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塔：城市精神的阐述

为研究二七纪念塔对郑州所产生的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包装和开发城区旅游资源，对郑州市文化资源进行深度加工，2004年3月10日，郑州市旅游局、郑州市文化局联合召开“一座塔与一座城”学术研讨会，并举办了同名的研究资料展。郑州市副市长孙新雷、市文化局局长齐岸青、市旅游局局长范强等与20余位来自国内外的规划、建筑、公共艺术、城市文化方面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专家对二七广场和二七纪念塔进行了实地考察，对研究者广泛搜集的官方与民间、实物与影像、立体与平面、历史与当下各个方面的近3000份展出资料高度评价，认为研究过程和会展方式像是一个行为艺术作品。

《一座塔与一座城》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发言　摄影　于德水

与会专家认真讨论了郑州市旅游局提交、由婴父撰写的两万多字的关于郑州二七塔的研究报告《一座塔与一座城：诠解与叙事》，一致认为，以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建筑学等诸多学科的学术方法共同研究一座现代建筑与一座城市的关系，借题发挥，包装城市文化形象、重新梳理城市文脉，是一个开拓性、创新性的工作，其意义绝不仅限于一个单体建筑。讨论塔与城的关系，是进入新时代后对一些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重新反思、探讨和评判，是一种强烈的表达方式，对全国其他城市的学术研究、城市规划和文化产品生产都有积极的影响。

周长城（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时任职务，以下皆同）认为，郑州市把二七塔当作一个重要的文化实体和旅游资源来认真研究是很有眼光的。目前许多城市和地区在如何挖掘本地旅游资源方面，主要是着眼于投资型扩大外延式的开发，着力于多建旅游设施多建宾馆饭店，但在开发利用人文资源方面没有更多高招。郑州市关于二七塔的研究，综合了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建筑学等诸多学科的方法，对国内其他地区具有示范性、导向性。以武汉为例，效法这种模式，也可以研究“一座楼（黄鹤楼）与一座城”的关系，可以研究“一个人（张之洞）与一座城”的关系，可以研究“一个事件（辛亥革命）与一座城”的关系，这是旅游产品深度开发和宣传促销的一个良策，一个高效率的模式。德国经济学家韦伯认为文化对经济的作用主要有三种，一种是阻碍作用（例如我国的传统文化对商业的阻碍作用）；一种是促进作用；还有一种是延缓作用。文化对旅游业主要是促进作用，而我国现代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助推器就是旅游业。从这个意义上，研究历史文化通过旅游业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二七塔案例是经济学社会学领域的一个典型实例，既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又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如果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通过提示和渲染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对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实实在在的教材。建议建立一个中英文网站，使市民和游客深度了解二七工运和二七塔，传播二七精神，并以二七塔和郑州市的关系为脉络把郑州城市景观串联起来，做成影视短片等，利用网络在海内外扩大影响力，真正形成社会价值导向和游客出游导向。

周长城

雷颐

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认为，在计划经济时代，“二七”就已经成为一个商标、一个品牌。例如“文革”期间，河南有个造反派组织叫“二七公社”，许多外地人都知道它，对别的造反派却没有什么印象，这就是“二七”这个品牌的力量。因而抓二七品牌是很有实际意义的。长期以来，郑州、河南不善于或不屑于表现自己、推销自己、包装自己，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讲，这或许是一种性格，或许是一种道德修炼的境界，但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大都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弱点，对搞旅游、搞市场经济相当不利。河南有很多好的东西，有时候好的东西不宣扬，对河南和河南人不利的东西反而会到处流传。二七塔与二七广场规模体量虽然不大，环境却非常好，不是单纯表现政治意涵，不为强化政治气息而消解和回避原有的商业价值。相反，二七广场表现了一种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元素。二七塔有政治意义，但与环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又与百姓生活、商业活动结合，成为有日常生活的有人文气息的尺度感良好的公共空间，成为人们聚会、喝茶、休闲、聊天、购物、看展览的这样一种公共空间。square（广场）这个英文单词的本义就是小空间、小空地，现在不少地方包括好多县城的广场建设都在模仿天安门广场，规模过大，标准很高，但缺乏平民性和亲和力。而二七广场恰恰符合广场的原意，给人一种新鲜的感觉，这也是它的特色。需要指出的是，现在二七塔内只有二七大罢工等相关资料的展览，政治意味仍嫌太强。希望在二七塔内办一个反映二七塔发展变化过程的展览，展示自身的出身和历史，甚至包括没有被采用的二七塔设计方案、市民设计的二七广场改造方案的内容，这是非常有魅力的内容。

