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教育：形成与演变

教育是文化在代际间的一种传承方式，在其多样化的形式中，父传子授的家庭教育形式历史悠久，发生最早；官方和民间组织创建的学校教育或社会教育，其发生的历史相对较晚。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传统学校教育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因此，中国传统教育的形成与演变轨迹，可以这样来概括：形成于先秦时期，秦汉至宋明时期蓬勃发展，清代开国直至近代呈现出式微之势。

（一）先秦时期的中国教育

据历史文献记载，中国教育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三代以前。早在尧舜禹时代，就已有了社会教育的最早形态。夏代承袭尧舜，就有了被称为“序”的早期学校类型。商代时，中国文字已经进入较为成熟的阶段，据说出现了“校”“序”“庠”“学”“大学”“瞽宗”等学校类型，也就有了与后来大致相同的学校教育。商代的学校分为大学（右学）和小学（左学），根据不同年龄实行不同类型的教育，这些学校都带有浓厚的官学色彩。

西周是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的全盛时期，也是早期学校教育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商代“学在官府”的基础上，西周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已逐步形成了一个以“礼、乐、射、御、书、数”为主体的“六艺”教育体制。西周的官学包括国学和乡学两种类型。国学包括大学和小学两级，其中大学包括辟雍（设在王都的天子之学）与泮宫（设在诸侯国都的诸侯之学）两类；乡学是依照行政区划所设立的地方各级学校，包括设立于闾的“塾”，设立于党的“庠”，设立于州的“序”，设立于乡的“校”等四类。西周教育具有典型的人文主义色彩，集中体现在六艺的课程教学上，既注重思想道德教化，也注重实用技能应用的培养；既注重礼仪规范，也注重内心情感和道德修养等素质的全面提升。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的天下秩序遭到破坏，社会动荡，战争频仍，天下失序。尤其自周平王东迁洛邑后，王权衰落，列国纷争，礼崩乐坏，官学衰落。大批文化职官流落四方，将学术文化带到民间，原本藏于宫廷的图书典籍散落于民间，成为一般平民可以接触到的读物，出现了所谓的“文化下移”现象。此时值得一提的是齐国设立的稷下学宫，作为一种官办的高等学府，招纳和汇聚了一批著名学人，吸收了一大批学生。稷下学宫成立了近150年，既是一个教育空间，又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培养了一大批经世致用的各类人才。

“文化下移”促进了私学的兴起。春秋战国出现的私学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划时代的一场革命。私学的兴起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教育资源垄断局面，把学校教育从单一的官学模式中解放出来，扩大了受教育对象的范围，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播与发展；私学也是专门的教育场所，开创了教育独立化的过程，使教师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职业者；私学推动了教育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现象出现的一个重要前提，于是各家学派的教育思想竞相争辉。因此，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一大批思想家，他们同时也是教育家，并著述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教育论述。例如孔子、孟子、荀子等都是当时的民间私学大师。一些典籍，诸如《论语》《墨子》《孟子》《荀子》《礼记》《管子》《吕氏春秋》等记述了大量的教育论述，且有《大学》《学记》《劝学》等一批专门论述教育理论的专著。这些教育专著系统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丰富的教育经验和教育思想，是世界上较早出现的教育学著作，奠定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理论基础。

（二）西汉儒家教育和官学模式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文化教育千帆竞发的繁荣局面及至秦朝以后逐渐终结。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后，为加强封建中央集权专制、统一思想文化，在文化教育上实行禁书禁私学及“焚书坑儒”政策，这一政策致使中国古代教育出现了一次大转折。汉代统治者总结秦灭亡的历史教训，汉武帝采纳文化大儒董仲舒的建议，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即尊奉儒家为正宗，儒家由此从民间学说一跃成为官方正统思想。因此，汉代实行了与秦代不同的文化教育政策，促动了当时以儒学为内容的学校教育的发展。

汉代教育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思想，代表人物是汉代大儒董仲舒。在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的指导下，汉代的学校教育开始繁荣发展。此时学校教育分为官学（包括中央与地方两级）和私学两类。中央官学的最高学府是太学，设于京城长安，选择通晓儒家经典的经学大儒掌经教授，即为“博士”，太学的学生称为“博士弟子”，简称“弟子”。太学传授儒家经典，以注重师法和家法为主要特点。学生考课一经及格，即被委以官职，此谓“学而优则仕”。私学有书馆和经馆两类。东汉时期，私学兴盛，且有严格的学派及师传体系，规模盛大。汉代私学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基础教育工作，成为后世民间书院的渊源。

汉代教育已形成了中国古代教育体制的基本框架，确立了尊奉孔孟为宗的儒家学说在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中的独特地位，也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形式等方面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教育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唐宋元时代的教育繁荣(www.xing528.com)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战乱不断，汉代儒家思想受到魏晋玄学的冲击，一度处于衰颓之势。隋朝统治者意识到儒家思想服务于国家统治的需要，于是兴办学校，培养人才，重振儒学。及至唐代，国家强盛、经济繁荣、政治开明、文化发达的社会环境为教育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唐代实行宽容开放的文化政策，因此唐代教育思想具有兼容并蓄的特点。隋唐教育体系和官制中最重要的文教政策是科举制。科举制将培养人才和选拔人才紧密结合起来，践行“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在隋唐时期以及宋代，科举制度的积极作用较大。

