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海上风情，文化多元

“阿拉上海人”之声遍布全国各地。上海人的足迹踏过世界各地。不论是近现代，还是目前，到过上海的人都会对这个被称为“千面女郎”的都市有自己的印象、感觉和评述，凡是和上海人相处过的人，都会对“精明的上海人”形成自己的看法，观点和认识；而且凡是上海人到过的地方，都会留下他们的独特的性格印痕。上海人在1843年上海开埠后，就代表着一种符号。一种象征，就表示与其它地域上人的不同特色。上海文化就从众多地域文化中凸现出来，从而引起人们的注意，对之或羡慕、或惊叹、或赞叹、或鄙视、或者兼而有之的心理。

然而，就如孕育着上海的黄浦江的正式形成只有五、六百年的历史一样，作为现代意义上的上海人和上海话也只是近一、二百年的历史。在此期间，黄浦江和上海经历过骤风暴雨似的变化，目视过一幅幅震撼人心的事件。在中国近代没有任何城市能与上海变化之迅速相比，也没有任何城市能和上海一样在中国近现代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那么大。上海人和“阿拉上海人”的语言就在这个飞速的变化过程中形成的。

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上海建县时只有30万人左右。明清时因吴淞江和黄浦江合流，上海“襟江带海”的地理位置日渐突出，上海港日益繁荣。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来沪的各地商贾、水手、船员不断增多。各商帮在沪的会馆也多起来。但人口增长却是缓慢的，清嘉庆1816年时人口也只增到41万多人。上海成为通商口岸的八年之内，到1852年也只增加54万人。此后就是人口急剧增长：

1852—1890年，总人口为82万多人。

1890—1927年，总人口达260多万。

1937年—1945年，人口总数为330多万。

1946—1948年，人口增至498万多。

1992年，市区人口为777多万。

从这些数字中看，鸦片战争前的人口增长是自然的，是因经济逐渐发达而引起各地商贩的汇集，人口稳定增长，但鸦片战争后人口急速增加是非自然的，是多种人为的、政治的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如1852年到1890年间，人口年递增率是千分之十一，全国当时的人口平均年均年递增率只是万分之六。1890—1927年间，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为千分之三十三，同期全国年平均递增率为千分之一点五，在此37年间，人口竟增长了180多万。人口的增长主要原因是大量移民的进入，使上海完全成为一个移民社会，成为一个华洋混居，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并且带着明显的地域特征和时代特征。

上海的人口中外籍移民占多数，而其中江苏、浙江最多。1934年，上海市本地人口只占25%，江苏籍的却占了39%，浙江籍的为4%，1946年，本地人口就只到20%，1948年的489万人口中，上海本地人只降到15%，江苏为48%浙江25%，广东占2%。1948年编的《上海工商人物志》中收录实业家2547人，上海本地人包括城郊的只有387人，而宁波籍的就有555人，1933年的上海72家钱庄，绍兴籍的37家，宁波籍的16家，上海的只有3家。移民不只有江浙一带，全国除新疆、西藏外的其余20多个省份都有。上海的外国人也有来自20多个不同的国家。所以上海人口的构成是广而杂，是四方移民共同汇集的，外籍人口以绝对优势超过上海本地人。而且移民数量是随着上海经济的不断增长而增长的，有其时代特色。

清军和太平天国军队争战和上海1853年的小刀会起义的发生时，有十多余万难民，富裕的官绅、豪商进入租界避难，打破“华洋分局”的局面，形成“华洋杂居”的特点。而且苏、浙、皖三地不断发生的天灾人祸，使更多的人到上海谋生。避祸的一部分重新老家，但很多人却留下来，各自谋寻出路，他们应是上海最早最大的一批移民。

此后，上海近代民族工业和商业的兴起，需要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劳动力和人才。上海不断出现的新事物，新思想、新观念吸引着不少有强烈的好奇心、不满于现状，想发财致富和求学的人。乾隆时就活跃着山西商人、闽粤商人、微州商人、江浙商人，并组成有特色的各种会馆和帮会。1876年上海的山西票号有22家之多。徽州商人在茶、木材、典当方面很是活跃。而闽广商人更为活跃，为生意场中的第一大帮，徐润、郑观应、唐廷枢都是广东帮商人的代表。绍兴、宁波的钱庄非常闻名，1921年上海有69家钱庄，绍兴籍的有38家，宁波16家。这些会馆、帮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也不断介绍同乡同地的人来上海就业；或同乡的人思慕他们的兴旺和上海的繁华，就托会馆或独来发展，所以它们往往影响家乡周围大片人移往上海。而且在维新变法时期、辛亥革命时期，抗日救国运动时期，这儿都是全国的运动中心，是各种新思想的传播地，吸引着大量的有志之士和青年学生。所以，上海的移民不断的直线上升。