Hassennflug

Hassennflug（德国包豪斯大学欧洲城市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认为，二七塔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载体，也是一个城市文化中心。人们除了关心塔本身，更关心塔背后的郑州市有别于其他城市的独特性的东西。需要研究的是如何通过对二七塔及周围地区的规划，使郑州整座城市更具个性，而个性化是现代城市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改善二七塔环境方面，Hassennflug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从个人经验来看，寻找文化个性必须追溯历史。据我所知，二七塔周围在20世纪50年代就是环岛状的设施，如何把现在的设计思路和历史上的基本状况结合起来非常必要。按照欧洲的经验，塔周围的建筑应具有向心性，服务于塔这个中心，否则就会显得杂乱。二是强调二七塔和德化步行街不可分割的关系。德化街由政府投资建造，据观察还没有取得商业上的充分成功。步行街的一个原则是节奏不能太快，太快就会影响步行街的使用效果。建议这个步行街进一步延长扩大，形成更大规模的步行区域。目前，步行者跨越街道要通过空中廊道，这值得商榷。我赞成开拓地下空间的建议，机动车等交通工具避开二七塔和步行区，这样更有利于提升这一区域的商业价值和塔的文化价值，给步行者提供更多的活动空间，并营造一种缓慢休闲的情调。既然是步行区，就要把活动空间留给步行者，而不是车辆。三是二七塔与铁路有密切的关联性，是铁路文化的重要一部分。按欧洲的观点，车站是城市的大门，在这里就要看到与城市标志、城市形象相关的东西，这可以给国内外客人一种温馨的感觉。现在的状况是在车站看不到任何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建议开辟一个良好的视觉走廊，火车站与二七广场能够通视，在车站就可以直接看到城市的象征物——二七塔。四是强调二七塔区域的竞争性。目前市级行政中心、省级行政中心两个节点位置搞得非常好，两个点中间有一环，就是二七塔文化区，但二七塔区域有些混乱。希望把这个节点的作用进行强化，三个点在空间上能够统一起来，更好地体现二七塔的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

张冠增

张冠增（博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教授）认为，郑州很重要的一张牌打得不够好，那就是铁路文化牌。郑州是铁路枢纽城市，郑州北站是亚洲最大的铁路编组站，郑州铁路客运站是全国最大的客运站之一，每天有几十万的旅客被迎来送往。郑州火车站设计建设得很好（起码功能上是这样），内部管理也比上海、广州好。国外在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把前个时代的许多工业文化作为重要的遗产来对待。不仅仅少林寺、龙门石窟是文化，铁路也是文化，铁路文化是工业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而二七塔又是铁路文化的一个缩影，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在欧洲，车站本身就是文化中心。而且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常重视对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我们不敢说郑州的铁路文化在包装之后可以申报世界遗产，但郑州的铁路文化在全国确实是独一无二的。

张冠增强调：“据我所知，郑州在城市的东南角搞了一个世纪欢乐园——火车主题公园，这还远远不够。实际上我对潜在的专题博物馆的内容统计了一下，大概可以列出十几项，因而可以建造一系列的博物馆。我建议把车站区和二七塔区这两个被隔离的空间连成一片，形成中国最大的铁路文化区，在二七广场附近搞一个铁路文化博物馆或铁路文化中心，举办铁路文化博览会，展出中国铁路技术、中国铁路文化，甚至包括中国铁路民俗文化等等，运作得好可以成为郑州市的强势旅游产品，也可以带动整个城区旅游业的发展。郑州市区旅游业目前的状况是为他人做嫁衣。南来北往的客人都从郑州过，去洛阳、开封、少林寺，但在郑州市内停留玩味浸淫其中的情况就不多。郑州市内也有一些旅游景点，但这些孤零零的点远不如二七塔这一带中心区的旅游利用价值高。中心区这个巨大的旅游资源如果被忽略了，将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不能只重视外围，忽视了中心区。”

