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基阶段完结，墨西哥简史（1560-1610年）

大致在1560年至1610年间，西班牙皇室强化了在新西班牙的各类项目以及政府统治体系。在此阶段大量发生了多件极为复杂的事件，其中很多事件为新西班牙开辟了新的前景。与以前的阶段相比，此阶段在某种程度上以一种更为清晰的方式预告了新西班牙的未来。但是，对这些事件最好的定性是：它们综合在一起，共同结束了新西班牙的奠基阶段。

此阶段起始于北部大开发，彼时被称作“地下”大开发。北部大开发的最大诱因是银矿的发现，虽然危及了农业和畜牧业的利益，但银矿开发立竿见影地带来了经济收益。整个新加利西亚都可能受益于北部大开发，而墨西哥城的收益可能会因此减少，这些担忧促使总督们立即设计出了占领方案，并于1562年在萨卡特卡斯的北部建立起了一个独立政府。这个独立政府史称“新比斯卡亚王国”（Reino de la Nueva Vizcaya），覆盖了今天杜兰戈、奇瓦瓦、索诺拉以及锡那罗亚的大部分地区。表面看来新比斯卡亚王国拥有独立的自治权，但实际上它是新西班牙扩张的组成部分，并且由新西班牙保护它的利益。出于同样目的，为了区分其他的占领区，根据总督政府的指导方针而分别建立起了另外一些新的独立政府，诸如新莱昂和新墨西哥。所有这些政府管辖划分基本上都延续到了今天。

在向北部扩张的初始阶段，被占领区域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快速融入促使它们迅速发展成为新西班牙经济增长的核心标杆地区。这些原本远离中部美洲的地区很快就转变成为新西班牙统治区内最具活力的地区，同时也在此出现了同时代里整个新西班牙中最为富裕的地区，比如即将为人所熟知的巴希奥。西班牙人在北部地区建立了数量众多的定居点，很多都按照庄园制或农业公司的模式建立，并发展成为殖民化过程的基础性单元。

扩张的同时伴随着建造新城的狂热，在巴希奥和北部都出现了造城运动：西班牙人在此期间修建了杜兰戈（1563年）、圣巴巴拉（1567年）（Santa Bárbara）、赫雷斯（1569年）（Jerez）、塞拉亚（1571年）（Celaya）、萨莫拉（1574年）（Zamora）、阿瓜斯卡连特斯（1575年）、莱昂（1576年）（León）、萨尔蒂约（1577年）（Saltillo）、圣路易斯波托西（1592年）、萨拉曼卡（1602年）（Salamanca）、圣达菲（1609年）（Santa Fe），以及其他大量在历史中逐渐失去重要性，但却一直延续至今的墨西哥城市。此外，还有一些来自特拉斯卡拉和米却肯的印第安原住民们自1591年开始在北方兴建的基地。

随着西班牙人在新西班牙北部迅猛推进，新一轮的暴力活动再次拉开了序幕。虽然这些暴力活动的强度较低，但其影响范围却是殖民地时期最大的。关于这一系列暴力冲突，史称“奇奇梅克战争”（guerra chichimeca），主要是指西班牙人与北方半游牧氏族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武力冲突，奇奇梅克人孤立生存，并且不停发动对西班牙人定居点的单独偷袭。如果西班牙人在中部美洲地区建立的统治制度能够复制到北方，那么就不太可能发生上述战争情况，但是诸多因素共同阻碍了在北方地区形成一个具有可行性的解决方案，比如各个部落氏族之间在面对西班牙人时表现出巨大的文化不平等性，部落间缺乏稳定的政治组织性并缺乏税收系统，新占领者们过度膨胀的野心以及对捕捉印第安人做奴隶的过分狂热（特别是在新莱昂最为臭名昭著）等。政府试图在北方设立一些军事职位或是主事人职位，以帮助实现可控的定居过程，但是却因此而产生了更多的暴力循环。1585年开始，总督比亚曼里克侯爵（marqués de Villamanrique）提出了一套和平策略，终结了发生在北方的这场涉及范围广泛的暴力冲突，但是自此以后很多部落都被西班牙人灭绝了。即便如此，暴力冲突不时爆发还是成了北方的常态。不久之后，再次发生了多起由久居北方的原住民族群发起的暴乱（如1660年发生了阿卡塞［Acaxee］印第安原住民暴乱，1616年发生了特佩万［Tepehuán］印第安原住民暴乱）。

对于印第安原住民来说，他们正在经历灾难性的年代，而且灾难不仅仅局限于北部。墨西哥爆发了第三次大疫情，极有可能是斑疹伤寒（1576—1581年），这次瘟疫对原住民人口带来了最后的致命一击，原住民人口至此仅剩下不到两百万，位于低地和海滨地区的诸多印第安原住民族群最终迎来了决定性的覆灭。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原住民人口数量持续下降，恢复人口规模的过程则非常缓慢。原住民人口原本可以覆盖西班牙人世界，但现在这种机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到1600年，如果不考虑不同地区之间的区别，平均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新西班牙居民是西班牙人，或是已经被西班牙文化所同化的人群。新加利西亚的西班牙人占比最高，但是在危地马拉、尤卡坦以及北部的省份中，西班牙人占比则相对较小。

