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功能的特定性。我国农村土地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农民个人不享有所有权。由于农村经济不发达，土地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最重要资源。农村集体成员需要生存保障，农村集体组织应当提供这些保障，农村集体组织成员就享有使用集体土地建造住房的天然权利。所以，宅基地使用权实质是实现农村集体成员权的一种方式，是一种生存性、保障性权利，具有浓厚的社会保障性质。这也是宅基地使用权与建设用地使用权区别的根本原因所在。
（2）主体身份的限定性。宅基地取得权是一种基于身份而享有的权利，失去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一身份，取得的宅基地使用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非成员不能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当然也不能通过受让房屋所有权来取得宅基地使用权。
（3）权利取得的无偿性。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而作为该集体成员，理应享有集体所有土地的利益，如果所有成员都向集体组织交纳土地使用费，该费用最终还是要让所有的成员受益，所以不如都不缴纳。农村集体组织成员享有分配获得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利，在集体组织规定的份额内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应当无偿。
（4）权利客体数量的有限性。在集体组织中，土地数量有限，成员众多。每个成员都有权获得宅基地使用权方才公平。如果不加数量限制，人地矛盾将无法解决。因此，有必要规定，每个成员仅能以户为单位获得一块的宅基地。法律明文禁止农民取得超标或多处宅基地。(www.xing528.com)
（5）权利行使的无期性。宅基地使用权没有期限限制，可以永久使用。
（6）权利流转的有限性。对于宅基地使用权能否流转的问题，在《物权法》的起草过程中一直存在争议。肯定的观点认为，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很多农民进入城市，在城市购房，导致在农村的住房闲置。城市居民通过在农村购买住房，变相取得了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权。法律应当承认这一事实。此外，为缓解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允许宅基地使用权抵押，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否定说认为，农村宅基地是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如果允许流转，可能导致农民流离失所。事实上，农村宅基地能否流转的关键，在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何时能覆盖到农村。在宅基地还担负着对农民社会保障功能的情况下，允许使用权的流转，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当宅基地不再担负社会保障功能时，其使用权的流转就完全应当允许。我国《物权法》对于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问题未作明确规定，而是交给其他法律去规定，这就给农村土地制度的进一步深化改革留下了空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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