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治的含义
“法治”的字面含义为法律的规制、法律的统治。是指统治阶级按照民主原则把国家事务法律化、制度化，并严格依法进行管理的一种治国理论、制度体系和运行状态。其核心内容是：依法治理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尽管有学者认为，法治的对立面除了人治以外，还有“德治”或“礼治”[10]，但由于在政治实践中，“德治”或“礼治”往往依赖于人的权威和人的内在品质，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它仍然属于“人治”范畴。因此，与法治相对的主要还是人治。
在历史上，人治与法治的论争由来已久。我国古代儒家学派便是人治的倡导者，“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就是其典型论断。而法家学说的代表韩非却主张“严刑峻法”，实行“法治”。当然，法家所言的“法治”实际上是指统治者将法律作为工具治理老百姓，本质上仍旧是一种人治，与今天所说的“法治”意义完全不同。古希腊著名思想家柏拉图明确主张“贤人政治”，公开提出应由哲学家当他构想中的“理想国”的国王。而亚里士多德则坚持“法治优于一人之治”，认为法治有两层含义：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是制定的很好的法律。即良法之治与普遍遵守。
但古代所谓的法治与近代的法治存在着根本区别，因为近代的法治同民主、共和紧密相连。在人治与法治各自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上，现在尚有不少人认识模糊。这集中表现在人治、法治相互结合论上。具体说来即这些人认为，既然法律要由人制定，要由人执行，那么法治和人治就不能截然分开，而只能相互结合。毫无疑问，这种简单化地以是否有人的作用和是否运用法律为标准区分法治和人治的做法是错误的。划分法治和人治最根本的标志在于：当法律权威与个人权威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是法律权威高于个人权威，还是个人权威凌驾于法律权威之上？或者说，是“人依法”还是“法依人”？凡是法律权威高于个人权威的都是法治，而法律权威屈服于个人权威的则是人治。而且当二者出现矛盾冲突的时候，不是个人权威屈从于法律权威，就是法律权威屈从于个人权威，二者必居其一。[11]因此，法治和人治绝不可能结合起来。用潘恩的话来说就是：“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成为国王”[12]。由此可见，“法治”一词并不只意味着单纯的法律存在，它要创造“一种法律的统治而非人的统治”。也就是说，法的权威高于人的权威，由法律支配权力是法治的根本。(www.xing528.com)
（二）法治理论的历史发展
近代宪法的法治原则是以形成于西方的法治思想或法治理论为基础的。如前所述，古代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中世纪末期英国著名法官科克等都曾对法治进行过精辟的分析，而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论述则使法治理论产生了质的飞跃。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为了反对封建王权和封建特权，明确提出“要法治，不要人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至上”等理论。如洛克认为：“法律一经制定，任何人也不能凭自己的权威逃避法律的制裁；也不能以地位优越为借口，放任自己或任何下属胡作非为，而要求免受法律的制裁。”[13]国家的“法律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14]卢梭认为：“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无论其形式如何——我都称之为共和国；因为唯有在这里才是公共利益在统治着，公共事务才是作数的。”[15]由卢梭的论述可见，他的法治理论主要包括：人民拥有立法权，法治与共和政体相结合，法治意味着平等。可以说，卢梭是近代法治理论的奠基人。
尽管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理论尚未形成权威性的一致观点，但以下几方面却是其重要内容：一是法治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但由于法律具有阶级性，因而谈论法治时必须分清是哪一个阶级的宪法，而绝对不能把法治抽象化；二是法治必须与民主相结合，没有民主的法治不是社会主义法治；三是法治必须树立起宪法和法律应有的权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16]在我国，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也日益丰富和发展。因为依法治国作为治国之道，不仅是控权与保权的辩证统一，也是主权与人权的辩证统一，而且是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办事的辩证统一。[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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