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导论之程朱理学：二程的天理说

（一）二程的天理说

二程，即程颢（1032—1085年）、程颐（1033—1107年）两兄弟，两人都是北宋著名理学家。他们是周敦颐的嫡传弟子，是张载的表侄。二程因居住于河南洛阳，后人便以“洛学”来称呼他们所创的学派。二程虽受业于周敦颐等，但他们的思想却有独创性，他们的理学摆脱了道学的影响回归到了儒学的本位，他们的思想自成体系，特色鲜明，独树一帜。朱熹说道：“孔孟之道不法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而后其道可学而至也。”天理说，始自二程，他们将“理”作为宋明儒学的最高范畴来讨论，确立了理学关注和讨论的核心主题。

二程兄弟总结了先秦以来的儒家学说，在吸收道家等学术的基础上，在本体论上实现了再创新，建立起以“理”为本体论的一整套理学体系。二程的基本哲学观点是一致的，他们都把“理”作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将“理”作为哲学最高范畴提出并讨论，他们所构造的理学体系，在本质上是唯心主义学说。程颢说“天者，理也”，“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所谓的“理”，不再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而是一种万物本源和人类社会的最高道德准则。程颐的天理论亦是如此，他说道：“天下只有一个理。”“万物皆是一理。”他也将“理”从本体论层面予以阐述，并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理”衍生出来的，在他看来，“理”是一种凌驾于万物之上、统摄万物的绝对精神。不仅如此，他们认为封建伦理纲常也是“天理”在现实社会中的表现。二程兄弟最终为封建伦理纲常在本体论上找到了其合法性。

二程也讨论了人性善恶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人性为天理的后天体现，即所谓的“性即理也”。由于受张载观点的影响，二程主张人性本善，这是取决于“理”这一宇宙本体的先天属性的。由于气质或禀性不同，人性便有了善恶之分，这是人的后天之性，如后天之性中的贪欲和自私，都是社会中的世俗因素所致。人欲一旦掩盖了本心，就会做出伤天害理的行为。他们主张“无人欲即皆天理”，并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当然这里的人欲指的是人的一些不正当和不合理的私欲，而并非是对人的一切合理欲望的抑制，这要辩证地予以分析。

二程兄弟对于“理”的体认也同中有异。程颢认为，“理”是自然而然的自然趋势，将“道”视为无始无终的万物主宰。他认为理心一体，万物皆在人心中，因此人们不需要去认识了解客观世界，只需要认识自己的心即可。程颢的这种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与此后的陆王心学一脉相承。程颐所认为的“理”，重在指客观事物之所以然。他还认为，一物须有一理，但一物之理即是万物之理，而万物之理就是天理。这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外部世界的客观性，其客观唯心主义倾向比较明显，他的思想后来由朱熹全面继承并集大成。

（二）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

朱熹（1130—1200年），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省），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侨寓建阳（今属福建省）。南宋时期的理学家、思想家、教育家、诗人。因寓居福建，他的学术有“闽学”之称。学者多称他为“晦庵先生”。朱熹一生兴趣广泛，博览群书，知识渊博。朱熹与北宋理学家一样，曾学习释道之学，年长又潜心佛学。对于道教经典，朱熹也搜集整理并研读。三十岁时，他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延平为师，专心于性命义理之学的研学。正是在充分吸取释道哲理的基础上，朱熹对理学展开了一次系统的、创造性的理论总结，是无可厚非的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一生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等，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朱熹的理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www.xing528.com)

在宇宙观方面，他继承并发扬了二程的“本体论观点”，认为“理”或“天理”是宇宙的本源，天地万物都是因“理”而生成。朱熹在讲到宇宙的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时，发挥了“理一分殊”的思想，认为“万物各具一理，万理同出一源”。他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多样性之所以统一的根本原因，同时他还认为正是统一的“理”使万物表现为多样性。为了更好地说明二者的关系，他借用了佛教的“月印山川”来解释：“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各自全具一太极耳。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可见，不可谓月已分也。”

在人性论方面，朱熹继承并发展了张载、程颐等人的思想，吸收了他们关于“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朱熹认为，人性是天理的体现，是形而上的先天状态；人禀气而生，是形而下的客观存在。人的“天地之性”是天理属性的体现，是善的。人的“气质之性”如果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会丢失善的本性。所以说人的本性都是善的，是从人性的先天存在状态来说的，这种善性最终体现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上。在他看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具备理的属性，这是人所具有的先天之性。朱熹的人性论，就是要抑制人类后天形成的劣根性，使人不要迷失原有的本性。

在修养论上，朱熹主张一个人要做好修身养性的功夫，为此他继承了程颐的思想并又有所发展。在如何修身养性的问题上，朱熹提出了“持敬说”和“格物致知论”。他认为“敬”是为学修养的立足点，居敬并不是目的，而只是方法或路径，居敬的目的在于“穷理”，而穷理又是“格物致知”的功夫。

朱熹所构建的理学体系，不仅将儒家的纲常伦理上升为“天理”，而且强调人们践行“天理”的自觉性。为指明自觉体认天理的路径，他提出了“格物致知”的方法。所谓“格物”，就是体验作为外在性规范的“天理”；所谓“致知”，即领悟到伦理本体并贯彻到自己的行动中。格物致知其实就是通过个体学习儒家道德规范，吸收并转化为规范个体行为的道德自律，有了这样一番道德修养，才能使个人走向社会，去实践治国平天下的事功。

有了朱熹一番创造性的理论构建，一个崭新的儒学体系——以人的伦常秩序为本体的儒学体系得以建立。朱熹的这番努力，一改先秦儒学在哲学本体论范畴上的缺失，并对儒家学术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与梳理，使儒家与佛道在学术层面进行了有益的融合，拓展了儒家关注的传统理论视域。但万变不离其宗，朱熹的理论建树，是在坚持儒家理论原则的基础上，对佛道学术在宇宙论、认识论等层面的有益吸收。从这个角度说，朱熹最终还是在捍卫儒家的正统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