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为经济建设输送劳动力的重要手段,经济发展也是保障教育能够稳定发展的必要物质基础,两者联系紧密,属于双向关系,非独立存在。为适应国内经济发展供给侧改革大环境的需求,人力资源供给侧改革成为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重点。培育时代发展所需人才,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势必需要教育方面的同时发力。因此,教育供给侧改革在当下是呼应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政策性需求。
我国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国际影响力稳步提升,教育普及程度普遍提高,在提高全民族素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方面取得了瞩目成就。但是,在整体繁荣的形势下也存在许多问题,家长、学生、教育界内部和社会相关领域对我国教育现状的抱怨之声不断,总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问题
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对我国教育的长远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推动社会发展,缩小社会差距,教育的发力尤为重要。我国自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理论的指导下,沿海经济开始活跃,几十年的发展,形成了以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为核心的拉动国民经济快速前行,并辐射广大中西部内陆地区发展的对外开放格局。但是,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也直接影响国家教育的格局。以最能反映地区教育力量和为社会提供智力支持的高校分布情况为例,参照国家统计局2016年统计年鉴数据[15],数量排名前十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依次为江苏、山东、广东、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河北、辽宁、四川。这些省份主要为我国沿海省份(江苏、山东、广东、河北、辽宁)与长江流域(湖北、湖南、安徽、四川),契合经济发展的格局,而西北、西南、东北的许多省份的高校数量相对偏少;不能忽视的是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的普通高等学校的数量在全国高校分布中占据不低的位置,超过了许多西北、西南、东北省市的集合。在象征办学水平的985高校中,北京、上海在数量上占据优势,西南、西北等许多内陆边疆地区省份高校未跻身985行列。
从教育经费投入角度分析,参照国家统计局2016年统计年鉴数据[16],可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教育经费投入差异明显。东部地区11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总体教育经费投入数额是西部地区12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部地区8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近两倍。以单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算,最多的广东是最少的西藏的17倍,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的数额在总体统计中处于前列,北京第七位的水平更是在内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处于突出地位。
区域办学条件上的水平差异凸显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经济发达地区文化繁荣,也推动了优质教育的发展。在经济发达地区,无论是学校的硬件设施、课程种类的丰富程度、教师的综合素质、学校的治理理念,都占有优势。由于这些优势的存在,政府财政的扶持力度、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开阔眼界的机会等都大大多于其他地区。内陆省份特别是边疆欠发达地区的教育资源劣势明显,体现在学校软硬件设施较落后、师资力量薄弱、社会环境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等方面。不仅跨区域的资源分配不均,区域内的教育资源分配也是不均衡的,城乡之间的差距、中心城区和边远城区之间的差距、区域内城市之间的差距不容忽视,由此带来贫富差距的拉大、阶级的固化、人才的流失、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社会价值取向的扭曲等种种不良影响,影响着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
2. 现有供给与现实需求的矛盾问题
在供给侧面临的诸多问题中,现有供给和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是亟待解决的问题。(www.xing528.com)
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与现实中的供给不匹配的问题是显著的,这也是教育供给的质量问题。高端教育需求外溢严重,2014年中国留学生境外消费接近2000亿元,从2014年7月至2015年2月,在美接受基础教育的中国留学生数增长了23.5%,接受高中教育的增长了50%,留学低龄化趋势显著。[17]对国外教育的追求反映众多家长和学子对国内教育供给质量的不认可和对国外所谓优质教育的肯定和期待。由此可见,我国现有的“优质教育”与众多家长眼中的“优质”实质上是不对等的,这种不对等现象显示教育供给侧方面存在问题。大量高端人才与储备人才的外流是国家的损失,同时也在提醒:优质教育资源真的优质吗?优质的教育资源是人民需要的吗?
除优质教育供给的问题外,对不同群体的教育供给同样存在供给与需求现实之间的矛盾问题。突出表现在广大农民工培训方面。由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与社会的转型,进城务工人员数量增多,他们为城市建设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但存在就业“短工化”(即工作持续时间短、工作流动性高)的趋势。为了提升技能与收入水平,扭转现状,相当一部分农民工的职业教育需求强烈。遗憾的是当前对农民工的职业教育供给存在很大不足,2014年的调查显示,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仅占30%。[18]新兴产业的加快发展对技术人才更高层次的要求导致农民工就业难度更大,就业难与招工难交织在一起形成的就业结构性问题,呼吁教育的个性化供给。另外,现有的学校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方案方面存在与社会脱节的现象,空有理论,无法融入社会实际,造成高端人才短缺和一般人才过剩,这也是对教育资源的一种浪费。学生最终是要离开学校的,将所学的运用于社会建设,因此面对学生付出的几年学习时间与用人单位的需要不匹配、供大于求或供不应求的现象,脱离学生实际和社会需要的供给让教育领域的原有服务受到升级改造的挑战。与此同时,社会的不断发展对农民工子女、留守儿童、残疾人士等特殊群体供给新的教育需求,也到了需要革新的时候。
3. 教育治理理念的陈旧带来的过程僵化问题
不仅在物质层面需要变革,教育治理理念方面的与时俱进也是现阶段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条件。主要表现在教育评价制度的个性化不足和行政的过度干预引发的系列问题。
教育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的发展,为了每一位学生的成长。理想的教育评价是让每一位学生的个性差异都能得到尊重,潜质都能得到充分开发,以期促进学生的多样化发展。传统的教育评价较为单一,重点着眼于终结性评价,对过程的重视不够。在经济不断进步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存在着建设多方位学生个性化评价体系的契机,但由于升学指向的影响和选拔考试内容的单一,学生评价的改革进展较为缓慢,对学业结果之外的学生特质的评价的重视程度不够,追求教育的“效率”和“结果”,实质上仍是走过去的老路,已落后于时代的发展需要。
我国教育行政部门的过度干预也带来许多问题。我国的教育体制是由中央统一领导、地方分级管理的教育行政体制,保持高度的统一性,上令下达的体制保障了教育政策执行力度的同时,也束缚了教育。例如,“校长负责制”,本意中除了日常管理责任外,还包含办学权利,但现今普遍的方式中,“责任”通常只指日常管理,学校的办学权利被层层下压的行政指令所捆绑,让校长在治学中束手束脚,制约学校的创新发展。在不少地区的行政层面,出于对政绩的追求,“唯分数论”大行其道,特别是在高考等影响力巨大的选拔性考试中,学生的上线人数和名次甚至与校长的“饭碗”挂钩,因此校长的主观意识更加受到压制。如果再加上非教育领域出身的“外行”领导,对教育规律不了解却满腔热情毫无章法地“指导”只会让教育治理工作更难以良好推进。
综上所述,现阶段我国教育存在诸多问题。为了我国教育的良性发展和培育社会发展所需的真正人才,办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化解当前教育供给侧与需求侧两方面的矛盾,学校教育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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