邹跃进（博士，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副教授）认为，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有时候把一切都变成商品，把一切都变成可消费的对象。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个责任，就是研究怎样通过空间的建构和具体的操作把文化的东西呈现出来，而不仅止于被商业利用。现在二七塔就处在一个被消费利用的境况，所有商家都认为这里有赚钱的机会。但天安门为什么就不会被利用被消费？因为国家的意志使它具有一种抵抗力，我认为二七塔也应通过地方政府的意志，使它处在我们所希望的一种环境之中。我不反对二七塔环境平民化，但平民化与商业化是两码事。

邹跃进认为，二七塔本身有很多的原创性。把塔放在城市中心本身就是一种创造。中国古代一般都是把塔放在世俗之外比较清静的地方，让纪念死者的塔或碑进入世俗的社区，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当我们学习苏联把碑引入城市，让它成为纪念先烈的一种方式时，这种纪念性质的碑被市民称作塔，这是一种转换。后来倡导建设双塔的王辉先生可能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了这种影响。在一个公共空间，或者说在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广场上放置一座纪念塔，确实是一种创造。像郑州二七塔这样建在城市的中心，在全国都是比较罕见的。可能与本地文化背景有关系。据婴父先生的研究，从深层次讲，郑州市民对塔有特殊的偏爱，有“塔情结”，因为塔是郑州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嵩山的古塔群是郑州有资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项目（2010年包括古塔在内的嵩山历史建筑群申遗成功——婴父注），其中北魏时期的嵩岳寺塔，是中国最早的砖结构塔和中国存世最完整最古老的地面建筑。另外，二七塔集古代亭台楼阁各种形制和功能为一体，原本塔和楼阁两种建筑的功能是对立的。塔是封闭式的，楼阁是休闲、登高、养性的，是与自然相结合的开放式场所。二七塔还吸收了欧洲建筑的元素，形成这样一座具有一定艺术性的建筑，这种结合至少是一种创造。另外，从“文革艺术”研究者的角度看，二七塔所使用的元素对“文革”时期有一定的反抗性。“文革”时期所选用的艺术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官方的，一种是民间的，即农民使用的文化，然后再加上西方的正统文化。二七塔所用的建筑元素与这种代表统治者意志的严肃的正统文化形式是有差异的。

邹跃进

何向阳

何向阳（河南省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研究员）认为，考察一座城市，就要寻找它的核心，即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我们讨论二七塔、二七广场与城市的关系，其实就是在了解郑州这座城市的“底细”——龙应台女士有一篇文章，名字叫作《谁的城市》，文中说道：“没有一个广场不泄露这个城市的底细。”这句话说明了广场与城市的关系，说明了城市的外在形态与城市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文学中还有“冰山理论”，如果把文学语言比作冰山露在上面的尖，那么海水下面是文化的、深厚的、波澜壮阔的、暗流涌动的一种局面。如果借用“冰山理论”，把二七塔这座标志性建筑比作冰山露出海面的部分，那么隐藏在海面之下的是城市市民集体的价值观念、处世态度、审美观、想象力以及生命哲学等——中国的建筑包含了很丰富的生命哲学内容在里面，同时具备了史的价值、诗的价值和思的价值。建筑确实是一种宏大的叙事，包括历史的、文化的、诗情的等许多内容。透过建筑、广场我们可以窥探城市的底细，郑州的底细是什么呢？塔在文化中是一个坟墓的变形，是把有身份地位的人的肉身引入天国或进入轮回的象征物。二七塔的建筑元素是一个混合体，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意识形态的混合体，而且混合得比较圆润饱满。3600多年历史的老城与几十年历史的塔也是一种糅合，这就无形中透露了郑州的灵魂。如果说北京城的灵魂以天安门为标志物，代表天子之城；上海的灵魂以上海外滩、新天地为标志物，体现殖民主义和本土文化的结合，资本力量的冲动和文化观念固守的平衡；那么郑州的灵魂应该是混合的，是英雄主义与平民气质的混合，是古老历史气息与少年朝气的混合，是继承与创造的混合，这是二七塔作为郑州的标志物告诉我们的。但是也许这种“告诉”在表达上是暧昧的，模糊不明的，是需要整理的。