来源成分复杂，数量庞大的移民聚集在原是弹丸之地的上海，他们都带着自己不同的地域特征，乡土观念，不同的文化心理和不同的希冀来到上海，为了发展自己并和别的不同地域的人沟通交流，彼此之间免不了碰撞和不断的相互了解，上海这一商品高度发达，信息极度方便灵通的更能加速他们之间的融合过程。虽然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他们仍免不了带着自己家乡的种种烙印，但在此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中，便逐渐形成一些共同特性，体现在各地域团体和个体中，形成一些只有在上海这个特殊的地方才会有的特殊性格。但这个过程并不是几年十几年的短时间内形成的，往往经过几代人的相互作用相互融合下才逐渐表现出来。到本纪世二、三十年代，现代意义上的上海人才完全形成。

从上面分析可看出，所谓的上海人，大部分的父辈或祖辈都是背井离乡的外乡人，是从全国各地不同时期来的四方移民。而上海本地人在1934年时只有总人口量的25%，1948年时，只有15%如果从另一个意义上说，真正的上海人，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是在浦东区和旧上海县城内的大部分人。然而上海近现代的发展是全国各地移民共同创造的，是由他们勤劳的结果，所以一代代外籍移民不断积累形成数量繁多的上海人。让人感到有趣的是，那旧县城和浦东的土著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上海人，市区的上海人去到他们那儿。他们会说：“上海人来了”，“去看上海人”。上海人也称他们“乡下人”。

最能体现上海移民社会的特点和上海人最明显的标志便是“上海方言”。如今上海人在一起用“阿拉上海人”的语言兴高采烈的谈天说地。让非上海人感觉简直是听另一种不同的语言，实在无法明白其中之意。好在大部分上海人都会普通话。当他知道你不懂上海话后，马上就会用普通话讲。但其时既使你生活在上海这片土地上，仍然有疏远异乡，外地人的感觉。实际上，追问十个现在的上海人，其中七、八个人的祖父辈都是操着异地的乡音来到上海，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上海话和上海的移民构成有密切的联系。

因上海在元、明、清时代隶属于松江府，而松江府又是嘉兴府下的华亭县升治而来的，所以当时的上海话并不是今天的口音，是嘉兴话。属春秋战国吴越方言。但由于近代移民的大量增加。而尤以毗邻之地宁波人和苏州人最多，势力大且语言较近，客反为主上，所以上海方言中已融入大量的宁波话，苏州话。如“阿拉”一词原是宁波话，后来代替上海方言中的“伲”和“我呢。”上海话中的“跌跟头”、“勿情愿”、“阿是……？”来自苏州话。有人认为上海方言有四个组成部分：苏州语系75%、宁波语系10%。广东语系占0.5%，其它方言14.5%。真正纯粹的上海话是浦东区一带的发音没有受大量的移民影响。现在的上海话是各地移民的方言融合形成的。

而且随着中西文化交融的日益深化，晚清上海人兴起一般持久的外语热，因此英语、日语等外国词也大量混杂进来。如“拿摩温”、“水门汀”、“白脱”等词来自英语发音，“味之素”、“塌塌米”借自日语发音。最有趣的和代表性的是中外混杂语——“洋泾浜语。”

洋泾浜（今延安路）为英法租界的分界线，许多买办商人需要来此和外商洽谈生意、联系交往。他们就用一种生硬不熟的英语加上手势用来表达意思，渐渐的这些生硬的词语就被人理解，并成了约定俗成的语言被保留在上海的方言中，并进而传播到全国各地。因此这些不熟练的词语就成为“洋泾浜语”。这些词语有的现在还被使用着。如：“三明治（sandwich）、“维他命”（vitamin）、“啤酒”（Beer）、“霓红灯”（Neonlight）、“瘪三”（Partisan）、“卡通”等。他们曾经想设法记着和利用外国词语，现在看起来挺有意思的，同治时有人曾把英语26个字母注为“灰弥、西、哩、伊、阿夫、臬、阿池、爱、遮、格、阿耳、阿吾、温、阿、必、鸠、阿、阿时、低、呦、威、那不留、阿慈、歪、直。还有一个当时比较流行的顺口溜：

来是“康姆”去是够，是叫“也司”勿叫“喏”

