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下中国社会发展新变化解析

“风险社会”一词系由西方社会学家首倡于20世纪80年代，后经发展日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基本范式之一。从内容上看，大体存在以劳（Lau）的“新风险”理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以凡·普里特威茨（Vonprittwitz）的“灾难悖论”和拉什（Rush）等人的“风险文化”理论为代表的文化主义、以贝克（Baker）、吉登斯（Gidden）等人为代表的制度主义等三种理解。其中，第三种理解是“风险社会”理论的首倡者和构建者，他们认为风险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并伴随现代化的发展而出现，乃是现代性的必然产物。“风险社会”理论体系约在2003年SARS之后传入中国，学界一般认为，我国从21世纪初开始也逐步进入“风险社会”。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和演变，我们以为，我国的社会发展也将呈现以下四个方面的新变化：

1.风险特征不断加剧

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总体上呈现为一种后发型和共时性并存的状态，后发型主要体现在传统的工农业领域，共时性则体现在以互联网兴起为标志的新兴科技领域。截止到目前，我国已进入现代化的中后期，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相互叠加，这在极大程度上导致了我国“风险社会”特征的加剧和分化：一方面，传统风险在一定时期内还将持续，突出表现为贫富差距过大的经济风险、腐败存量释放的政治风险、物欲压倒精神的文化风险和刚性维稳扩张的社会风险等四大风险；另一方面，新型风险不断产生且日益增多，集中表现为经济领域的“中等收入陷阱”、政治领域的“西式民主陷阱”、文化领域的“话语权陷阱”和国际竞争领域的“修昔底德陷阱”等四大陷阱。与现代化进程相对应，当前我国的刑事犯罪也呈现出罪名越来越多与刑罚谦抑性日益深入人心并行、传统型犯罪居高不下与现代型犯罪不断涌现并行、总体上由传统型犯罪向现代型犯罪转型的趋势，这无疑为刑事法律服务市场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

2.市场经济加速完善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概言之，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深化改革为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明了方向，全面依法治国为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法治保障，全面从严治党为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化了领导核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树立了目标。因此，面向“十三五”时期，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将加速完善，与此同时，伴随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我国法律服务市场的信息对称程度也将进一步提升，法律服务的市场化水平将不断提高，法律服务专业性在市场竞争中的重要性亦将充分凸显。(www.xing528.com)

3.社会治理日趋重要

“社会管理”一词最早出现在1998年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中，长期以来，社会管理均被列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具体途径，这显然是与我国的发展阶段和具体国情紧密相连的。进入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基础上，首次创造性地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这一重大命题。从“管理”到“治理”的一字之差，体现的是治国理政在理念和价值取向上的巨大进步，意味着从一元主体、垂直、随意性、单向度的管理思维向多元主体、扁平化、法治化、体系化的治理思维转型与升华，强调的是多元主体在法治化的轨道上共同参与、平等协商和公共治理。在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的过程中，传统的“大政府、小社会”格局将被打破，有望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与公民”四位一体、多元共治的新型格局，法治的作用将充分彰显，法律服务市场也将迎来大好发展机遇。

4.规则意识逐渐增强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孕育着法治的思想基础，即以规则意识为核心的法治文化。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建立并不断完善，在以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价值为标准的等价交换中，人们的契约观念、主体观念、权利义务观念和平等自由观念逐步觉醒并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法律规则因其“确定性、连续性和稳定性”高度契合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法治”成为社会共识。同时，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我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也在稳步推进，特别是自1986年以来的六次大规模普法运动，客观上加速了人们法律意识的觉醒。在呼唤社会共治的浪潮中，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开展工作与解决冲突正在成为主流价值判断和选择，“规则之治”已是大势所趋。站在现在看未来，伴随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政治市场和思想市场也将进一步实现健康、持续发展，基于此，在“风险社会”下，法律服务的空间亦将得到充分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