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辇毂肃清”、帝都安靖对保护皇帝人身安全、维护皇权统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清廷重视北京地区的治安状况，在京师同时设置多家缉查机构以维持治安，“城内自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之外，又有顺天府所辖四路捕盗同知，额设各路官兵，责成分投躧缉，立法至为周密。”[35]此外，统治者还一再要求各缉查机构的长官随时监督属下尽“缉捕之责”，“京师为辇毂重地，五方杂处，最易藏奸。缉捕之责，尤关紧要……巡视五城御史有稽查约束之责。”[36]但多重稽查机构的设置及稽查要求的下达在查出较多违法犯罪行为、维护京师治安的同时，也增加了稽查人员在此过程中受贿枉法的机率。就现存司法档案看，不少清代北京地方职官受赃罪发生于查办违法犯罪案件的过程中。
赌博为清时北京地方陋习之一。清廷虽屡次下令严查，仍禁而不止。在查办赌博案的过程中，有些赌徒为免除责罚，不惜出钱贿赂执法者，使不少北京地方职官滋生贪赃之心，从而犯下受赃罪。道光十九年（1839年）“步军校苏昌阿诈贿案”中，步军校苏昌阿带手下兵丁幅儿、亮儿等到陈三车行稽查保状，见人数众多，“是聚赌情形，当在炕上搜出赌具、骰子。”苏昌阿命将各犯锁拿，内有世袭骑都尉秦良佐表明身份，“向苏昌阿求饶”。苏昌阿见有利可遇，授意兵丁幅儿将其“带出说话”。幅儿于是与秦良佐“说妥”，即在秦家内写给欠钱字据两张，“一系京钱八十吊，许给苏昌阿使用；一系京钱五十吊，许给伊与同伴兵丁分用。”后幅儿“将字据携回，交给苏昌阿收藏。”在苏昌阿没有任何“明示”，仅言将嫌犯“带出说话”的情况下，幅儿即心知肚明，不仅知晓所应为之事，而且很快与当事人“说妥”[37]，可见官兵联手索贿必定非止一次，故而能达成此种默契。后因幅儿屡次向秦良佐索钱，被秦良佐控告而案发。
清代愈到后期，赌风愈炽。光绪五年，“职官竟有设局抽头，邀集多人，公然聚赌情事”[38]；光绪七年，巡视东城御史“拿获营房窝赌匪徒”[39]；光绪九年，御史风闻城内多处“开有赌局……并有翰林部属入其局中者”[40]。清帝屡次下诏“一体严拿，按例惩办”[41]，“严拿惩治，以挽浇风”[42]，甚至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要求步军统领衙门“无论王公府第，及大小官宅，一体严拿查禁”[43]时，却屡禁不止，从未真正实现禁赌。相反，在查赌禁赌的过程中，时有北京地方职官受赃落马的情况发生。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顺天府武清县知县项寿堃即因“藉禁赌为名，任意苛罚，择肥而噬，鱼肉百姓”[44]，遭直隶总督袁世凯弹劾。(www.xing528.com)
北京为明清二代都城，贵族官僚陵墓较多，对随葬品的觊觎使北京地区多有盗墓贼出没。至同治年间，“京城等处，西山一代，几无完冢。”[45]查惩盗墓贼，成为北京地方职官的职责之一。在此过程中，有些官员受贪心驱使，收受盗墓者的贿赂，因此犯下受赃罪。同治四年（1865年），顺天府属乡里盗墓要犯被访查出30余人，“多有与西城司坊及宛平县书役交通者”[46]。其中李一子父子五人，“因盗墓积财甚厚，与地方及理刑各衙门书差素通往来，恃以无恐，根株结连，盘踞甚固。”甚至李狃儿被宛平县拿获后，“旋被顺天府差役卖放逃走，仍行纠众挖墓。”“尤著名狡猾者”孟花子、刘定儿，不仅“所盗之墓，多不可计”，还纠合孟花子岳母石黄氏，“串通书差”，遇有事犯到官，刘定儿为之“打点使费”，石黄氏“出名控告翻案”，全然不把官府放在眼里。而盗墓贼李大雨到案后，更直接供认：“自同治三年以后……应用钱五百千在刑部打点官司，又用钱二千八百千在顺天府打点官司”，以为其盗墓之行做掩护——前后“共盗墓九次”[47]。
北京地方职官本为查惩犯罪的执法者，却因贪心驱使，索贿受贿，结果沦为新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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