歇一口气“水到婆”（stop）“派司派司”请侬过。

洋行买办“康摆渡”（comprado）“雪堂雪堂”（sitdown）请侬坐。

“翘梯翘梯”请吃茶，“麦克麦克”钞票多。

自家兄弟“不让坐”（brother）、爷要“发财”（father）娘“卖茶”（mother）。

丈人阿伯“发音漏”（father－in－low），如此如此“沙咸鱼沙”（soandso）。

随着中日之间的来往密切和日本的侵略，很多日本词汇也大量汇入。如：“思想”、“国粹”、“广告”、“国民”、“学界”、“竞争”、“元首”、“抽象”等，已是现在常用的词语。

经过几十年移民之间的融合、中西文化的融合，移民不但有了安定的生活空间，也有了可以共同交流的词语方言。彼此间的不同特征已融入共同的特征之中。所以目前的上海方言的正式形成也是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

温和潮湿的气候，坦荡低平的平原，丰产自足的经济使处于江南的上海人具有温尔文雅、斯文纤弱、平和脱敏、精明实惠的性格。但古今上海人的组成和方言不一样，古今上海人的性格并不完全像。晚清社会的飞速轮转，冲破了千年来的封建陈规陋习，遗弃了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伦理价值，是不同性质不同意义的具有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同的社会环境造就不同的人，追求不同的人格，形成不同的性格特征。

鸦片战争前的上海人和中国其它地方一样，是在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影响之下。虽然也人才辈出，但带有封建时代的性格印记。其中有不乏胆略超群，有智有谋的将帅之才，三国时孙吴政权手下的大将陆逊，在公元219年战败三国名将关羽，夺取了荆州大片土地，使他名声远扬。公元222年，36岁的陆逊，又用疲敌缓兵之计打败了前来为关羽报仇的气势凶猛的刘备，使刘备饮恨病死于白帝城，更让他功名显赫。公元244年，孙权拜他为丞相，是上海的第一位丞相；有诗词俊逸的文士，魏晋时华亭县（今上海松江）出了兄弟两个在文坛名声并驾齐驱的“二陆”——陆机、陆云；有明代诗画并举的陈继儒，人赞他“志尚高雅，博学多通”。书画都闻名的董其昌，他的画“烟云流润，神气俱足，而出以儒雅之笔，风流蕴藉，为本朝第一”。他的书法曾得康熙帝称赞：“天资迥异，其高秀园润之致、流行于诸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个若不经意处，斗神独绝如微云卷舒，清风飘拂，尤得天然之趣，”有刚正不阿，克己奉公，清正廉明的官吏，明嘉靖御史冯思，因直言上书弹劾枉法的朝臣而被流放异地。嘉靖时官吏潘思，也敢于弹劾权贵，因违命权臣严嵩而被关于狱房。而后又除去河南残暴跋扈的两个藩王、从此名声大震，升为都院左都御史。现在上海风景优美的名园——豫园，就是他的儿子潘方伯（允端）邀请当时著名的园林设计者张山，为纪念他而建造的；还有忠于明室反对清朝统治的忠贞坚定之人。明末几社首领夏允彝和陈子龙等人在松江抗清失败，夏允彝感到复明无望，就投江而死。他的儿子夏完淳天姿聪颖，被称为神童，为继父志，报父仇，抗击清军，年仅17岁就壮烈就义。他的女儿即夏完淳的姐姐夏淑吉，也是聪明灵慧，被称为“才女”，为了表示抗清的中心，竟削发为尼。还有清代时博今通古，经史通儒的王鸣盛和妹夫钱大昕。留下了《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等不朽之作。

有人称徐光启为“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就表示着他有不同于他人之处的特点。这种特点就是他开阔的胸怀。他灵活机智的处世方法。他并没有以“天朝大国”之民而歧视排斥外国人，而是和他们共同合作，译成《几何原本》和利用望远镜观测天象，从而为中国的近代科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还是中国第一个天主教徒。这种特点就是近现代上海人所具有的精明求实，宽容平和、求新进步性格。

近现代上海较自由、开放。先进的社会氛围，培养了一批批的名人伟人，培养了具有近现代思想的、和古代社会不同的上海人。这些人虽然并不都生于上海，但上海却给了他们活动和发展才华的机会，他们的一生和上海有着重要的联系，在政界军界的有：李鸿章、孙中山、宋庆龄、李达、李汉俊、张闻天、陈独秀、于右任、陈毅等等；实业界的朱葆三、张骞、刘鸿生、盛宣怀、虞洽卿、郑观应等。文教界有马相伯、蔡元培、叶圣陶、王云五、邹韬奋、柳亚子、陈望道等，文学艺术界有：田汉、丰子愷（恺）、林语堂、鲁迅、郑振铎、茅盾、欧阳予倩、洪深、黄宾虹等。他们大都有丰富的知识，既了解中国国情，又了解外国社会，都志向高远，胸怀开阔，有开怀进取的精神和救国救民的宏伟目标。他们不仅代表着上海文化的精英，也代表着中国文化的精英。

