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人有其独特的世界观和宇宙观,形成于古代特定的自然历史环境之中,是古代中国文化的特色所在。古代中国人凭着自己的经验与想象建构了一个兼有空间与价值体特性的“天下”,并成为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表达着他们对世界的空间认知。在他们想象的世界里,他们所处的地方——中原,是世界的中心即中国,是文明之邦华夏族的居所,也是世界文明的中心。由中心向外延伸构成四边,是文明中心与边缘构成的差序格局,居文明之地最中心的是周王所在的京城,处中间的是华夏或者诸夏,而处在最边缘的则是被称为“夷狄”的群体,他们居于荒芜之地,缺少文明的熏陶和教化。
随着“中国”一词的出现,“中心”的原初内涵已被赋予并完成了其空间的人文化,成为一种族群及其文明程度高低在空间范畴的价值标准。诚如葛兆光所说,古代中国人的“中国”常常是一个文明的空间观念,而不是一个有明确国界的地理观念。由此,“中心”一词不是一个简单的空间范畴的表达,其被构造成为一种普遍主义的世界观,一种文明于他者的权力话语,在彰显自我文明的优越感时,形成了潜隐于古代中国人潜意识中的文化自我中心的“集体无意识”。古代中国人建构的“天下中心”地理观,包括这样三层含义:其一,中国人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也是文化或文明的中心。其二,地理空间越靠外缘,就越偏僻荒芜,住在那里的民族也就越野蛮,文明的等级也就越低。其三,野蛮而不开化的周边四夷必须向具有高度文明的中原王朝称臣纳贡,接受中原王朝也就是接受中国的制约与管辖。(www.xing528.com)
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天下中心”的地理观念意识,制约了古代中国人的思维视野,且持续存在了几千年。第一次对中国人“天下中心”观念带来震撼的,是明朝末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利玛窦参与绘制了一张反映欧洲文艺复兴地理学成就的地图,名为《坤舆万国全图》。图上的中国并不处于世界中心,仅仅是在世界的一部分即亚洲的某一部分。几十年以后,曾被中国皇帝称为“僻居荒远”的英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代中国的大门,一系列割地赔款耻辱条约的签订让中国人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不再是天下的中心,不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天朝上国。中国社会几经变革阵痛以后,最终由传统开始向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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