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福信
刑辩律师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职业，尤其是在中国。
因为看起来，我们总是在帮“坏人”脱罪。
莎士比亚在剧作《亨利六世》中说：“The first thing we do，let us kill all the lawyers.（我们所为最紧要之事，乃是干掉所有律师。）”
这毕竟是500年前剧作中的一句台词。
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人在经历了赎罪日战争等几近灭国的灾难后，痛定思痛，改革了情报处理方法，建立了“The Tenth man”制度。
按照这个制度，如果前九个人对一份情报的判断得出一致结论，那么第十人的责任就是反对，不管它看起来多么不可能，第十人必须设想前九个人是错的，并找出解决办法。
以色列人认为，这个制度可以避免“群体思维”和过于专权的指挥官可能阻止相反的观点。而负责专门提反对意见的“The Tenth man”机构叫“魔鬼代言人办公室”。
“魔鬼代言人”，恰好就是刑辩律师的另一个称呼，律师也被称为是天生的反对派，针对指控，专门提出反对的意见供法庭参考，这就是辩护律师天生的职责。
2009年，村上春树在领取耶路撒冷文学奖时，做了一个著名的演讲“高墙与鸡蛋”。
他说：“在一面高大、坚固的墙和一只撞向墙的鸡蛋之间，我将永远站在鸡蛋的一边。是的，无论墙有多么正确，鸡蛋有多么错误，我会和鸡蛋站在一起。将会有别的什么人去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也许时间或者历史会做出判断……”
如果作为强大国家机器的侦查检控部门是一面高墙的话，那么，被告人就是一个脆弱的鸡蛋。无论指控多么正确，被告人多么错误，辩护律师都会站在被告人这一边，这就是辩护律师永远不变的立场。
前段时间，我七岁的女儿问我：
“爸爸，如果一个人犯了罪，你还会帮他辩护吗？”
“会啊，因为没有经过审判，你不知道他是不是犯了罪。”
“如果你明明知道他是坏人，为什么还要帮他辩护呢？”
“因为这一次觉得他是坏人，不帮他辩护，那下一次，如果有好人被错认为是坏人，就没人帮他辩护了。”
在《杀死一只知更鸟》里，镇上绝大部分的人都认为黑人被告人强暴了一位白人女性，芬奇律师跟他女儿这样解释：
“除非你穿上一个人的鞋子，像他一样走来走去，否则你永远无法真正了解一个人。”
在小孩纯真的世界里，“好人”和“坏人”有着显著的标签，世界非黑即白。但是在成人的社会中，事实和真相难以厘清，很多案件就像一出罗生门。让每一个被告人都获得同样的辩护，首先是为了避免因为“坏人”的标签而让“好人”得不到法律帮助。
刚上大学的时候，教刑事诉讼法的教授曾经和同学们讨论过这样一个案例：
一个恐怖分子在一个小镇上安装了一枚定时炸弹，被抓后拒不交代炸弹的位置，是否应该对这个恐怖分子实施刑讯逼供？
很多同学纷纷表示可以。
教授引导大家：“如果今天同意警察对这位恐怖分子刑讯逼供，那么，下一次，就会有其他警察以其他理由实施刑讯逼供，到时候，受到安全威胁的就不仅仅是这个小镇上的人，而是整个国家的人。”(www.xing528.com)
有同学问：“如果小镇上的居民因此被炸死了呢？怎么办？”
教授说：“这就是设置刑事诉讼制度必须付出的代价，也是程序正义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某些“高度嫌疑”的人，因为律师的辩护而被无罪释放，有人认为这是律师在“钻法律程序的空子”，比如辛普森。
因为律师的辩护，而使嫌疑人逃脱法律的制裁，这些嫌疑人的数量也许可以估算；但是，因为律师对程序的坚守，而使不特定的人免于不正当程序的威胁，这些人的数量却无法估算。
早些年我在检察院工作的时候，碰到过这样一个案件。
几个持枪的绑匪一起绑架了人质后撕票，后来与围捕的警察发生了交火，其中一名绑匪后背中枪，性命垂危。
跟随警察执行任务的除了记者，还有一位医生，他毫不犹豫地对这名绑匪实施了抢救，后来这名绑匪被抢救了回来。
之后我刚好碰到了这位医生，我问他：“那名绑匪即使被救活了，也会被判死刑，当时何苦去抢救他呢？”
医生的回答让我记忆尤深：“在医生的眼中，只有病人，没有犯人。”
我代理过一宗多年前的杀人案，被告人承认当年杀害了一位不知道真实姓名的人。我根据法医报告指出，公安机关找到的那具尸体不一定就是被告人所说的那位被杀害的人。
法官显得很不耐烦，多次打断和限制我的发言。
庭后，我向法官提出抗议。法官说：“被告人显然是有杀人的，我看到你提出不同的意见，当时心里有点反感。”
我跟他说：“你觉得我们有不同的道德观吗？可你是法官，我是辩护律师啊！”
现代社会，尤其是法治社会，之所以能良性稳定地运行，是因为每一项职业都有特定的职业准则，大家各尽其责，将职业道德置于社会道德之上，否则社会秩序将会因为失衡而混乱。
辩护律师的职责是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通过与公诉机关的对抗，达到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之间的平衡。
再回到莎士比亚《亨利六世》的剧本中，高喊“杀光所有律师”的，是叛军头目屠夫迪克，他其实是一位反面人物。根据剧中背景，可以看出他之所以仇视律师，是因为律师是混乱秩序和践踏公平正义的天然反对者。
在我刚执业的时候，律师会见嫌疑人时，侦查人员是可以在场的。
有一次，会见一位嫌疑人，我刚开始了解案情，一位在场的警察打断了我：“不准询问案情！”
我正准备问同案人是谁，这位警察又打断了我：“不准了解同案人的情况！”
我们因此发生了争执。
几年后，我收到一封从看守所寄来的信，就是当年那位和我争执的警察寄给我的，他说他被检察院逮捕了，希望我能为他辩护。
这三年来，我一直在坚持为一位前政法委书记做无罪辩护。有一次他很感慨地跟我说：“我之前的工作很多时候是在维稳，压制律师，想不到现在只有律师才能帮助我。”
同在一条船，角色在转换，谁能保证自己不会成为下一个被指控的人？维护律师的权利，其实是在维护律师所代表的人的权利。维护别人的权利，有时候，也是在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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