但是作为移民社会的主体部分普通大众和寻常百姓，他们的精神面貌，语言、习惯、行为方式更能体会到上海人的性格和心态。

平和稳健的性格。作为商贸中心和江南都会的上海，很早就接纳吸收南来北往的商贩，就是一个较为开放的海滨城市。“华洋杂居”、“五方杂处”的移民社会特征更使上海吐纳全国各地的有志之士，“唯有源头活水来”，不断移入的居民使上海保持持久不绝的活力和恢宏的气派。也使上海人见多识广，对新奇的事物习以习常。因此在接触不同于自身的地方文化和异邦文化时，更多服从理性，他们用自己的判断标准和平和的性格，去面对那繁多的新鲜事物，而不是以狭隘闭塞的心理，以夜郎自大的态度去盲目的信从和一味的排斥。外国人在上海建立租界，这对上海的未来是有重大影响的，但上海人对他们既没表示特别的亲热欢迎，又没表示特别的敌视，态度是平静的，这和外国桥民在广州遇到当地人民风起云涌的反抗是不一样的。上海相对平和对他们简直是好得多了。《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中一个西方人这样认为：

上海人和广东人，不但口语像两种欧洲语言那样地各不相同，而且天生的特征也是那样的各不相同。广东人好勇斗狠，上海人温尔文雅；南方人是过激派，吴人是稳健派。自古以来上海人一直顺从当权的地方政府，而广东呢，却随时在酝酿着政治阴谋和叛变。对于排外运动，广东人在许多事件中，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对于外侨表示强烈的憎恶；如果他们对于外侨能够表示冷淡，我们就认为很好的人了。而上海人呢，虽然他们不是本性上愿意和外侨亲善，但至少愿意和外侨作半推半就的接近。

1898年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拆毁外国跌路，排斥外国的器物设施。而上海人却对外国的新鲜东西很感新奇。1878年有个外国人从海外带来一盏电灯，令上海人大开眼界，4年以后南京路、外滩等处又多了几盏电灯，据报载，当时观灯的人群拥挤，如过节似的热闹，然后福州路、广东路一带的居民就纷纷申请安装了电灯。第一部电梯出现时，许多人特地买票乘电梯，觉得非常有趣。他们平和宽容的性格。使他们更能接受外界新事物、新思想，所以上海就成为近现代宣传新思想的基地、电灯、电话、铁路、电报等许多新事物都首次在上海出现并进而传到全国各地。(www.xing528.com)

他们稳健平和的性格，使他们不会在热血沸腾之时忘了周围一切，低沉郁闷时又不会走向恐惧失望。上海本地的青年学生在革命期间，大多“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五卅运动时，数万名学生走出教室进入群情激昂的抗议队伍中，但到运动以后特定的社会氛围消失后，群体学生就又平静回到教室中去，替　学习。有史料证明，革命时期上海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领袖大部分都是外地学生。谨慎的父母也愿意把子女送到相对风平浪静的教会学校和私立学校。另一方面，这些学校管理严格，专业设备好，可以为学生毕业后选择一个理想的工作创造条件。

上海人较注重的是个人的前途和目标，追求个人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希望有较高的教育素质和熟练的技术及广博的知识以适应社会的需要。因此上海市民对身外之事，对政治有一种疏远冷淡的心理，缺乏积极主动的热情。这一方面可以使他们心有所用，有所成就，但另一个角度上却使他们的自私心强，对与个人实际利益没有关系的事不太注意。所以现在上海的报纸常呼吁上海人多一点公共意识，公共道德，关心一下小我之外的大事。当上海的野生动物园刚开放时，观众非常多，人们乐意去体会那种和动物相处的自然之趣，以便疏松一下常在都市之中的压挤之感。但没过多久，报纸和电视上就出现一些文章，指责有的游客太注重个人的刺激享受，去拔孔雀毛，给动物乱扔自己带的食物等许多损害动物，不合规定的事。

稳建平和的性格使上海人较少有盲从心理，除了上海很久以来持久的出国热和股票热之外，其它各地兴起的霹雳舞热，呼拉圈热，气功热，流行歌曲热很少令上海人真正热起来。多注意追求自己的生活兴趣，生活质量，和个人价值。