董卫

董卫（博士，东南大学教授）认为，郑州是一个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同时又是一个在现代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城市。“革命”这个词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谈起来可能有点滑稽感，但它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历史。城市由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所构成。事件是一回事，事件带给我们的信息又是一回事。一个历史事件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史实，一部分是对史实的评价。不同时代的人对史实会有不同的认知和评价。一个事件要想长期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必须具有意义，这个意义又必须为社会认可和接受。二七塔最基本的意义在于它的社会政治意义。而且由于革命成功了，它的社会意义才凸现出来，才被载入史册。如果革命失败了，它就仅仅是一抹水痕，很快就洇开了、销迹了。塔与周边环境的关系是城市发展的一种文化表现。举一个南京的例子。南京的新街口非常有名，广场中心曾放有一尊孙中山先生的雕像。后来城市与雕像的尺寸、比例慢慢在改变，关系逐步失谐。再随着时间的推移，雕像变得无处安身了，至少现在修地铁的时候已经把它拿掉了。这和二七塔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比较，二七塔与孙中山雕像相比要幸运多了，它周围的繁华程度不比南京新街口差，但它却保留下来了，并秉承着一种精神，成为城市的标志物。分析起来，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是郑州城市文化的一种韧性和定力。二七塔的设计采用了象征主义手法，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延续。虽然西方也采用象征手法，但中国的象征手法与西方不同，中国的象征手法多采用观念上的象征。而且也绝不能用西方的语言来描述或诠释中国的传统（例如对这座塔的解释）；从城市的角度看，二七塔是郑州整个城市文化链条中的一环，是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一个转折点和连接点。通过对二七塔的研究，应该对从商周以来整个郑州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一次新的整合，对城市功能和意义进行新的拓展、规划和诠释，这对郑州重建文化自信心具有重要意义。

李百浩

李百浩（博士，武汉大学建工学院院长、教授）认为，每个地方都要有自己的专家研究本地的特色文化或者叫文化特色，不断发现，不断阐释，不断传播。郑州是个伟大的城市，但老实说很多人有这个印象却一直不知道伟大在哪些地方。上海之所以这么有名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众多的学者在研究它，人们会从不同的方面观察它解读它。郑州还应该从学术的角度多出书，多制造话题，来扩大郑州的名气，扩大正面的影响。一座二七塔是郑州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影，因而“一座塔与一座城”这样一种研究思路和理念是成立的。下一步的工作要围绕几个方面：首先是围绕塔，围绕塔与城的关系进一步挖掘，使用先进理念对城市历史文化积淀尤其是近现代部分进行研究，加工成有影响力的文化产品。其次是围绕这个中心进一步研究城市规划、道路交通、文化设施、景观设计等等。冯玉祥在主政郑州的时候，这个地方曾经做过一个规划，规划采取的是西方的模式。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苏联专家参与我国的工业建设和铁路建设，把苏联的带有古典主义的规划思想也带入了中国，包括广场、环状路等等，郑州也或多或少地带有这种规划的影响。一代一代的规划师对郑州城市中心区（二七塔一带）的规划设计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要把这项工作传承下去，经营下去。也许这个地方会成为中国城市规划史、城市设计史上最经典的案例。对塔本身包括它的建筑形制、艺术性与技术性和文化内涵，也要进行分析概括，总结中国的、西方的元素是怎样在它身上融合的。要对二七塔这个区域的文化进行更深入细致的梳理，总揽全局，深度挖掘。另外，二七塔当初的涵义和现在的意义已经发生了转换，现在是一种文化主题、旅游主题。要注意对这两种主题的开发利用，要把城市文化转换为城市的竞争力、城市经济的平台。

