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或将成鸡肋，走进学校3.0时代!

高考是让当今中国人又爱又恨的评价体系。

在“文革”期间，中国取消了高考制度。那时上大学的标准简化到仅凭手上老茧的厚度。政治标准是第一位的，所以盖有公社大印的推荐信成为知青人生命运中的“生死符”。为了获得这张“生死符”，知青使出浑身解数，动用所有能想到的关系。类似于知青手腕上的“上海”牌手表悄悄转移到公社领导手腕上的情况，时有发生。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有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在当时中国最基层的行政管理机构人民公社中把公章绑在腰带上的公社领导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有的知青为获得政治上的一句好评语而拼命干活，以至于挑河泥挑到吐血。就是这样干还未必能上大学，因为手上的老茧厚度还是赶不上“贫下中农”子女，因此大量和文盲相差无几的农民带着浑身泥土和对知识的不屑走进了大学校园。当时有一部电影叫《决裂》，结尾是主人公挥着巨拳对着镜头吼道：“让我们同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结果是割裂了知识传递的渠道和纽带。与此同时，在农村以外的地方，情况基本相似。“工农兵大学生”这一历史名词应运而生，同时成为中国高等学校历史上所培养的质量最差学生的代名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一传开，真的是万众欢腾。尽管还是需要盖上公社大印的一纸介绍信，但毕竟让大批知青揪住青春的尾巴，改变了命运。近年的又一部电影《高考1977》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景。从此，高考又成为中国年轻人改变命运的一道坎：过去了就捧上铁饭碗，过不去就先当几年“待业青年”再说。有些年中考比高考的难度还要大，因为中专生毕业后也是捧铁饭碗，对大量只有初中学历而不能参加高考的农村学生吸引力最大——如果考不上中专，连当“待业青年”的资格都没有。

在万众欢呼声中，高考制度逐渐回归正常，对中国在动乱后恢复经济、弥补人才断档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资源的丰富，对人才个性化、创造性等要求越来越多，高考制度的弊端逐渐显露，又成为被人诟病的评价机制。

历史上教育制度的改革核心都是改变评价体系，如“文革”中取消高考和“文革”后恢复高考。自古以来，人的能力评估就是最核心的问题，却又总是滞后于需求，改革最少，也是最难的一个体系。

孔子在周游列国、历尽苦难地到处推销自己又到处碰壁时，肯定希望有一个更好的评估自己能力的方法，既比自己口干舌燥地游说更客观更省力又更有说服力，又让列国统治者信之无疑而欣然录用。尽管当时他的学说和社会影响力已经很大，但是他的能力、性格和观点是否适合各国的国情，是否适合国家统筹管理工作等，着实让列国统治者满腹狐疑。尤其是他的理论一不小心就会动摇国本，更让统治者不敢轻用。那时候的个人能力评价，几乎全靠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以至于后来以张仪、苏秦为代表的游说方式成为人才脱颖而出的主要渠道。

由于当时信息严重不对称，人才为君主相中不易，而君主更是求贤若渴，因此又演绎出一幕幕精彩的历史剧而为后人津津乐道。(www.xing528.com)

战国时期燕昭王屈身拜访郭隗求计问策。郭隗为燕昭王讲了一则“千金买骨”的故事，建议燕昭王不惜重金、不拘一格广纳人才。

“千金买骨”故事的内容：有一位国君非常喜欢书上描写的千里马，却从来没有见过真的千里马。他派人去买一匹千里马，给他一千两黄金。这人走遍国内外城乡养马场，没有找到一匹千里马。有一天，他正在街上无目的地走着，见一群人围着一匹死马议论，便挤进去询问。原来这匹马病死了，大家都觉得可惜，因为这是一匹好马。这人便花五百两黄金买下死马。国君见他买回一匹死马，生气地问他：“我让你买千里马，你却买匹死马回来，有什么用处？真是没用的废物!”这人不急不忙地说：“大王请不要发怒，请让奴才把话说完再处罚我。我买下这匹死马，正是为了使您能得到更多活的千里马。您想，各国的人都非常奇怪我为什么买匹死马，一定纷纷议论，且互相传说。很快他们都会知道大王爱马，连死了的好马都这么看重，何况活着的千里马呢？您不要着急，很快就会有人把宝马良驹进献给您。”果然如他所说，不到一年，凡有好马的人都纷纷来拜见国君，希望他能花重金买自己的马。

讲完这个故事，郭隗对燕昭王说：“千里马好比是贤士，大王您先把我当作死了的千里马，要不了多久，那些比我更有才干、有智慧、能为您报仇的人，都会纷纷来见您。”于是，燕昭王先建一座“黄金台”，请郭隗上台拜他为师，封他重要官职，再大兴土木建筑宫室赠给郭隗，给他丰厚的俸禄，平日对他恭敬有加。这事很快传出燕国，在列国中传播，燕昭王求贤若渴的态度和郭隗受到的礼遇，使很多杰出人才闻之心动，乐毅、邹衍、剧辛等很多远近闻名的贤能之士纷纷投奔燕昭王，燕国迅速强大起来。

“千金买骨”和建“黄金台”至今都可以称为经典策划案例，在当时因信息不对称所以很有效。但是，这只是个案而不能成体系，在没有好的人才评价方法时只能是权宜之计。科举制度出现后，成为官方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为中国封建时期社会进步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在历史上，我们也看到很多科举制度的弊端。

在科举制度下，很多人才被埋没甚至扼杀，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虽然是虚构的，却有很多案例可印证其真实性，如李贺、徐文长等。蒲松龄也是落榜者，幸好他另辟蹊径，成了文学家。中国的科举制度是最易于扼杀文学家的制度。为了弥补科举制度的不足，很多人便给当时举足轻重的名人写自荐信以求出路，效果怎么样不知道，因此出现了很多史上著名的文章，如李白《与韩荆州书》、韩愈《与于襄阳书》、苏轼《上梅直讲书》、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等。种瓜得豆，不能说种瓜种得好。正如知青中出现了很多人才，不能说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功劳。像李白这样的人才，制度是不能扼杀的，李白没有参加科举考试，据说是他家祖辈从商，那时商人家庭出身者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好在他家有钱且有才气，尽管李白非常想当官而不得，好不容易当上无法施展抱负的闲官，又被发配到夜郎国等偏远地方，但还可以潇洒地到处“旅游”题诗，以成就文学功名。教育的主要责任不是培养李白，而是让李贺、孔乙己们能人尽其才。

评估制度的改进，是随着社会进步而进步。一是社会需要进步，二是技术发展，三是理念改进。社会需求促使理念进步，技术进步促使理念进步。改革总是到不得不改的情况时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