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知识的命运，走进学校3.0时代

在不远的将来，在校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会逐渐消失，跨校、无校学习成为常态。学生分散在乡野山村、工厂车间、酒吧咖啡馆等地，都可以学习。学习将会像空气一样，人人、时时、处处都可以进行。但是，如前文所说，学校的很多功能被转移、弱化甚至消失，而其保留下来的一些不可取代的功能则更为强化。学校仍然是学校，仍然是人们心目中的殿堂，甚至更为神圣。虽然在校生的学校归属感趋于淡化，然而毕业后，可能一辈子都受益于学校的影响，一辈子怀念学校生活，并且有机会就会回到学校以获得心灵的安慰。这时候归属感回来了。这方面问题留待后面探讨。

走出校园的其实不是学生，而是知识的传授模式和传授范围。此外，未来不仅淡化了校内校外的界线，同时也淡化了书本知识和实践知识的界线。众所周知，人类最初的知识是从实践中来的，知识的传授也基本同时产生。随着知识量和人口的扩大，随着人类发展的需要，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知识传授与社会实践分离而成为各自独立的社会分工。知识传授的链条拉得越来越长，而且不只是一个链条。为了避免链条过长而断裂或者效率下降过大，通过一些传动装置，多个链条被联结起来，成为一架复杂而精密的机器。然后，又进一步把机器与机器之间联动起来，发展成一系列更为复杂的系统。再后来，把系统与系统互相联结起来，成为更为庞大的系统集成。这就是现在我们的教育系统。处在教育系统链条终端的学生所获得的知识，不知道经历过多少道搬运手续，早已面目全非。正如我们拿到手里的一碗方便面，它在遥远的土地上从一颗种子开始生长，收割后被送进工厂，再经过很多道工序变成方便面，同时又经过无数道智力和体力的积累，以及金钱价值的累积，通过多种运输手段才到我们手中，早已不能等同于它原来在土地中的形态、内容和价值。与之不同的是，方便面传递的路程再远再复杂，其作用没有改变，而知识传到学生手里其实践功能早已弱化，从而需要重新学习使用知识的知识。知识学了是要用的，就是说它源自实践，最终还得回到实践中，并用于指导实践。我们通过那么多链条和曲折所获得的知识，再回到实践中能适用吗？

自从学校成为知识的象征和殿堂以后，知识便被关进校园中而远离了它所产生的土壤。尤其是在知识大爆炸时代，有很多知识在爆炸中没有被使用就烟消云散。那么这些知识的获取究竟还有什么意义？

问题还在于，我们虽然在学校获取很多知识，却没有学会从实践中获取知识、理解知识和使用知识的能力，或者说，人类原本就有从实践中获取知识的本能，由于人类的后代只从学校中获取知识而退化了这种本能。这就使我们的学习变得越来越困难，学习的效果越来越差，学习的时间越来越长。几千年前的祖先从父母和身边的长者那里学到知识，马上就可以投入实践，而现在的学生必须学习十几年乃至二十几年直至近三十岁时才能进入实践。可见几千年来，人类个体的寿命延长了很多，学习效率却下降了很多。

近些年来探索和提倡的教学改革，所谓“互联网+”等科技手段，就是为了提高教学效率。然而，再先进的科技手段只不过是外在的手段，只有当它触及学习者的神经，让其“灵魂深处闹革命”，才会取得效果。因此，要让学生有效地记忆和掌握知识，必须让他自己投入实践才行。(www.xing528.com)

优等生在有了先进的科技手段后他们仍然是优等生，而学习困难的学生在任何时候都是让教师头痛的。教师和家长想了很多办法，什么开小灶补课、请家教、上校外学习班等，很多教学改革主要是针对困难学生的，其原因是这些学生更多地失去了祖先从实践中学习的本能。这是绝大多数教师没有认识到的，早在苏联时期的苏霍姆林斯基就认识到了。他在《给教师的建议》一书中，给学习困难学生的建议是多阅读课外读物，“这里是指那些很艰难、很缓慢地感知、理解和识记所学教材的学生：一样还没有弄懂，另一样又要学了；刚学会一样，另一样又忘记了。有些教师相信，要减轻这些学生的学习负担，只有把他们的脑力劳动的范围压缩到最低限度（有时候，教师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说，只要读教科书就行了，不要读其他，以免分心）。这种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学生学习越感到困难，他在脑力劳动中遇到的困难越多，他就越需要多阅读。正像敏感度差的照相底片需要较长时间的曝光一样，学习成绩差的学生的头脑也需要科学知识之光给予更鲜明、更长久的照耀。不要靠补课，也不要靠没完没了的‘拉一把’，而要靠阅读、阅读、再阅读——正是这一点在学习困难的学生的脑力劳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识字的目的是阅读。所以，阅读就是一种最便捷的实践，使阅读者有了学以致用的感觉，让学习困难的学生恢复其祖先具备的在其基因中还没有完全退化的学习本能。

在学校3.0时代，创客空间将是最为高效和最为普及的实践课堂，比它走得更远的是：企业即课堂。它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出现的时候似乎与教育无关。

这家企业是上海杰事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叫杨桂生，中国第一位工程塑料博士后，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当初创办企业，是为了“改变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的命运”。有一篇介绍他创业事迹的文章为《改变知识的命运》。他于1992年怀揣着向研究所借的2000元差旅费，到上海创办企业。如今，他创办的企业已经成为上海市技术创新典型企业及我国最具规模的专业从事工程塑料研发和产业化的基地，还成为海尔、大众、三菱等著名企业所需工程塑料的技术依托。尤为令人称道的是，杨桂生向领导提出在企业中培养博士生的建议，这一建议被领导接受。2001年，他招收第一位博士研究生，走上一条以企业为“学堂”、在实践中搞科研的培养博士生的创新之路。或许，这是中国最早的高端企业课堂。

杨桂生是全国人大代表、著名企业家，头上有很多光环，人们一般很少注意到他的博导身份和以企业为课堂的探索。但是，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理应关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