人口下降在其他领域也造成了很多影响。受影响最大的是受托监护主、修士以及酋长首领，他们的职位逐渐被新人所取代，这影响到他们的权力和收入。取代受托监护主的职位相对容易，自此，几乎所有城镇的税收工作都落到了政府手中。修士（修会逐渐衰落）逐渐由依附于大主教的世俗神职人员所取代。酋长首领们则逐渐被边缘化并陷入贫穷状态，无法面对自己人民内部新兴团体的挑战和冲突；到17世纪，绝大多数的酋长首领已经都被清理出政府机构之外。

但矛盾的是，此后，特别是在征服晚期以及大瘟疫时期，修士们兴建了大量辉煌的建筑工程（依然是征服时代的产物），并创作了与此相关的大量艺术作品，包括绘画、祭坛装饰品、雕像等等。这些充满和谐感的建筑艺术品矗立于墨西哥中部的大量印第安人城镇中（但是低地地区没有，除了恰帕斯和尤卡坦半岛），拉开了墨西哥殖民地艺术辉煌历史的序幕。

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并受益于征服时期处于统治地位的各类团体都在逐渐萎缩，中央政府现在终于完成了巩固任务，并强化了总督、审问院（audiencia）以及皇室统治计划中其他各类官方代表的统治地位。自此，在地方一级的代表中诞生了皇家法官代表（corregidor^[3]）和行政总长（alcalde mayor）。皇家法官代表和行政总长（实质上几乎一样）通过渐进方式逐步取代了受托监护主联结政府与印第安部落的纽带功能，并履行征税的职能；或是被安插在市政厅周边，逐渐剥夺市政厅的自治权。政府将工作再分配权牢牢控制在手中，最终成为与西班牙定居者进行政治谈判的有力武器。

中央政府为巩固权力还采用了其他一些手段。其中一些手段是重组政治秩序。诸如，1566年，通过编造一起所谓的由受托监护主们指使的“起义”，将马丁·科尔特斯（Martín Cortés，西班牙征服者之子）卷入其中并对其进行抹黑，最终让他名誉扫地。另外一个例子是在1571年成立了宗教裁判所（Tribunal del Santo Oficio de la Inquisición），除了处理正统的宗教事务外，宗教裁判所在政治控制和意识形态方面所涉及的范围同样广泛。另外一个手段是官僚体系扩大化，比如1568年扩充审问院的人员规模并增加权限，1592年建立印第安人法院（Juzgado de Indios），1605年建立审计法院（Tribunal de Cuentas）等。还有一些手段则是利用经济规律来操作的，特别是1574年开始征收商品消费交易税（针对商品交易征收的赋税，对于教堂与印第安人之间进行的商贸往来则免征），以及增加皇室税收收入的其他多项措施等。(www.xing528.com)

与此同时，与“征服”并无关联的一个教会机构则越来越兴盛强壮，它因教皇授予西班牙君主的特权而建立起了所谓的“皇室赞助人”制度而归由政府控制。在此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因什一税（diezmo）的征收而巩固了大教堂和主教的势力，这是一项针对西班牙定居者生产的农产品而征收的教会税；随着农产品产量增加，什一税的总额也在不断增长。另外，1572年耶稣会会士抵达墨西哥也具有重大意义，他们不参与针对本地印第安人的宗教管理（除了在北部），而是专注于教育西班牙人以及培养文化精英。

在商业领域则采用了一套封闭性的保护主义系统，这不仅影响了新西班牙，同时也影响了美洲所有的西班牙殖民地。关于这个封闭的商业系统最突出的例证是，跨越大西洋的商贸往来要经过一个独家通道，并且自1561年起，跨洋商贸往来都要通过舰队护航系统来进行。也就是说，所有的商船一起进行一年一次的航行，并由武装部队提供护航服务，商品都被小心翼翼地记录在册并要被征收几种不同的税款。西班牙人在塞维利亚建立起了商人公会或者说是商人行业协会。虽然商业活动从来就没有获得过完全的自由，但是强化舰队系统则让商贸往来更受限制，成本也更高。因此，走私开始泛滥。

与此同时，自菲利普二世（Felipe Ⅱ）登上王位（1556—1598年），西班牙人又重启了他们的古老梦想并最终实现了目标：经由太平洋抵达亚洲。自1564年从圣诞港口（Navidad）出发并开发出一个可行航线，最终西班牙人在1571年抵达菲律宾的马尼拉（Manila）并在此站稳了脚跟。菲律宾殖民地作为新西班牙的附属而建立；通过菲律宾基地，西班牙与太平洋的贸易往来获得了新的发展维度。几十艘来自中国广东的帆船给马尼拉运来了香料、丝绸和瓷器，西班牙人则用墨西哥的白银来购买中国商品，并且满载而归，驶向美洲的阿卡普尔科。应西班牙皇室的管控要求，这些商船同样采用了舰队护航系统。

