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塔：一座城市的精神象征

1950年代苏联除政治、军事和中国深度合作外，开始在艺术和技术等各个领域对年轻的共和国产生广泛影响。在编制重点城市的总体规划工作中，苏联专家直接参与，在理论指导和实务操作两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1953年苏联专家穆欣研究了郑州的城市现状和发展需求，为郑州勾勒了一个城市规划草图——整个城市道路路网以二七广场为构图中心向四面八方延伸辐射。这让我们联想到了巴黎的凯旋门及其周围道路系统的图形（为了和放射状道路之一的人民路形成对景，郑州市东部的行政区一带后来修建了一些斜向的楼房，因有悖坐北朝南、正东正西的中国建筑传统，受到省委领导的批评，郑州市民也讥为“歪门斜道”，省市两级很快召开会议进行了纠正。实事求是地分析，所谓“歪门邪道”不应当由穆欣承担责任，因为在他提出放射路网规划意见之前，人民路和那些斜向的楼房已经开工建设）。1953—1954年，郑州市组织技术人员，正式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方案，接替穆欣工作的建工部苏联专家巴拉金（全名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巴拉金）亲自修订，加以完善。刘征远先生当年作为青年规划技术干部，被组织上选定跟随巴拉金实习。据刘征远回忆（2004年2月26日），巴拉金主持修复的规划方案对穆欣的方案作了重大修订，否定了单一的放射状路网结构，规划6条对称的主干道及3条环路，形成了放射加方格网的道路框架。巴拉金是苏联一个小城市（俄罗斯摩尔曼斯克市）的总建筑师，当时已年近花甲，长方脸，个头很高，富有经验，比较务实，在规划过程中特别注意了解城市的历史情况和发展现状。他常常是一张硫酸纸，一支绘图铅笔，徒手勾图，做城市道路结构的分析。1955年10月，巴拉金方案报国家建设委员会和城建总局，国家建委于1956年2月22日批复了该方案，肯定整个市区的道路以“二七广场”为中心，形成放射加方格网的道路骨架——这比穆欣方案要更加切合中国国情和郑州实际，以后郑州近50年的发展，总体上没有脱离这个规划方案规定的格局（1998年《郑州城市总体规划文本》规定，“市区道路网络呈环形加放射结构。市区道路分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四个等级，道路骨架由4个环路、12条放射路组成”）。站在现在的郑州市区现状图前，你大体上可以看得出这个六路放射加方环形的轮廓：放射线向东为东西大街，东北为人民路，向北为二七路、文化路，向西为解放路、建设路（解放路和建设路因铁路及仓储设施阻断多年未能连接，2005年前后才完成拆迁实现连通），西南为正兴街转中原路，向南为德化街、钱塘路。二七塔再次被确定为城市总图的核心，这里面既有道路系统构建方式的需要，也表现了苏联专家——同时也是苏共党员对这一特定区位（红色资源）在郑州城市精神中重要意义的价值判断。

郑州火车站东广场

铁路工人雕塑

不过，二七塔及其周邻的城市空间处在这个放射状构图的原点地位，事实上处境却十分尴尬。这个用地规模十分有限的小型广场，2003年大举改造前一直是一个交通环岛。从功能上分析，这个广场既是纪念广场，又是交通广场，还是商业性广场——周边的商业设施几十年来高度密集，以至郑州人不得不制造了一个“二七商圈”的词语来状述这种商业经济现象和城市空间形态。二七宾馆、亚细亚商场、天然商厦、商城大厦、华联商厦先后围堵上来，“根据一种全然不同的价值尺度，这一带商业集中区进行了空间重组，二七塔无论是在精神的价值上，还是在景观的价值上都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这座城市的市民差不多都亲眼目睹了这一让人不快的过程：商业建筑根据逐利的原则向二七塔趋集、集结，以分享它久有的知名度和它实际控制的空间领域。而与此同时，这些建筑各自雄踞一方，并不打算以它为基准，以它为环境中的制衡因素给予它相应的礼遇……”（范强，《居留与游走》，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年）。二七广场被赋予了太多的功能，这些功能相互叠加又相互冲突，因为城市规划管理的控制失误，使得二七广场经常处于功能失谐、空间失序、景观失范、管理失当的状态。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当代诗人颂郑州》书中有李刚太诗《二七广场》一首，诗云：