王鲁民（博士，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认为，铁路、二七大罢工和现代郑州的存在与发展关系密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二七塔是郑州精神和文化价值的主要承担者，或者说，在一定时期，只有这座塔能够称得上郑州市的标志。二七塔从诞生伊始，就在郑州城市空间的组织、尺度确定、风貌特征的形成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建成之后的二七塔，随着城市建设量的增加，更是对城市核心区的环境有着特殊的控制、引导和制约的作用。对二七塔的研究，对于重新梳理城市景观构成、探索城市意象的脉络具有非常的意义。(www.xing528.com)

在对郑州城市景观变迁的相关调查中可以看出，上世纪70年代初建造的手工业大楼、纺织品大厦、二七宾馆等，建筑层数的设定、建筑形式等都充分考虑了要和二七塔相配。当时以二七塔50多米的高度，对于周边建筑来说自然是鹤立鸡群，这些建筑也就较容易与之协同，共同形成二七塔为主导的城市核心空间。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在城市中心区新的大型建筑的设置要求的提出，这些新建筑与之协调的问题就成了一个难点。亚细亚商厦、天然商厦、华联商城的建设，都对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工作者形成挑战。从城市尺度和空间组织变迁的角度看，二七塔是郑州城市景观变迁史的一个枢纽，成为了不同时代的衔接者。从塔本身造型看，它是一个奇特的东西。传统的塔自下而上一般都是节奏加快，下面的层高较大，上面的层高逐渐缩小，而二七塔则各层高度大致相同，顶层的高度甚至还要大些，这就造成了其与古塔的重大差别，给人某种新颖的感受。现在的二七塔的建设，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市民的高度认同，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塔就被郑州人普遍接受为自己城市的象征物了。它的图案，作为郑州市的标志在广泛地使用。可见一个被认同的地标对于城市的必要性。标示性的景观对于城市乃至地域的认同价值值得人们特别关注。

王鲁民

新世纪以来，郑州城市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林立的高楼、宏大的新区使得二七塔在郑州景观系统中的地位不再是一枝独秀，但它仍然在郑州的文化精神塑造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对于老郑州来说，它是一个引起乡愁的要点。

王守国（博士，《大河报》副总编，文学评论家）认为，武汉的黄鹤楼、杭州的六合塔，这些建筑的知名度要比二七塔高很多，但从建筑与城市的血脉或骨骼联系的意义上，它们的地位与价值恐怕都要低得多。郑州人对这座塔高度认同，而这种认同很少是来自于建筑或艺术角度的思考——大家的认同应该说是来自一种生活经验，来自于切身感受。正像婴父报告中讲的，郑州目前的常住人口中大约有三分之一都和铁路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郑州市民生活和二七塔的关系有多么密切，从新闻的角度可以举例说明。例如，报纸对照片的需求量非常大，当我们遇到突发事件急切需要照片时，或者照片因为其他原因被撤下需要补救时，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选择二七塔的照片。《大河报》出现在第一版的二七塔的图片就有很多。没有一种高度的认同，二七塔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地方主流媒体的头版上，是不可想象的。再比如报道关于正月十五焰火晚会、北京申奥成功等全民性的节庆或庆祝活动时，郑州的新闻工作者一般都要在二七塔附近获取图文信息，其他任何建筑都不能替代二七塔指代省会郑州。