上海人的平和稳健，使上海人也开放宽容，视野开阔再加上海近现代是外国租界的影响，使上海人并不盲守一地，有太强的乡土亲情观念。“没有上海人不敢出的国”。上海一直是中国出国留学和工作的重要地方。晚清时上海的一些报纸就发表文章，积极鼓励商人出国经商，《申报》中国此时亟当振兴商务，亦以巨商硕贾前往外洋创立基业，可视外人不敢轻视华人。”上海是最早公派留学的筹备地。上海人最早自费出国的是海上狂士、清末秀才王韬，1849年他移居上海后，在传教士的编译机构工作，逐渐了解接受西方科学。但为洋人工作并没被时人理解，妻子为此忧郁致病而死。因邀请太平天国攻打上海城的信被清庭截获，他就被通辑，成为一名流亡者。西行考察了英、法、日、新加坡等很多国家，视野大开，增长了对外国的了解，也了解中国的弊端。所以提出中国必须“变法自强”的理论，成为维新思想的先驱。

据1986年的统计，上海市民在海外的亲属有3000万人，分布在世界各地的119个国家和地区，在欧、美、日经济发达之地最多。1990年大陆在海外工作，学习的人员20多万，上海占有6万多，占总数的28%左右，远远高出北京，广东等地，居全国首位。而且“洋插队”、“洋女婿”的数量也逐渐增多，上海的报纸称“上海的女婿遍天下”，遍及世界很多地方。

上海人富有胆量。有开拓进取心，并不希望安居乐业的小市民生活，而希望闯世界，走四方，挣大钱，找一条发展自己的路，他们通过各种关系、各种途径寻找出国的门路。中学里很多学生都“暗渡陈仓”，参加各种外语培训班，学习班，有一些终以托福高分出国留学。在学校托福、GRE考试更有不衰的魅力，出国留学成为一个希望，一个目标。上海市还有其它城市没有的“英语角”“日语角”地方，以供人们学习、交流所用。上海的普遍英语水平也比其它地方高。

上海人兼容并蓄的态度，他们的精明灵活，使他们的适应能力强，有较强的竞争素质和谋生能力。他们并不像别的地方人，每到一处都联络老乡。加强感情交流，成立会馆，同乡会之类的组织，而是比较独立，适应环境，寻找发展自己才能和长处的机会，学社会急需的知识。所以他们中在国外成功者很多。如“电脑大王”王安，香港船业巨头包玉刚，第一个美籍华裔州长吴仙标，美国总统提名担任政府要职的年青女士赵小兰，他们的成功也有他们勤劳辛苦尽心尽力的结果。

近代现代上海社会变化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重商重利思潮的兴起。

西方殖民者利用船坚炮利打开国门的目的，是寻找新的商品的倾销市场，掠夺廉价资源。他们进入上海租界，在战争的炮声之后，便是无息的商业掠夺之战。他们带来西方的器物商品，同时也带来西方重商思想和功利思想。初来上海的西方商人中，很多开始是一名不文，但走的时候都是腰缠万贯的富翁。他们靠着租界的庇护，使上海变成了“无法无天外国人们的一个真正黄金国”。首批到这儿来的西方人都大发横财。哈同银行的创始人哈同，趁着1884年中法战争的爆发购买了一些低价地皮，市面恢复后又买出去，仅这一次就获利500多万银两，他自己就马上成为百万富翁。1901年以200万银两的注册资本兴起哈同银行。

他们为了赚钱，而用各种敲榨拐骗之本事，不讲良心道德。最有名的便是“橡皮风潮”。1908年有几个外国人在上海创设一个橡皮股票公司，大肆宣传，哄抬股价以招卖股票。大批中外商人争相购买他们所发行的橡皮股票。谁知两年后，此人竟托口回办事携带巨款，逃之夭夭。顿时上海股票价格猛跌，像皮股票全部成为废纸。致使上海的金融界，商界一片混乱。使上海人损失3200万两银子，相当清政府收入的一半，使1903—1911年上海歇业的钱庄达100多家。损失非常惨重。

在外国经商致富的影响下，上海人也开始重商重利。随之就产生了以“利”为中心，以金钱为价值尺度的思想观念。上海人也开始办工厂经营商业，民族工商业如雨后春笋般的兴起。商人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传统的重义轻利思想，对金钱不齿的心理在此时毁于一旦，商人不再是被抑制，被打击的对象。《申报》中称“商人者，立国之要也”。“商人者，民命脉国之血气也。血气衰则国病，命脉绝则民死”。在利润和名誉心的支配下，他们建工厂，兴商业、创学校、修学堂，与外国人争利，与同行业争利，王韬曾写道：“往来于洋泾浜者，大抵皆利使耳，贪争诈三者无一不备。”

商业始终是人们所希望和从事的职业。1942年上海市区作为商业中心，从商人数就达45%。在内地大部人是“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上海的大部人孜孜以求的是利和钱，感到金钱的重要，而想尽心思去挣钱谋生。他们开始和钱及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开始细心盘算日常生活的支出和收入。想的不是忠孝伦理，而是各种挣钱的方法。

