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作为“药”的替代物进入医学治疗过程，是阅读疗法的最重要特征。在医学治疗过程中，为了治疗某种疾病医生需要开处方，即医生给病人开药方，以作为医生对病人用药的书面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颁布的《处方管理办法》规定：处方“是指由注册的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以下简称医师）在诊疗活动中为患者开具的、由取得药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药学专业技术人员（以下简称药师）审核、调配、核对，并作为患者用药凭证的医疗文书。处方包括医疗机构病区用药医嘱单”。同理，在阅读疗法进展中，为了治疗某种疾病，将若干种读物的题名、阅读方法等信息组合起来，便形成“书方”。
“药”通过改善患者的生理状态，进而影响患者的心理状态；“书”则是通过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而会影响患者的生理状态。阅读疗法中的书方实际上是针对读者的心理偏差和病症而开列的文献目录。阅读疗法的著名公式是：选择恰当的图书+心理指导+保健、治疗的目标=阅读疗法。其中“选择恰当的图书”就是“开书方”，其性质与“开处方”的性质是一样的。[69]
作为医学的一种辅助疗法，在阅读疗法实施的过程中，如何让阅读疗法专业化、规范化，需要深入探索阅读疗法的书方。
在中国，较早记载阅读疗法书方的如：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认为，《诗》《书》以及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的著述，都是古代“圣贤发愤之所为作”，都是作者“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述往事，思来者”，把苦苦思索得到的知识，著述成文，留给来者去思辨验察。司马迁对生命与事业的崇高信念，是基于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事迹的观察和认识，是基于对古代圣贤历经苦难、献身著述的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司马迁受到莫大鼓舞，他为了完成《史记》“受极刑而无愠色”，他正是从这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艰难历程中找到了自己的榜样和前驱者，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矢志进取的道路。(www.xing528.com)
在西方，较早记载阅读疗法书方的如：1904年，美国的精神病学家与图书管理专家合作，按照健康、有益的原则，根据治疗目的、干预水平、疾病类型、患者特点与文化水平等，为患者挑选书籍，对患者进行四个层面的干预：一是智力干预，治疗者要求患者阅读对自己有指导性、教育性的书籍材料，激发其对个人态度、行为的反思与分析，获得关于人类心理和行为的知识，拓宽兴趣，学会处理问题的方法；二是社会干预，治疗者要求患者阅读有关书籍材料，提高自己的社会意识水平，扩展知识范围，强化社会与文化规范，增强社会敏感性和社会责任感；三是行为干预，治疗者要求患者阅读有关书籍材料，在想象中体验各种行为模式并考察可能的结果，增强患者的活动能力，促进其成长；四是情绪干预，治疗者要求患者阅读能引起自己共鸣的诗歌、小说等富有感染力、想象力的书籍材料，从而获得替代性体验，产生认同，达到疏泄和领悟的目的，促进其健康成长。[70]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原泰安医学院）的宫梅玲老师经过多年的阅读疗法实践和研究，将中医方剂学的“君臣佐使”配伍原则、中医郁证的情志疗法、中医的论治流程与阅读疗法原理相结合，提出了“书方配伍学说”，并根据中医郁症情志疗法理念，提出了“疏郁安神，移情易性”的阅读疗法总治则，首创“靶向投书”法，制订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抑郁症阅读疗法施治流程：阅疗治法—选书类别—靶向投书—检测效果—书方配伍。其研究表明：多种文献组合阅读，使得精神营养更为丰富，作用互补，药力加强，疗愈效果优于单方。中医方剂学配伍原则，同样适用于阅读疗法组方。[71]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