王守国

王守国认为，把二七塔放在中原文明这个大背景中去看，也有独特的意义。整个中原文化、中原文明能够走在中华文明的前列，是在三皇五帝时代肇始、夏商周时代奠基的，南宋之前保持领先记录，有数千年的历史长度。南宋之后，中原式微，难以代表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二七塔和二七大罢工，作为一个政治符号和文化符号，是中原复兴的象征，是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现在的中原城市群格局的形成，与当时十字形铁路大交叉在河南的形成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现在以二七塔为中心的二七商圈商业业态丰富，人气极旺，在郑州城市经济发展中地位依然不可低估，仍然处于郑州乃至河南商业服务业的制高点上，从而对郑州市实实在在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无论是在中原文化、中原文明的发展史的意义上，还是从这座塔与郑州市民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高度关联上，二七塔的表现都是非常抢眼的。《大河报》开办了一个栏目叫“厚重河南”，当时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走到历史现场，回到历史深处”，紧紧抓住当代人和历史的联系去解读、审视和再现我们河南悠久的历史，以及这种历史在当代河南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存在状态和发展走势。二七塔的研究应该是“厚重河南”这个栏目中含金量极高的近现代史选题。

刘荣增（博士，郑州市旅游局副局长、郑州大学教授）认为，二七塔是郑州城市“可意象性”的一个关键。美国著名学者凯文·林奇在40年前首次提出了通过视觉感知城市物质形态、评价城市的研究方法。从城市的总体出发探讨城市空间的秩序，他提出的“城市意象”一反过去貌似客观的学院派构图法则，引入市民的心理因素，开创了现代城市空间研究的先河。其学说认为人们对城市的理解总是与其他一些相关事物混杂在一起形成部分的、片断的印象，通过可见、可忆的部分城市景观构成对整个城市的意象。当人们坐在家中或闭上眼睛勾画城市轮廓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区域或标志性建筑。一个高度可意象的城市（外显的、可读的或是可见的）应该看起来适宜、独特而不寻常，应该能够吸引视觉、听觉的注意和参与。二七塔作为郑州一个整体生动的物质景观，在人们对郑州的意象中，起到了不只是被看见，而是清晰、强烈地被感知的作用，在人们头脑中很容易形成清晰的记忆符号和基本读点。尽管清晰与可读不是城市美丽的唯一重要特征，但在涉及城市尺度的环境规模、时间和复杂性上，它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市民或外来人员认识城市和感知城市的一把钥匙。凯文·林奇曾说：“一处独特可读的环境，不但能带来安全感，而且也扩展了人类经验的潜在深度和强度。”二七塔正是郑州的独特可读的环境。

刘荣增谈及个人的生活经验：“二七塔作为省会郑州的标志，长期以来通过各种传媒和图片在省内外很多场所传播，从感官和意识方面，先入为主地影响到很多人，他们从未到过郑州，而首先熟知的便是二七塔。我个人的经历也说明了这一点。我出生在距离郑州300多公里的一个偏远农村，15岁之前基本没到过县城，当时我对郑州的第一感知便是二七塔。主要基于十岁的时候我家的一张二七塔黑白照片，图像很是清晰，不知当时父亲在何处得来（他也从没有到过郑州，直到我研究生毕业分配至郑州前），一直摆放在我家的‘神台’（农村传统放在堂屋中央的泥台）上。对于幼年的我曾经产生过强大的诱惑力，进而也一度转化为内在驱动力，郑州由于省会地位和我对二七塔的认识而成为我追求和向往的圣地。研究生毕业后，我终于如愿以偿地来到了郑州，来到二七塔脚下工作，成为一名郑州市民。记得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把父母接到郑州，带他们到二七塔下，亲身感悟二七塔，并留下我们和二七塔的第一张合影。在郑州的十多年中，二七塔又以它所处的独特的商圈地位成为我在郑州出入频度最高的场所。在我对郑州的城市意象勾勒中，二七塔自然而然地成为郑州城市围棋棋盘上落下的第一枚棋子。”

