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法的沿革与发展进程

对于物权行为的概念，虽然学者们的表述不尽一致，但其核心思想大体相同，即物权行为是发生物权法上的法律效果的法律行为，是以设立、移转、变更和消灭物权为内容的法律行为。^[43]简而言之，物权行为是直接以物权变动为内容的法律行为。

根据德国学者的研究，物权行为理论最初是从19世纪的德国普通法法学发展而来的。在此之前，由德国法学家们编撰的《实用法律汇编》中就有这样的思想，即物的所有权转移须具备两个条件：“名义”与“形式”。依据“名义”，如买卖合同或遗赠，产生有效的法律关系，它是所有权转移的原因。“形式”则是指物的实体交付或者其他代替交付的履行行为。不过，《实用法律汇编》的实践者们并不知道在交付时还需要一个契约性的东西，尤其是“物权的合意”。在“名义”与“形式”的关系上，如果一个有效的“名义”不存在，那么即使发生了物的交付，取得人也不能成为所有权人。这就是所谓“名义与形式一致取得所有权”的学说。^[44]《实用法律汇编》中体现出来的这种思想，看起来与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是相同的。在当时的德国，尽管《实用法律汇编》的编撰者们并不认为“形式”中蕴藏着物权合意，也不承认“形式”可以独立于“名义”之外而单独引起物权变动，但其将一项完整的交易区分为“名义”与“形式”的做法，却为物权行为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基础。

就物权行为理论的历史渊源而言，虽然有学者认为早在萨维尼之前，胡果就已研究出物权行为的主要内容，^[45]但人们一般认为物权行为理论起源于萨维尼，是他首创了这一理论。在19世纪初期，萨维尼就在其大学讲义中提出，为履行买卖契约或其他以移转所有权为目的的契约而践行的交付，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事实行为，而是含有一项以移转所有权为目的的物权契约。^[46]后来，在1840年出版的《当代罗马法体系》一书中，萨维尼进一步指出：“私法契约最复杂常见。所有法律制度中都可以产生契约，而且它们是最重要的法的形式。首先是在债法中，确而言之，首先是债的设定，还包括债的消灭。此外，在物权法中，它们也同样广泛应用着。因而，交付是一项真正的契约，因为它具备契约概念的全部特征：它包含着双方当事人对物的占有和所有权转移的意思表示，行为人据之确定彼此间法律关系。仅该意思表示本身作为一个完整的交付还不够，因此还必须加上物的实际占有取得作为其外在的行为，但这些都不能否定其本质是契约。同样，役权通常也是通过契约产生，和所有权转移一样，人们主要通过交付得以实现，或者单纯契约就已足够了。永佃权、地上权、质权也是通过契约产生，甚至不像错误断言的那样，必须附加交付。该行为的契约本质经常在重要场合被忽略，因为人们完全不能把它与债的契约区分开，那些行为常常是随时伴随而来的。比如一幢房屋买卖，人们习惯上想到它是债法买卖，这当然是对的；但人们却忘记了，随后而来的交付也是一项契约，而且是一项与任何买卖完全不同的契约，的确，只有通过它才能成交。在不太常见的只有交付而此前却不存在债的情形，可以清楚发现这一混淆，例如，赠与某种施舍的情形，它包含了一项真正的契约，但绝不是债，当事人协商一致的意图只是给予和接受；此外，通过无占有的设质（抵押）也可以看清楚这一点，通过契约只确立了物权性质的质权，根本没有债。为了明确区分这些情形，人们可谓之物权契约（dingliche Verträge）。”^[47]在这段经典论述中，萨维尼提出了物权行为理论的诸多重要观点：第一，交付是一项独立的物权契约，因为交付中包含着双方当事人对物的占有和所有权转移的意思表示；第二，一个完整的交付，必须由意思表示这一意志因素与占有的转移这一外在行为共同构成；第三，役权、永佃权、地上权和质权也是通过物权契约而产生的；第四，在赠与和无占有设质的场合，只有独立的物权契约，而无相应的债权契约。(www.xing528.com)

不过，萨维尼的思想并没有到此止步。在承认交付是一项独立的物权契约的基础上，萨维尼又向前迈了一大步。他强调，物权契约在法律效力和法律结果上，必须与其原因行为的有效性相分离，并从中“抽象”出来。即使一物因一方当事人履行买卖合同而交付，另一方当事人误以为是赠与而取得，双方当事人的错误也不能否定他们所缔结的物权契约的有效性，也不能否认因此而产生的所有权移转，因为“一个源于错误的交付也是完全有效的”。至于因交付而失去所有权的出让人，可以提起“不当得利请求权”要求返还其物。^[48]显然，在萨维尼看来，交付作为一项物权契约，不但独立于其原因行为之外，而且在法律效力和法律结果上不受原因行为是否有效的影响。

由此可见，萨维尼提出的物权行为理论，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分离而独立存在，即物权行为具有独立性；二是物权行为的效力不受债权行为是否有效的影响，即物权行为具有无因性。萨维尼的物权行为理论提出之后，旋即为德国的众多学者所接受，并被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在立法上，不仅1860年《萨克森民法典》、1864年《巴伐利亚民法典草案》和1872年《普鲁士土地所有权取得法》接受了这一理论，而且历次《德国民法典》草案的起草者们也坚持承认物权行为的立场，并最终在正式通过的《德国民法典》中采纳了物权行为理论。^[49]《德国民法典》第873条第1款和第929条关于物权合意与登记或交付相结合才能引起物权变动的规定，被认为是物权行为的典型表述。虽然在这两处规定中并未直接提到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的关系，但德国学者认为，该规定没有将债权行为的有效成立作为物权行为的有效要件，即表明《德国民法典》采纳了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50]不过，与萨维尼当初提出的物权行为理论有所不同的是，萨维尼认为交付中包含有物权合意，因而交付本身就是一项物权契约，而《德国民法典》则将物权合意从交付中剥离出来，把二者看成是两个事实，并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以登记代替了交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