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演进及导论

文化变迁是任何一种文化生存与发展的常态，然而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其内部组成文化整体的各要素的变迁并不是同步的。一般来说，文化变迁最先是从物质文化开始，然后是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中国传统文化的变迁亦是如此，自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中国传统文化自觉走上了现代转型的道路。当然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之路的开启不是内生型的，而是外部压力和刺激的产物，这导致其对西方现代性的接纳必然经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并呈现在不同的文化层面。

（一）早期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最终以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告终，这对当时的中国人无疑产生了巨大的震荡。一方面，在强势的现代军事技术面前，中国已完全失去了战争的优势；另一方面，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刺激下，中国个别有识之士开始走出狭隘的封闭牢笼，开始放眼看世界，主动向西方学习。林则徐、魏源就是中国人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代表。

清朝初期，中国与英国的对外贸易中，英国一直处于贸易逆差。为了扭转对外贸易的逆差现状，英国在中国开始走私鸦片，以谋求暴利，这一方面造成了中国白银的大量外流，另一方面也给中国的老百姓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从维护国家自身利益的角度，当时清朝的道光皇帝下定决心禁烟，1838年湖广总督林则徐受命为钦察大臣赴广州禁烟。林则徐（1785—1850年）是清朝著名的政治家，1839年林则徐在广州虎门将收缴的英国鸦片全部销毁，这也成为英国人发动鸦片战争的导火索。鸦片战争中，林则徐目睹了英国现代军事技术的优势，深刻认识到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知识缺乏，他急于改变“沿海文武大员并不谙诸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来历”的状况，于是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收集外文报刊、书籍进行翻译，以求获得有价值的情报，增进朝廷官员和国人对西方的了解。

林则徐明白只有了解西方，看到西方的军事优势，主动学习西方，增强本国军事实力，才能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他提出要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和制炮造船的主张，并亲自组织翻译外国书刊，把外国人讲述中国的言论翻译成《华事夷言》一书，作为当时中国官员了解世界的参考资料；为了了解西方的军事、政治等情报，他又将英商主办的《广州周报》译成《澳门新闻报》；为了了解西方的地理、历史，他还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旧知识分子，林则徐顺应时势，自觉向西方学习，无疑是最先从封建的闭关自守的昏睡状态中觉醒，以全新的态度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同时代的魏源（1794—1857年）亦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鸦片战争的失败，触动着知识分子魏源的忧国忧民之心，他开始对中国闭关锁国导致落后于西方的局势进行深刻的反思，他首次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中国要走出封闭的牢笼，要了解世界，仿造英国的坚船利炮，以求强国御侮，振兴国家。为此他花费数年收集和整理介绍外部世界的资料，1842年整理出了《海国图志》一书，书中辑录了当时关于西方各国历史和现状的中文资料。《海国图志》一书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记述了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经济、政治、军事和科学技术等情况，并附有世界地图、各大洲地图和分国地图等，此书成为早期中国人了解西方的重要参考资料。

如果说，林则徐和魏源的向西方学习，更多停留在思想启蒙的层面，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在清朝统治者集团内部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则将向西方学习的理念直接大规模地落地于实践。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30多年中，他们在中国发起了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洋务运动，目的是引进西方先进的军事生产技术和科学技术为我所用，主张兴“西学”、提倡“洋务”、办军工厂、生产新式武器、建立新式军队，以达到“自强”的目的，自强和求富是洋务运动的根本指导思想。

洋务运动的开展，中央有恭亲王奕等人支持，地方有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刘坤一等人积极推动。他们引进西方先进科技，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如在李鸿章等人的主持和推动下，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得以建成，还创办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广州鱼雷学堂等一批军事学校，专门用来培养现代军事人才。1888年，清政府委派李鸿章创建了北洋水师，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创建的现代化海军，洋务运动无疑对于推动中国现代军事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洋务派还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如中国近代矿业、电报业、邮政、铁路、近代纺织业、造纸业、发电厂等相继问世。近代中国民用工业的出现，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基石。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洋务运动最终并未达到强国御敌的初衷，却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促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二）清朝中后期维新运动至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制度文化的变迁(www.xing528.com)

