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刑辩律师：领带、考卷和看守所

宋福信

律师有很多种：非诉讼律师、民事律师、刑辩律师……当你咨询一位律师时，如果他习惯性地问：“关在哪个看守所？”那他一定是一位刑辩律师。

领带和考卷

我是一位刑辩律师，每天去上班我几乎都会穿西装打领带。在我刚刚做律师的时候，有一次开完庭，几个被害人家属围住我，扯掉了我的领带。我很生气，因为我那时候还不会打领带。从此以后，我去法院开庭会习惯性地拿着一把长柄雨伞，这是一件实用又不失体面的防身工具，还能顺利通过安检。

对我来说，每一次出庭辩护都像是考一场试。认罪的庭审像开卷考，而无罪辩护就像闭卷考，考试前一段时间一定得熬夜准备。开完庭，也像一位交完答卷的学生，对结果充满期待又有点忐忑。

办公室、法庭、看守所是我工作的三点一线，所以我的手机经常会无人接听，即使接通了，如果说话有气无力，那应该是刚刚经历一场持续一整天的庭审，请你们谅解。

消毒液和“情书”

我曾经这样安慰过一位关在看守所的被告人：“我是一名刑辩律师，平均每个星期有两天是要待在看守所的，这样算起来，我接下来的人生可能有四分之一的时间会在看守所度过，算起来刑期比你要长得多呢。”

我从看守所会见完出来的时候，经常都会过了吃饭的时间，就跑到最近的餐厅狼吞虎咽，这时候接到电话，我经常会说：“我刚从看守所出来，饿死了。”周围的人一般都会很诧异地看着我，有一次对面坐着的是一个小女孩，她赶紧离开了。

每次在看守所会见完，很多当事人都会和我握手。后来一个德国的当事人跟我说，看守所里面人多，卫生条件差，他得了严重的皮肤病，其他关在一起的人也得了皮肤病，我吓了一跳。从此以后，我的公文包里一直带着一瓶酒精消毒液，每次从看守所会见出来的时候，我都会先喷一下手。

在这个电子化的年代里，应该只有刑辩律师能常常收到信了，都是关在看守所的当事人寄出的，这是他们和外界沟通的唯一方式，我们经常笑称为“情书”。我常常会给他们写回信，拿着去邮筒投寄。只有一位被关押的当事人是通过微信和我联系的，让我惊讶不已，不过他是被关在马来西亚的看守所里。

看守所拖延、弄丢信件是常态。曾经有一位当事人被判了死刑，他给我写了他的最后一封信，充满忏悔和留恋。由于寄信被延迟，当我收到的时候，他已经被执行了，很遗憾没能收到我的回信。

“小姐”和市长

当聊到当事人的时候，我经常会化用《阿甘正传》里面的那句台词：当事人就像一盒巧克力，你不知道你拿到的下一块会是什么口味。

说到口味，这些年来我见过许多形形色色的客人，口味最重的却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孩，让我毕生难忘。

她是一位涉嫌故意杀人罪的卖淫女，只有19岁，一副清秀婉约的样子。她趁“鸡头”（介绍卖淫的人）睡着的时候杀了他，据说她经常遭受他的剥削和虐待。她杀死他之后，用刀将他碎尸了。在碎尸案中，最难处理的就是人头了，于是她把人头放进了压力锅煮。开锅的时候，她还用勺子喝了一口汤。

我那时候刚做律师，当她说到这里的时候，我竟然无端端地问她了一句：“味道怎么样？”

她笑了笑，说：“有点腥。”

有时候，我会觉得中国的刑辩律师就像一位渔夫，而各种严打运动就像不同时期的潮汐，意想不到的风暴卷来的是不同的业务收获。

比如早些年重庆“唱红打黑”、广东“三打两建”时，恐怕是我这辈子为最多“黑社会老大”辩护的时期，而十八大之后的反腐风暴，让很多以前只能在电视上见到的高官们，直接成了我的“座上宾”。最多的时候，我曾经一个星期要去会见三个关押的原市长。

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曾经的明星市长，依靠自己一步步走到这个众人仰慕的位置，一夜之间却沦为阶下囚。他是一位言语谨慎的人，很少透露自己内心的感受。

有一次谈完案情，他突然问我：“宋律师，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喝的是什么吗？”当时口干舌燥的我脑中马上显现出一瓶冰可乐，不过他却说：“我想喝一口某某牌子的红酒。”我当时很好奇，能让市长在看守所念念不忘的红酒一定很好喝吧？于是我在网上买了这款酒，试喝了一口，确定那是我喝过的最难入口的葡萄酒了，苦酸涩俱全。那一瞬间，我似乎体会到了他的心情。