阿卡普尔科也是连接与秘鲁之间贸易的要塞，也曾有过辉煌时期，曾经几乎与新西班牙同样繁荣，当时通过此地与太平洋进行的贸易往来呈指数级增长。到16世纪末期，阿卡普尔科至秘鲁这条线路上的贸易额远远超过韦拉克鲁斯至西班牙塞维利亚这条线路的贸易额。但是因为与半岛的利益存在着竞争关系，西班牙皇室开始限制秘鲁和墨西哥之间的贸易往来，并最终在1631年完全禁止两地之间进行商贸往来。八年后，皇室重启了秘鲁和墨西哥之间的贸易往来，但是有一个限制条件，即不能运输来自中国的商品。

随着商贸发展，在新西班牙逐渐出现了一群实力强大的商人精英群体。商人精英们模仿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人，于1592年在墨西哥城组织起了商会。这些本土精英商人管理着跨越两个大洋的海上贸易往来，控制着进口，并且自然而然也控制了商品的价格。他们逐渐垄断了商品交易，同时他们拥有的财富、政治影响力、经济权力也都在不断地稳固增长。西班牙皇室倾向于禁止在美洲生产某些消费品（生产工具、红葡萄酒、纸张、精细纺织品），目的非常明显——保护西班牙手工业生产者。从根源上来说，这个举措实际上只是为了向贪得无厌的商人们做出让步。但是，贪婪的商人们却并不满足于自己的垄断特权，他们还会通过组织走私活动进一步获取更多的额外收益。

此前的事实表明，征服者们过去所采用的那一套东西已经过时了，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套真正的殖民统治体系。一种新的政治形态已经初步成形，它侧重于开发全球资源，调整并适应各类现实需求，适应西班牙人群体的复杂性以及他们的不同利益，与征服者和受托监护主们当初所面临的受限且不稳定的状态相去甚远，也远不用担忧要将印第安人置于各种项目以及美洲理想的中心地位，这是制定福音传播指导方针时曾采用的策略。16世纪下半叶见证了征服者世界的消亡，如同西班牙人到来前的美洲时代一样，征服者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一个完全崭新的秩序开始在新西班牙显现出来。

新西班牙的特性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的美洲的延续性得以保留，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静止不变的。很快我们就会注意到，在某些领域，美洲的延续性开始发生断裂，比如酋长首领开始没落。在此基础上，社会正在积聚着转变的力量，以产生一个新的世界。在17世纪初期，新西班牙明显偏离了它的过去。新西班牙背后有90年的历史，如果从西班牙人的角度来看，它是相当成功的。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的美洲面临着诸多难题，诸如政治服从、经济控制、共存、宗教皈依以及其他各种问题等，这些问题在此阶段的新西班牙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被控制住了。殖民地局势本身的问题也是如此，比如在西班牙人之间产生了诸多问题，而且还在持续产生新问题。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考虑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至少要保证这些问题能被控制住。如果持有国家历史观，此时已经可以窥见最终将导致墨西哥1821年迎来独立的那些基本特征开始逐渐显现，特别是如果将北部大开发也考虑进来。

需要注意的是新西班牙彼时在世界上所占据的地位。在墨西哥生产的白银，不仅是供应西班牙使用，同时也满足了欧洲的绝大部分需求（和秘鲁一样）。墨西哥白银生产的最终目标是偿还西班牙皇室的巨额债务并获得各类商品，因为西班牙的工业发展基础薄弱，西班牙本土并不知道如何生产这些商品。来自美洲的金银源源不断流入欧洲，对欧洲的经济影响巨大。但是另一方面，新西班牙的白银同样也流入了中国（直到19世纪，墨西哥硬币在中国都是流通货币），并且通过另外一些商业通道而流入了印度以及其他一些亚洲国家。一位被寄予厚望的日本商业大使于1610年来到墨西哥探寻机会，一切似乎都表明新西班牙（或者至少是它的一部分）已经发展成为连接整个地球的新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如果考虑到几十年前中部美洲几乎还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转变。另外，那些上文提及的大型交流活动并不仅仅局限于商贸往来，而是还涉及相当多的文化往来，包括新西班牙与秘鲁的紧密关系。但是，眼看着即将在一个国际化的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新西班牙却不得不压制住它的发展冲动。

另外一个重要事实是，差不多与此同时，西班牙本土也正在经历重大变化。西班牙皇室扩张行政机构的主要动机之一是扩大税收并且提高征税效率。随着西班牙试图从1588年无敌舰队战败于英国人的巨大创伤中恢复过来，并且考虑到因为长期以来治理不善且国家常年处于战争状态，现在西班牙已经负债累累、越来越穷，增加税收收入这个议题逐渐变得更为重要。一些批评者和社会改革者（也被称作“谏言官”［arbitrista］）提出并应用了不同的治理原则或“谏言奏议”（arbitrio），试图避免或至少是延缓西班牙人正在迎接的结局：帝国霸权的终结。而西班牙文学黄金时代的巅峰光彩则可以稍微补偿一下霸权终结的遗憾。北欧国家在新的权力平衡过程中获得了有利地位。对于美洲殖民地来说，它们将不得不服从于西班牙越来越大的经济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