北宋建立以后，统治者重视文治，确立了“兴文教、抑武事”的国策，广设学校，培养人才，开科举，选拔人才，重用文臣，一时间人才辈出，文教兴盛。北宋中叶，社会稳定，文化繁荣，出现了“庆历兴学”“熙宁兴学”“崇宁兴学”三次著名的兴学事件。在意识形态上，宋代承袭唐代的政策，尊孔崇儒，孕育出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糅合佛教道教思想而成的理学。宋代的教育制度也基本沿袭唐代，但宋代教育最重要的特色就是以书院教育为内容的私学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宋代书院在唐代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为集教学和学术研究于一体的教育机构，先后共建造书院173所。书院不仅提倡日常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崇尚学术争鸣，还提倡学生自修为主、教师答疑为辅的教育风气，旨在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独立研究能力。随着学院教育的兴起，当时社会风气渐新，教育隆兴。宋代也重视蒙学，出现了一些蒙学教育理论，编写了一些蒙学教材，重视培养学生的良好生活和学习习惯，使其终身受益。

元朝建立后，在教育制度方面承袭前朝，同时也有自身的特点。元朝统治者在统一中国后，为巩固统治，抬高儒学的地位，尊孔崇儒，以儒治国，重视孔子庙的祭祀礼仪。至大元年（1308年），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元代时，理学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元仁宗时，恢复了科举考试制度，规定科考从“四书”“五经”等教材中出题，以程朱理学的注疏为标准，正式确定了程朱理学的官学地位。

元代中央官学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最高学府——国子学（国子监），是负责掌管全国教育事业的机构。国子学是以汉语进行教学的儒学教育机构，同以少数民族文字进行教育的蒙古国子学等一起构成了元朝的中央官学。一类是专业教育机构。元代设置了医学、算学、天文学等隶属于中央政府专职部门下属的专门教育机构，例如天文学隶属于司天监，专门负责天文历法的教学与研究。元朝也十分重视地方官学。例如，元代设置了儒学提举司，专门管理地方官学，直接对朝廷负责。除儒学外，元代地方官学还设有蒙古字学、阴阳学和医学，这些地方学校与中央官学都相互配套。

元朝书院教育的一大特点就是书院官学化。元代除学田资助、赐书籍赐匾额、任命书院山长外，还直接对山长委予各地儒学提举司下属官员编制，学生须通过考核才能入仕。由此，书院被纳入官方教育系统。书院官学化虽限制了自由讲学，却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书院教育的普及与发展。

元代的专业技术教育、音乐美术教育在民间私学广泛开展，内容丰富，反映了中国多元文化的繁荣发展，为中国古代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四）明清时代的教育转型

明清两代的教育在承继宋元教育制度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明代统治者利用文教政策统一思想文化，实行“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教育为本”，使中央官学、地方官学及社学得到一定发展，国子学以儒家经典为教习内容，地方官学除了教习儒家经典，还设科施教。在思想方面，明朝统治者极力推崇程朱理学，并将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实行八股取士，形成了固定的科考制度。

明朝初期，书院教育发展良好，日渐完备，同时又出现了非官方教育发展现象，尤其是文人自由讲学、质疑问难的学风体现出明代知识分子对文化专制的反抗，因此封建统治者认为这一现象对其思想文化控制造成了一定的威胁，遂在明朝中后期，曾四次禁毁书院。书院教育受到严重摧残，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东林书院。东林书院不仅是重要的文化学术中心，也是政治活动场所，书院将自由讲学与政治事件相结合的精神，体现出在专制体制下知识分子争取思想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强烈愿望。明代统治者提升儒学地位，推崇程朱理学，使理学教育理论占有统治地位。明中叶以后，“心学”大师王守仁教育理论的创立，使明代教育思想出现了多元化发展的倾向。哲学家王廷相认为，理学教育脱离实际，这一批判成为明末清初实用教育思潮的先声。

清朝初期，统治者注重学习中原文化，尊崇儒学，采取了“兴文教，崇经述，以开太平”的文教政策。清朝统治者入关后就提倡孔教儒学，强化文治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具体举措：顺治二年（1645年），顺治皇帝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皇帝为孔庙御书“万世师表”匾额。同时为缓和满汉民族矛盾，统一思想文化，加强统治基础，清朝采取多种形式实施文化专制政策，例如制造文字狱，对文人加强思想控制；成立编书馆，编纂《四库全书》等大型丛书，防止知识分子讽议朝政。清朝时期，日臻完善的科举制度已成为一种完备的选官制度，科考程式已基本定型。在文体上，“八股文”是科举考试的法定文体，形式僵化，不重内容。“八股”形式主义严重，缺乏实用价值，禁锢文人思维。清朝的文教政策在清前中叶时期维护了社会稳定，但至清朝后期，这些文教政策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最终影响了教育事业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