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龄化社会的适应性理论

1.社会化理论(Theory of Socialization)

关于教育的社会功能方面的研究,美国著名教育经济与哲学家萨缪·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开创了社会化理论。该理论指出,教育之所以可以产生经济价值,归因于它的社会功能。萨缪·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迪斯认为,教育的社会功能远比通过接受教育,提高受教育者认知技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促进作用重要。“学校教育在功绩主义的掩盖下,成为一个再生产社会阶级的工具”^[11],该理论还从结构与功能相关性的角度分析了美国教育对于维系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社会功能,诠释了教育与社会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论及教育的经济价值时,该理论认为教育可以满足社会生产的结构要求,赋予学生种种非认知性的个性特征,从而有效促进了教育社会功能的实现。该理论以美国社会等级化与分工化的生产结构所需要的不同个性特征为基础,一方面探究了教育在促进学习者不断社会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探究了为适应经济结构的需要,教育培育社会个体不同个性特征的可能性与有效性。通过多样化的教育结构形式、积极的教育决策作用、门类繁多的教育课程,不同阶段的学习者能够接受到不同形式和不同素质要求的教育活动,使得他们的个性特征可以向不同的社会方向发展。

可以说,学习者在教育活动中实现社会化的过程具有明显差异性的特征,这也是学习活动促进个体社会化的重要表现。根据对社会化理论的分析,老年学习者参与学习的过程,也是他们在因退休而逐渐远离社会组织的同时,进一步得以社会化发展的过程。

2.交往合理性理论(Theory of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把不同主体之间的交往规定为彼此之间以语言为媒介的相互理解活动,并在重新建构合理性概念的基础上探索了人类交往合理性得以实现的条件,这就是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被公认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的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创立的交往合理性理论。

近代启蒙理性思想包含着理性与进步两个彼此关联的基本观念。其中,理性观念是指人类社会存在着普遍、客观且统一的理性标准,也就是所谓的绝对真理,人类可以通过各种实践活动认识这个标准。进步观念是指人类社会处于一种不断进步的环境中,这种环境也将推进社会个体最终达到自身的绝对自由、平等与正义。然而,当黑格尔把理性上升到“绝对理性”的认识高度时,严峻的思想认识危机也鞭策着人们不断反省对启蒙理性的思考。

“哲学的基本论题就是讨论理性的问题”^[12],哈贝马斯指出,“哲学上所谓的合理性很少涉及知识的具体内容,而主要涉及具有语言能力与行为能力的行为主体获得与运用这些知识的途径问题”^[13]。据此,哈贝马斯认为,合理性应当分为以知识作为适应与支配外部世界的工具支配合理性,以及社会个体通过人际交往实现彼此间相互理解的交往合理性等两大类型。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前者应当服务于后者。因为,社会个体之间只有通过彼此的交往,才能使得各自见解的主观性趋于一致,并以社会群体间有效合作的方式实现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与支配。根据哈贝马斯的分析,人类社会通过彼此的交往可以理解社会交往合理性的真实内涵。应当说,社会成员在考察彼此间的交往活动时只有坚持了理性思考的原则,才能对交往的形式和内容加以反思,才能真正超越传统哲学对理性的概念界定,也才能形成对传统哲学理性概念的批判与扬弃。

哈贝马斯认为,人与人交往的主导形式是语言交往。语言既是人们交往的媒介,更是沟通自然与理性的枢纽。可以说,对交往合理性的探究,既是对人类交往活动过程中的言语能力和言语活动的分析,更是对理想的交流情境和正当的交流手段及目标的科学认定。因此,实现人类交往合理性的条件至少包括以下四点：

(1)交往主体应当是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社会个体

合理性就是“社会个体所具有的语言能力与行为能力等综合素养的一种展现”^[14]。换言之,理想的相互交往者应当是具有一定语言能力,能有效表达与科学理解正常的交流语言。在彼此交往过程中遇到障碍时,能够根据语言规则对自己的表达进行及时有效地反思与调整,实现社会个体间的交流活动的顺利开展。

(2)交往合理性的实现需要创建理想的交流情境

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交往合理性应当是一种不受任何外在因素制约的主观交流活动。这里强调的是交流活动的自由与公平。也就是说,人类的交往活动应当是一种未被扭曲的、个体间平等享有的对话机会。包括经济条件在内的任何因素以及外在的行政指令都不能对个体交流行为产生侵扰与影响。社会个体在不受任何外在束缚的制约下,在平等、轻松的氛围中通过言语表达形成思维的一致性,从而实现交往合理性。(www.xing528.com)

