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乐义创新传统建筑形式，二七双塔成果！

二七双塔诞生于1971年，处在“文革”中期。“文革”时期的许多国内建筑作品与其他艺术样式一样，往往直接表现政治概念，因而常常为人诟病，被称作“政治建筑”——在建筑功能方面，是一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容器，展示、张扬革命理念，叙述、描绘革命史迹；在建筑设计方面，用“镰刀斧头”“火炬”“红旗”“五星”等具体的形象符号和特定的与历史时刻、历史事件相对应的数字节律表现政治内容。这一类建筑中常常被人提及的经典案例包括成都市的“四川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广州市的“广东展览馆”、南昌市的“江西省展览馆”、长沙市的“清水塘展览馆”等。

二七塔很容易被归类于“政治建筑”。龚德顺、邹德侬、窦以德所著《中国现代建筑史纲》（天津科技出版社，1989年）在“表现政治性口号的建筑”一节论及二七塔：“河南建二七纪念塔甲方要求建两个七层的塔，以表现‘二七’。但后来因七层比例不佳而改为九层，解释为2+7=9。环境设计中的树木选择等都要有说法，已近乎封建迷信。”如此评论，事出有因，却不够准确，有道听途说和揣测的成分。我们不必刻意回避二七塔出生的时代背景，不必严格将它与“政治建筑”划清界限。但你得承认，它在那个时期那种类别的建筑中实在是一个异类。你只要不存在先入的成见，仔细地观察这座塔的形体与细节，你不难发现，它既不夸张，也不狂躁，色彩和谐，尺度得当。塔首脱颖而出兼有托举红星和张悬旗帜两项功能的竖杆，让人想起俄罗斯建筑的顶端，想起由苏联建筑师设计的1954年建成的北京展览馆的首部；双亭亭帽遮覆下的大钟，又显然属于欧洲建筑的元素。塔身层层接续，水平重复，塔的每层均有飞檐挑角，绿色琉璃瓦构成的檐口整体上形成节奏感。白色水刷石的墙体干净质朴，素雅高洁。双塔连体，结构相扶相助，功能相互依存，每一个标准层的平面都由楼梯间和展览室组合而成，竖向交通与平面的展示空间衔接自然，高下相倾，动静相连，不断递升，周而复始。这种连体双塔结构，集亭、台、楼、馆各种建筑形制和功能于一体，使二七塔具有不俗的艺术品质，也是它有别于其他国内“文革”建筑，在十年浩劫之后，不被整容，不致荒废，而一直获得人们关注的缘由所在。

