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1864—1920）定义的科层制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工业经济时代，科层制几乎是组织的同义词，是企业获得效率的最佳载体。在纵向上，成员之间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低层级受制于高层级；在横向上，依据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严格规定每位成员的明确分工。组织像一台大型机器，严密的等级秩序（纵向）和清晰的部门界限（横向），让每个组织成员职责固定且明确，人被异化成“人肉零件”，既精准又有序。随着政府职能和权力的扩张，典型的科层制结构（或称官僚制结构）形成并普及至社会各个领域，涵盖教育领域，政府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权力干预教育以实现国家利益，逐渐形成以“教育控制的科层化”为基本特征的公共教育体制。[9]科层制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它在信息时代暴露、放大、衍生出越来越多的弊端。原来保证效率的条条框框变成阻碍发展、创新与变革的绊脚石。科层制使人异化，人变成组织机器的一部分，像卓别林在电影《摩登时代》中拧螺丝。互联网思维的精髓是人性的回归，科层制显然与其背道而驰。同时，以“教育控制的科层化”为基本特征的公共教育体制不利于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进行互动、协商与合作。
时代正在向多元化发展，单一治理主体已经不能满足时代需求，来自社会各界的力量逐渐成为治理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兼具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时代，治理模式应当是合作式而非独占式，治理体系应当是融合多方力量的行动者体系，它的形态不再是线性垂直，而更趋向于扁平化和网络化。3.0时代的学校治理将是多主体参与的共建共享共治，组织体系将从科层制下的垂直分工转向网络化与扁平化。从宏观层面而言，教育治理结构是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整体协调状况直接关系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呈现的是一种多元治理主体的互相信任、整体协调、相互啮合及集体行动的最佳状态。[10]从微观层面而言，治理主体也将从单一变为多元。(www.xing528.com)
治理来自政府、市场、社会多个领域的多元主体，进行多中心和多角度的治理，要求治理结构必须突破等级森严的传统模式束缚，向信任、合作、互惠的网络治理结构转变。能够适应复杂、多变的任何环境的组织，其内部单位必须具备“自治”“关联和变革” 等一系列基本要素，这就要求组织单位与成员拥有自主决策的权利，能够根据环境的变化对自身行为作出快速调整和变革。[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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