有一年，有一位客人直接到事务所来找我，他应该是我见过的最神秘的客人了。他先说明他是代朋友来咨询的，他的朋友是一位在任官员。他来咨询了好几次，付费也很爽快，但始终没有透露他朋友的姓名。

他陈述的情节越来越严重，形势似乎也越来越不利。最后一次，他没有来我的事务所，而是约在了珠江公园旁一家西餐厅的包间里。他带着一位50多岁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这个人才是案件的当事人，他的面孔对我们这个地区的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了。

那天晚上的谈话简单直接，气氛也很低沉，他经常露出苦笑的表情。大约两个月后，我在新闻上看到了他被中纪委带走调查的消息。

在我的电脑里有一个办理案件的登记表，案件办结的时候，我会在那一栏加上颜色。如果是红色，表示他被释放了；如果是蓝色，表示他被判有罪，送去监狱服刑了；如果是黑色，表示他已经被执行（死刑），永远离开了。

安慰和发怒

都说人生有两大风险：肿瘤和坐牢，所以，来找我的客人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从检察官到律师，我体会最深的，不是技能的转换，而是心态的转变。要做好一个刑辩律师，首先要懂得倾听，更要懂得理解和体谅他们的心情。

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句话：“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有时能治愈，常常在帮助，总是去安慰。）”心里很受触动。这是长眠在美国萨拉纳湖畔的一位叫特鲁多的医生的墓志铭，用来形容刑辩律师，也是再恰当不过了。

我担任了一位接受调查的影视明星的律师，在被调查的前期，他一直忐忑不安。有一天，他很有感触地跟我说：“宋律师，每次和你聊完，我就放心很多，但是你一走，我就又睡不着了。”我笑着说：“我总不能陪着你睡觉呀！”他的妻子在旁边忍不住哈哈大笑。

但也有当事人和家属反过来安慰我的时候。有一年，有一个争议很大的受贿案，开庭时发现这个庭被作为了廉政教育示范庭，我当时就觉得不妙，虽然在庭上据理力争，最后还是逃不过重判的结果，这个结果让我很沮丧。当事人临去监狱前给我写来了一封信，有一句话我还记得：“知命而无怨，故你不必介怀。”(www.xing528.com)

当事人来信

很多人说我人缘很好，执业这么多年来，几乎没有当事人对我不满意，但其实我也有对当事人发脾气的时候。

有一些客人习惯性地隐瞒对自己不利的案情，包括对律师。几年前有位涉嫌贩卖毒品案件的被告人，在我询问他的时候，他再三保证和一位指证他的证人不认识，没联系过，于是我在法庭上强烈质疑这位证人的证言。结果补充侦查，公诉人出示了被告人和证人的手机聊天记录，这让我猝不及防，非常被动，最后这位被告人被判了无期徒刑，实在令人感慨。

还有一位当事人的家属，找到了一份非常重要的不在场证据：被告人的就医记录，却被她自作主张地隐瞒了，等我知道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最好的举证机会，那一次我对着家属大发雷霆。

后来我反思自己为什么会这么生气，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信任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旦接受了委托，就不仅仅是他们的事，也是我的事。

这么多年来，我代理过各种不同的当事人。有一些人给我送过锦旗牌匾，节假日送来问候的礼物，让我很感动；也有个别关在里面的富豪，承诺出来后许以千万酬金，让我空欢喜了好几天；也有过“黑社会大佬”出来后，一定要跟我结拜兄弟，让我哭笑不得；还有过关在看守所的当事人，审讯时被坦白我怎样和他商量“对抗侦查”，让我想到了“农夫与蛇”的寓言故事。

经历了这么多，我似乎已经学会了宠辱不惊，一笑释然，更谨慎地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

罗生门与试金石

我很喜欢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罗生门》：武士、强盗、女人、和尚、樵夫……到底谁在说谎？最后都没有结论。很多庭审就像一出罗生门，我和很多关注案件的人一样，内心里也会忍不住去想：案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被告人到底有没有做被指控的这件事？

我记得几年前有位拍卖师被指控在拍卖的过程中将一批玉器据为己有，在法庭对质中，被告人和被害人各执一词，关键证人下落不明，到底这批玉器去了哪里？事隔多年，这个疑问还一直留在我的心里。