此是州关旧断桥，工潮过尽接商潮。

巍峨楼宇环双塔，烂漫霓虹伴九韶。

广告遮天云影乱，车流塞地日华摇。

朝朝仪仗随金鼓，喜看红旗上碧霄。

诗人原意是夸奖经济繁荣之象，有评论赞曰“写商城形象也生动可喜”（龚依群语），现在读来，真真觉得是写实手法，用高度浓缩的语汇和结构方式，把二七广场的选址（旧断桥）、商业交通纪念三大功能（商潮、车流、仪仗）和现实困境（广告遮天的景观纷乱、车流塞地的交通拥堵、楼宇环围的建筑拥堵）和盘托出，一网打尽。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首诗更像是一段诚恳的批评。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在奔涌的经济浪潮和纷乱的文化思潮之中，二七塔曾经遭遇到冷与热双重冲击。

冷，即冷眼相看，冷言相向。许多人将二七塔视作红色禁忌，认为二七塔作为二七大罢工的纪念物，是革命的象征、阶级斗争的象征，是这座城市的历史疤痕，与开放搞活的时代主流精神格格不入。仿佛这段故事是郑州城市曾经的羞辱，极力回避，不愿提起。有人调侃说：想办法给二七塔装上四个轮子，推走算了！有人甚至建议，干脆把二七塔拆掉——将二七塔逐出繁华，逐出视觉，迁建到郊外的旷野之中。说得出口的理由有二：一是它的存在严重影响城市中心区的交通，成了一个顽症；二是它的存在妨碍了周边地块的开发，对其他建筑形成制约。隐性的动机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把城市空间中的政治痕迹用外科手术的方式切除。在这些人眼里，二七塔是一个过时的应当绕过去的话题，他们宁可对造访这座城市的国内外友人谈禅说道，带着他们访寺谒庙，或者寻章摘句，向客人描述一番《诗经》中形容的郑州（新郑）“出其东门，有女如云”的浪漫景象，或者吹嘘一下家居郑州（中牟）的美男子老乡潘安“掷果盈车”的魅力。这些人喜欢轻松的浪漫的东西，不愿意太沉重，这无可厚非，他们在历史观、价值观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太大的不对头。只是，他们缺乏中国现代史的常识，或者缺乏对郑州发展史的了解，误以为二七工运是一次铁路工人争取改善生活境遇的斗争，或者是一次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纠葛，以为20世纪上半叶历史烟云渐淡渐远，那段历史中的许多问题终将无是无非。哪里知道，二七工运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有组织发动的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正是通过建党初期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重要实践，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在探索中前进，迅速选择走上军事斗争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即便用国际通行的文化共识来判断，工业文明替代农业文明，民主政治替代封建专制，这也是全世界当然也是中国发展进步的大势。二七工运是一声工业文明在中国崛起的号角，一次工人阶级对封建势力和军阀割据显示力量的有力反抗。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一种新生的政治力量、一个独立的政治集团跃上历史舞台，这是通过二七工运实现的，是在郑州首先实现的，从此工人阶级开始逐步成为中国历史进步的主导力量。郑州人应该为此而感到无上光荣。郑州人为自己拥有3600年前成汤灭夏之后建造的伟大都城感到骄傲，同样，也应该为自己在中国现代工业文明进程中的浓墨重彩响鼓重锤感到自豪。二七双塔像一座丰碑，屹立在郑州市高楼广厦之中，屹立在中国现代史的灿烂星河之中。(www.xing528.com)

①　透过过街连廊玻璃看到的二七塔

②　杜岭街大鼎

③　阳光下的二七纪念堂

①　老百姓都叫它“大玉米”

②　老城墙就在城市里

③　二七塔依然是主角

④　郑州东站

热，即头脑发热，在商海波涛之中，二七塔曾经降尊迂贵，沦为广告载体，被商业利益打扮得光怪陆离，面目全非。在大型商业活动中经常粉墨登场，披挂上阵，而日常状态中又衣冠不整，仪容不修，一派潦倒之象。“二七烈士”司文德之孙司斌克回忆，二七塔在20世纪90年代有那么一小段时间处于病态之中，大钟不再整点报时，几座大钟的表针指向东倒西歪，各不相同，给路人提供的是一组错乱的时间信息。在纪念二七大罢工70周年的一次座谈会上，司斌克对此表示了强烈的不满：“都说是二七双塔警钟长鸣，现在钟都哑巴了！”1996年，郑州市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政协委员沙恩全、孟天才提出“让二七塔钟声重新响起”的提案，反映了郑州市民的关切和要求。

一热一冷，殊途而同归，其结果，都是二七塔的形体空间与精神领地遭受侵害，二七广场，市声喧嚣，红尘万丈，二七塔及二七塔的价值一时间被颠覆被消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