重利思想的兴起，对以出身贵贱，权力地位高低为标准的封建等级社会，以血缘亲情为原则的地域观念，是一个大的冲击，大的转变。商业社会以金钱来衡量一切、虽然存在着投机取巧，敲诈勒索之类的副产物。但商场自有它的一套理论观念，有自己的管理机制，经营机制、消费机制，更能锻炼和培养人们的诚信观念，敬业精神，奋斗精神，审时度势，精明机灵的性格。重商思潮的影响下，上海成为一个激烈的竞争之地。《申报》：“20世纪者，生存竞争之时期也。中国者，生存竞争之地点也，而其竞争之潮流则首被乎上海。”有一首描写上海商业竞争的“无形商战似交兵，各出新机扰扰争，胜算独操人尽慕，市场热闹有风声。”

商业竞争，生存竞争使上海人具有精明灵活的性格，精干勤奋的特点。也是上海人区别于其它地方人的一个重要性格特征。这从早期的上海的实业家身上可看出。旧上海的“汽车大王”周洋生，年轻时在上海的一家西餐馆做工，30年代上海的出租汽车公司多为美商云飞汽车出租公司一家垄断。周祥生决定与美商竞争，借钱买了几辆半旧的轿车，盈利后又添购“雪佛兰”新轿车。当美商挖空心思弄到一个30189（三人一杯酒的谐音），为了便于顾客记忆以招徕顾客。周祥生也不甘示弱，经过两年的奔走，花了不少的钱，也弄到一个更为奇特的电脑号码40000号，谓中国四万万同胞。（省去一个0是因当时电话号码是5位数）。这个号码更易记，而且具有爱国精神。他的汽车公司终于成为旧上海最大的出租汽车公司。“手帕大王”姚思伟，原先开设丝绸厂。三十年代日本的丝绸充斥中国市场，他的生意就不好，于是就改制手帕，成立环球手帕厂。他使用种种办法，费尽心机扩大销售量，先利用提花装置的丝织机，织出花样翻多令人喜欢的提花手帕，接着又织出迎合消费者需要的优美图案，这些绣着“十二生肖”“福禄寿”、“鸳鸯”图案的手帕立即得到顾客的喜爱，销量大增。当他看到冬天人们用的热水带用毛巾等东西包裹非常不便时，马上就灵机一动，制出一批专包热水带的大手帕，又非常受顾客欢迎。他举办手帕展览会，用色彩鲜丽的手帕扎成大小不同的花篮，看起来非常漂亮，价钱又不太贵，所以购者很多。他还制出美观大方的手帕出口，他的生意就越做越兴隆。成为“手帕大王”。

春秋战国之时，经济不断发展，战争连绵不断，相互间合纵连横，争盟称霸，物欲横流，为此，孔子发出“礼崩乐坏”的感叹。荀子提出人性恶的主张。老子、庄子则超然物上以求精神之逍遥和自由。世人都感叹世风日下，人心日坏。近现代上海也经历了各种奇异纷呈的局面，也是物欲横流。重利思想必定会使人急功近利，追求金钱和名誉。鄙视贫贱，出现“笑贫不笑娼”的观念。《绘图上海杂记》：“上海一隅，只论金银之贵，不知雅俗之源流”。时人也感叹：“自风气之坏，人皆轻名而重利。商市者，利薮人心之所归也，人心所归其遂趋于重商”。

因此，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在创造了一大批有胆有谋的精英之士外，也不乏赌棍，流氓，无赖、骗子之类的人，搅动上海这个沸腾之地更加神秘，更加有色彩。有闻名上海滩的三大亨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少年时贫穷，混迹十里洋场，因贩鸦片有功而得到黄金荣的赏识，随后平步青云，成为一个大富豪。他是旧上海75家金融工商企业的董事长和理事长，在200多家金融工商企业中任常任董事，理事和一般的董事、理事。但挂满头衔的杜月笙并不满足，还要插手一些有厚利可图的企业。他在中汇银行董事长的办公室中，看到街斜对面的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今上海自然博物馆处）生意非常，就派流氓突然闯进交易所捣乱破坏，使生意无法进行，纱布交易所明白是杜月笙搞的鬼，就只好请他出来喝退这班小浪氓。交易所就只好在改选时，把杜月笙作为一个理事。

