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法 第2版》详解不同类型化权利主体的所有权

所有权首先可以依据其主体的不同进行分类。从法律的角度讲，就有国家、集体和个人三类民事主体的所有权。

以所有权的主体之不同为标准将所有权予以划分的做法，源于1923年的《苏俄民法典》，该法典将所有权区分为国家、集体和私人所有权，然后给予其不同的地位。苏联学者认为：这种分类方式可以强化公有制的崇高地位，所有制应当成为所有权分类的基本依据，因此这种分类在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立法上，所有权被明确区分为国家、集体和个人财产权利并给予不同的地位与保护，对国家财产给予优先保护的特殊地位。^[14]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法学界全盘接受并长期效仿《苏俄民法典》的做法，该观念已成为支配我国法学和立法的指导性理论。

权利主体标准作为所有权类型化标准，具有一定价值。^[15]但是，按照主体（个人、法人、国家）的立法模式，在大陆法系并未普遍确立起来。因为按照主体分类，只能说明谁可以拥有财产和财产的归属等，而其所享有的所有权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权利主体标准作为一种立法模式，在我国物权法立法上也曾成为争议的焦点之一。

赞成者主要理由为：（1）经济是第一性的，法律是第二性的，所有权应当反映所有制形式。（2）按照我国的现有制度，土地分属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如果不规定这三种所有权，用益物权中的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权就没有来源，既然规定了土地的用益物权，对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进行规定实际上又是无法避免。（3）国家所有权很难为法人所有权涵盖，也难以套用一般所有权制度来规定地方的所有权，另外，若将集体所有权规定为合作社所有权，也不完全准确。（4）既然提出对私人财产要加强保护，如果对三种所有权不分别规定，完善私人所有权规定的主张就没有适当的方式加以贯彻，无法借助物权立法往前推进。这样规定不是强调主体的差别，而是对主体权利的保护问题。如果对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在民法典中不规定，那就要由特别法进行规定，其地位反而更特殊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更不利。

反对者的理由如下：（1）把所有制当作所有权的基本依据，过于考虑意识形态，混淆了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以所有权来定义所有制属于本末倒置：所有制属于经济基础，所有权属于上层建筑；所有权只能反映所有制，而不能决定所有制。（2）一旦某个财产因附着于某个主体，而呈现不同属性的话，那么财产就具有了身份性；而一旦有身份性，当这些主体参与民事活动时，就会发生财产和所有权规范的性质冲突，使财产不能流通或不能在不同性质的主体之间流转，阻碍统一市场的形成，妨碍平等交易规范。（3）现实存在着的对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规定的需求，只存在于土地问题上，没有其他需要特别规定的理由，因此，不需要单独规定这两种所有权。（4）人们提出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针对的是对公有权过度保护的现状，是对私有财产权平等保护的要求。不以主体标准作为立法模式，恰恰是解决平等保护的问题，尤其是集体所有权，事实上正处在改革当中，要对这种权利的变革提供宽松的环境，而不是在民法典中限制它。(www.xing528.com)

我国物权法采纳了依据主体的性质不同区分所有权，将所有权区分为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及私人所有权。

我们认为，在《物权法》中，依权利主体的性质不同为标准对所有权加以分类的规定，值得商榷。理由有四：（1）物权法是私法，主要职能是对私人权益的保护。而国家所有权体现的是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通过物权法加以规定和保护，有违物权法的私法属性。（2）国家所有权体现的是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而个人所有权体现的是私人利益，在二者发生冲突时，公共利益优先保护是各国立法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将国家所有权与个人所有权置于平等地位，提供平等保护，有违公共利益优先的立法理念。（3）物权法的立法宗旨不仅仅在于确定物的归属，更重要的是通过所有权制度的规定，为所有权的流转提供依据，以达到维护交易安全之目的。而国家财产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只能用于公共目的，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因而，将国家财产所有权置于物权法中规定，意义不大。（4）我们不否认国家所有权的存在，但主张国家所有权应通过公法加以规定和保护，如通过宪法的规定确定国家所有权的客体范围；通过制定国家财产保护法，规定国家所有权的行使和保护。这对于区分公法与私法的职责划分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主张在未来修订《物权法》时，将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财产所有权的分类删除，改由其他法律加以规定。

考虑到我国《物权法》对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已作明确规定，在此对这一规定作一简要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