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的水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他人的水资源进行使用并获取收益的权利。在我国，根据《水法》第2条和第3条的规定，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水资源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因此，水权不同于水资源所有权。实际上，广义的水权是一个集合性的概念，是汲水权、引水权、蓄水权、排水权、航运水权、竹木流放水权等一系列权利的总称。不同类型的水权所具有的性质、效力和功能可能会有所不同，甚至相距甚远。[6]狭义的水权，仅仅指取水权，即权利人利用一定的设施直接提取地表水或地下水的权利。《水法》中规定了取水权，但未提及水权这一概念。在水利部《关于水权转让的若干意见》的文件中，虽然将水权界定为“水资源使用权”，但就整个文件规定的内容来看，实际上是指取水权。在水权所包含的诸多权利类型中，以取水权最为常见和重要。有鉴于此，本节仅就取水权加以论述。下文所说的水权，就是指取水权。
与用益物权等典型物权相比，水权具有如下法律特征。
1．水权的客体具有特定性
《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第2条第1款规定：“本办法所称取水，是指利用水工程或者机械提水设施直接从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水。”据此规定，水权的客体乃是一定范围内的地表水或地下水，表现出单一性。不过，水权的客体是否像用益物权等典型物权的客体那样具有特定性，则不无疑问。在通常情况下，作为水权客体的水，在物理上并未与水资源相分离，而是融汇于水资源之中，成为水资源的一部分。如果按照传统的界定特定物的标准来衡量，水权的客体就不具有特定性。然而，作为水权客体的地表水或地下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质与量的要求，并受到取水地点、取水期限、取水数量等因素的限制。倘若否认水权的客体具有特定性，就无法在范围上将水权与水资源所有权区别开来。而且，水权作为一种支配权，逻辑上也要求其客体具有一定的特定性。为合理解释此类问题，不妨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承认水权的客体具有特定性，只不过在不同的情况下，水权客体的特定性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有的以一定的水量来界定水权的客体；有的以特定的水域面积来界定水权的客体；有的单纯地以特定地域面积来界定水权的客体；还有的以一定期限的用水作为水权的客体。[7]由此可见，水权的客体在是否具有特定性方面，明显地不同于用益物权的客体。
2．水权不具有占有权能
由于水权的客体与水资源所有权的客体无法分离，而且水权的客体仅仅是一定范围内的水体，并不包括承载水或蓄含水的土地，因此水权本身不包括一定水域或者土地的占有权能。水权所具有的这一消极特征，将其与渔业权以及典型的用益物权区分开来，因为渔业权以权利人占有一定范围内的水域为必要，典型的用益物权则必然含有占有的权能。[8](www.xing528.com)
3．水权具有排他性
由于水资源的有限性，虽然法律允许就同一水源存在多个取水权人，但在各个水权之间，因水资源不足而发生冲突时，法律通常会规定取水权行使的顺序，这体现了水权是一种排他性的支配权。不过与传统物权的优先效力的确认方式不同，水权的优先顺位不是依设定时间先后来确定的，而是依公共利益优先于商业利益的原则来确定的。例如我国《水法》第21条第1款规定：“开发、利用水资源，应当首先满足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并兼顾农业、工业、生态环境用水以及航运等需要。”据此规定，居民的生活用水权应当优先于以农业、工业、生态环境或航运为目的的用水权而获得满足。
4．水权受到公法的较多限制
水权作为权利人提取一定范围内的水体的权利，性质上属于民事权利。不过，由于水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是人类生存的生命线，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所以水权的取得、行使、存续以及消灭等方面都受到了公法的诸多限制。例如，国家对水资源依法实行取水许可制度和有偿使用制度。水权人未依照批准的取水许可规定条件取水的，可被处以罚款乃至被吊销取水许可证。水权人连续停止取水满一年的，将被吊销取水许可证。可见，与典型的用益物权相比，水权受到公法的较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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