刘荣增

李媚

李媚（《东方艺术》主编、影像艺术家）认为，二七塔的价值中有许多影像和图像的贡献，同时，市民百姓对塔的一致认同形成的机制值得认真研究。为什么二七塔对郑州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那么普遍的影响？为什么它会一次又一次地被复制，频繁出现在商标、粮票甚至是宴会的桌签上？这后面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去想的问题。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物品可以带来视觉上的惊讶，但还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它会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和市民最有关联性的一个标志。我认为一个市民不会特别关注这座塔所代表的工业文明，他是不会故作严肃从历史从学术角度去思考的。在郑州十大旅游景点评选中，二七塔获得了市民14万多张选票，名列第7位，这说明二七塔在人们心目中占据着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是一个大众认同的城市标志。作为一个外地人，我在初次来到郑州之前，对郑州的印象就是这座塔。它是通过什么方式传到我脑海里的呢？我想是通过它的图像影像，那种红色的线描的形象和有关塔的照片。我认为，要研究这个课题，可以采访郑州市民，采集各种塔的故事，通过对故事的解剖，了解塔和普通老百姓的关系，了解市民对塔的这种认同感到底来自何处。是源于塔给他带来的荣誉感、归属感、方位感吗？我特别想知道。市民生活离政治看似很近，其实很远，有些政治概念和政治活动是强加给市民的。但塔的认同是另外一回事，市民在繁忙疲惫的工作之余，有一种朴素的荣誉感的需求。市民相当关心城市形象，关心所居城市的外部评价。二七塔矗立在市中心，市民认为它形体高大，建设速度飞快，充满传奇色彩，一致认为这座塔是好的，给城市形象带来了光彩。专家们会从城市规划学、现代建筑学和古建筑研究等专业角度去思考这座塔建得是否地道，市民不会这样考虑。市民们会认为城市形象的改善会增强大家的凝聚力，会带来外界的青睐，从而带来发展的机会。确实因为它产生了一种荣誉感和自豪感。这座塔又是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和象征物，人们对它又有了一种归属感。另外，由于二七塔标志的反复使用，使它的无形价值迅速增值，使用它可以用较小的成本获得较大的收益，用较小的投资可以获得较好的宣传效果，这是一种经济价值的积累和叠加，图像影像显示了威力，其作用不能低估。

鲁虹

鲁虹（深圳美术馆研究员、国家一级美术师）认为，不同的时代背景和政治背景下对相同的一个建筑会有不同的见解。记得在刚粉碎“四人帮”之后，当时有位建筑学家以批判极左思想的态度去评价二七塔，认为它是一个连体婴儿，是一个怪胎，是一个附会政治含义的奇怪的建筑。在当时那个背景下，一个建筑学家对“文革”非常反感，写了这段话不足为奇。一座建筑的含义是一个不断建构的历史过程。现在郑州市民不再把二七塔作为政治符号来使用，而是把它当作城市的象征和精神寄托的场所。当下的意义最终会让位于历史的意义，政治的意义最终会演进为文化的意义。关心二七塔和其他城市文化实体的价值，延伸开来，应把和百姓密切相关的历史故事、有影响力的事件进行梳理、包装、开发，这是低投资强度高文化含量的工程，这会形成有别于其他城市的鲜明的具有唯一性的文化特色。

孙振华

孙振华（博士，中国雕塑学会副会长、深圳雕塑院院长）认为，二七塔的历史是一个建筑与人群的交流史、对话史。一个公共建筑或一个雕塑作品，它是一个与社会不断对话的过程，它是不断生成的、动态变化的，它的意义也是会变化的，并不适用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公式。建造者的主观意图与建筑物产生的最终效果不一定吻合。它是过程性的，一座建筑不是凝固的，只能放在一个城市和社会中去对话，结局是好是坏当时并不知晓。它是由于价值积累所产生的，是一种正价值的积累。具体到塔是如何被接受的，有三点主要因素值得强调：一是故事。一个有魅力的城市一定是一个有故事的城市，塔本身承载着故事，这些故事凝聚着一些共同的经验，人们因认同故事而认同塔。二是时间。时间会产生一种间距的作用，过去我们常说距离产生美感。一些公共建筑的影响是靠时间的流逝而塑造出来的，不是建筑本身有什么意义，而是时间赋予建筑一种什么样的意义。塔凝固的是一个苦难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的一些记忆和功能逐渐消失，一些新的价值和功能在不断塑造。三是环境。良好的环境是场所的体验所产生的一种亲和作用。许多更好的塔没有产生像二七塔一样的显著影响力，是因为没有处于一个合适的环境、场所，或者说没有处于焦点位置。二七塔处于市中心，市民每天都能见到，与它不断地有一个接触，有一个对话，有一个约会，所以日久生情是自然而然的。

