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伫立在甲板上，望着海岛的角端，我的眼里又一次流下了泪水。
佚 名
这也许是件别人看来很平常的事情，我却终生不能忘怀。
那是几年前7月份的一个炎热中午，我坐在广州州嘴码头门口的一棵椰子树下，望着白晃晃的阳光及人渐稀少的街面，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阴沉和绝望。
朦朦胧胧觉得有人朝自己走来。
“嗨，是去海南吗？”
说着，就见一个留娃娃头的女青年笑津津站在面前。她背着一个很大的旅行包，一看就知道是一位远行者。
我点了点头。这么问是不奇怪的，那时候海南热，全国各地去那儿的人很多，在广州的车站码头随便抓一把，就有几个。
“哎呀！有了个伴。”她卸下包，又问：“票好买吗？”
我摇了摇头，告诉她，要买也是三天以后的了。
她沉吟半晌，说：“那还不如从陆地走，海安过渡，怎么样？”
我微微笑了笑，摇头。
她笑了，“难道还怕我拐了你不成？如今男的可不好卖！”
她告诉我，她是云南开远市人，现在海南三亚榆林开发公司任聘，这次来深圳，为老板办件私事。
人家这么坦诚，没法，我只得支支吾吾告诉她，我来自赣中的一座小城，我本买好了去海口的船票，只是昨夜在火车站广场睡觉包被人偷了。我说这番话时没敢抬头看她一眼，因为这话在别人听来已是经过无数次修改后的骗人的鬼话。早上，我去码头派出所及售票处，那个高个所长及黑皮肤售票员就是这般认为的。他们用我根本就听不懂的广东话大骂了我一通，然后将我粗暴地推出门外。
“怎么办？”她问我，居然相信了我的话。
“不知道，也许是死吧。”(www.xing528.com)
确实，在发现包被丢了那一刻起，“死亡”这个词一下就蹦入我的大脑。在这座举目无亲的陌生城市，没有钱，只能乞讨、流浪，最后饿死在某个垃圾箱旁。那个时候，我整个地被一个“死”字所包围。
“唔，蛮勇敢。”她却像老熟人般笑着说：“不过，要死也要到海那边去，你不是要去海南吗？”
“你愿意帮助我？”我疑惑地望着她，仿佛绝望的落水者突然发现有人朝他奋力游来。
那天晚上，我们住在景泰路一家不算高级的旅馆里。那是我离家一星期以来第一次躺在床上睡觉。那一夜睡得很沉，以致睡梦中好几次忘了自己在哪里。第二天一大清早，她就跑来敲门，说该走了。到达海口已是第三天的下午。
我和她在街旁的排档上吃了最后一顿晚饭。她告诉我：“得赶回去，要不，会被老板炒鱿鱼的。你可以先打工、卖报、摆书摊，摆面摊，在这儿没什么不能干的，然后再慢慢找工作。”
说着递给我50元钱。
“你这样，叫我怎么好意思呢？”我坚决不收。
“别逞强，就当我借给你的，以后还我。”
她给我留下地址：“以后有困难来找我。”
我去停车场送她。当大巴开动时，她从车窗里探出半个身子向我挥手：“记住，有困难，来找我。来三亚，一定来找我。”
我怔怔地站着，僵硬地挥着手，口里不能言语，当汽车消失在大路的尽头时，大颗大颗的眼泪滚出我的眼眶……她，一个年轻女子，与我萍水相逢，为什么要帮助我？是不是她太有钱了？或图回报？都不是，仅仅是因为她也是一个求职者，一个打工妹。她这么对我说。
作为一个学化学的大学生，在海南谋职太难了。在困苦中挣扎了半年，指望有那么一天，能攒上一笔钱，走趟三亚，看看她。然而，这个小小的愿望也没能实现，尽管海口去三亚那时只十多元钱的路程。
“归去来兮！”在“人才潮”的大溃退中，我撤离了海南。
记得很清楚，离开海口那天，海上刮着大风，飘着细雨，我伫立在甲板上，望着海岛的角端，我的眼里再一次流下了泪水。
回到家乡宁静的小城，便一封又一封地给她写信，然后扳着指头一天又一天地等待着她的回信，是不是她不在榆林开发公司了？是不是她也开始流浪了？我不知道。我只有默默地祈祷着，祈祷她在困难的时候也能遇上像她这样的好心人，祈祷在她绝望的时候有人对她微笑。
她有一个动人的名字：汤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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