庞大的移民社会和商业社会，使上海不同阶层的人，有不同的谋生方式，不同的行业。据1909年统计，不包括行政、文化、娱乐机构，上海至少有165种行业。有银行家、买办、工商业者、个体小贩、职员、车夫、艺人、佣人、妓女……为了生存无不精打细算。熙熙攘攘为了利字。旧上海有个“扒窃行业”，是流氓偷盗集团的总称。分“粗窃”和“细窃”两大类。粗窃为低级小偷；细窃为高级扒手，分男女两组，从六七岁就开始训练。超级窃贼为“小少爷”。他们活动在车站，码头，百货公司，影院等地。内部组织严格，等级森严，成员只准进，不准出，各路各道都是单线联系，并且大偷管小偷，供奉《水浒》中的时迁为祖师斧，还有一种“水老鼠”，他们水性好，常装水上渔翁，或充当“水鬼”给人打捞失物，有机可乘时，就钻入船内行窃，或钻入水底，弄破船底，敲诈勒索。他们象水中老鼠一样，因而得名。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一些没财力、没权势和没技术的人，若不想沦为苦工和贫穷的人，就往往采用投机取巧，玩弄花样、损人利己的方法，就出现这些社会的腐败分子和寄生虫。这也是经济发展中不能避免的现象。

上海人精明，也喜欢精明干炼的人，重视机灵灵活的人。精明的女婿往往受上海人喜爱。有一个择婿顺口溜可说明上海人婚姻观念和别地的不同，“养女儿，要择婿，择婿方法要注意。不图田，不图地，只图寻个好子弟。身体重实心伶俐，寻得铜钱到家里，”他们看不起憨厚老实的性格。精明的性格使人灵活应变能力强，做任何事都拿得起，放得下，但“般般皆会、样样不精”，使人华而不实，非常浅显、功利。“人要三头、笔头、舌头、拳头”这句谚语也说明精明和华而不实的特征。

生活中心的改变和思维方式的改变，近现代上海人有明显不同的交往方式，消费方式、娱乐方式和生活方式。

人们的社交方式不仅仅局限在联络感情，消闲余暇的目的，而是变为功利性很强的目的，是一种谋生手段，在社交活动中想方设法捕捉机遇，了解信息，促进合作，加强沟通，以达到自己所希望的目的。不得不学会交际应酬，建立起广泛的社交关系网。上海滩活跃着一大批衣冠楚楚，巧舌如簧，左右逢源，信息灵通的靠交际吃饭的骗人的“滑头”。这种谋利的社交方式，人们“知人知面不知心”，都提防着别人，防卫着自己盘算对方的心理。因此，人际交往圈子的增大，活动数量的频繁，接触形形色色的人增多，人们投入的感情就愈少，就越感到人情冷淡，世风日坏，当然也就越觉得人真情的珍贵。

商业交往中也有不少欺骗无信的行为，为减少不必要的阻碍和事端，一系列的商业法、契约、合国等有保证的条文就很有必要作用。不再靠以往人际关系中的人格、道德、感情、血缘这些不确定的东西作为担保和确证，而纯粹是一种商业关系，一种靠契约存在的信用关系。

上海人作为“理性经济人”，新的以钱利为中主的道德价值和思想方式，渗透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虽然使人感到世情淡薄，人情冷淡，在某一方面却使人少些传统观念的束缚，活动更加自由，天地更加广阔。挣钱谋利是天经地义的事，避免了那种谈钱谈利时的尴尬心理，避免了做谋利的事而又心虚的狼狈心情。

上海商品非常多，无不应有尽有，全世界各地的奢侈品在这儿都能找到，“凡中国之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者，惟洋泾浜一区几乎无微不至，无美不臻”，物品的富有刺激人们占有享用的欲望。上海的大商大亨，富有资产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有足够的钱财去购买这些东西，以满足自己欲望。从而带动上海的消费方式的变化。

一般的人都注重名誉，渴望成功，想使自己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得到承认，想出风头。希望能在茫茫的人海中显示出自己的优越和富有。能让他们拿出来炫耀的不是品德，朴素这些观念，而是漂亮的汽车、房子、衣服、饮食等这些可拿出来的，物化的外在条件，在众人的羡慕声中满足自己的自足心。社会节奏加快，变化迅速，也使人觉得世事难以捉摸，就今朝有酒今朝醉，得过且过有钱就花，无钱时再想办法。商业社会中以衣帽取人，注重仪表，使即使没钱的人也要讲体面。所以各种各样的消费观念都不断产生。

