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学认为,阅读过程就是人们认知和感悟记录信息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个过程是双向互动的。
一是“认知”,即认识表现符号和解知内容语义。人们(各类读者)的阅读目的可能各异,但是面对记录信息(包括记录在各种载体的信息,如甲骨文、纸草、石碑、书刊、网络等),就既要认识表现符号,读译记录信息的表层意义,跨越信息符号的门槛,逐段逐层地识别信息单位的含义,整体地认知篇章结构形态和独特表达方式;又要解知内容语义,挖掘其深层意义,透过信息符号理解其字面意义、文体意义和情境意义。
二是“感悟”,即感受深层意义和明悟启迪心智。阅读具有鲜明的体验性,这表现在读者内在的知(观念)、情(情感)、意(意志)、行(行为)的亲历、体认与验证。读者既要感受意义,从实践性亲历中引发体验,如角色对应体验、亲身经历体验,从心理性亲历中引发体验,如移情体验、反思体验等;又要明悟情理,经过自己的理解、创造,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慧悟,享受审美情趣,从而形成自己的精神世界。[24]
阅读中的“认知”主要体现在读者对读物的主动作用,“感悟”主要体现在读物对读者的反馈作用,这种读者与读物的双向互动规律受到很多人重视。
南宋学者陈善在《扪虱新话》一书中将阅读过程概括为“入书、出书”。陈善认为:“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乃尽读书之法。”[25]其中的“入书”过程,就是读者阅读要“认知”,深入阅读,读懂吃透,真正体验作者的写作目的,掌握书中的内容实质;“出书”过程,就是读者阅读要“感悟”,要从书中跳出来,能够灵活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进行不同于他人的思考,在读物的影响下形成自己独特的心境状态。(www.xing528.com)
美国学者玛丽安娜·沃尔夫(Maryanne Wolf)在《普鲁斯特与乌贼:阅读如何改变我们的思维》(Proust and the Squid)一书中极其慎重地提出了“双向互动”理论。作者认为:“在人类基因遗传的约束下,大脑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开放架构’的完美例子。在此设计模式下,我们生来就有能力适应外部世界的变化,能够超越自然。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就注定要有所突破。因此阅读脑是‘双向互动’理论的典型。我们之所以能够学会阅读,仰赖的全是脑部可塑性的设计。当阅读发生时,个体的大脑无论是在生理层面还是智力层面都发生了永久性的变化。”[26]这就是说,人的大脑具有可塑性,读者要阅读读物,掌握读物的内容实质,使自己的大脑成为“阅读脑”;读物会给读者带来变化,这种变化包括生理层面的和心理层面的,当然也包括心境状态。
阅读疗法过程也符合阅读学理论中的“双向互动”原理。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通过阅读读物的途径,一方面,可以认识表现符号,解知内容语义;另一方面,可以感受深层意义,明悟心智启迪,从而改善心境状态,疗愈心理疾病。在这个过程中,阅读相关读物与疗愈心理疾病是有机地、潜移默化地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这里的阅读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典型的阅读心理体验,它使得读者心理和读物相互融合,产生了一定力量的心理激荡,达到了促进心理健康、疗愈心理疾病的效果。
阅读疗法的研究者们也关注到了阅读疗法过程与阅读学理论中“双向互动”原理相同的现象。例如,学者万宇在《阅读治疗在中国》一文中分析到:“阅读治疗强调的是图书与读者之间的交互过程,而治疗计划也往往事先经过精心的设计,也具有一定的针对性。……而阅读治疗中对采用的读物也往往经过精心的选择与安排,这与普通的阅读行为就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了。”[27]又如,学者李萍、周艳在《Living Library为高校开展阅读疗法提供新契机》一文中指出:“Living Library(即‘真人图书馆’)有着传统阅读疗法不具备的优势——双向互动交流。读者与所借阅的‘书’(即Living Book)面对面地互动交流,每个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实际需要,选择自己的阅读对象,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书’也会针对读者的情况做出个性化的回应,进行相应的引导。”[28]
很显然,阅读疗法的交互与普通阅读的互动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区别。相似之处就是,读者与读物都有紧密的联系。读者都要阅读读物,读物都要对读者产生影响;不同之处在于,阅读疗法的书方选择较之普通阅读的书目推荐更加复杂,要求更高,在阅读疗法的实施中,所选读物的针对性更强,读物对读者心理的影响更强烈。可以肯定的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阅读疗法手段的升级,也强化了读者与读物“双向互动”的深度、广度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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