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是时代发展的趋势，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侧面。中国人向西方学习过程中，经历了“科技—政治—文化”三个阶段，围绕着中国文化的变与不变，以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为焦点，自林则徐和魏源提出放眼看世界和向西方学习的主张以来，一直围绕着这一焦点争论不休，大致出现了“中体西用说”“西体西用说”“西体中用说”“中道西器说”“中体中用说”“中西互体互用说”等几种观点，其中交织着“古今之争”和“东西之争”两个争论的维度。
（一）“中体西用说”
整个19世纪中后期，清王朝内部以洋务派为代表的士大夫官僚群体持这一观点，其观点的提出者为张之洞。他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其中“体”就是文化的根本或核心，“用”就是具体的措施。所谓“中学为体”就是要维护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中的核心地位，“西学为用”就是将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只停留在为我所用的层面。这是对中西文化的基本态度，作为中国封建官僚阶层的“洋务派”，他们不像顽固派那样将西学视为“奇技淫巧”，对西学一概拒之，他们对西方文明是有限度的接受，这种接受更多是基于自身发展需要的一种被动选择，且前提是“中学为体”。他们学习西方文化不是让其在中国占据文化主导地位，只是对其进行有效利用以确保中国文化的中心位置。从冯桂芬提出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到薛福成提出的“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可以看出，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观念中，中西文化的体用角色非常明确，中学是维护中国自身生存的“本”或“道”，而西学只是为我所用的“器”。同时他们在对西方器物文化的借用中，坚决排斥西方社会政治思想，维护中国传统的纲常伦理，如王韬所说：“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郑观应亦认为：“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这主要是基于维护中国封建主义传统伦理道德的目的。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大事件，洋务派以中体西用为基本原则来处理中西文化交流的关系。
（二）“西体西用说”
这一观点又称为“全盘西化派”，代表人物有陈序经、胡适等人，与“中体西用”说法相反，这一派别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于中西文化的态度上属于典型的厚西薄中，全面虚无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文化的本位应以西学为主，对西方文化的使用可以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www.xing528.com)
（三）“西体中用说”
这一观点最早是20世纪30年代熊梦飞在《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闲天》中提出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哲学家李泽厚在《漫说“中体西用”》一文中重新作出阐释。李泽厚通过对“中体西用说”和“西体西用说”两种观点的对比、分析、反思与批判，认为两者各有其片面性，唯有“西体中用说”才是全面合理的。所谓的“西体”就是现代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它是社会存在的本体和本体意识。他们虽然来自西方，但是代表全人类和整个世界发展的共同方向。所谓的中用，就是说这个由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现代化进程必须通过和中国的实际结合才能真正地实现。
（四）“中国本位的中西互为体用说”
这一观点是当代中国哲学家傅伟勋提出的，傅伟勋既是一位西方自由主义者，又是一位推崇中国佛学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在他看来，中西文化各有利弊，对其价值必须要相对地来看待，不能厚此薄彼。他所主张的“中国本位的中西互为体用说”，就是要打破在中西文化间的“体”与“用”的价值界定，只要是能有益于发展和进步并能为我所用，可将“体”与“用”的界限完全打破，以此建立合乎我们国情以及实际的具有独特风格的现代式本土文化，使文化传统的独特性与普遍性间构成一种辩证的融通关系，独特性如果能被他者所欣赏，就可将其上升至普遍性；普遍性只有通过特定文化予以现代化，才能显示出其文化深意和价值。总之，这一观念观照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并以开放的胸襟对待西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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