(3)交往的合理性必须与语言交流的有效性紧密结合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合理性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形成一种通过有效的语言交流促使交往活动成功实现。而成功的交流活动要以彼此合理的理解力为基础。也就是说,一方面,彼此的交流要符合社会交往的表达规范,在彼此可以相互理解的前提下开展与推进。另一方面,彼此间的交流要真实有效,交流的客体应当脱离交流主体的主观认识而现实存在。同时,交流活动要顺应社会潮流,交流主体的语言交往应当符合所处的社会规范。另外,交流活动过程要体现彼此的真诚,主体间的语言交流应当是彼此内心世界的真诚表述。对语言交流的这些有效性要求的满足,是社会个体交往活动相互理解,达到交往合理性的重要前提与基础,二者应当紧密结合。

(4)交往的合理性强调以整体性的交流环节促使交流共识的达成

近代启蒙理性思想强调了对绝对真理的追求,也就是要不断追求人类社会存在的普遍、客观并且统一的理性标准。但是,交往合理性所追求的并不是那些根本无法实现的绝对真理,而应该是交往主体在平等相待的前提下,从交往主体自身的思维视角出发,以彼此坚守的信念为基础展开交流与论证,以达成说服对方、形成一致意见的交流活动。另外,交往的合理性所形成的交流共识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而仅是交往主体在一定时期的社会认知及其反应。因此,这种认知不应该是故步自封的,而应是开放包容的,同时也应该允许一定程度上的认知偏差与认知重塑。

对交往合理性的理论及其基本条件的阐释,尽管表达了理论创立者对西方社会管控与压制社会个体交往自由与思维共识的理性抨击,但是,这种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个体开展合理性交往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维空间,也成为推动新理性思想发展的重要力量,为社会成员实现彼此之间对共性问题形成合理共识奠定了理论的可预见性。

交往合理性理论为老年人在参与学习的过程中积极融入社区生活与社会生活提供了理论指导与技术支撑。在老年学习实践中,既需要所有学习者共同参与学习,以培育老年学习氛围与环境,也需要所有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合理的学习心态与角色意识融入社会交往活动中,在进一步完善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

3.社会参与理论(Theory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一直以来社会治理或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多以政府组织或市场力量为主导,而随着社会参与理论的兴起,这种格局也正悄悄地发生着转变。由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埃莉诺·林·奥斯特罗姆(Elinor Lin Ostrom)提出的社会参与理论^[15]认为,社会治理或社会实践应当从政府或市场主导的、相对单一主体参与的实践模式,转变为由政府、市场与民众等更多群体或组织共同主导的多元参与模式。

对于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参与性”,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理解。就社区事务的发展角度而言,参与性包括了对社区事务的实践决策、项目实施、利益分享与发展评估等诸多领域。参与性还涉及对社区资源的有效组织与强化、积极控制与调整,还包括社区民众对社会实践的参与意识。社区参与强调的是一个行动过程,通过对这个行动过程的参与,社区活动的受益者不仅能积极影响社区项目的发展方向与进程,而且还能促进居民社区福利的增加、获得对自身精神世界的陶冶与熏陶,从而促进社区居民的终身发展。同理,正是由于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社会实践为社区,乃至社会的和谐发展也增添了主观能动性。

可以说,社会参与理论凝聚了社会民众在参与社会发展进程中表现出来的以下特征：①在社会发展中的决策角色。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不仅推动了社会实践的发展,更成为社会发展中的关键环节与决定力量。②在实践项目中的平等受益权。民众的广泛参与构筑了社会实践活动的主导力量,又成为实践成果的普遍受益者。③增强了实践因素对社会发展的积极贡献。社会发展既受制于自身的运行规律,也会因民众的积极参与而产生显著变化与进步。④自愿奉献与有效控制的有机结合。民众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不仅体现了民众对社会发展的关注与投入,同时,也体现了民众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控制地位与主体角色。因此,社会参与理论强调了社会成员以某种方式介入、干预或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社会文化生活,以及社区公共事务活动,从而影响社会整体发展的实践活动。

根据对社会参与理论的分析可以看出,该理论不仅强调了社会民众对于社会参与的重要性,同样也为老年学习实践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导。老年人参与学习不仅是个体融入学习的实践活动,也是对社会实践活动的积极参与和认同。老年人参与学习的过程也是不断丰富自身的老年生活内容,提升自身的老年生活品质,同时也是积极感知社会发展给予老年生活的支持与保障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