但我尽量不让这些问题影响到我，因为不管他是否做过这件事，我都必须全力维护他的合法权益，这是我们辩护律师的职责。也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职责，很多人把我们比喻为“魔鬼的代言人”，认为我们的辩护混淆黑白，毫无底线，这其实是不对的。

我们辩护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让被告人在现代法治的框架下接受公正的审判。也许这样会让一些罪犯逃脱了罪责，但让更多的被告人接受了公开公正的审判，尤为重要的是，让一些无辜的人免于牢狱之灾。

在我的认知里，几乎没有一位刑辩律师没有在道德和辩护职责之间挣扎过。

很多法学院的学生都知道美国最成功的律师艾伦·德肖维茨的一句名言：“一个国家是否有真正的自由，试金石之一是它对那些为有罪之人、为世人所不齿之人辩护的人的态度。”我也不例外。所以，满腔热血的我曾经把“敢于为世人所不齿之徒辩护”作为检验一个刑辩律师合格的标准。

在我执业的过程中，这个标准在我的心中不停地接受挑战。

当我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的时候，我决定以后不再帮侵害儿童的嫌疑人辩护了。所以，去年有一位警察来找我，希望我为“河源市客家公园杀童案”的嫌疑人刘某辩护时，一开始我拒绝了。但是，我犹豫几天后又答应了，因为他说了那句话：“嫌疑人有精神分裂症，而且有些证据可能存在疑问。”

另一件让我内心充满矛盾的案件是一件离奇的交通肇事案。被害人的家属来委托我，他们强调律师费不是问题，唯一的要求就是要追究肇事司机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

肇事司机是一位女博士，她在刮倒老人后，刹停了车，接着再次启动了车辆，导致老人遭受了两次碾压，当场死亡，情节听起来很恶劣。

后来我看了案发现场的监控视频，老人是从车的中部被卷入车下面的，车辆刹停的时候，老人的胸口刚好被压在了左后轮下面。我认真研究了监控视频，也申请公安机关做了侦查实验。最后，我从内心认为，司机再次启动车辆，应该是为了挪开车辆，避免车轮继续压在老人身体上，没想到判断失误，车轮从胸口碾过头部。

我把我的判断告诉了委托人，建议委托人改变想法，改为追究女博士犯交通肇事罪或者过失致人死亡罪，但是委托人态度坚决。我思考了好几天，最后主动解除了委托。

在刑辩律师的职业道德里，我们必须接受一个可能犯了罪的人因为我们的辩护被判无罪，但是我还无法接受一个可能不构成重罪的人因为我违心的指控而在狱中度过余生。

太太和孩子

由于在法庭门口被围攻过，半夜还收到过威胁短信，所以，我没有把家人的照片放上过朋友圈或者微博。我很少跟我的家人谈论我工作的具体内容，有时候如果我感觉思绪还没有从工作中缓过来，回家前我习惯在车上先静静地坐五分钟。

我太太是一位医学博士，因为我工作忙，所以她一直在家照顾两个孩子。她是台湾人，对大陆有些情况不是很了解。

去年的时候，我代理了一个涉嫌传销的案子，被指控的这个企业以类似直销的模式销售某某牌子的燕窝饮品，全国会员很多，会员之间传唱着一首很有趣的口水歌：“在此之前，我赋闲在家；几月之后，我摇身一变……”后来辩护成功，老板和高管们都被释放出来了。

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太太跟我说她最近比较有空，邻居拉她一起做微商，她笑着跟我说：“等我赚了大钱，你就不用那么辛苦做律师啦！”我当时以为她在开玩笑，没有在意。

有一天洗澡的时候，她不经意地哼起了一首没听过的歌：“在此之前，我赋闲在家；几月之后，我摇身一变……”我吓了一跳，赶紧拉开她放微商产品的柜子一看，里面竟然堆满了某某牌子的燕窝饮品！

第二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把那个案子的起诉书放在了燕窝饮品的上面，另外用一张纸写上：“涉案物证，不得出售！”晚上回来的时候，发现我柜子里的燕窝饮品已经被我太太处理得无影无踪了，只是多了另一张字条，上面用繁体字也写了八个字：“医疗废品，专业处理！”

最近，我的小女儿看了一部童话电影，电影里的一位小女孩因为爸爸变成了国王，所以自己也变成了公主，她叹息道：“我也好想变成一位公主哦，可惜我爸爸只是一位普通的上班族。”

我呆了一下，很认真地对她说：“不，爸爸是一名刑辩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