙人后裔群体的经济前景也相当乐观。17世纪上半叶的新西班牙繁荣兴旺，正在收获上一阶段播种所结下的果实——或者至少对于西班牙人来说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矿业在经历可持续发展，另外，通过成功引入畜牧业、小麦以及其他农作物，新西班牙已经过渡到从事制造业活动（来自于欧洲）的阶段。大量的小麦厂里生产着体量巨大的面粉，引发了整个新西班牙社会的面包消费热情，而几十家炼糖厂和加工厂则提供了丰富的糖。那些使用印第安人作为劳动力的纺织作坊，专门生产纺织材料，特别是羊毛材料。有些工厂的工人数量超过了100人，而平均每家工厂都有超过50位工人。在此基础上，涉及金钱数额最为庞大的投资项目都与新西班牙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活动——贸易相关，特别是海外贸易。对于很多印第安原住民族群来说，情况也并不坏，因为他们也（相对地）从涉足新的商业活动中受益，他们的产品可以卖出一个好价钱（特别是胭脂虫红染料），或是他们部分控制了与马夫以及运输相关的经济活动。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皇室的贫困。随着皇室面临越来越大的经济困难，他们的收入也越来越紧缩，这导致了获取钱财成为皇室的至高目标，其重要性超越了其他所有的活动。通过税收、特殊捐款、出售公职等行为，西班牙大都市的确获得了数量可观的收入，但是与此同时也不得不让渡部分权力——这是在16世纪好不容易才费力获取的权力，用以限制受托监护主、教会和酋长的权力，这实际上有利于由商人、市政厅以及地方政治寡头所主导的中层官僚机构。为巩固政府，政府付出了代价：允许广泛的权力分享。从新西班牙的视角来看，表现在它具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权。西班牙依赖从美洲获取的财产来保持其在世界舞台上日渐没落的霸权地位，如果认清这个现实，那么皇室所采取的平衡措施对于新西班牙来说实际上是非常有利的——或者至少对于享受特权的精英阶层来说相当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