孙振华认为，一座建筑物能够获得这样的价值和意义，之所以能得到这样的肯定和赞美，一定是对话的结果：与城市居民的对话；与城市环境的对话；与不同的知识、学科的对话……正是在对话的过程中，它的意义在不断地生成和敞开。二七纪念塔一旦置放在规划学、建筑学、艺术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等不同的学科背景中，它与这些学科的对话向我们呈现出丰富的价值侧面和令人难以预料的意义。二七纪念塔的立体、网状的敞开，使它呈现出多不胜数的进入路径：历史学家在这个历史现场，通过塔的“在现场”，看到了由它所牵连出的一系列历史事件；环境艺术家在这里，看到一个关于历史现场的景观演绎和变迁的过程；建筑史家在这里看到的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建筑所曾经有过的设计方式和施工方式；艺术史家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座塔是如何成为一个城市的视觉表征，如何被符号化的过程；规划学家在这里看到的是，由于塔，城市中心如何生成，它与城市功能、与城市道路交通相互关系的演变；社会学家在这里，看到的是这座塔所代表的社会重心的跌宕起伏，社会记忆的彰显和淡化，社会心理的移动和流变；城市学者在这里看到一座塔如何成为城市品牌，如何成为城市的礼仪场所，如何成为旅游观光的资源；法学家从一个普通市民争取有关塔的规划设计的参与权而引发的“民告官”的官司中，看到市民权利意识的增长，以及公共空间权力秩序的变化……一切都是对话的结果；一切意义都没有预设；一切的意义在城市的阅读过程中生成；一切的意义被时间赋予；一切的意义被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故事、特定的要求所决定。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这里没有线性的因果，没有机械的决定论。或许我们再也很难说，“创作一个建筑精品”“选择一个精品方案”这样的话了，因为到底是否精品我们真的无法预料。在这个方案还没有和城市接触以前，没有和这个城市产生对话关系以前，很难知道它将来会不会是精品，因为故事还没有发生，我们也不知道未来会有什么故事。况且还有这样的可能，我们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可能只是一只跳蚤。或许我们再也不会轻言，把一个看相不怎么好的建筑拆掉，一旦它与某个城市产生了特定的关系，一旦它负载了一个城市故事，一旦它保留了一段历史的记忆，那么，它的看相、它的视觉审美要让位于它的社会意义。况且，就是一个最一般的建筑，甚至是一个有设计错误的建筑，只要它有意无意地保存了五百年，它就一定是一个宝贝。或许我们再也不能把建筑活动只是当作一个所谓的专业活动，而把普通的公众排除在外了。对于社会学方法的强调，我们将考虑一个建筑，特别是一个公共建筑的民意基础，我们将特别尊重公众的意见，公众的趣味、爱好，他们的需要和评价都需要有特定的方法和途径反馈到城市的管理者和建设者那里，而像《一座塔与一座城》那样所采取的实证的、调查问卷的、现场采样的、文献学的诸种方法，将成为我们考虑任何城市建筑问题时可能参考的方法。

①　油画家笔下的二七塔　雷双　画

②　儿童眼中的二七塔　殷庭颢（8岁）画　2003年　郑州市经三路小学2.2班

③　书法家笔墨间的二七塔　周俊杰　书

④　漫画家笔下的二七塔　王林　画

或许我们将以一种新的视线重新审视规划师、建筑师与公众的关系。规划师、建筑师不再只是主动的给予者，而公众只是被动的接受者；规划师、建筑师不再永远是启蒙者、教化者，而公众只是永远的听众和学生。在新的视野中，规划师、建筑师与公众是互动的关系，他们的区别只是专业的区别，而当他们共同面对社会的时候，他们具有平等的发言权，公众有权参与整个城市规划、建设的全部过程，并对规划师、建筑师的工作保留有批评和监督的权利。当社会的公共空间的权力真正发生变化以后，我们可以说，这时的社会真正是一个公民的社会，是一个民主、共享、参与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