清朝中后期，中国有识之士在放眼看世界中，不断推进向西方学习的层次，主张在政治和经济制度等层面以西方为师，尝试进行必要的制度改良，如薛福成、马建忠、王韬、容闳、郑观应、何启等都持此观点。思想家严复更是著书立说，翻译西方著作，介绍西方文化，启蒙大众，并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直接冲击着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甲午战争的失败，深深刺痛着中国人的心灵，他们认识到要实现富国强兵，不仅要学习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更要学习西方现代政治制度，要发展近代工业，就要有近代经济制度及其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于是当时一些进步的思想家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从制度层面变革中国的文化结构。他们认为只有改变陈旧保守的政治体制，才能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的道路。这种变革在晚清之际有两种存在类型：一种是托古改制的维新改良运动，另一种是以西方革命思想为武器发动的资产阶级革命。

康有为（1858—1927年）是清末维新运动的倡导者，他直接推动了维新变法。康有为受业于中国传统私塾教育，却较早学习并接受西方现代知识，他较早使用西方的“电气”和“星云”等概念来解释中国的“元气”。1891年，为了推动变法运动，康有为写出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考制》两部著作。康有为著书立说，不在于学术研究，而是以考据学为方法论，批判古文经学为“伪学”，批判封建专制主义，试图通过对中国文化传统的重新阐释，借助阐发孔子托古改制的思想，为变法维新寻求历史根据。康有为和他的弟子梁启超，以及谭嗣同等有识之士积极主张和推动变法维新，并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戊戌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实施，变法的内容涉及封建专制体制，如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派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撤销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维新派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革新主张和措施，通过模仿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予以了改良，但改革因为触动了封建旧贵族的利益，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抵制与反对。守旧派于1898年9月21日发动了戊戌政变，光绪皇帝遭囚禁，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

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彻底使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企图以和平变法实现富国强兵的幻想破灭。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也促动着中国资产阶级救亡图存的奋斗决心。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开始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他们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为参照，掀起了武力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19世纪80年代，孙中山开始领导并发动推翻清王朝的资产阶级革命，他们成立革命社团，宣传革命思想，动员人民群众，发动武装革命，最终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但是胜利的果实很快就被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意义重大，它彻底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在中国的延续，宣传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推动了中国人思想观念的解放，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制度层面变迁的体现。

（三）新文化运动拉开了中国文化思想观念层面的变迁

20世纪初期，资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但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仍未完成，尤其在思想领域内，军阀势力积极推行尊孔复古的逆流，对民主共和观念形成挑战。为了让民主共和思想观念深入人心，彻底消除封建思想意识和观念对中国人的影响，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李大钊等人发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文化运动。这场运动起始于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他们以《新青年》杂志为思想阵地，撰写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愚昧和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破旧立新，开启民智，启蒙大众。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将斗争矛头直指封建礼教，以消除封建纲常伦理对国人的影响，启发人们的民主自觉，推动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尤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层面的现代转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是一场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后，有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将眼光从西方转向俄国，开始主动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当然也应该看到，个别新文化的倡导者，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上存在着非理性的态度，这也是应该予以指出的。当代著名学者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指出：“这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上是划时代的。如此激烈否定传统、追求全盘西化，在近代世界史上也是极少见的。”

（四）马克思传入中国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批早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开始积极投身到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实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一时间一批早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不断出现，如1919年毛泽东等人组织的“新民学会”，李大钊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等，这些团体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主动开展讨论和学习。同时国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也不断出现，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一年的时间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达200多种。与此同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著作开始增多，1919—1921年，仅《新青年》刊载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论文就有137篇。1920年8月，由陈望道翻译，陈独秀等校对的《共产党宣言》出版。这些著作宣传了当时社会上的先进思想，国内一批进步青年受此影响，成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

为了更好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更好地实现中国大众的思想启蒙，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展了三次思想论战。第一次是李大钊、陈独秀等与胡适展开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第二次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与张东荪、梁启超展开的“社会主义”的论战，第三次是陈独秀、李达等与黄凌霜的“无政府主义”的论战。通过三次思想论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其以马克思主义为革命指导思想，在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中，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领导中国人民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