人们竞相夸耀，互相攀比，尽情挥霍享乐，上海显示出一片繁荣富贵的景象。吃的方面，全国各地口味、风味都有，各式各样的餐馆也到处都有，西餐开始受到人们欢迎，西方的饮料，食品渐为人们所享用。一些青年子弟“日习华靡，非腥膻不下咽”，穿的方面也要求时髦、华贵，追赶时势，要求款式，标新立异。讲究体面，无论是否有钱，只要有可能就使自己光彩照人。男人也和女人一样爱打扮。“琼梳小镜随身带，男子居然学妇人”。但是一个衣冠楚楚、风度潇洒、时髦的青年男子，可能是个囊中羞涩的人。一个外国人写道：如同天仙般的中国女子坐上马车，不断在这条路上走过，她们所穿的衣服都是五颜六色，非常之悦目，上海似乎成为时髦的中心。”老幼都要坐车。有各式各样的车供不同等级的人坐。妓女局也必坐大轿。

近现代上海人奢侈，佻达风流，“贪看一出髠儿戏，也算风流队里人”。1871年上海知县陈其元著的《庸闲斋笔记》写道：

夷夏揉杂，人众猥多，富商大贾及五方游手之人，群聚杂处。娼寮，妓馆，趁风骈集，列屋而居，倚佯人为护符，吏不敢呵，官不得清，日盛一日，几乎花天酒地矣。余摄县事时，欲稍稍裁抑之，而势有不能，尝饬洋地保密稽之。善有名数者，计千五百余家，而花烟馆，及盐水妹，淡水妹等等，尚不与也。

娼妓烟花非常多。本世纪初，公共租界中青壮年妇女约10万多人，而妓女就占12%左右，并且妓女也有选美活动，从者如云。旧上海花界“四大金刚”即有名的四大妓：林黛玉、胡宝玉、张书玉、陆兰芬，都是身价很高。

近现代上海人的消费特征，使上海成为时髦的中心，“体面的上海人”特性至今仍是上海人一大特色。人们即要实惠，价格公道，又要讲究外观包装的华丽富贵，上海人讲究正宗名牌，从日常生活中的小物品到衣食住行都非常注意它的体面。在家中可以怎样舒服怎样穿，但在外就务必仪表整洁，举止从容。

上海人的文化娱乐活动兴起得也很早。中国的电影话剧都是首先在上海演出的。受西方的影响。开始了各种体育活动，赛马、击剑、体操、游泳、板球、棒球、田径等活动都相继展开。1892年，上海建造第一个游泳池，1909年上海出现了第一座体育馆。1912年上海有了第一游乐场……各种娱乐场所和娱乐设施都纷纷出现，活跃了人们的业余生活，增强了人们的体质，使人们繁忙疲劳的身体也得到活动的休息。

十九世纪末年，吴淞商船学堂足球队，是上海的第一支足球队，聘请两个英国教练员，因找不到对手进行交流和比赛，他们就自行训练。1902年，圣约翰书院和南洋公学举行的足球比赛，是上海最早的足球赛。当时人们还留着长长的辫子，踢球时就把辫子绕在头顶上。球员黄明道因不喜欢绕辫子就任其自然。有趣的是，他在场上飞跑时，辨子飞起来为平行直线，有时又会把发梢甩到别人脸上，或被对方缠住，非常好玩。被人称为“辫子足球赛”，两个学校每年举行一次比赛，是当时最热闹的体育比赛之一。参加比赛的来回路上，前面为军乐队，走在中间的是队员，后面是浩浩荡荡的啦啦队和观众。

中国第一支出国比赛的女子篮球队，是上海的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组织的，1931年4月出征日本和朝鲜。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校长陆礼华带领两江女篮8名队员，出国的船费是学校想法筹集的，在日本的生活费用和回来时的船票由日本负担。运动员坐最便宜的船舱。路途异常艰辛，除湖南姑娘向大威外，其他人都晕船，吐得一片狼籍队员下船后，体力还没有恢复过来，仅休息几个小时后就和长崎女子师范队比赛，却首战告捷，后又在东京比赛，也都获胜，在日本共赛10场，取得9胜1平的好成绩，打败实力较强的关东队，关西队，队员们竟激动得躲进更衣室哭起来。在朝鲜，取得三战三胜的好成绩。震惊了日本和朝鲜，日本体育协会还派人去研究两江女篮的战术，日本的一些照本馆出售女蓝运动员的照片。当地的华侨和留学生也都异常兴奋，欢呼雀跃，并亲切慰问运动员。

历史较为长久的，丰富多样的娱乐活动，可以让人在工作之余觉得生活充实和有趣味。可以使人们身心都能得到锻炼。上海人注意生活质量，生活方式。周末人民广场游客如云，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在优美的音乐声中，一对对舞伴翩翩起舞，怡然自乐。有不少的老年人也在其中，他们优雅的舞姿，稳健的步子，灵活的腰肢，以及他们脸上的那种自然，那种宁静平和自得其乐的陶醉，常让游人流连忘返，感觉到生活真好，感觉到生活的悠然自乐之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