河南人民出版社1971年底出版发行的1972年年历画

“文革”的吊诡在于破坏，“造反”“打倒”“砸烂”，这些震耳欲聋的“文革”关键词让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记忆犹新，难以忘怀。“文革”的整合政治资源、重建权力结构的政治功能我们且不去讨论，而它的文化使命就像它所标榜的那样，革“封、资、修”的命——具有民族特色符合历史传统的便是封建主义糟粕；类似西洋样式近于欧美风格的便是资产阶级流毒；接受苏俄影响讲究生活情调的便是修正主义货色，对这些东西人们避之唯恐不及。今天分析起来，让人拍案称奇扼腕赞叹的是，二七双塔的两位关键当事人王辉、林乐义，他们个人的文化背景中和双塔的建筑语言中，竟然“封、资、修”三要素样样俱全，无一缺席——王辉毕业于苏联的一流大学，林乐义则留学美国顶尖名校，两人分别原汁原味地吸吮过“修”与“资”的奶水。而“海归”的身份往往遮蔽了林乐义“封”的修养，其实，他也是一位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建筑的专家，深谙“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之道。在中南海怀仁堂改建工程中，“他将旧的宫廷厅堂改建为国家开大会用的礼堂，既要保留其原有宫殿式庄严宏伟的格局，又要辅以新的布局和功能要求”（金瓯卜，《建筑师》，1993年第55期）。“他将一个旧式的建筑，改为成千干部开会的大礼堂，既保留了原有的风格和基础，又赋予了新时代的内容，因而受到周总理和其他领导同志的赞扬”（阎子祥，《建筑师》，1993年第55期）。如果说这是一个古中求新的成功案例的话，那么，首都剧场则是一个借古饰新的佳作。设计过天安门城楼观礼台和钓鱼台国宾馆的建筑大师张开济先生评论说：“林总在北京第一个具体工程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首都剧场，这是北京解放以后所建造的第一个现代化剧场。它的体形尤为完美，其立面构图似乎取义于比较典型的西洋古典建筑，可是所有细部都采用了中国古代建筑的构件形式和图案。这样就把原来以西洋古典建筑为古本的建筑很通顺地翻译成为中国版本了。这说明了林总对于西洋古典建筑和中国传统建筑都很有造诣，因而能巧妙地把两者结合在一起，从而创作出一个带有中国民族形式的新建筑”（《建筑师》，1993年第55期）。邹德侬教授所著《中国现代建筑史》的描述则更加细腻，说首都剧场“在建筑形式和室内外装饰上，摈弃了不久之前生搬硬套古代传统形式的做法，而是利用有代表性的传统符号，如垂花门、影壁、雀替、额枋、藻井以及沥粉彩画等典范，进行再创造。虽然在构造上受到一些批评，但排除了大屋顶束缚，使剧院具有时代感又不失传统精神”（天津科技出版社，2001年）。由此可见，作为一个课题，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林乐义就开始了建筑设计中接通中外熔铸古今的研究和试验。应该说，这种努力贯穿了他的建筑师生涯。(www.xing528.com)

林乐义关于传统建筑形式的意见也有不被采纳的案例。据高介华先生回忆（《忆林乐义对重建黄鹤楼的奇妙创意》，《建筑百家回忆录》，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年），林乐义先生1978年曾经指导武汉黄鹤楼重建设计方案，提出过取法清楼，加以改良，并吸取楚地干栏建筑文化特色的具体意见，对该楼的设计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设想惜未成真，却表现了大师级建筑师深厚的古典学养和探索、创造精神。林乐义这些见解留存在回忆者的白纸黑字之间，可为后人作黄鹤楼建筑批评的参照系——有一种建筑叫作“纸上建筑”，因为各种原因它们在比选中被迫出局没有付诸实施，永远停留在创意或方案阶段，但它们以文图的形式在出版物、在回忆录中继续存世，或者可以证明已被采纳的方案已经化身建筑实体的设计实至名归乃最佳选择，也许随着社会进步理念更新人们在比较之中会发现他们原来错失了最优秀的选项——有时候没有被采纳的意见可能更具真知灼见，有时候“纸上建筑”可能比体量巨大、耗资巨大的建筑更加优美和恒久。

中南海怀仁堂

以王辉、林乐义这样两位人物为核心建造的二七双塔，毅然决然摒弃了难以回避的“文革体”建筑语言，附体塔身的，既有中国古典建筑的意味，又有欧美建筑的元素，还有苏俄建筑的符号，可谓集“封、资、修”于一体，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竟然没有遭遇诘难，竟然没有被人罗织罪名，可以称得上一件奇事。也许，二七双塔建造神速，陡然立起，如同天降，许多当时容易起疑和习惯发难的“革命者”们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就不得不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物质存在。也许二七双塔本身的前卫性让他们目眩神迷了：它是一座连体双塔，一分为二，合二为一，中国建筑史上前所未有；它选择了塔的概念，却将塔从宗教意境和山林环境中移植街衢展陈于闹市之中，整体上又不按成熟的古塔形制去做，放胆创新，自成一体；它熔古今中外于一炉，在中国的建筑设计中较早实施了多元文化符号的拼贴，而超前地具备了“后现代文化”的特征……也许这是造成舆论不一众说纷纭，也造成许多人处于失语状态难以置喙的原因所在吧。不管怎么说，二七双塔作为中国“文革”时期重要的建筑物和公共艺术品，值得学术界认真研究、深度解读和延伸阐释。